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集易说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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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集易说初探

《二程集》易说初探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黄忠天

一、前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将易学分为义理与象数两派，其中论及义理派又细分为王弼之「老庄易」，胡瑗、程颐之「儒理易」，李光、杨万里之「史事易」，此即《提要》所拈出之义理三宗。

惟义理派易学发展繁富多元，自不局限于上述三宗。

而独树一帜，堪为一代义理派易学宗师者，亦不乏其人，非仅止于上述五人。

不过，在千百家义理派易学典籍当中，论其影响最广，阅读最众，迄今盛而未衰者，殆属《易传》（即《十翼》）与《周易程氏传》（以下简称为《程传》）二书，《易传》奠定二千年来义理易学诠释体系，《程传》则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至极，即使程颐之后，义理派易学著作虽多，然大多仅能略作修正终究难以逾越，进而取而代之。

无怪乎清初大儒顾炎武亦慨叹曰：

「昔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

」

历代易学著作可谓牙签万轴，汗牛充栋，然《程传》能独步千古，而为易学必读经典者，非徒其书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官学外，更重要的是《程传》具有两种优点，其一是平实明白、说理精到。

盖能以浅近之言，寓醇实之理，故四库馆臣推誉为「言理精粹，自非汉唐诸儒可及。

」（《四库提要》．卷三．叶二》）其二是因时立教切于世用。

其书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事，而多淑世之言，故宋．魏了翁云：

「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故无智愚皆知好之。

」（《经义考》卷二十引）因此，九百年来，《程传》成为学者必读之书，亦为诠释易理，研究易学者相与讨论对话之基础。

伊川积五十年之学，平生著书，惟见《程传》，其毕生精力，于斯可见，其高足尹焞云：

「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

」（《经义考》卷二十引）不过，据程颐门人杨时《跋》云：

「伊川先生着《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

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错乱重复，几不可读。

东归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踰年而始完」（《经义考》卷二十引）吕祖谦亦《跋》云：

「伊川先生遗言见于世者，独《易传》为成书，传摹浸舛，失其本真，学者病之。

某旧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标注皆和靖亲笔。

近复得新安朱元晦所订，雠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书，与一、二同志手自参定，其同异两存之，以待知者。

既又从小学家是正其文字，虽未敢谓无遗憾，视诸本亦或庶几焉。

」

从上述诸论观之，《程传》由于在伊川生前，始终未曾刊行，以致其亡殁后，书颇散亡，幸赖门下诸弟子及朱熹、吕祖谦等人多所校定，使后学得以观其书。

《二程集》为二程著作之总集，其中包含六大部分：

《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暨附录一卷、《河南程氏外书》十二卷、《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暨《遗文》一卷、《周易程氏传》四卷、《河南程氏经说》八卷、《河南程氏粹言》二卷。

二程易说即分别散入在这六大部分。

其中在《遗书》、《外书》、《粹言》者，主要以语录的方式呈现，在《文集》者则散见于杂着、书启、遗文中。

除此之外，伊川易说以单独成篇或专书呈现者，其一集中于《经说》卷一＜易说＞，内容以解说＜系辞＞为主；其二即为《周易程氏传》四卷，分别包含＜易传序＞、＜易序＞、＜上下篇义＞、＜周易上下经＞几个部分。

据清康熙时，朝鲜．宋时烈曾将《二程全书》分类编辑为《程书分类》一书，其中将所收录二程易说，并为《易》类一卷，凡二八七则；（不含《程传》一书），惟据笔者自《二程集》所辑易说，则约有五百则，虽然上述统计，不全然为伊川先生语，其中尚杂有部分程颢（明道）之易说，惟就伊川部分言，已颇称繁富。

虽然朱熹曾云：

程子高弟尹公尝谓：

《易传》乃夫子自着，欲知道者，求于此足矣，不必旁观他书。

盖语录或有他人所记，未必尽得先生意。

（《文公易说》卷十九）

文中朱熹似以二程语录，多为他人所记，未必尽得二程之意，不过，吾人从中归纳伊川诸多易学思想，仍颇有可与《程传》推阐相发者，甚至可补其未备，诚不可等闲视之。

本文拟从《二程集》中所载伊川易说，尝试探赜索隐，比较其与《程传》之关系，并藉兹深入掌握程颐整体易学之思想。

二、《二程集》易说主要内容

（一）记录《程传》撰作与传习

《程传》为伊川先生积五十年之学，所完成唯一架构完整、思虑谨严之著作，宋．尹焞云：

「欲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惟《程传》撰作历程、传习情形，单从《程传》一书，难得其详，仅见先生自署「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故朱熹于《伊川先生年谱》亦云：

「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

」因此，欲了解《程传》撰作与传习，仍须借助《程传》以外资料，特别是《二程集》来探求。

＜系辞＞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观伊川先生之《易传》亦可谓忧患之作，由于伊川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回避，致遭党祸，哲宗绍圣四年二月（一０九七年）诏毁伊川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丁丑，复诏伊川涪州编管，时年六十五。

哲宗元符三年（一一００年）正月移峡州编管。

四月获赦归洛复官。

徽宗崇宁二年（一一０三年）又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并尽逐学徒。

大观元年（一一０七年），时年七十五岁卒，洛人畏党籍，惟尹焞、张绎、范棫、孟厚四人助理葬事，一代大儒其晚年遭遇如此，诚天人同叹。

《程传》撰作始末，据《程氏遗书》云：

「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

」（卷二四，页三一四。

）研判其《易传》，当潜心酝酿多时，不轻易著书，真正动笔应自六十岁（一０九七年）丁父忧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始，而成书于六十七岁（一一０九年）贬于四川涪州之时，前后约八年。

不过，《程传》成书以后，却始终未曾出书，其主要原因，正如伊川所云：

「某于《易传》，杀曾下工夫。

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商量，书则未欲出之也。

」又云：

「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

……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

故且更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

」　又云：

「《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进尔。

然亦不必直待身后，觉老耄则传矣。

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也。

」从上述诸说中，可见《程传》从成书迄其寿终，历八年之久，祇因其用心审慎，冀有少进，故原期以三年修改后出书，后又期以十年，不意在第八年即因病辞世。

以致《程传》亦几乎散乱亡佚。

当然，《程传》未能出书，除伊川对《易传》一书始终审慎谨严，精益求精外；北宋末年之党争，导致哲宗、徽宗两朝曾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授徒，甚至门弟子于伊川卒后，仍因畏惧党祸株连，竟不敢助理葬事，仅由尹焞等人料理之。

无怪乎伊川生前穷约晦处、俭德避难，始终不愿出书以邀誉贾祸。

至于《程传》当日传习，正如伊川所言「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门人亦间或以《程传》请益，如《河南程氏外书》云：

「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卷十二，页四四一），再如《外书》云：

「和静（尹焞）尝以《易传序》请问曰：

『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

』」伊川曰：

「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

」（卷十二，页四三一），另《外书》又云：

「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

」（卷十二，页四三九）

由上述观之，伊川确曾以《易传》示门弟子，并与学子多所论《易》，惟其书始终未曾付梓，门弟子虽偶蒙赐阅，终不敢多阅，即如程门高足杨时，于伊川生前尚未能亲受旨训，待得其书时，却又已错乱重复，难以卒读。

虽然《程传》于伊川生前未能广为流传，死后亦几遭散亡，然其说理精醇，切于时用，终能承先启后，成为宋以后学《易》者必读经典，盖其来有自矣。

藉《二程集》诸易说，使吾人得以想见伊川《易传》当日撰作与传习光景，其学术价值，诚不可小觑。

（二）说明读《易》之法

《二程集》多为语录之体，乃二程平日与师友门下讲学论道之纪录，其中论述易理者伙矣，其与门人论述读《易》之法，尤弥足珍贵，诚堪学《易》之津筏，《程传》一书虽偶或有之，惟其书旨在疏释各卦各爻，终不若《二程集》可以畅论读《易》之方，超然于卦爻之外。

兹归纳其主要论说如下：

１、首重三家易学。

《程传》固为伊川生平之学之所在，然其书取资于前贤者不少，尤其《程传》上承王弼以来义理派易学传统，集义理易学之大成，而为义理易学经典名作，吾人除藉由《二程集》可探求其易学渊源外，亦可藉兹知读《易》之门径。

如伊川与金堂谢君（湜）书云：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

（《文集》卷九．页六一三）

又《遗书》云：

《易》有百余家，难为徧观。

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

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

（卷十九．页二四八）

由伊川独推三家易学，或许正如宋．陈振孙所云：

「文义坦明、象数殆尽」之故，此与伊川揭橥「由辞以得意」之主张实相契合。

伊川曾答张闳中云：

　　　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遗书》卷二十一，页二七一。

）

由是观之，伊川继承王弼以来义理派「得意忘象」之论点，指出儒者与术家治《易》态度方式之异同，伊川与师友弟子论述读《易》诸点，学者于治《易》之门径，当知所从事矣。

２、先识卦义卦体

夫卦爻始立，义理具之，所以伊川教人读《易》先识卦义、卦体，如其所云：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

盖始学时，尽是传授。

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

」（《遗书》卷十五，页一六四～一六五）又云：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

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

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

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遗书》卷二，页一三）伊川于文中特揭「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之概念，然道不远人，故《程传》一书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道，多援人事以证之，是以切于世用。

由上述观之，伊川揭橥读《易》本末先后之说，即以义理为本，象数为末；以卦义为本，以＜系辞＞为末，学者苟能明乎此，方不失学《易》之本务，而能发挥经世致用之功能。

（三）阐述经传义理

《二程集》中有关易说，颇称繁富，有阐释《周易》经传者，有阐释其它经传而关涉《周易》者，其中文字有近于《程传》者，详如下文。

亦有阐述《周易》经传，而其文未见于《程传》者，如《遗书》云：

「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

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

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

」（卷十九，页二四九）此论「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之疑义，可谓精辟扼要，虽未见于《程传》，仍颇值参考。

又如《外书》云：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盖人不当以利为心。

《易》曰：

「利者义之和。

」以义而致利斯可矣。

」（卷六，页三八三。

）

文中伊川虽主要就《论语》疏释，然其引《易》以解说，诚可相与左证说明。

藉由《二程集》于经传义理之发挥与阐述，其中颇有可与易学相参，似此类者，不胜枚举，是皆足以说明易理而辅翼《程传》也。

（四）评论前人易说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伊川《易传》自亦有因袭损益而踵继前贤者，唯伊川温柔敦厚，故其《易传》中罕有批评前贤者，如于＜复．彖＞：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下注云：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伊川注中虽不满王弼、孔颖达、周敦颐等以静为见天地之心，而谓「动之端，乃天地之心」，然即或不满于前人易说，亦未尝直指其名以驳之也。

至于直引其名者，如胡瑗等，则多持肯定之论，惟吾人倘欲观其评论前贤者，其必参阅《二程集》之易说乎！

《二程集》诸易说中，伊川直指其名者有扬雄、王弼、刘牧、胡瑗、王安石等人，惟其中即或与其师胡瑗立论有别，亦未尝有非之之意。

如《遗书》云：

　　　问：

「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

」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

当储贰，则做储贰。

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

但不要拘一。

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卷十九，页二四九）

除胡瑗外，于其它诸人易说则略见微辞，如《遗书》评王安石云：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

六爻皆用九，故曰：

「见羣龙无首吉。

」

又如《遗书》评刘牧云：

　　　或问：

「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

」曰：

「非也。

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

」曰：

「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

」曰：

「天地中只是一个生。

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

」

此外，伊川于王弼、韩康伯祖尚庄老虚无之旨，则多所批评，如《外书》云：

　　　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

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

见于书者，皆未尽。

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

（卷五，页三七四）

《程传》为伊川毕生心力所在，故语多谨严，多所隐讳，其散见《二程集》之易说，则为平日与弟子问答之语录，故语多直率真切，然从其论述前贤易说，尤可显发其易学思想，非徒为议论而议论耳。

三、《二程集》易说与《程传》之关系

《程传》于《二程集》中占四分之一篇幅，首尾完整，可独立成书，唯散见于《二程集》之其它易说，亦复不少，故本节拟援之以比较两者之关系，俾能普遍而深入掌握伊川易学。

以下拟从三方面叙述《二程集》易说在《程传》研究上之价值。

（一）藉资雠校《程传》

　　《程传》于伊川生前始终未肯出书，伊川殁后，又几至散亡，赖先生门高弟杨时、尹焞等搜罗校定，始成完书，惟《程传》涣而复萃，佚而复存，杨、尹诸人于校定时，或有取资于二程遗文语录者，况龟山另订定有《程氏粹言》诸书，于校定《程传》之际，参校斟酌，亦极寻常。

如《程传》于＜无妄＞序云：

　　　震，动也。

动以天为妄，动以人欲则无妄矣。

《程氏外书》则谓：

　　　《易．无妄》曰：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动以天理故也。

（卷十一，页四一四）

相较二书及《程传》上下文，则《程传》「动以天」一句，宜作「动以天理」为佳。

不过，整体而言，《程传》由于为专门著作，相较于语录体之《二程集》诸易说，遣词用字，显然较为严谨。

如＜蒙．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程传》注云：

　　　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

观《粹言》则云：

　　或问：

「＜蒙＞之上九，不利为寇。

夫寇亦可为，而圣人教之以利乎？

」子曰：

「非是之谓也。

昏蒙之极；有如三苗者，征而诛之，若秦皇、汉武穷兵暴虐，则自为寇也。

」（卷一，页一二０六）

比较两者，《程传》文字较具体明白，而「穷兵诛伐」亦较「穷兵暴虐」为妥，盖「诛伐」可兼用内外，而「暴虐」则多于对内，似与秦皇汉武穷兵之意不类。

再如＜大畜．六四＞：

「童牛之牿」，《程传》注云：

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

观《粹言》则云：

　止恶当于其微，至盛而后禁，则劳而有伤矣。

君恶既甚，虽圣人救之，亦不免咈违也。

民恶既甚，虽以圣人治之，亦不免于刑戮也。

比较两者文意相同，唯《程传》改「君」为「上」，改「民」为「下」，义较宽广，亦能免于文字贾祸之患，其用字审慎如此，亦可见《易传》确属伊川晚年定稿，正如《遗书》所云：

「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

」（卷十七，页一七五），由上述诸例观之，应属可信。

《二程集》易说与《程传》可为对比相校者甚多，诚可供治《程传》者之参考也。

（二）藉资发明《程传》

如前文所云《二程集》易说甚伙，其未见于《程传》者，固足以辅翼《程传》，其见于《程传》文句稍异者，固可藉以雠校《程传》，另《程传》虽有类似观念，然有叙述未明者，仍可援之以阐发《程传》者，如《程传．小畜》云：

　　　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故也。

《遗书》则云：

　　　或以＜小畜＞为臣畜君，以＜大畜＞为君畜臣。

先生云：

「不必如此。

＜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

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这个道理，随大小用。

」（卷十九，页二五一）

观《遗书》论述＜小畜＞卦旨，非局限「以臣畜君」立论，而谓「君畜臣」亦是此理，颇能发明《程传》。

又如＜蛊卦．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程传》注云：

　　　君子观有事之象，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

在己则养德；于天下则济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观《遗书》则云：

　　　先生曰：

「＜虫＞之＜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为。

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

」

比较上述二说，伊川皆从内圣外王两者论「振民育德」之意，其精神实无别也，然两相参看，则更具体明白。

由此可见，藉由《二程集》与《程传》之比较，于吾人治《易》，特别是治伊川易学，尤弥具参考价值，亦可相互发明。

　（三）藉资增补《程传》

　　元．董真卿云：

「《程传》正文只据王弼本，亦只有六十四卦，＜系＞＜序＞传有及爻卦者，掇入《传》中，故无＜系辞＞以后。

至东莱吕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张子诸家经说、语录及程子门人共十四家之说为《精义》以补之。

」由董氏之说，可见伊川殁后，自宋代以来，后人颇有以《程传》未＜系辞＞以下，而从事增补者。

其中最著者，要推吕祖谦《周易系辞精义》，坊间多刻其书，增补于《程传》六十四卦后，俾为全书。

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引《馆阁书目》以为《系辞精义》二卷实伪托祖谦之名，清．杨守敞《日本访书志》亦谓「今按所载诸家之说，翦截失当，谓为伪托，似不诬」，不过后人藉程子语录、程门弟子语以补《程传》之未备，此一方式，仍颇足参考。

观《二程集》中，除《经说》七卷，其卷一＜易说＞即专解＜系辞＞外，其它有关《十翼》散见于《二程集》者，亦复不少，正可裒集以补《程传》未注＜系辞＞以下之缺憾。

惟《二程集》易说于＜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尚不乏论述，然于＜序卦＞、＜杂卦＞则罕有说辞，其因或正如《遗书》所云：

「＜序卦＞非《易》之蕴，此不合道。

」（卷六，页八九），是以未见其多所论述也。

四、结语

　　《程传》固为伊川易学精华之所在，然其散见于《二程集》之易说，尚称繁富，倘能援以辅翼《程传》，则于伊川易学之掌握，当有更为全面、深入之了解。

本文即尝试运用《二程集》之易说，相较《程传》一书，发现其中颇有可以雠校《程传》者；亦有可以藉兹探求伊川治《易》之法，并逆溯《程传》当日撰作与传习之情景者，可谓深具伊川易学研究之价值，并有助于学者对《程传》之了解。

　　《程传》虽非尽善尽美，其中待商榷者仍多。

正如王弼注《老子》，议者以为乃《老子》注王弼，谓所注未必尽合老氏旨意，对于《程传》，或亦有作如是观者。

然自古以来，学者所务无非就其大者，即经世致用耳。

《程传》所以风行天下九百年者，正以其切于治身、切于用世也。

故李瓒曰：

「伊川之《易》，有用之学也。

自是程氏之《易》与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经而已。

或者例以注疏观之，非真知程子者矣。

」观李氏之言诚程氏千古之知音。

　　方今科技日愈昌明、经济突飞猛进，惟风俗浇薄、人心不古，似有每况愈下之势，人文精神之建立，伦理道德之提升，均有待积极努力，凡治《易》者，自宜崇本务实，发挥有用之学，则《程传》之传习于嚣攘之今日，尤弥具价值。

大至于治国，小至于世道人心当有所帮助，吾辈于发扬易学之际，诚宜取精用宏，藉兹正本清源，重新审视《程传》之易学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