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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文十篇

2018时评文第二期0118

1.把关爱“冰花男孩”扩展到更多孩子

对于“冰花男孩”,祝福、捐款都令人感到温暖,但更重要的是整体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应始终保持的关注方向。

“冰花男孩”王福满走红后,各地的捐款涌向云南省鲁甸县。

面对有网友质疑“社会捐赠30多万元,‘冰花男孩’只得500元,无法保证把捐款全部用到孩子身上”,当地回应称,社会各界的捐款由情况类似的贫困孩子分享,以点带面,让这个区域的孩子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

把除了明确注明捐赠意愿之外的善款,统一分配给更多急需帮助的孩子,以解他们的御寒之急,单就思路和效果来说,当地的做法并没有问题,且有值得称道之处。

“冰花男孩”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学孩子的代表。

昭通市有超过13万名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冰花男孩”所在的转山包小学,还有比他上学距离更远的孩子。

避难就易还是迎难而上?

要图简便,把收到的数十万元捐款集中到“冰花男孩”一人身上,其个人乃至家庭境遇可以得到显著改善,对外宣传也可以迅速找到题材,博得舆论好评。

然而,当地把所得捐款用在了更多类似的孩子身上,“撒胡椒面”分散了视觉冲击力,却扩大了温暖覆盖面。

更多孩子得到了保暖的手套、衣帽,更多教室有了温暖的火炉,冻伤手脚的学生会少很多,这比单单改善一个人的生活意义要大得多。

不把捐款集中于一人,也传递出一种清晰的导向。

解决贫困孩子的冻馁之苦,并不是谁的样子更让人心疼,谁就应该独得好处;也不能靠运气,不是谁运气好被媒体发现成了“网红”,谁就应声改变命运。

通过一个人引发的触动促进整体性问题的解决,才是出路所在。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冰花男孩”父亲的态度。

他对媒体说,照片走红后,不少人提出资助要求,但他希望孩子不要因此学会不劳而获,而是依靠读书,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网友的质疑、媒体的诘问有其逻辑的自洽性,当地还须在公开透明上做得更好,消除误解、争取理解。

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到,整体上解决“冰花男孩”们的困境,社会捐助只是一种补充,解决问题的主力还在政府有关部门。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没有过时。

这些年,各地的教育投入占比连年增长,但是不是都已到了极值呢?

在“冰花男孩”们较多的艰苦地区,人力、物力向教育、孩子倾斜的力度是不是应该更大一些?

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是不是可以更有力一些呢?

对于“冰花男孩”,祝福、捐款都令人感到温暖,但更重要的是整体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应始终保持的关注方向。

2.90后:

希望十年后我们不油腻,不猥琐

希望10年后,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回忆起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赤子之心没变,不油腻,不猥琐,我们始终怀揣着一个盼头,在时间里匍匐前进,我们点燃了头顶的朝霞,我们把涓滴意念汇成了河。

10年以后,面对着在“油腻”边缘挣扎的自己,我会想起并不遥远的10年前,自己高考惨败的那个夏天。

10年前,在知道成绩的那一瞬间,我就选择了复读。

每一个熬得住时间的少年,或许都是因为不甘心吧。

9年前的夏天,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火车上颠簸了39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北京西客站,庞大并且带着古建筑风格的西客站让我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

我坐在320路公交车上。

经过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这些在书上见过无数遍的名词,终于成为我眼前的实体。

然后,我进入人大校园,经过“实事求是”的校训石,走进宿舍,走进课堂……

少年求学如飞鸟入深山,茫然无所知,又对前路百般执念。

师兄说,欲求知识之浩瀚,必经求索之茫然,这种茫然就是大学。

2009年北京下了一场早雪,雪花早早地盖住了金黄的银杏叶。

朋友说,属于我们的黄金10年,在茫然之中开始了。

6年前的冬天,我选择参军,从一个迷茫的在校学生变成一个更加迷茫的“新兵蛋子”。

和所有前赴后继的士兵一样,我一头扎进军营——稍息、立正、卧倒、匍匐前进……在深夜的哨位上,在整齐划一的队列里,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我收获了有情有义的战友和永生不忘的军旅记忆。

这是值得感谢的两年,即使现在看来,那些肌肉和灵魂同时疯长的日子都是清晰可见、值得永远回忆的。

我们的青春连同国家命运在千万座营盘中共振、流逝,与此同时,我们锻造了强健的体格和闪亮的人格。

4年前,我退伍回到学校。

那时,移动互联网产业分疆割据,如火如荼,我发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那时与部队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寥寥无几。

我想或许我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加之对军营的了解,通过新媒体平台讲述中国军人和军营的故事。

2014年8月31日,我和朋友一起创办微信公众号“一号哨位”。

我在部队站的第一班岗就在“一号哨位”,它是军营的大门哨,是军营内外的连接点,退伍后我选择在“一号哨位”继续站岗。

面对心系军营的群体,我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陪伴他们,与他们对话。

新媒体技术除了带来信息增量外,它的意义还在于旧关系的修复和新关系的建立。

我相信,通过新媒体讲述军人故事、传播军旅文化、沟通军营内外、拉近心理距离、唤起庸常生活的仪式感等,是每一个心系军营的人所需要的。

于我而言,这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情。

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号哨位”的粉丝从零到1万、10万,再到现在全网粉丝超过200万,已成为一个以微信公众平台为内容中心和连接点,其他多平台共同发力的新媒体矩阵。

很荣幸,我们为军事文化传播、现代化国防和军队建设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得以和中国军队一起见证星辰大海的远方。

半年前,我成了一名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拖着沉重的文献在学术道路上匍匐前进,揣着一些自认为是的问题研究、实践,寻找解释和解决的方案。

黄金10年,如梦如幻,一朝入梦,终生难醒。

成绩单可以作证,发际线也可以作证。

收获的和失去的都将成为未来的注脚。

不敢想象10年后的自己,星辰大海的目标太远,我只希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解开生活的一个个死结,越过已知和未知的关隘,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内心,阅读、写作、交谈、行动。

我的导师说:

“阅读、写作、交谈、行动皆非大道理,却是理想、信念、德性、使命、责任等大道理得以生发的土壤。

这些平常词也正是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本分事。

”是的,接下来10年,做好大时代里的本分事,把这些本分事做好了,便是自我的伟业。

希望10年后,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不再因知识匮乏而焦虑,希望“一号哨位”成为军旅文化的品牌,继续见证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

希望10年后,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回忆起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赤子之心没变,不油腻,不猥琐,我们始终怀揣着一个盼头,在时间里匍匐前进,我们点燃了头顶的朝霞,我们把涓滴意念汇成了河。

3.走出体制内:

进娱乐产业做一颗新的螺丝钉

其实,我经常会想,5年后、10年后我可能在做什么,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

最后,我发现我想的并没有特别宏大。

我觉得我大概会去学一门木匠的手艺,或者去东南乡村拍摄古桥古塔。

当外部世界飞速变化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倾听的对象。

2017年,我离职了。

我从来难以在任何一个集体里长期待下去,这是我离职换工作的根本原因。

就像闹钟响了、就像生命规律本身,就像往溶剂里添加大量的盐分,溶液达到饱和又把盐析出。

但是,叙事的附会还是要把我归纳到“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类型当中去。

一年半以前,我离开了供职近5年的单位,进入娱乐产业做一颗新的螺丝钉。

直到现在,遇到以前的老领导、老前辈,还有很多人会惋惜而关切地问我:

干这个辛苦吧?

铁饭碗丢了吧?

不能旱涝保收了吧?

而新的同事大部分是90后乃至95后,对于我从前所做的工作,他们甚至都无法想象。

这个时代,以极大的张力让如此隔膜的各条轨道并行而又相悖,我虽然时常觉得自己的改弦易辙微不足道,但有时也会觉得自己的改变,算得上对这个时代的有趣印证。

在体制内的日子曾经是完美的,它应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能获得的最好工作之一。

我供职的部门上下,从一辈子坚守职责的老领导,到刚入职拼命学习的年轻人,都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怀。

每天例会,大家坐下来讨论最新政策的利弊,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出谋划策,从政府工作报告中逐字逐句地寻找社会的前景与风险。

同事之间热烈地讨论洛克、以赛亚·柏林或是周有光,是我们最常见的“休闲时刻”。

在过去供职的单位,我经常觉得那是一个能够更高效地获知社会运行规律的地方,经常觉得学理和法理的探讨,能够为长效制度化建设贡献一点理性的力量。

那时,我的前景不算明朗,也不知道之后的人生会怎么样,但我心中充满对未来的向往。

然而,工作中难免遇到许多在象牙塔中不曾见过的掣肘,因为种种限制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于是,我觉得,是时候换一个行业,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平台,展开新的生活。

今天想起来,当我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单位大楼的时候,内心是一片空白的。

我看过不少谈论职业规划、人生规划的文章,有很多管理学和成功学的畅销书为人们的理想背书,比如,你在多少岁以前应该获得多少年薪,应该做到一个什么职位,应该学会什么技能,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再开始焦虑。

但我从来不想接受那种安排。

离职未必理性,但那是我内心的决定。

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开玩笑,普通人拿什么做职业规划?

你连你所在的这个行当能存在几年都不知道。

但这都是外因,浪潮的更迭在任何时代都不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弯道行驶的列车,将它曾经承载过的无数个体、无数过往、无数意义和幻觉甩出去。

剩下的就只有哲学问题,即每天要如何度过。

其实,我经常会想,5年后、10年后我可能在做什么,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

最后,我发现我想的并没有特别宏大。

我觉得我大概会去学一门木匠的手艺,或者去东南乡村拍摄古桥古塔。

当外部世界飞速变化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倾听的对象。

4.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近两年,知识付费迅速兴起。

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超过5000万,行业对于2017年度知识服务总体收入规模突破500亿元表示乐观。

但据了解,当下,消费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持续学习和付费的用户少之又少。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收费是趋势,还是免费是趋势?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低收入阶段,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衣食住行,没有更多的钱用于知识付费。

近两年,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

知识付费光荣,这是需求升级决定的。

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在知识需求与支付能力增长时,学习和付费不可持续,可能有许多具体原因。

一是在知识需求方面,终生学习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为知识付费的习惯有待形成;二是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的内容或方法不对路,学一次就不想再学了。

这要求知识提供者从以自我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转型。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

在中国,知识付费还没火透,迎头撞上了免费浪潮。

这就好比信用卡还没普及,移动支付又要取代信用卡。

当两步合为一步,混合现象就出现了。

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

例如云服务中的SaaS,是指软件产品不收费,按软件使用(即服务)收费。

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

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

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

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

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

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

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最合理的方式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

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问题提出与解决不到点、不到位,就不能怪学生不到课。

要围绕问题的“到点率”“到位率”,来提高“到课率”。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

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

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

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

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十万个为什么》中“软件一定要收费吗”词条下写着:

“自从软件即服务兴起以后,靠软件收钱的人,赚的钱越来越少;而软件不收钱靠服务收钱的人,赚的钱越来越多。

”仅以此作为结论,让我们理解一个变得更年轻的世界。

5.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会增加学生负担吗?

增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还是增加学生的负担,这需要高中语文教育改革作出回答。

针对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古诗文的背诵篇目,是否增加学生负担的问题,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回应称,不要认为要求背就是负担,要根据学科特点。

对于语文来讲,过去推荐了14篇,现在变成了72篇,是在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基础上,对加强传统文化的具体落实。

近年来,减负问题确实被“形式化”了。

通常的理解是,增加考试的科目、学习的内容、作业的量就是增负,而减少考试的科目、学习的内容以及作业,就是减负。

这种“形式化”的减负,并没有考虑到学生负担的真正来源是什么。

一个学生学习自己本来就感兴趣的内容,或者说学习的内容可以激发、培养他的兴趣,增加有关学习内容是“增负”吗?

学生的真正负担,是没有学习兴趣,却逼迫他们学习,而且学了之后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用,只是老师说的“要考,所以必须学”。

评价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篇目的增加,而在于教学采取怎样的方式。

如果只是一味进行灌输式教育,要求学生死记硬背,那篇目的增加,可能会变为某些学生的负担;而如果中学教育教学引导学生意识到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学会欣赏,并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社会结合,那学生会有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在兴趣的驱动下,学生并不会认为多背几篇古诗文会是什么问题。

这和将体育纳入中考是一个道理。

对于将体育纳入中考,舆论一度质疑这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因为学生除了要准备其他中考科目外,还要准备体育科目考试。

如果沿着应试的思路分析,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学校平时不重视体育课,学生平时也不参与锻炼,只是到了初三要考试之前,才突击准备。

从现实看,在有的中学,体育纳入中考,促进学校重视体育教学,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运动技能,面对中考,学生都能轻松应对。

而有的中学,体育真变为学生的负担,一上体育课,学校就针对中考测试项目训练学生,对于这样的体育教学,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学校的这种做法,也引导家长错误理解体育,认为上体育课,就是为了升学,而非孩子的身心健康,甚至有个别家长为让孩子中考体育得高分而给孩子吃兴奋剂。

要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这已经有社会共识,或者进一步说,传统文化教育对学生成长是有用的。

但是,“有用”的理解,在具体教育教学中,会出现偏差,在目前的高中办学中,“有用”可能被理解为“升学有用”,而非“成才有用”。

而从升学有用角度对待传统文化教育,就可能出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应试化、功利化。

比如,针对这次高中语文增加古诗文的背诵篇目,就有家长“敏感地”意识到,背古诗文要从娃娃抓起,准备给上幼儿园的孩子,多读古诗文。

而众所周知,我国正在推进幼儿园去小学化教育,让幼儿园小班、中班孩子背诗歌,这也属于小学化教育的一部分,过早的知识教育,并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家长们的这种做法,才是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

比古诗文背诵篇目增加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这次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明确提高了课程标准,新增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两个部分。

假如单从学业质量要求看,只要一字不差背记下所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学业质量就是优秀,但对古诗文倒背如流的学生,是否就有语文素养呢?

这是语文教育必须解决的素养教育问题。

总体而言,语文教育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学习古诗文,主要是前一方面功能,但是,也需要学生学会对古诗文的思辨。

因此,新增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还是增加学生的负担,这需要高中语文教育改革作出回答。

6.温哥华会议的唯一作用是分裂安理会

  由美国、加拿大召集的朝鲜问题温哥华外长会议16日落下帷幕,会议的参加国以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所谓“联合国军”出兵国为主,一共20个国家。

华盛顿宣称这次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志,但这却是美方的自说自话。

  温哥华会议没有邀请中俄两国参加,号称20国外长会议,而真正的外长却只来了9个,其他的都是政府代表。

此外没有联合国官员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官员与会,就是干巴巴的20个国家级别参差不齐的官员凑到一起。

扯“国际社会”的旗来壮这次会议的威,说这些国家“侵权”,大概也不为过。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责朝鲜试图制造分裂,但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才是在以实际行动分裂安理会。

美方从温哥华会议上敦促中俄遵守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

事实上中俄都在全面遵守该决议,恰恰是美方在选择性地执行该决议,同时以拒不执行决议要求加强对话的部分并在决议之外附加单边制裁,对决议构成了破坏。

  温哥华会议商讨了对朝鲜实施海上军事封锁,这一措施不在安理会决议之内,作如此讨论也是在损害安理会权威,将安理会决议像一只苹果一样削来削去。

  华盛顿摆出的姿态是,它对安理会决议不满意,另召一群国家来,宣扬它的额外要求,制造世界支持它的印象,以此向安理会施压。

对于这样一个破坏联合国规则的会议,假如安理会有一支维持秩序的“警察力量”,说不定会去温哥华把这个非法组织的会议给“抄了”。

  温哥华会议的激烈言辞与半岛上的朝韩缓和形成强烈反差,也构成了某种“奇怪的平衡”。

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朝韩当下的缓和氛围能否在冬奥会之后延续下去,让人捏一把汗。

  韩国是半岛危机的核心国家,它一边与朝鲜缓和关系,一边跑到温哥华去为美国助阵,其内在分裂程度折射了美国对半岛局势的主导力。

朝核危机的确首先是美国与朝鲜的决斗,是和平解决危机还是用战争决出鱼死网破,美国的力量最强,因此决定力也最大。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在演练对朝鲜的军事打击行动。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动手,中国和俄罗斯均表示“决不接受”半岛发生战争,如果华盛顿非要朝战争的选项走,那就别商量了,因为安理会肯定不同意,世界也不会帮美国背锅,美国就准备“一国做事一国当”吧。

  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拥核,也坚决反对半岛生战生乱,这一态度不仅与国际社会高度契合,也与同为朝鲜邻国的韩国感同身受。

美国的对朝政策与半岛周边国家的利益重合度有太大缺口,所以它先是嫌中俄对它的配合不够,后又对朝韩改善关系皱眉。

美国在把它的战略自私当成对世界的奉献来炫耀。

温哥华会议开过去了,它除了展示大国的分歧,没有给半岛局势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推动,也不可能给美国在安理会决议框架之外的行为提供任何合法性。

要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华盛顿就需回到安理会来,促进半岛问题主要攸关方参加的六方会谈复会。

如果华盛顿就想铤而走险,那就不需要来什么虚的了,自己先想好怎么结账埋单吧。

7.林心如风波,清者最终不会被冤枉

台湾艺人林心如主演的连续剧《我的男孩》“涉台独”争议日前爆出,成为大陆互联网上的焦点之一。

爆料称《我的男孩》获得台湾“文化部”的2000万新台币辅导金,而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常被看成是“台独”骨干之一,林心如“获台独资金资助”的说法由此而来。

  在事情的持续争议中,一些相关信息逐渐浮上水面。

它们包括:

  林心如在这场争议发生之前,没有发表过支持“台独”言论的记录。

她的工作室在2016年南海纠纷的高潮期间,转发了“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图片,在该图片中台澎金马与中国大陆同为红色,林本人为此在台湾受到“台独”势力的攻击。

  《我的男孩》连续剧本身不涉政治,里面没有支持“台独”的内容。

  获得台“文化部”辅导金的是拍摄《我的男孩》的台湾八大电视台,台湾电视剧制作单位争取“文化部”辅导金的做法由来已久,马英九时期就在做,目的是宣传台湾文化。

台湾社会没有将这一辅导金以及宣传台湾文化等同于宣传“台独文化”的联想,二者的区别应当说也的确存在。

  我们认为,一个举报立即触发了中国网民对林心如有可能“涉台独”的警惕,这反映了大陆互联网对“台独”以及各种危害国家利益言行的零容忍。

这种零容忍蕴含了一种爆发力,它曾经打击了个别嚣张的“台独”及“港独”艺人,并产生了持续的威慑。

总的来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

  具体到林心如的这起风波,情况看来比较复杂。

最初的信息不全面,产生了某种误导。

但是经林心如团队的自身努力,以及线上线下的机制性及大众性澄清能力发生作用,真相开始带动公众情绪变化、反转,整个事情出现转机。

  大陆社会打击“台独”的态度十分坚定,互联网上今后会继续零容忍。

与此同时,对打击“台独”需“精确制导”,形成“定点清除”,避免误伤和扩大化,大陆公众亦有广泛共识。

在互联网时代,真相难掩,忠奸易辨,好人最终冤枉不了,坏人最终也难逃惩罚。

  随着大陆演艺市场对台湾形成压倒性优势,台湾主流艺人纷纷将大陆作为事业的主舞台。

从理性上说,台湾艺人支持“台独”是毫无前途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会避之不及。

艺人圈的这种倾向会向台湾的其他圈子逐渐扩散,这是大陆全面高速发展的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对“台独”的强大威慑,一方面要团结台湾绝大多数希望向大陆靠拢的人。

这其实是同一政策取向的两个轮子。

我们既严厉,又宽容,即使一些人过去曾有过不当言论,如果真有弃暗投明的转变,那么大陆也会给予出路。

对于谁是真的改弦更张,谁是耍小聪明,为获取利益做策略性临时调整改变,相信大陆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近两年大陆互联网几番声讨之后,台湾演艺界在支持统一还是声援“台独”问题上做“两面人”的空间大体被挤掉了,大陆网民们做出了贡献,台湾艺人们也更加清醒、成熟了。

两岸的民间交往和融合必将进一步扩大,这个过程是民进党当局逆转不了的,它会像巨大的潮流一样将两岸越来越多的元素卷入,形成国家统一力量的不断积累。

8.新自由主义对未来世界的“诅咒”

2018-01-1801:

11:

00

  新自由主义引起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随之带来社会及政治危机。

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尽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取代过去曾被有效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没有理由庆祝这波日渐抬头的风气。

而且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更常出现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不能以邪恶对抗邪恶,正如谬论不能说服另一谬论。

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正在给复苏的民族主义让路时,很难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

  为了少数而牺牲多数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主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令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

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人阶层有利的财产重新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置于相对资本而言的劣势地位。

  此外,美国里根总统任期内的那场税收改革也是幕后帮凶。

1979年,当里根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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