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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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

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

　　从世界范围来讲，历史学曾经经历了从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的过渡。

中国史学萌芽阶段的独特之处，表现为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同时并进，不像古代希腊先有一个“口述传说”的时代，然后才进入“成文记事”的时期，在中国没有“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演变的清晰过程。

我们所知，“口述传说”的整理与成文，甚至比起“成文记事”的出现还要晚。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

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

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

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

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

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艺术。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

……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

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

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

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

《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着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

阶级和国家，社会生活，科学文化，其它。

二十二小类为：

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法，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祸福，卜法，文字，其它。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

记日用干支而不用数目字。

下面，结合甲骨文的记事内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记事形式。

发布命令：

[乙巳卜]，[壳，贞王]大令众人曰：

协田，其受年。

十一月。

组建三军：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

调集兵员：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

今岁受禾：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

弘吉。

在八月，惟王八祀。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

王占曰：

其惟丁娩，嘉。

其惟庚娩，弘吉。

三旬又一日甲寅娩。

不嘉，惟女。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

王占曰：

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

……

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

癸酉卜，亘，贞臣得。

王占曰：

其得。

佳甲、乙。

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

旬又五日丁亥执。

十二月。

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主持卜问。

“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

“王占曰：

其得。

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

“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

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

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

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

《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的零散记事。

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存在下述情况：

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行。

在出土的甲骨中，占辞基本上都是“王占”，还有不少卜辞由商王直接充作贞人，亲自命辞卜问。

凡“叙辞”为“王贞”、“王卜”、“王曰”等者，均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命辞卜问。

康丁以后的卜辞，贞人署名的契刻卜辞日渐减少。

其二，验辞为了验证命辞，往往是在事后补写的。

请看《甲骨文合集》着录的13752条卜辞：

“贞弓斤其有疾。

王占曰：

弓斤其有疾，惟丙不庚。

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

”卜问“弓斤”患病有无性命之忧，占卜日为癸巳日，兆象凶险，“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是验辞，表示占卜应验了。

这“验辞”显然是在庚申日或其后才契刻上去的。

最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合集》着录的643条卜辞：

“癸巳卜，宾，贞臣执。

王占曰：

吉，其执。

佳乙、丁。

七日丁亥既执。

”7日前逃亡的“臣”已被抓到，而在7日后商王还在占卜，问能否抓到？

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

其三，从甲骨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占卜甲骨并没有将占卜结果契刻上去，我们所见到的有卜辞的甲骨，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辞的上述实际情况至少表明这样两点：

1、商王自充贞人，显然“贞人”并非如后来人们所说就是“史官”；2、商王的绝大多数占卜结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的说法很难成立。

根据甲骨文记事的成熟程度，人们推测在其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创制阶段，或许就是承继夏代而来。

然而，迄今为止，经过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甲骨文、现代考古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综合研究，结论仍然是中国自商代开始进入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

具体时段，大体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时代。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以来，经“甲骨四堂”的不断探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

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推断中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当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时代。

不过，这里所说“有史时代”或“成文历史”，不是说此时中国已经有“史书”或“史学”，而是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进入用文字记事的历史时期。

二、口述传说的流传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

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

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

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

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不断被加工、整齐。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

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10]

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发表言论，出谋划策。

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成文字记载。

甲骨文、青铜铭文基本不记口述传说，到了春秋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因而得以出现在现存的早期各类文献当中。

《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着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

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加以神话，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

下面，围绕禹、夏的历史，对上述文献中保存的口述传说作简略考察。

《诗·文王有声》：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四方攸同，皇王维辟。

”《韩奕》：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有道其倬，韩侯受命。

”《长发》：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

”都是在借往事说今事，虽然简单，但口述的特点明显。

《尚书·洪范》所记，是殷遗老箕子听到的关于禹的传闻：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

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没有说禹如何治水，只说禹继鲧之后得到上帝的赐予，所赐是治国安民的要诀――“洪范九畴”。

《皋陶谟》开篇交待明白：

“曰若稽古”，即根据传说整理。

既为传说，流传中必然形成不同说法。

今文《尚书·甘誓》是夏后启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观乎夏书，《禹誓》曰”所引文字与《甘誓》基本相同，却是禹伐有扈氏。

《吕氏春秋·先己》亦为“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

究竟是禹伐有扈氏，还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已经无从弄清楚了。

司马迁认为夏后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书》和《吕氏春秋》的说法。

《左传》中有关禹、夏的传说，都出自春秋时人之口。

襄公四年：

魏绛与晋侯论和诸戎，引用“夏训”。

“夏训有之曰：

“有穷后羿――”公曰：

“后羿何如？

”魏绛对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

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

处浇于过，处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虞人之箴曰：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这就是夏史上所谓的“少康中兴”，是魏绛根据“夏训”所说。

而所谓“夏训”，也仅仅是魏绛所得之传闻。

哀公元年：

吴王夫差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会稽，遣大夫文种因吴大宰噽以求和，吴王将许之。

伍员以为不可，亦以“少康中兴”为例告诫夫差：

臣闻之：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

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

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

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

　　这是出自伍员之口的“少康中兴”，连根据都没有交待。

两则“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则出自魏绛，一则出自伍员，说法不尽相同，司马迁未采用，《史记·夏本纪》没有“少康中兴”的内容。

《国语》中关于禹、夏的传说，同样也是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如《鲁语下》“孔丘论大骨”是孔子所闻：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

客执骨而问曰：

“敢问骨何为大？

”仲尼曰：

“丘闻之：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此为大矣。

”……客曰：

“防风何守也？

”仲尼曰：

“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

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客曰：

“人长之极几何？

”仲尼曰：

“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

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

”此“僬侥氏长三尺”，即《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的“小人国”。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条，鹿毛寿谓燕王曰：

“不如以国让子之。

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

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

”燕王举国属之，子之大重。

另有人进言曰：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

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子之三年，燕国大乱。

这一传闻，春秋时有几个“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罗列

潘寿谓燕王曰：

“王不如以国让子之。

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

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

”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

“臣恐子之之如益也。

”王曰：

“何益哉？

”对曰：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

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

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

”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

对曰：

“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

已而，以启人为吏。

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

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

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

”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马迁对待这些传闻，态度颇为慎重，只在《夏本纪》中这样写：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禹子启贤，天下属焉。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

禹铸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时的传说。

《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

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答说：

“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墨子·耕柱》也有同样说法：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这是启铸九鼎之说。

《史记·楚世家》叙王孙满此语则作：

“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所谓“虞、夏之盛”，显然是指禹时。

不论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迄今考古所见，未有夏器，且铸鼎象物，也为夏代初年生产水平所不能。

虽然诸说云云，仅仅传说而已。

至于以《山海经》为“后人录夏鼎之文”的说法，就更加不可足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为不义”的辩论中引出。

墨子认为应当区分“攻”与“诛”的不同，举例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

日妖宵出，雨血三朝。

龙生于庙，犬哭乎市。

夏冰，地坼及泉。

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扌益矢有苗之祥。

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史记》卷2《夏本纪》。

[12]《墨子·非攻下》。

[13]《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记》卷5《秦本纪》。

[17]《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左传》昭公二年。

[20]《孟子·离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