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研究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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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标准化前沿

——“模块化”研究报告

李春田

前言

为什么要研究模块化?

为什么说模块化是现代标准化的前沿?

这要追溯到20年前。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受其震动最大的莫过于标准化界。

因为他不仅在书中宣称要向标准化“发起进攻”，而且预言今后的社会是一个“打破标准化后”的多样化社会。

他认为这样的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标准化“正被取而代之”。

我作为一个标准化宣教工作者（当时在国家标准总局宣传教育处）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因为它会起到“动摇军心”的作用。

于是我奋笔疾书，连续发表文章予以驳斥（见《中国标准化》1984年第6、7期）。

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反复思考时，我认为托夫勒先生的观点中，确有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因为他极力否定的是工业化时代的、行将过时的标准化，他所宣扬的是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

这样一次重大的时代变革能不触动标准化的原有体制吗?

标准化体制乃至标准化的方法论难道不需要改造和创新就能完全适应这个崭新的时代吗?

对此，我进行了长期的思索，并把这定位为我自己独立研究的方向。

后来当我细读《第三次浪潮》时，书中有一段论述启发了我，他认定制造业将发生一场“剧变”，通过计算机设计和其他先进技术，能使越来越少的零件完成越来越多的功能，可以用一个“整体”来取代许多单个零件。

他认为，这样既可取消标准件，又可摆脱那种“因为产品被分成零件然后又煞费苦心地重新组装起来”的装配式生产方法。

这实际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模块化，但是当时我的知识层次只进展到组合化。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知识积累我才豁然开朗，一条灿烂的曙光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模块化”。

它最有可能成为标准化的新的生长点，成为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标准化利器。

标准不会“消亡”，标准化的新的制高点便是模块化。

到了1991年我的这个认识更为坚定了，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模块化的研究与讨论势在必行”的文章与童时中同志的一篇论文同期发表，以期动员标准化工作者共同投入这项事关标准化未来发展的理论探索。

文章发表后，得到积极的回应，当年中国标准化协会便召开了首届全国模块化理论与应用研讨会，1994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研究模块化的越来越多。

但是，由于《标准化法》的贯彻实施，标准化工作者关注重点的转移，以后的有组织的研究便断了线。

我和童时中等不肯罢休的人便“转入地下”，各自独立探索。

童时中同志后来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论著《模块化的理论、设计方法及应用》，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我则因为自己的功底较浅，仍在继续进行知识积累。

为什么现在抛出这个研究报告?

我现在急于发表这个很不像样的研究报告，不是因为我的知识积累已经差不多了。

而是一种外来的压力令我迫不及待。

简单地说就是，日本的模块化研究起步比我们晚，按青木昌彦的说法，日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这一概念，而我们早在1991年就召开了全国规模的研讨会，日本的第一次研讨会是2001年召开的。

但是，日本虽然起步较晚，甚至晚了10年，可今天的动作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政府、学术界、企业家都清醒地意识到模块化的重大意义并且开始进行政策考量。

同志们，只要你读一下本报告的第一章，你便会产生一种跟我一样的时不我待的感觉。

为什么这份研究报告采用这种方式提交?

说实在的这既算不上是什么成果，又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我认为研究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研究报告也就是学习报告。

因为这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项目，既没在任何部门立项，又没花国家一分钱，所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事。

连报告的体例格式都是打破常规的，我是纯粹的“自主研究”，这恐怕是受了模块化思想的影响。

我把这些年积累的支离破碎的知识分成10个模块介绍给读者，其目的仍然同20年前一样，希望标准化界的朋友们重新聚集力量，夺回我们的优势。

模块化作为现代标准化前沿技术是当之无愧的，本报告的全部内容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模块化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发展，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准化利器。

建设创新型国家，不能光讲空话，要真干、实干，要到前沿阵地“浴血奋战”才能夺取制高点。

我已经老了，寄希望于年青一代。

努力吧，这里是你可以为祖国而发扬火力的战场。

李春田2006年11月5日于沈阳天柱山老年公寓

第一章模块化——产业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从一次非同寻常的学术讨论会说起

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理解这一变化，经济学和经营学领域里开始流行的关键词就是“模块化”。

电脑企业不仅通过廉价、高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的范围，而且引导着产业结构向能够最好地发挥这种能力的方向转换。

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就是“模块化”。

一、关于“模块化对日本产业的冲击”的学术讨论会召开的背景

原日本通商产业省下属的通商产业研究所，随着通商产业省改为经济产业省，该所更名为经济产业研究所，并由政府机构的建制中分离出来，于2001年成为独立行政法人。

2001年7月13日为纪念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成立，在东京举办了一场学术讨论会。

讨论会的主题是：

“模块化对日本产业的冲击”。

讨论会由庆应义塾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生院国领二郎教授主持。

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的有：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兼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NTTDoCoMo董事兼i-mode手机事业部部长梗启一、京电公司董事长桥本浩、日立公司董事兼日本综合科技会议议员桑原洋等。

著名管理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副院长卡丽斯·鲍德温（CarlissY．Baldwin）教授应邀出席了这次讨论会。

鲍德温教授是现代模块化理论权威。

1997年他同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金·克拉克（KimB．Clark）教授联名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题为“模块时代的经营”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模块时代”的概念。

作者在文中论述了模块化现象在若干领域里从生产过程扩展到了设计过程（产品创新开发过程），并且敏锐地指出模块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这篇震撼力极强的论文引起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和企业家们对模块化的高度关注。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举办这样一次研讨会并且把“模块化”作为主题，不仅是受了鲍德温教授模块化理论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试图把模块化作为调整日本经济产业结构、振兴日本经济的一把钥匙。

会议主持者国领二郎教授在他那简明扼要的开场白里把这次讨论会的宗旨和要达到的目的讲的再明白不过了。

他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思考‘模块化’问题?

这个出发点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始，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得绝对的优势。

但是，80年代后半叶起又逐渐失去了优势，到了90年代则越来越困难了。

通过分析过去的情况制定下一步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大的线索就是‘模块化”’。

从会议主持人的这段话里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日本学者在为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而焦虑不安，在所有可能采取的对策中，国领教授认为“其中最大的线索就是‘模块化’。

”从而不难理解为制定日本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经济产业省提供战略咨询的产业经济研究所，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纪念该所成为独立行政法人的隆重日子里，把“模块化”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广为议论。

足以证明日本经济学界、产业界和政府对模块化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不然他们不可能如此兴师动众。

说到这里，必须向读者介绍一位在日本大力倡导模块化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以研究微观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闻名于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先生。

他最近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被誉为“当之无愧的经典理论著作”。

就是这样的一位极有发展前景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当着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成立之际，他毅然离开国际一流的斯坦福大学，回到日本担当起这个研究所所长。

据上海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说：

当有人问起青木先生为什么离开世界著名的学府回到日本来主持这个研究所的工作时，他说正是为了实验“组织的模块化”。

张军教授评价他“在政策研究者与产业界之间搭建起了一个平台，体现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

一个世界知名经济学家不仅关注标准化中的模块化，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社会实践中来，这足以表明这位经济学家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出众的眼光与学识，看清了模块化理论和模块化实践的美好前景，尤其是它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他到了这个研究所上任伊始就举办这样的讨论会为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奠基。

他实际上是这次讨论会的发起人和主办人。

青木所长在讨论会上做了“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理论”的学术演讲。

一开始便以其经济学家敏锐的目光尖锐地指出：

“IT（信息技术）革命对现代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影响在哪里?

它绝不仅仅体现在光缆的铺设量、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互联网的上网次数等可计量的指标上，也就是所谓新兴信息产业的崛起上。

这是因为信息的交换与处理技术的变化正慢慢影响着人与人、工作与工作、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整个产业结构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他的演讲一开始就把产业结构同模块化联系起来。

他之所以重视模块化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模块化理论对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特殊意义，而且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信息技术革命造成的对原有产业结构的挑战。

青木教授任教的斯坦福同举世闻名的“硅谷”同处于美国旧金山湾。

斯坦福大学为“硅谷”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青木教授亲眼目睹了硅谷的兴起和发展。

他把硅谷现象同日本的现状加以对比，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产业体制上的弊端。

他在深入研究了硅谷的“模块设计”原理在产品创新能力上的重要优势之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在汽车和电子制造业落伍于日本之后，美国的新产业却走在了日本的前头。

他说：

20世纪90年代，我在硅谷，那里是“模块化”的先锋——大量的风险企业的主要“战场”，从那里观察日本，我看到其实是日本人自己制造了“失去的十年”。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青木先生回国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召开讨论会并把会议主题定位于“模块化对日本产业的冲击”。

二、经济产业研究所是“组织模块化”的试验田

这次讨论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实践经验谈如何理解和正确运用模块化原理。

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深入浅出。

参加讨论会的企业家在发言中不仅论述了产品的模块化设计对产品开发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意义，而且将模块化原理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应用于经营管理的许多方面，组织的模块化便是其一。

青木先生听了大家的发言，深有感触，就“组织模块化”问题，联系他自己和经济产业研究所今后的改革又做了一次长篇发言。

他这次发言的重点就是要把经济产业研究所作为“组织模块化”的试验田。

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1．从前的通商产业研究所是通商产业省的直属（内部）机构。

因为是政府机关的内部组织，所以根本没有“模块化”。

研究部长和研究官员的工作性质也很模糊：

行政组织管理和专业研究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随着独立法人化的改革，研究人员变成了非公务员性质，这个研究所作为“模块”从通产省分离出来了。

2．新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没有笼统地提倡普及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提供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且摆脱了短期经济政策的框架，独立地思考日本真正的结构改革究竟需要怎样的政策。

3．公共政策研究迄今为止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但是，随着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改革，这个领域被“模块化”了。

而且采用非公务员的组织形式后，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能通过挂职锻炼暂时脱离政府的业务，像藤本先生、中马先生这样一边在大学执教一边也能兼任本所的教职研究员，从民间还招聘了包括中国等外籍人士在内的专职研究员。

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希望研究所里能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

随着将经济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实施相分离，从长远看，我相信两者的互补性反而会增强。

经济产业省和其他部门的行政官员最近有很多人希望到经济产业研究所来工作。

4．在组织内部的模块化方面，把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完全分离，这一点也很重要。

青木说“现在日本有很多人提倡‘大学改革’，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本来应该专心于教育、科研的教授会议却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行政问题。

比如，听说有的大学的教授会议连学校的电梯应该设在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