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精选多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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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精选多篇
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精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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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结果，客观上总是下一个时期继续发展的起点。
“十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基础的新起点。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xx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9万亿元，按照汇率折算超过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
特别是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能源交通建设得到加强，xx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87万公里，比xx年增加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3万公里，增加1.8万公里。
铁路营业里程7.4万公里，增加5500公里。
西气东输管道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
xx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4亿千瓦，比xx年增加1.25亿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
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也明显扩大。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1亿人。
第二，发展观念的新起点。
“十五”期间我们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成果，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成果。
通过抗击非典、推动发展的伟大实践，通过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借鉴吸取国外发展过程中的有益做法，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指导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发展观是一面镜子，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找出我们的差距；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灯塔，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引的航向，我们就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能够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外经济规模明显扩大。
从xx年到xx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743亿美元增加到1.15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07亿美元增加到606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56亿美元增加到6099亿美元，目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外汇储备居第二位。
外贸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70%。
我国的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规模还小，但呈现明显扩大态势。
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正在顺利度过过渡期，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特别是对一些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我们理性地审视即将来临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重大命题摆在面前，亟待破解。
这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农村建设，一个系统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议》中的亮点之一，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解释说：
“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指出，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基于两个判断：
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xx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
温铁军说，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
《建议》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述一共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可以看得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醒说，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甚至低层化。
自主创新，一个战略课题
在《建议》中，自主创新是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的。
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
很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不高。
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术革新指标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
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要增强国家实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
常修泽认为，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制度包括：
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
产业结构，期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不容乐观。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偏差：
一是产业结构偏离了原来的目标，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
由于在“十五”期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
二是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遭到诟病。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xx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长显然难以为继。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
常修泽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等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推进资源税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
区域经济，协调是根本
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点：
第一，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各地区重复建设、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政策倾斜，吸引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必然出现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
为了协调各地区发展，“十五”计划期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前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卢中原强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
“十一五”时期，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
城镇化，“健康第一”
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已明显加快。
据测算，过去几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
按照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xx年前后，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
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
张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无序现象；忽视环境目标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下降。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虽然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家庭转移为目的的城市化却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
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建议》提出城镇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这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导原则。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十五”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建议》对改革的判断是“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
有些改革进展缓慢，以至于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进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另外，常修泽认为，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
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xx年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与此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另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接连不断。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
鉴于存在的问题，《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强调，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国际并购等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
常修泽认为，应该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
《建议》中对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无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往往多种矛盾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多。
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众利益、群体性事件等现象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因此，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
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中国青年报：
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
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
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
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xx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xx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暂时的挫折。
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xx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
“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
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
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
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
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
“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
”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
”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
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
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
他说：
“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
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
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
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
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
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
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
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
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
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xx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
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xx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
xx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
”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
“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
”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
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
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
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
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
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
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
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
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
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
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
“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
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
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
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
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
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
“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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