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型组织的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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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型组织的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的研究
效率型组织的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的研究
王强（东南大学产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摘要]组织的绩效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组织的目标，评估方法的科学则保证了组织绩效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公平性，对组织成员具有导向作用。
绩效标准与评估方法制订得不合理、不科学、不完善，对于政府会导致其公共性减弱、经济人色彩浓厚、职能转变迟缓、公共权力运作失范、经济发展缺乏持续的市场动力；对于高校等研究组织会严重影响其科技创新、误导科研人员。
本研究拟通过理论分析、案例对比、实地考察调研，重建效率型组织（政府与高校）绩效的考核绩效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效率型组织主要是指政府与国立学校。
绩效，一般解释为成绩、成效。
该词用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方面，其含义是“社会管理活动的结果及成效”。
对于效益型组织——公司企业来说的公司绩效，就是这个含义。
当绩效用于对效率型组织——政府行为成果的考核时，反映政府的绩效，其含义往往更广泛一些，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业绩、效果和效率，是政府能力的基本体现。
所谓政府绩效，就是指政府在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
政府绩效标准是评判政府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应以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文化绩效、政治绩效为主要内容。
政治绩效主要指政治生产力以及政治产品，即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与稳定中政府的导向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等是重要的参数；文化绩效主要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补与渗透，以及文化的繁荣与整合；社会绩效主要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中安全与犯罪、公平与正义、福利与贫困、稳定与动乱等指标是重要的参数。
这几方面绩效的大小反映的是政府能力的大小与强弱。
高校对教师、研究人员的绩效标准有缺陷，也会给他们传递错误的激励信号，影响我国科技创新与教育水平的进步。
目前效率型组织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谁懂得最多？
官员似乎什么都懂，或者应当什么都懂。
“以吏为师”，自古如此。
学术的是非要指示，文艺的优劣要评判，建筑设计要审定，科研成果要评判。
据粗略统计，需要官员审批定夺的事项，仅中央各部委就有两千八百多项，还不算地方各级规定的事项。
“上海审批项目数是2027项，开发商如要在沪投资一个建设项目，仅通过各项审批环节所花费的时间就要300天！
”
政府官员应管的事情——创造各行业顺利发展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务服务——却多半撂了荒。
最近上海开始清理审批事项，目标是把审批事项从2000多项减少到1000项左右，建设项目的审批环节要从300天减到100天左右。
政府一直忙于考评其他各行各业的业绩，惟独对政府自己这样一个效率型组织的业绩该如何考评，却研究得不那样深入。
举一个例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差，亏损面不断扩大，大家往往从国有企业（效益型组织）身上找问题，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过重、富余人员过多等等，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要负的责任。
笔者认为，相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说，政府的管理创新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更是起到“指挥棒”的作用，进而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行为。
国企亏损的根子在政府。
文献[23]认为“要在权力和服务之间划等号，取决于管理心态的变化”，“真正端正服务观念”。
我认为如果要等官员的心态主动调整过来，恐怕不知要等到什么年月。
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审批多收费多，不是说上级发一个号召就解决问题的，必须有外力驱动。
也就是依靠考核办法的改变。
用干部要看政绩，但谁来衡量政绩、衡量政绩的标准如何确定，这就是一个效率型组织绩效考核的设计问题。
如果没有处理好，就容易演变为凭领导人的个人好恶用干部。
“人民选票千万张，不如领导嘴一张”。
现在我国所说的政绩，主要是经济实绩，包括产量、税利、招商引资数量等一系列指标，还包括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案率、上访率等）指标。
还有的地方开始把失业率也列入考核指标，辽宁、山东、江西等地，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出台促进就业政策，把就业工作纳入政府考核目标。
另外还有环保，“我国加强了对省辖城市环保工作的考核和管理，考核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考核指标逐步与国家考核要求接轨，推动了各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对于扶贫工作重点县，“要建立检查与考核制度。
一定要把重点县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作为重点县领导干部考核的依据。
各省抓重点县的成效如何，是判断省扶贫办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之一。
”“在河南内黄县东庄镇，仅县委、县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考核指标就达１４项，如果加上年度中心工作、县直部门下达的各种考评，总数不下４０项。
这些工作中，能对乡镇全盘工作“一票否决”的就有６项，还有很多单项一票否决。
比如报刊征订完不成任务，乡镇宣传工作就要被一票否决；高产示范园建不成，乡镇的种植业工作就被一票否决。
一旦被一票否决，第一年通报批评，第二年就要调整领导班子。
为了不被一票否决，乡镇干部办法用尽，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
文献[1]指出，目前政府上级对下级的控制还是传统的压力型体制。
“即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
“根据其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
其运行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指标任务的确定：
根据中央的宏观计划，省的计划，与自己竞争的其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与建设情况以及自己的情况制定的，各项指标的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全国、省、主管市的相应增长率。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在2002年2月4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写道：
“1998年我参加某省召开的地市厅局长大会，省长要求：
保证全国GDP增长8％是政治任务，保证我省GDP增长9％也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并把经济增长分解为各项硬指表下达给各地市厅局。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同志说，这个会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大会一模一样。
那年这个省GDP增长9％。
”
二，指标、任务的派发。
岗位目标责任制是派发指标和任务的“制度化”方式。
上级组织的产值、利润、成本、工资奖金等各项指标体系作为指令性计划指标下达给下级组织，作为下一级组织必须完成的目标责任。
奖励措施包括提级、提资、发奖金等，惩罚措施包括限期调离等。
三，指标任务的完成，依靠争资金、上项目、铺摊子。
资金越多，项目就会立得越多，摊子也会铺得越大，这样一来就会刺激经济扩张，造成到处是工地的热气腾腾的局面。
以跑资金、上项目的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
四，指标任务完成的评价。
评价是通过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年度考核，干部述职报告以及工作报告双向进行。
评价的标准则是项目、资金数量以及各种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
带来问题：
从政府的行政效率来看，存在管理效率低下，办事拖拉，投资环境较差。
政府行为短期化，好大喜功，追求表面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出成绩”，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有关国民经济指标数字不实。
下级为了减轻自己的指标压力，会突出成绩，隐藏失误，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
在我国官本位体制下，数字出政绩，政绩可升官，而又没有一个严格的透明度制度可以监督造假行为，这就刺激各级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优势来降低本地区（部门）信息的真实性，从中获利。
“现在，判断一个地方的政绩如何，基本上还是按经济指标的高低排座次，有些地方更要每年张榜竞赛。
爱面子的地方领导上报数字时，便先要打探清楚左邻右舍的底细再进行“调整”。
我们总以为，此类争先评优的做法可以激励落后地区，哪知道许多人反做了它的俘虏。
这也许正是各级政府领导不肯放弃“数字游戏”的原因之一。
”
据文献[18]，2000年湖北各地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继出现大幅度“挤水”，荆州、宜昌、十堰、孝感、恩施等地市州ＧＤＰ共锐减８００亿左右。
在湖北省人大的监督下，湖北省各地开始重新评估、核实、订正ＧＤＰ，具体的操作办法是：
以１９９８年为调整基数，根据财政收入、投资消费额、地方税收、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等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调减各地ＧＤＰ的核算数，挤掉以前的那些数字水分。
多年来，湖北对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实行省、市、县三级核算，而不是逐级汇总层层上报。
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相互攀比，加上各级统计部门的测算方法、标本选择、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差异，致使ＧＤＰ核算数在省与市州之间、市州与所辖县市之间，形成的一个巨大的“肿块”。
到１９９８年，全省地市州ＧＤＰ总数比省政府核算的数字高出８００亿左右。
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数字肿块”，使省、市州、县市区的ＧＤＰ与工农业产值、税收、投资、消费总额之间无法正常衔接，与本地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对于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来说，是遗患无穷的祸根。
在数字指标的压力下，连法律机关这样神圣的部门也开始造假。
“2000年7月，东北某市公安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追逃专项斗争。
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公安局逃犯的抓捕率要达到50％，通知还规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
结果，该市辖下的某市公安局降低上网通缉标准，竟将11名属治安案件且已处理完毕的人员列为“追逃对象”，送上“追逃网页”。
2000年9月，南方某省一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熊某因司法造假被县人大常委会撤销了审判员职务。
经调查核实，1998年熊某向县法院上报办案数208件，其中假案24件。
1999年向县法院上报办案数208件，其中假案133件，两年合计虚报案件157件。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以上报的办案数作为评先、评优、评奖的首要条件，将办案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与“争先创优”活动挂起钩来。
于是，一些单位和个人就不惜采取弄虚作假之手段。
从表面上看，以上地方的司法造假案，熊某、林某等法官、干警有个人功利思想在作祟，但问题的根源还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工作指导思想的失误。
一些单位领导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办案任务完成得越多越好，以此来评判下属的政绩是否突出。
对一些执法单位来说，办案“掺水分”，自己也捞到了好处。
熊某是一个30出头，工作不到7年的年轻法官，通过虚报案件，分别获省高院、市中院、县政府记功嘉奖，被评为“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劳动模范”等。
”人民日报文章要求：
“法院超期限结案、公安机关立案久拖不破等种种司法低效率现象，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所不能容忍的。
但个别司法机关借公布一串串考核数据来代替提高司法效率的努力，又走入了另一个误区。
杜绝以结案数的多少为衡量工作成绩好坏的作法。
上级领导部门要转变工作作风，不能闭门造车，凭空制订考核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不切实际地下压硬性“指标”，分配办案“任务”。
效率不仅仅是数据，而应是效益和速度。
司法效率决不能等同于一年的结案数、破案率，它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标准。
首先，不同地区因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不同，案件发生率是不一样的。
片面追求“数字成绩”，违反科学，必然导致一系列弊端。
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效率的前提，公、检、法必须严格依法办案，程序公正是司法结果公正的必要保证。
若简单以数据论效率，忽视程序法，司法界难免出现类似法官造假的荒唐现象，失却司法公正。
”
数字造假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数字里有水”，另一种则是“水里有数字”，区别同样在于数字与水分的比例。
如果一个数字有一半以上的真实性，水分不足一半，这时候可以说“数字里有水”；如果一个数字里水分占了一多半，则应该说是“水里有数字”了。
为了得到真实数字，对“数字里有水”的，要挤掉水分；而对“水里有数字”的，则只好到水里捞数字，捞上来再挤。
2002年1月1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有一档节目，题目叫《挤掉统计中的水分》。
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的“数字造假”说成“挤掉水分”，不确切，因为当地上报数字所含的水分太多，在一半以上。
比如，2000年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上报47.1亿，经核实为13.8亿，相当于3斤酒里加了7斤水，这只能说是“水里有点酒”。
更邪门的比如该市东郊乡蛋白饲料厂于2000年3月改制后已经倒闭，但还上报产值560万，这就干脆卖水了。
另据2001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山东某乡镇骨干企业缸盖厂，2000年销售额为1457万元，上报为9022万元；1999年该镇实际工业产值不足亿元，却上报7.3亿元；2000年实际产值为1亿元左右，却上报为6.5亿元。
总之，都是一斤酒加6斤水，却当酒来卖[22]。
在虚报成绩成为普遍情况的时候，实事求是的地方政府反而要吃亏。
文献[20]报道，河南社旗县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度统计数据下降15.2%、34.8%、34%、15%、20%、18%。
这个真实数据上报之后，社旗县的年终考核在南阳市13个县区市排在倒数第一名，市里按照年初签订的目标管理责任状，给予社旗县黄牌警告。
南阳市统计局一位干部对记者说：
“表面上看，社旗县2000年的工作排名倒数第一，但如果全市都实事求是地报数据，还说不准谁是倒数第一呢。
”南阳市统计局一位干部对记者抱怨：
社旗县的这一做法，令他们很被动。
因为一个县的数据跌下来了，就意味着整个南阳市的数据相应减少，再报到省里，南阳的工作就被动了。
文献[21]指出：
人们大都认为一些领导所出的政绩数字都是“兑水”、吹大了的，却不知也有“挤水”、“缩水”了的数字。
江汉平原某市一位县级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离任前，开发区国内生产总值高达４５亿元，他调走后的当年，新来的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开发区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挤水”成了４０亿元，当地群众讥讽道“某某书记带走了５亿元”。
有的领导则扮演着“兑水能手”和“挤水英雄”的双重角色。
鄂西北某县级市曾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２０世纪九十年代末出人意料地呈现出跳跃式发展：
１９９６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猛增４０％左右，一举宣布整体脱贫；第二年便跻身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列；第三年这个市再次夺得全省十强县市桂冠。
第四年该市市委书记迁任某市党委“一把手”，便由“兑水能手”摇身一变成了“挤水英雄”，暗示有关部门重新“盘点”全市各种经济数据，导致前任的政绩数字大“缩水”。
当然，新任领导也有不“挤水”的时候：
前任升迁后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自己不便否认前任的政绩，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也不言；有的则是静悄悄地挤水，不张扬其结果，只做“两本帐”，分别记下前任的政绩数字和自己上任“挤水”后的数字，以备来日不时之需。
各地各部门追求局部和单位利益，争资源、争资金，在“竞争”中地区主义、部门主义日浓，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珠江三角洲机场已十分密集，地处三角洲的某市仍然要建，理由是他们有钱；四川乐山距离成都仅百余公里，乐山要建机场；长春与吉林两市已分别建有机场，两城市间还要另建机场。
甚至连位于5000米高原、民航飞机无法起降的某地区也在申请建机场。
但不少已建成的机场效益又如何呢？
据报道，九江、蚌埠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仅为100多人，芜湖机场为3800人，阜阳机场为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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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上亿元的机场，状况好的每天也就始发旅客十几人，盲目投资造成的浪费惊人。
领导能当上领导，说明智力水平起码正常，他们为何要“三拍”上项目？
关键是对自己的政绩有好处。
不从业绩考核的根子找问题解决办法，再讲“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是枉然。
胡伟教授认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造成决策性浪费的根源所在”，我看是缘木求鱼。
胡伟教授认为“只要决策者稍微转变一下作风，不那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决策性浪费应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认为这话无异于对牛弹琴，让猫不要吃鱼。
就好象请那些公款吃喝的官员“稍微嘴下留情，就可以每年减少上千亿的浪费”。
基层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保住乌纱帽或追求升迁，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牺牲其他群众的利益来达到目的。
乡镇干部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往往高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各种提留摊派也顺理成章地水涨船高，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各职能部门为了完成财政创收指标，分摊城市建设任务，往往利用本部门的职权加大收费、罚款力度，结果搞得企业和百姓苦不堪言。
“三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据《中国工商报》报道，“安徽省阜南县朱寨镇实行殡葬改革罚款制度，每具尸体如果不火化，就要罚款２０００元，即使村里没有人去世，也要按照分配的火化指标罚款。
而款罚完了，再有人去世是实行火葬还是土葬，镇政府就不闻不问了。
结果，自实行殡葬制度改革后，这个镇不但没有真正落实火化政策，反而使土葬之风盛行一时，农民责任田中的坟包越来越多。
”“既是计划生育，当然也要有指标，不能想生就生。
一些人便在这指标上做起了文章。
不是想多生吗？
那就拿钱来，只要交上几千块钱，指标有的是。
更为可笑的是，有的人不想再生，计划生育干部就跟在人家屁股后央求人家再生一个。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计划生育搞不成，反而越生越多。
某乡规定养猪要交费，不养？
那就按人头交，有几口人，就算养了几头猪。
这里，人头与猪头已辨不清。
”
在现在的压力型体制下，政府官员的行为类似于企业家，他们要为自己管理的地域或部门的财富增长决策、经营。
而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的行为在企业家特征以外，加上了“官员”特征，因为他们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随时可以走出企业，成为官员。
政府履行企业家的行为，进行选项、立项和经营等经济活动，有产生腐败的巨大危险。
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行为短期内产生的效益和效果上，忽视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和昂贵代价。
例如文献[17]指出：
在各地招商引资活动中，有的地方就不顾本地经济的客观条件，层层下达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硬指标”，落实到单位和个人，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实行“一票否决”。
重压之下，一些部门、个人就弄虚作假，搞起“数字招商”，不顾实际，急躁冒进。
这样“大跃进”式的招商引资不利于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并引发很多弊病：
有的地区为争引项目，大搞“优惠大战”，拿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做“筹码”，招商门槛越降越低；有的地方官员为显政绩，虚报招商引资数额；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不问投资者的信誉，投资产业是否合理，招商成了损害当地经济健康发展的“招伤”；还有的地方草率从事，盲目招商，大搞形式主义，组织庞大的招商团远赴各地参加各种招商会，合作项目意向书签了不少，履约率却很低，甚至一无所获。
引资不成，开支不菲，“招商团”成了观光团。
在政府官员的任期内，一些官员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取得突出的政绩，会不顾客观条件限制而大上项目，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外表，不重本质。
当财政资金不足以支撑项目时，一些官员会大搞集资活动，搞劳民伤财的浮夸建设，加重企业和百姓的负担。
这些项目往往缺乏科学论证，倒闭亏损，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属于“钓鱼工程”，后备资金不够，一旦官员离任，就成了“半拉子”工程。
湖北某地要建个厂，要老百姓集资，许诺是30%的回报率，农民节衣缩食投资，工厂草率上马办成了，结果却因产品没销路垮了。
政府只好从财政拿钱，按银行利率给老百姓还钱。
这个学费最终还是政府承担了。
可政府的钱还不是老百姓的钱吗？
但决策者连检讨也没写一份。
即使追究责任，往往也是从轻发落。
更糟糕的是，有时决策了，连责任承担人都没有。
而真正受害的，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
阜阳机场投资3.8亿，连小学生都被要求集资，而建成的机场却基本闲置着。
如果用这笔钱去建希望小学，不知能解决多少失学儿童的上学问题。
只可惜建小学不算官员政绩，建机场算。
政府部门起草法律，许多官员又作为人大代表直接介入法律审议和监督，不可避免要造成政府自己立法，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
本应分立而有所制约的权力之间交叉，混杂，使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而表达民意的性质大打折扣。
现在的县长、乡长主要不是对本地区人民负责，而是对考察任命他的上级负责，好大喜功地创造政绩，给上级看，浮夸虚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扭转这种不良现象的根本出路是直接选举，他必须对本地区负责，也只能这样做，因为选票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选拔时权力的流动方向是单线的，由上至下的，选拔社会是与无限政府孪生的，最高权力不受被统治者制约，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被管辖对象、被统治者负责。
做官的“诀窍”是取得上级首长与领导的“欢心”，如民间顺口溜：
“能喝半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进京；能喝五两的喝两口，这样的干部要调走”。
由于选拔者握有不受下级限制的特权，难免孳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丑恶行径。
全面选拔所造就的往往是一个权力不受民众和法律约束的无限政府。
一些由组织部门主持的调查考评流于形式，往往是领导早就决定了，调查考评只是一个参考，并不影响领导决定。
在这种形式下，一些干部群众也害怕打击报复，不愿说实话，反映实际情况，结果调查中敷衍话居多。
有些官员虽然群众意见很大，组织部门也清楚，但没有制度性的表达，照样提拔升迁。
长期以来，我国党政机关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度，没有建立一套严格的考成制度，工作落实情况无人过问。
“人事部门发现，一些干部的鉴定内容空洞，语言抽象，套话连篇，缺少实质性和个性化的东西，失去鉴定的价值。
”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单位重视不够，主管者翻翻上年的记录，来个“克隆”，公章一盖，省事省力；二是“好人主义”作怪，大家都抱着“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态度，只讲“锦上添花”，不愿“挑毛拣刺”，结果“个个出类，人人拔萃”，皆大欢喜[19]。
新华社记者高友清经调查分析后指出，“多年来，各级组织部门在提拔任用干部、考核干部政绩的过程中，缺乏可供定性的严格量化标准和科学指标体系，加之县市级以上领导经济责任离任审计长久缺位，因而给干部对政绩数字随意兑水、挤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助长了干部实用主义的庸俗作风。
一些干部只热衷于玩数据游戏：
吹大数字对我有用时，就肆无忌惮地兑水；而缩小数字对我提拔有利时，则拼命地挤水。
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既有损党政干部的形象，又不利于形成各级政府科学决策的真实数据体系，已到了非下大力气整治不可的地步”[21]。
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失灵”的概率往往要比“市场失灵”的概率高得多。
政府不要认为规定什么投资或引进外资金额应当达到多少，职工人数达到多少人，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等等，那应当是企业家考虑的事，市场经济主体自我竞争与协调的事，而不是政府应干预的事情。
从政府效能方面看，政府的经济管理效能较差。
表现在，一些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政府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好，例如农村基础教育；有些应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以有偿、收费的方式来提供；有些政府不应进入的领域、不应当从事的活动政府部门却大量介入；有些应由企业管理或微观调节的微观层面的事情，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干预。
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
适应经济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要求，消除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与提高企业财务数据的透明度相比，“最难的还是各级政府如何达到透明度和真实性标准。
”
从政府的行为成本方面看，政府的行为成本较高，行政成本增长过快。
地方行政机关盲目追求高消费，开支逐渐膨胀，其支出水平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而对于效率型组织――高等学校中专业教师的评价，目前的做法也存在问题。
“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不懂教育和科学的真谛，只是为了统计和管理上的方便，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各校的资金分配，和每一教授的奖金、评级等挂钩，和每一个学生是否能参加答辩能否获得学位挂钩，变成了制度性的强制”。
“把工业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到学术研究里面来，强调产量，强调量化，只能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的影响。
”“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
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
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
””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连续第四年空缺，反映出我国的科技工作在原始性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
去年岁末，一部分在我国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科学家曾在一起座谈“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创新”。
他们的看法颇有见地。
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多数单位的科研评价体系有问题，比如，对人才的评审、管理、考核都简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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