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晋商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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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晋商文化
传承晋商文化
昨天的晋商是山西的骄傲
今天的晋商是山西的品牌
明天的晋商是山西的梦想
明、清、民国时代，晋商雄踞徽、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之首，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
人们往往把晋商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提并论。
明清以来五百年间，当时的山西商人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
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的外贸大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厂，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印尼爪哇、西达阿拉伯国家、里海，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晋商活动范围横跨了欧亚非澳四大洲。
晋商所到之处，设庄贸易，逐渐有小村镇发展为城市。
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一说到晋商，好像以晋中为代表，这是个历史的认识误区。
大量史料足以证明，临汾一带才是晋商的发源地，平阳商帮才是整个晋商的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到清末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称雄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
晋中几个大院无论考古价值还是建筑艺术都不能与襄汾的丁村老宅相比。
晋中是几个大院，丁村是整个村;晋中是晚清及民国建筑，而丁村是民代、前清、晚清分段建筑。
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只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明清时代，平阳府的亢氏，人称“亢百万”富可敌国。
据《清椑类抄》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
平阳亢氏号称千万两，实为最巨”。
另据史载，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及洪洞的刘家、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尤其是襄汾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
而晋中的晋商在清朝中叶开始兴起之时，平阳晋商几大家族资产早已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晋中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兴盛时资产在百万两到七八百万两，与平阳帮不在一个档次。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的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
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商帮一枝独秀的年代。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的亢家。
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
据《清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
”《中国经济全书》称：
“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
”许指严所撰的《象牙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
“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
”当时流传‘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梁有万石’！
”
《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载：
“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
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
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
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就是现在扬州瘦西湖的前身。
第二时段：
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祈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竟辉并存的年代。
当时的平祈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北京、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东南亚一带。
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
“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
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
晋商设立钱庄和票号这一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标志这进上由商业经营转为货币经营，从而结束了镖局时代，开创了钱庄票号业时代。
从此以后，以武术称雄的英雄豪杰的地位，逐步让位于在商业竞争中以智力、财力取胜的财东掌柜。
原先贸易手段是黄金、白银、铜币，异地交易需要镖局武装押运，而今各大钱庄、票号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大商铺码头的分号，一纸银票汇通天下，即迅速便捷，又安全可靠，从而使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设立的钱庄和票号，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
正象中国商业是学会会长胡平所说：
“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
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国外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
”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除临汾亢家外，还有襄汾尉家和王家。
襄汾尉家在雍乾时期，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是行人股三七甚至四六分红，鼎盛时期“日进万金”。
尉家还聘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应举，直至乾隆丙辰中进士，并为襄汾尉家留下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难得糊涂”等石刻墨宝。
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的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
第三时段：
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
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前。
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襄汾人在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及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临汾赵家兄弟创自明朝正统年间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的。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是襄汾刘家。
乙亥举人刘笃敬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临危受命，从濒临倒闭的晋中渠家手中接任山西商会会长，积极组织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的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250万两白银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
这一壮举显示了晋商与列强的竞争中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的载入了我国近代史册。
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太原电灯公司及附属面粉厂，刘笃敬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永载史册。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又接替了步履艰难的晋中票号领袖渠本翘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的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
《山西通史》卷六称赞刘笃敬“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还有襄汾杨家。
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成为西北商界巨魁，他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创立了山西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新绛大益纺纱厂，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以上家产。
对于平阳商帮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
2005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山西视察后，颇有感触，要求山西省认真研究晋商精神，并总结了十六字的“晋商精神”，这就是：
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
李长春指出：
“晋商精神确实是山西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应该在经济界、企业界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在振兴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认为尤其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学习、借鉴和弘扬晋商精神：
一、重商立业、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
“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是一种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
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读书应试”。
当时谚语“有儿开商店，强于做知县”，“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家有资财万贯，不如一片小店”等在山西广为流传。
乡民说起“人家是做大买卖的”时，在语气中包含着一种对人格品质的肯定与精明、干练的褒奖。
姑娘找对象，一听说对方是“买卖人”，婚姻大事多半能成。
流传于山西民间“俺娃蛋，俺娃亲，俺娃长大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馨”。
“咚咚喳，娶来啦，俺女儿不嫁啦，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女要嫁那字号里的掌柜的”的民谣儿歌表达出了这种感情。
一直到今天，在山西如果需要陌生人帮忙时，仍然称“伙计”表示尊重与亲切，就像其他地方喊“师傅”一样。
这种以商致财，用财立本，重商立业，以商为荣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
这在当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是山西能够商业人才辈出、晋商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主要原因。
这里举一个在上商言商的典型列子：
当时全国的商界公推的“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祖籍榆次郝家沟。
这个人在晋商中大德恒的掌柜，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特诏御赐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
当时本银为400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行资本已增至1000万两，遂该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仍任行长。
推翻清朝以后，阎锡山请他当晋胜银行的行长，并代办“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
民国15年（1926年）设“斌记五金行”，贾继英仍任经理。
民国24年（1935年），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食物十足准备库”，由阎锡山亲自兼督理，贾继英任经理。
后来他受孔祥熙邀请出任中国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并兼任大西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主任，此外还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直至民国33年（1944年）患肾炎病故于兰州，时年70岁，葬于兰州市南玉泉山魔。
他曾创办了山西晋华纺织厂，兴修“天地渠”，筹资兴建甘肃矿业公司，静宁罐子峡煤矿、徽县炼铁厂，窑街水泥厂等企业。
他的这些经历说明可什么问题呢？
晋商也好、大清也好、民国也好，不管阎锡山还是蒋介石，都要用这个人，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号称“金融泰斗”啊！
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没有贾继英”，由此可知其赫赫威名，这也印证了现在公认的一个观点：
企业家是稀缺的宝贵资源。
这个人还有更加可贵之处，就是送礼行贿全都不要，死后处留下一些他喜欢的字画以外，银行没有分文存款。
我们现代企业家就应该像这样的人学习。
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以贾继英为榜样，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廉洁敬业，心无旁骛，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二、博大宽厚、胸怀全球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
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又具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商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更具有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商务纠纷和协调东伙关系的大家风度。
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
“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
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
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守旧，也并不是甚么“守财奴”、“吝啬鬼”、更不那么“小家子气”。
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
晋商每到一处，则组织商会、建立会馆。
各店如同一家，彼此联结起来，互相提携，一致对外，应对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形成一个纵横链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
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
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晋商无不解囊捐助，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
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
商号与商业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
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经过再三了解后，认定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
否则，即婉词谢绝。
既成“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
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帐，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复盛全财东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洋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广义恒绒毛店借复盛西五万元，仅以数千元的房产抵偿了事。
晋商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舍钱买个厚道，不愿动不动打官司，舍钱买个害。
三、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晋商的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额历史文化土壤中，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的创业进取之路。
商号掌柜、伙计长年伏案劳作，经常熬夜，加上环境阴暗潮湿，半数以上的得了痨病（肺结核），他们毫无怨言，仍是一丝不苟，爱岗敬业，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晋商的开拓性非常强。
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终年风餐露宿，酷暑严冬，盗匪横行，丢命失财时有所闻，但他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处处表现出艰苦创业、不畏冒险的敬业精神。
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北走蒙藏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量是不可能实现的。
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
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杀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
我国除“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茶叶之路”。
晋商开拓的那条茶叶之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仑，再到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
这条“茶叶之路”比“丝绸之路”还要长。
榆次常家是做茶叶生意起家的，其祖先长年累月用独轮车把福建武夷山的茶叶，一直推到蒙古的恰克图贩卖，终于创下常家诺大的家业，为此常家后人至今仍把独轮车尊为传家之宝。
日升昌票号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款，从海上乘船回山西总号，途中遇到台风，漂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会到总号，钱款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的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遇到土匪，他赶紧将钱物埋到树下，与土匪巧妙周旋，。
终于满载而归，银钱分文未失。
商号伙友忠心侍主、协力同心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
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
日升昌的创立者李箴视、雷履泰正是因为有极强的创新精神，才能在全国性的大商业网络中，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果断的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的站在当时商品经济的潮头。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又一特点。
以金库的选址为例。
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金库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是最大的金融秘密。
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面的隐秘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侧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
四、严格严密，完整有效的管理制度
首先是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
晋商由于实行了大掌柜（总经理）负责制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摆脱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根本缺陷。
大掌柜（总经理）对资本运用和人事升降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得干涉。
财东不在商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示商号内的人为自己办事，不干涉商号的业务。
大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的名义在外活动。
在各个商号历任财东和历任大掌柜的名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任财东都是一个姓，有父传子，也有兄传弟，而历任大掌柜却均是不同的姓，体现了选贤任能，经营权不祖传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根本缺陷。
例如雷履泰的接班人选聘的确实三掌柜的儿子。
其次是现代企业制度，即规范科学的股份制，一般认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尽然。
早在明清时代，这种两权分离的股份制已有晋商成功推行。
晋商不仅推行资本入股，
而且独创人身顶股，与资本股一起参与红利分配。
晋商的股份制独具特色，分银股和人力股。
人力股，也叫人股、身股、劳股，指票号内的伙友，根据能力大小和岗位身份差异，贡献大小，由财东（董事长）和大掌柜（总经理）定期评定每个伙友的人力股份额，从1.1股到0.1股不等，不搞终身制。
银股、人股同股同酬，享受票号四年一次的股金分红。
比如，最多的一次分红，大掌柜分到白银1.7万两，小伙计分到1000两以上，年平均200多两，而当时县太爷的每年年薪才45两。
晋商实行人力入股，银股人股同酬的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伙友的敬业精神和积极性，而且对稳定中上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商还实行良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
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东、掌双方的权益和行为。
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大掌柜则作到忠心事主，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如太古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的首任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
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反而三番两次付其本钱，让其在干，后终于转败为胜。
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开设了“富盛泉”、“富胜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经理遂成为效忠东家，敏惠干炼的商场名将。
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分号按总好授权分工负责；账目实行日结、月报、年清制度。
伙友三年不准请假；每日店铺都要点检，多出来的银两一律没收，少出来的一律照赔。
凡此种种，一整套管理制度近乎苛刻，但都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保障了商号的规范运作和金融安全。
商号的保密管理制度更是别具一格。
信汇有专用信封、信稿及格式规矩；行文采用密押，如1—9个数字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名代替；万、千、百、十、两、钱用五言诗“世事多变更、诸君宜预防”代替；年、月、日均另有代码字。
汇票还采用先进的水印防伪技术。
日升昌票号的大方印，他们一锯为三，大掌柜执1/2，二掌柜、三掌柜各执1/4，三块印同时捆绑盖章才算有效，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账房，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
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殴的，立即开除出号，而且其他商号也永不会录用。
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里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
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戒之。
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古今中外无数事例都说明，有一套好的制度，懒人可以变勤劳，笨人可以变聪明，没有钱可以挣钱，没有人才可以吸引，没有技术可以引进或创造，管理漏洞也能堵死。
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聪明的人会变笨，勤劳的人会变懒，管理漏洞反而会越来越大。
五、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作为国家繁荣、企业兴旺、家庭和睦、个人尊严的源泉，起着基础和阶梯的作用。
诚信经营是晋商创造辉煌的主要秘诀之一。
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重于一切。
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採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
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的近悦远来；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
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
信誉高自会招徕主顾。
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茶庄经营的某一种牌号的砖茶后，长期够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
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
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
双方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要办到。
其指导思想是：
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号要求兑付白银。
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
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对付了现银本息。
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
几十年后老太太搜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
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梁启超层评论说：
“晋商笃守信用”。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
山西民风平和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
在义利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
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
关帝祭拜是中国宗教发展中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结晶。
要求商人恪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
先义后利、意义制力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
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
“首重心，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六、乐善好施、济世悯人的社会责任感
晋商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事业视为“陶朱事业”，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感。
临汾民间至今流传着“家有千贯，盗贼一半；家有万贯，皇上一半”的调侃民谣。
晋商不仅要让自己富，还要让自己的家乡富。
他们作买卖时，让利销售；对于钱债无力偿还的就一笔勾销；对待下人和雇工和善，待遇丰厚；经常救助灾民，投资公共设施建设，造福一方。
正是因为晋商的这种宽大的胸襟使得不论朝廷还是人民都拥护他们，这是晋商成功的关键。
乾隆《临汾县志》对亢家有这样的记载：
“亢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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