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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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固有结论的冲击，莫过于对茅盾的评价。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和“二十世纪的别林斯基”的小说大师和理论批评家茅盾，已在重读文学名著、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受到严峻的诘难。

怎样重新认识茅盾的巨大成就、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全面而科学地评价茅盾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史、思想史、报刊史、翻译史等方面的活动及其贡献，走出低谷开创茅盾研究的新局面，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门显学的茅盾学，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需长期不懈进行攻关的重大课题。

虽然茅盾研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现在已走过了70多个年头，但由于茅盾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如此丰富，以致迄今为止，这一领域还有广阔的空间有待开发。

茅盾研究自50年代就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当时研究基本上是结合大中学校的现代文学教学进行的，所以以评析作品为主。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50年代中期之后，茅盾研究开始由名篇名著的评论分析向系统的综合研究发展，先后出版了五种专著：

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王西彦的《论〈子夜〉》（1958）、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1959）、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路》（1959）以及艾扬的《茅盾及其〈子夜〉等分析》（1960）。

这批专著突破了那种局限于作品评论的狭小格局，具有了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标志着茅盾研究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一时期，茅盾著作与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得到重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茅盾文集》，山东师院、中山大学、上海师院相继编印了一些内部出版或油印的茅盾著译目录、年表与研究资料。

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茅盾研究热潮，随着1963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和电影《林家铺子》的运动，很快就冷却下来，到1965年，茅盾研究的发展热头已告中断，文革十年，茅盾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工作，其格局基本上处在创作道路和重点作品的研究阶段，研究范围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分散，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于现代文学教学的局面，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

另外，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发表的30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对电影《腐蚀》和《林家铺子》的大批判文章，粗暴武断、否决一切的政治判决书式的研究流播于学界，这只能使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虽然这一时期也收获了如孙中田、樊骏、王积贤、乐黛云、何家槐、丁尔纲、胡从经、刘绶松、黄侯兴等人所写的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应该看到,大部分评论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乃至庸俗化的偏向，茅盾研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突破。

“文革”后茅盾研究开始复苏和发展，1981年茅盾逝世后，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恢复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与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本来面目，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茅盾研究史上的两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此次历史性评价影响深远，廓清了茅盾研究道路上的迷雾，推动茅盾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与全面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

近二十年茅盾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与重评阶段（1977—1983年）。

这一时期在茅盾研究领域内主要进行拨乱反正和重新评价作家作品等工作，清除文革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使茅盾研究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虽然这个时期基础研究方面有了提高和发展，研究方法与视角有所更新，开始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可喜局面，但研究格局基本上仍处于零散而无总体规划的状态。

二、发展与深化阶段（1983—1991）。

1983年3月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成立，对茅盾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茅盾研究开始从零散状态向集约化发展，从无序格局向有序格局发展，从局部向整体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预料之外的突进，茅盾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最活跃、研究成果也最丰硕的重要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论争：

关于对《子夜》及吴荪甫形象的学术评价问题，关于茅盾与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关系，关于茅盾创作与象征主义关系问题。

这些富有生气的论争表面上看来互不相让、各持一端，其实又都在互为吸收、调整，这对茅盾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国际性学术交流得到加强，通过与日本、欧美的直接对话交流，国内茅盾研究得到了新的参照系和研究视角，研究工作中呈现多方切入、纵深探索的格局，同时，国内茅盾研究也挟其强大的学术实力开始形成由内向外的渗透。

三、回落下滑的阶段（1992年至今）。

1991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次茅盾研究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议，是茅盾研究自兴盛阶段逐步走入低谷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危机自8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当时茅盾研究在呈持续发展势头的同时，业已面临着内外交困和种种新的问题。

随着90年代以来外部环境的困扰和商品经济大潮对纯学术研究的冲击，以及茅盾研究内部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队伍的转移与流失，研究观念和方法缺乏更新等等，茅盾研究步入了曲折与低潮时期，各类茅盾研究著作、论文、研究资料和茅盾著作的出版，呈全面锐减的趋势，甚至连《茅盾研究》会刊也因经费匮乏而中断出版。

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目前坚守茅盾研究阵地的是一批经得住考验、真正潜心于此的研究者，他们为了推动茅盾研究走出低谷、迈向成熟，正在通过拓展学术视野、更新研究课题、加强科际整合等途径来多方探索，这有利于提高茅盾研究的学术品位，将来的茅盾研究的全面复兴和振起必然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的。

纵观近二十年来，茅盾研究无论从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观点与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来看，均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和新的开拓。

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以来有60多种茅盾研究学术和资料著作公开出版，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研究和评述文章多达一千六百多篇。

这一时期的成果，比“文革”前半个世纪茅盾研究的各类成果要多出好几倍，其中不少属于填补空白的项目，如茅盾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文体论、茅盾与外国文学思潮流派、茅盾小说创作的综合研究、茅盾与儿童文学等专题性的论著，以及茅盾传记、年谱和书信集、词典的编纂等。

文革之后最早出现的叶子铭、庄钟庆、孙中田、唐沅、邵伯周等同志评《子夜》、《林家铺子》、《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野蔷薇》等小说以及《白杨礼赞》等散文的一些文章，大多带有重评的性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十年动乱期间流行的一些歪曲、否定茅盾作品的极左观点与奇谈怪论予以驳斥及澄清，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做出实绩，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格局上并没有创新突破。

在前十七年产生过广泛影响、长时间以来被看作茅盾研究入门书的两本专著：

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此时也相继增订出版。

这两本书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批系统综合地论述茅盾文学历程的专著，对茅盾的作品与生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钩沉考证，第一次把茅盾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联系中去考察其主要成就，确定了茅盾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基本常识。

这两本书的再版标志着新时期的茅盾研究起步于上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最高成就之上。

80年代初我们收获了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这两本有份量的专著。

把茅盾的全部创作看成一个完整体系作历史主义的连贯分析，并从中寻找其固有规律，是孙、庄两著的显要特色。

由于占有材料的增加，孙、庄两著在一些方面开创新说，如孙著开拓了对散文大家茅盾的研究，庄著对以一九二五年为界来分析茅盾早期文艺观的传统提法有异议，提出一九二二年说。

这两本书虽然散发新时期的气息，但是作为学术性评传来说还是显得胆识不足，写作上也倾向于历史教科书式的程式化叙述，没有树立自身鲜明的表达风格，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作家实体来。

80年代初发表的学术论文，从广度上来看，除了大量的创作评论外，开始注重对文论的研究。

开放性是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得到公认，但在这个一致认识的前提下，对茅盾与进化论、自然主义和艺术社会学之关系认识仍不一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使深入发展的研究更接近于茅盾早期文艺思想发展的实际。

此外，关于茅盾小说的典型人物提炼问题，关于茅盾的作家作品评论和建国后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与神话研究等等，都有人开始涉猎。

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也被引入到茅盾研究中来，例如乐黛云的《〈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和《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就是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83年之后，茅盾研究进入全盛时期，这一阶段对茅盾的传记研究开始起步，分别有以下专著：

庄钟庆的《茅盾史实发微》、孔海珠、王亦龄的《茅盾的早年生活》、陆维天的《茅盾在新疆》、邵伯周的《茅盾评传》以及李广德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各家评传互为参补，使茅盾形象日趋丰满，我们对茅盾认识的多侧面与深广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其中，邵伯周的《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是一个重要收获，该书作为一本宏观整体性批评著作，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茅盾一生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活动，对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及其思想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写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历史上的茅盾。

该书对建党初期茅盾政治哲学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探索与评述，对五六十年代出任文化部长时茅盾的矛盾处境与矛盾心境的剖析，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很有说服力。

随着宏观研究的加强，过去较少涉及的茅盾思想研究，包括世界观、文艺观、伦理观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已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论文已开始涉及这些领域，例如丁尔纲的《论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道路》与查国华的《论茅盾早期的妇女观及其他》分别就茅盾早期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及其与茅盾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展开了论述。

有关的专著有叶子铭的《茅盾漫谈》、朱德发等人的《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杨健民的《论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以及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等等。

由于对茅盾思想进行全线开发，许多尚未清理的重要课题被提出来了，其中，关于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和文学家的茅盾的关系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

1986年张光年提出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的观点，（《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完美结合》，《茅盾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鲍昌在《期待茅盾研究的新突破》的讲话中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象他那样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见。

”茅盾思想包括政治、伦理、文化、历史、教育乃至科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侧面，舍此，就不会有一个“主体的、完整的茅盾”，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打开，是新时期茅盾研究改变狭小的研究格局的一次大规模突破。

茅盾的作品研究，较之其它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充分的，但主要是指小说而论，从体裁上讲，茅盾散文、杂文、诗词、童话以及神话理论的研究都显得薄弱，尚待进一步深入开发。

历来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的《子夜》研究，在新时期由于研究视角、模式、方法的更新，开辟了许多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思路，出现众声喧哗的学术争鸣局面。

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社会剖析派”的分析，从思潮流派史的角度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审地概括了这一流派所具的“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又如不少研究者从都市文学角度来立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批评。

孙中田的《〈子夜〉与都市题材的小说》（《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都从文化生态角度对《子夜》进行了新的阐释，谭文还就“新感觉派”摹写的“酒吧文化”和《子夜》刻写的“客厅文化”的不同蕴涵进行了比较，认为《子夜》更为典型地凝结和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冲撞。

姜文的《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

〈子夜〉动机模型假说之一》（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