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公共讨论中的多元共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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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公共讨论中的多元共识

中国互联网公共讨论中的多元共识

——基于政治文明发展进程里的讨论

苏颖

2013-05-0210:

22:

46　　　来源：

《国际新闻界》（京）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在互联网这个敞开的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内的公共讨论，也许能加速中国社会中一直缺乏的“公民德性”的积淀，从而促成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中所缺乏的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多元共识的产生。

但是与之相对，互联网公共讨论中共识的逐渐分化，也意味着社会价值的强烈对抗，在中国这种脆弱的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之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共识解体的征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关键词】多元共识/公共讨论/互联网/政治传播/政治发展

　　学者伊尼斯（2003:

28）这样描述媒介在文明中的作用：

“也许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

或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获利和灵活性。

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

”由此观之，伊尼斯认为媒介对文明的影响在于，它的长期使用是对时代信息的吸收与记录，这些信息逐步转化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影响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塑造新的文明形态。

我们可以将知识结构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体系，亦即从媒介出发，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媒介——文化体系——社会体系——政治体系之间的影响脉络，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进程。

一个社会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共识，就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

　　现代文明是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且有高度同质性的系统，它们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决定着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性质（杨阳，2007:

251）。

在文化方面，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其作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特征，文化告别为精英垄断的时代而走向大众，大众传媒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之后，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甚至有了“碎片化”的趋势，强调文化对个体的意义，具备某些“后现代”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以其延续性为特征，相对于现代文明它是一场革命性的演变，现代性因子在传统文明中几乎难见痕迹（杨阳，2007:

253－256）。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被卷入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入，中国延续性的文明进程走入了断裂阶段。

互联网等新媒体所塑造的公共空间，为这种文明转型所需要的全新知识体系的塑造提供了舆论考究的空间，加速了文明的更新换代，但是中国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发展步伐与知识体系的前进步伐并不匹配，这使得知识体系内部无法达成统一的基本共识，知识体系日趋多元化甚至分化，公共讨论——尤其是民众舆论呈现最多的互联网公共讨论，呈现出相当混乱的状态。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正逐渐走入关键时刻，但是这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机制并不成熟的国情之下，以上变化可能导致社会的严重分裂，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从而摧毁政体，甚至一个社会共同体。

本文最终期待探讨的是在这样的文明进程里，在互联网所提供的全新空间之内，国家、社会、你我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和可尽的努力。

　　一、互联网与中国政治文明转型

　　现代政治体系面向的是一个权力高度分化的社会，这意味着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的政治系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首先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分离的基础之上。

政治领域成为制定规则的专门性的领域，而社会脱离于国家权力，逐渐分化，成为一种自发秩序。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明缺乏这种分化和自主性的构建，互联网的传播则为我们带来了这种期待实现的可能性。

（一）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敞开

　　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的空间都是私人空间。

因为“家天下”，朝堂之上无所谓“公共空间”；因为政教一体所教化的“臣民文化”，宗祠之内亦无彰显个体意识的“个人空间”。

本文所说的公共空间是指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私人空间是指向私人关系开放的空间，包括家庭和群体；个人空间是专属于个人不向其他任何人开放的空间。

　　媒介，如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出现，使得权力的触角进一步延伸，不仅使帝国以传统社会所能承受的成本，在广袤空间范围内的统治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政教一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使权力的长期延续成为可能。

可以说，印刷术与造纸术强化的是专制行动者（王、士大夫、乡绅）的行动能力，巩固的是帝王的江山或空间。

　　即使报纸、广播等现代大众媒介被引入中国，也无法从根本上有效挑战这种社会空间结构。

因为大众媒介并非向所有人开放，对它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生长的私人空间（如家庭衍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可以说大众媒介塑造的是精英倾向的社会空间。

　　然而这种空间特征，因互联网、手机，包括二者结合而成的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扩散与应用而出现转变的契机。

互联网（Internet）一词本身就意味其是技术平台的穿越（Inter）与平台使用者的结网（Net）行为的结合。

它的低门槛进入准则意味着它正在构建一个向更多人开放的空间，它的共享精神证明着这种开放空间的公共性特征，其开放程度和公共程度超越了以往一切传播媒介。

　　同时，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互联网强化了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个人空间，它不再像电视一样通常是全家一起观看的娱乐，而往往在使用者独处时使用。

尤其是以手机为媒介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人们即使在广场、公交车上、机场里等传统的公共空间内都能浏览网页、发表网络日志，沉浸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这体现手机媒介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个人化的能力。

（二）公民德性的积淀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里的专制君主不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对民众实行全面的行为控制，还借助一套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

在这种刚柔并济的持久统治与教化中，民众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养成了一种卑微顺从的奴性性格。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从降生之刻起，即被牢固在相应的等级之上，隶属于各式各样的主子。

这样的民众是为“臣民”，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为“依附型政治文化”。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依附型”政治文化都伴随着一套特定的礼法与仪式。

如果说愚民教育旨在熏陶人的灵魂，那么礼法与仪式则在于规训人的身体。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长期塑造，“臣服”也就成为了某种铭刻于臣民身上的可遗传的生物性记忆。

　　然而在互联网这个开放的空间内，网民正在通过网络学习与陌生人的交往方式和在公共场合的发言规则。

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网民对公共事务与公众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中国内地论坛的互动性高于港澳台地区、海外论坛及英文新闻组（吴玫，2008:

25），而且互联网的议题有非常明显的公共性取向，尤以“政治”话题更容易引起关注（安珊珊，2009）。

　　另外，在互联网的政治讨论中，以“话题”或“思想”区分个体，各种思想派别依据个人的兴趣聚集起来，这体现出互联网交往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网络个人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是公众，尤其是中国人，开始认识“我是谁”的起点，亦为塑造主体意识的起点。

　　以上网民意识的变化，可能为我们带来从传统臣民到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变。

公民是主体意识与公共意识的结合：

没有公民行使权利的主体意识，臣民的劣根性就可能在现代社会复活；没有公民履行义务的公共意识，个人自由就可能演化为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

　　总之，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第一次为中国政治文明形态敞开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而且在这一空间内正积淀着中国社会一直缺乏的“公民德性”（Civility）。

中国社会逐渐觉醒，“文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渐向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发展。

多元共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由中国公民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协商、争辩、冲突之间形成。

　　二、中国互联网公共讨论的多元共识

（一）共识、多元共识

　　“共识”（Consensus）是指在一定时空环境内人们对价值理念以及达成价值理念的方式的公共认可。

“共”表明其明确的“共有”（Con－）特征，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承认。

而“识”表明认识或态度，意味着一种消极意义的认可态度，而非主动的赞成行为（如投票行为）①（萨托利，1999:

139）。

现代政治体系的统治合法性根源于社会成员在价值和信念上对其统治正当性的态度认可，因此从功能上看，共识履行了一部分政治支持的功能。

　　人们对“共识”的认识历经了从“统一”到“多元”变化。

18世纪下半叶之前，共识论基本上是“全体一致的共识论”，代表人物如卢梭（1997:

24－25）对“公意”的阐述②。

直至19世纪，随着政党竞争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多元共识”不但适合而且更有利于良好的政体。

基于社会多元的合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与观念的存在，所谓共识只能以一种“交叠共识”的形态存在（罗尔斯，2011:

133－138）。

这种多样性价值的信念秉持着思想自由的原则：

“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正”，并通过“猛烈而认真的争议”，真正“领会真理的理性根据”（密尔，1982:

56）。

但是，多元共识并非对“冲突”的赞美，共识仍然是政治的关键问题，“否则任何民主的体制都不会长久地经历选举和政党竞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刺激与挫折而依然生存下来”（达尔，1999:

182）。

因此，共识应当“承认社会现存差异的前提下来努力小结或弥合各阶级、各阶层的分歧”（张华青，2011：

译者序）。

　　现代社会能够在共识与冲突之间达成有效平衡，得益于人们对多层次共识的认知。

共识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它们各自要求的一致程度是不同的：

首先是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又可称为“基本的社会共识”，它决定着社会是否从整体上分享同样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

不能断言共同体层次的共识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它是民主的一个有利条件，过度分裂的社会将无法维系自身的稳定与发展。

第二是政体层次的共识，即对政治体系包括其运行程序的共识，尤其是对解决冲突的原则和规则的共识，而这是民主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民主的起点。

民主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将程序的共识强加于不同意者/异见者的制度。

第三是当局层次的共识，即对特定政府及其政府政策的共识，它针对的是统治者，而不是统治的形式。

在现代民主政体下，这一层次的共识往往作为“异见”而存在（Consensusasdissensus）。

　　多元共识是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日渐多元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那种共识已经很难在当代重现，多元共识及其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系，因而成为当代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

（二）现象与根源

　　中国网络兴起的公共讨论呈现出蓬勃之势，这些讨论有时延伸至互联网之外，成为互联网舆论监督、网络问政、互联网政治参与等实现的推动力。

按照本文对共识的层次的划分，这些都属于“当局”层次的“共识”，“异见”的频繁彰显的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亦出现了第二、第三层次——政体、共同体层次共识的分化倾向。

中国互联网中与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相呼应，同样出现了老左派、新左派、中间派、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中国民族主义等政治价值的分化。

互联网公共言论的主体源自社会中间阶层的温和派讨论，互联网政治讨论呈现出显著的态度“非极化”状态，但在一些特定的论坛群体中已出现显著的“极化”现象（乐媛，杨伯溆，2010），其中右派的极化程度（30.4％）又高于左派的极化程度（28.5％）（乐媛，杨伯溆，2009）。

不论是“老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抑或其他，它们都是各自一整套的具有完备逻辑框架、价值追求的理性学说，内含对国家与政体的想象。

　　当前中国互联网中众声喧哗的舆论潮，以及舆论浪潮背后的价值差异，并非简单的媒体呈现，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本具有先天性的不足，价值分化也并非当下才呈现出来，它源于历史，植于现实，互联网政治讨论里呈现出的巨大价值差异只不过是这种分化的折射。

并且由于互联网传播的独特性，加之错误的政策选择，正在加剧这种价值分化，解构着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社会共识：

　　1.文化层面：

危机并发症导致传统共识的崩溃

　　传统中国社会以“地主（经济系统）－士大夫（文化领域）－官僚（政治领域）三位一体”的稳固结构维系着它的运作，这反映出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甚至政治体系（王权）与教化体系（儒教）合二为一。

这保证了政治体系运行的连贯性，但其变迁模式蕴含着一种“危机并发症”，即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并发，一旦一方崩溃，则二者皆崩溃。

传统中国文明“危机并发症”的爆发，让近代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全面危机”的压力之下启动，中国现代化道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1987:

25－41），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全能主义社会”③（邹党，1994:

7）。

这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清扫了传统社会所构建的支撑中国文明维系千年的基本共识——儒教。

　　2.政治层面：

政治发展与官方主导社会共识的松动

　　中国政治体系的第二次现代化转型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这在知识与文化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转向为实用主义的治国方式。

但因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之前中国并没有为社会培育自发性的文化秩序，政治改革再次触及“危机并发”的魔咒：

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导致社会主流价值的混乱，一场启蒙主义的思潮走向激进改革，最终酿成一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零和博弈。

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仍然存在某种脆弱的“态度的同一性”，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向往，在进入90年之后，这种同一性逐渐走向解体。

90年代的思想论争以1997年至2000年那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为代表。

论战最初在《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等杂志中展开，后逐步扩散。

两派在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现代性、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论辩，知识精英内部的左右分立逐渐明晰。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后殖民文化理论、文化民族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纷至沓来，它们以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叙事展开反思或抨击，当下中国已经很难划出那条泾渭分明的左右分立之线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几波大的分化，80年代那种思想的同质性已经基本解体。

中国知识精英内部，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指向，还是在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变得不可通约，甚至难以对话。

　　3.媒介层面：

新媒体的影响与社会共识体系的多元化

　　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主导权，这种“去一体化”的特征对威权主义权力体系产生冲击，使得社会权力体系由纵向逐渐转为横向特征，并且互联网中的讨论还存在着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它可能强化人的原有观点，促使持相同观点的人的集群，甚至极端化（桑斯坦，2003:

47,51）。

　　如果说90年代的思想讨论主要在纸质媒介中进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阶层内部的行为，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新媒体应用的范围扩大，讨论的公共空间逐渐转移，讨论主体也逐渐转向普通民众。

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以1999年在“强国论坛”上的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为标志性的引爆点。

互联网论坛（BBS）具有强公共性，尤其在中国，互联网一开始就充当了政治表达的渠道，其政治指向性就更为明显了。

微博，一种强公共性与强个人性的媒介平台出现之后，使得对这些话题的理解延伸到更多的可能之前不那么注重公共话题的普通民众当中，从而不断引起新的舆论潮。

　　多元共识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成果，但是因为这种价值争论已经涉及部分政体现象，作为共识已达到政体层次，甚至共同体层次，这一方面提醒着当局需要继续调整政治体系的结构（以应对政体层次社会共识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多元的、甚至不断分化的共识与官方主导的一元化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势必产生巨大张力，此时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维持稳定性，防止社会进一步分裂，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应对共同体层次社会共识的变化）。

　　三、结语

　　社会共识与政治意识形态一样，都履行着政治支持的功能。

政治意识形态来自国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整合社会；共识是来自社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支持国家。

如果二者完全衔接，将展现出一个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如果并不完全衔接，也不能对此予以否定，事实上，这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多元共识有利于良好的政体，而当局层次的共识作为异见而存在，甚至是民主的重要表现。

需要谨防的是社会的严重分裂，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这可能摧毁当局和政体，甚至一个社会共同体。

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维系基本社会共识的途径，以及互联网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中国互联网政治讨论对社会基本共识的培育功能要走入良性机制，技术层面问题可以克服，文化和合法性问题则需要宏观层面的调整。

本文提出以下原则性对策：

　　第一，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应实现分离。

让文化秩序成为一种自发秩序，为社会敞开一个充分论辩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搭建社会共识的培育空间。

而这需要当代知识分子责任承担；也需要当代媒介的作为——需要制度化媒介，更需要依靠非制度化媒介的中立专业主义精神。

　　第二，政治体系应增强“谋求支持”的能力，培育国家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

包括在政治传播中引入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提高谋求“特定支持”的能力；同时调整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途径，提高谋求“散布性支持”的能力，领导人个人品质、合法程序、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的调整等都应纳入合法性谋求途径中。

　　第三，需要为良性公共讨论的培育提供技术和制度保障。

互联网产品设计要防止观点的极端化，遵循“广场原则”（所有的网络形式必须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协商与对话的“广场”，为人们提供一个交流共同经验的平台）、“必须链接”和“必须刊载”原则（必须提供竞争对手，或与之意见不同者的链接，或刊载其意见，以提供接触相左观点的机会）。

理想情形是制定相关制度将这两个原则确立下来。

　　社会共识的培育是长期历史过程。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正统价值观自先秦提出，直到汉朝“独尊儒术”才得以确立。

西方政治文明虽经五起四落，但基本逻辑（人、社会、权力内在的二元对立）却一直沿袭。

中国传统文明资源在危机并发症中已消解无几，新共识的确立需时间、需谨慎，欲速则不达。

　　注释：

　　①这也是Consensus与Consent（同意）之间的区别。

　　②“我们每个人都以期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③即“一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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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4]乐媛，杨伯溆（2009）.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二十一世纪评论》（香港），4,23-2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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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卢梭（1997）.《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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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罗伯特•达尔（1999）.《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乔•萨托利（1999）.《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10]吴玫（2008）.测定非正式公众领域：

中国互联网政治论坛量化分析．载杜骏飞（主编），《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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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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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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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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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