最新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革与西部经济发展1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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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革与西部经济发展1论文

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革与西部经济发展

（1）论文

摘要：

本文基于陕西的经验，在一个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制度互动的框架内，着重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给定中央政府发展意愿的条件下，西部地区扭曲的产业结构是由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引起的，而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地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与所有制改革、市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发挥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实现西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论文关键词：

西部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革；市场制度建设一、引言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长、计划化、工业化、内向化为特征的、典型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引人注目：

经济低增长、产业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等（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

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中央政府意志的（孙早，2001），而由中央政府催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多半与当地的技术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悖（林毅夫、谭国富，2000）。

这样，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更为严重。

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以比较优势战略为原则、“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但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扩大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二十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但与此前不同，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吕铁、周叔莲，1999）。

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转换为特征的结构性增长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季铸，2003）。

而且，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对西部开发进展和效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王洛林、魏后凯，2003）。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就自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了。

从西方工业化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价格的指引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

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微观经济主体特征、市场制度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给定中央政府意志和发展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能否体现当地的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则取决于当地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否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以及市场制度环境是否完善。

很多经济学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沈坤荣（199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各产业内部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基本特征，以及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但其研究忽视了我国地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且在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孙早等人（2002）注意到了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在一个产业结构与制度互动的框架内解释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未涉及产业结构转换和市场制度变迁相互作用链条上的微观基础——（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国西部地区扭曲的产业结构已经严重影响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而且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较慢、市场制度不完善，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因而，在一个互动的框架中，探讨西部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二者间的关系作一定的分析，在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在给定中央政府发展意愿的条件下，西部地区扭曲的产业结构是由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引起的，而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地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为此，笔者认为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与所有制改革、市场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发挥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实现西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陕西由于其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代表性和在新一轮开发中的重要性而作为我们个案分析的对象。

二、西部产业结构演进的实证分析结构主义学者克拉克（C.G.Clark）、库兹涅茨（S.S.Kuzenets）、钱纳里和塞尔奎因（H.B.CheneryM.Syrquin），以及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的比重不同；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西部地区济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

（一）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情况表1和表2分别描述了1978-2002年间陕西、全国从业人员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次产业分布的变动情况。

从业人员的产业分布情况看，陕西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基本相同。

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71.1%下降至2002年的53.5%，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虽有波动，但幅度小，总体呈下降之势，从1978年的17.9%下降至2002年的16.5%（同期全国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间又以“七五”期间所占比重最高（20.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较快，其间共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的16个百分点。

2002年，与全国相比，陕西第一、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比全国低了近5个百分点。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分布情况看，1978-2002年间，与全国变动趋势一致的是，陕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下降，共下降了15个百分点之多（全国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先下降、后上升”，从1978年的52.0%下降至1990年的38.9%，此后连续上升，到2002年已上升至45.5%，整个考察期间共下降了6个百分点之多（而全国上升了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到2002年已达39.6%，上升了20个百分点，上升幅度大于全国的10个百分点。

2002年，陕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全国相差无几，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比全国低了近6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三产业比全国高6个百分点。

（二）工业结构演进情况1978年以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重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8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56.9%，远远高于轻工业所占比重（见表3）。

而西部地区由于深处内陆，作为战略后方基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围绕国防科技工业，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电子、能源等主要行业更是得到了“宠爱”。

1978年，陕西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55.4%，比轻工业高出近11个百分点。

仅从数量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工业化”水平较高，按霍夫曼定理，似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重工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快发展显然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无自生能力和竞争力，给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经济增长率低、消费品短缺、对生态环境破坏大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为了解决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问题，轻工消费品工业得到了重视，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逐步得到了扭转。

据表3提供的数据看，全国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总体呈下降之势：

从1978年的56.9%下降至1999年的50.8%，下降了6个百分点之多。

而西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就陕西情况看，1978年后，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经过短暂的下降后，从“六五”时期开始出现反弹，到2002年已增加至65.96%，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之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过几年的发展，消费品短缺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在“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资源短缺日益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为了东部更好的发展，“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西部地区向东部提供资源支持“责无旁贷”。

在这种背景下，陕西自“八五”起将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中心的基础工业提升为主导产业加以重点发展，截至“九五”末，能源化工已成为起主导产业。

其中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就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14.6%（曾昭宁，2002）。

这似乎表明，相对于全国而言，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较快，工业化水平较高。

但考虑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资金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显然违背了当前的比较优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重工业的过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料采掘工业为支撑的，这不仅对生态破坏大，而且还会影响当地和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表4提供的信息看，1978年，重工业总产值中，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7.2%、20.0%和72.8%。

到2002年，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已分别上升至27.2%和26.3%，而加工工业则下降为46.5%，比采掘和原料工业两者所占比重低了近7个百分点。

尤其是西部开发战略实施后，采掘工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四年间共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而且还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这也反映了西部地区工业内部结构的转变离工业化进程中“高加工度化”阶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二产业发展较为落后，第三产业发展稍快。

但如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的产业结构更为落后。

工业在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中已占据相当比重，“数量工业化”水平（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较高。

但从工业内部结构看，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比重较低；在重工业中，原料和采掘工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已超过加工工业，“质量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的结构比例）还较低。

三、基于所有制结构的经验解释了陕西和全国GDP中工业所占比重和工业总产值中的国有工业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

陕西GDP中工业所占比重一直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同时就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而言，陕西也一直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在全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陕西虽有下降，但比重仍很高。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陕西“工业化水平较低、进程缓慢”是由当地的国有工业比重较高引起的。

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布（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和发展情况更多的是基于中央政府发展战略考虑的，违背了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再加上政策性负担引起的预算软约束，自生能力和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差，直接阻碍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

就陕西情况看，在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进入90年代后还有了一定的上升。

这也正说明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和发展因违背了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和竞争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西部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而且因政策性负担严重和自生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软预算约束，使得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机制不灵活，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因而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变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和改革重组已刻不容缓。

在此过程中，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进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应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使其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最终实现各类资本的“各就各位”和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本身的经营决策和发展战略受中央政府意志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产权明确，所面临的是“预算硬约束”，其发展是民营企业家（企业主）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