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修复十二载 新增装具树丰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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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修复十二载新增装具树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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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

张平

内容提要:

本文综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展敦煌遗书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对不同历史时期修复与保护工作所采取的方法与措施进行了比较。

讲述了敦煌遗书修复原则的产生与装具设计过程。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万六千余号"敦煌遗书"，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存量的四分之一。

《敦煌遗书》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并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四大"镇库之宝"。

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科技、艺术、医药等各个门类。

有中文、古龟兹文、梵文、古叙利亚文、古回鹘文等众多语言的文字资料。

文献书写年代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

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为我们研究中国造纸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采用不同装帧方法装订的敦煌遗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初期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

因此，敦煌遗书堪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保护好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并使其能够长久流传下去，是我们古籍修复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敦煌遗书现状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余号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卷子存在破损现象。

破损较严重卷子的纸张已经老化一触即碎，到了完全不能展开阅读的地步。

有的卷子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浸泡，，变得脆硬，糟朽。

每展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

三、敦煌遗书修复

由于敦煌遗书自身的文献价值，从古到今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按照时间和修复方法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⑴1900年以前修复的敦煌遗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早的敦煌遗书成书于四世纪。

阅览过程中的磨损与保存条件的不佳，使书籍的损坏在所难免。

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古籍修复技术人员，修复工作自然就落在了一些僧人的肩上。

在国家图书馆藏新0329号中就留有著名的三界寺僧人道真写下的修复工作日记：

長興五年歲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内經論部祑不全，遂乃啓顙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尋訪古懷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

1900年以前修复的敦煌遗书在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法上具有明显的特征。

这一时期修复所选用的修复材料比較单一，只有纸张。

采用的补纸有两种：

一种是抄写经书时剩余的素纸。

另外一种是被废弃了的文书书叶。

昃97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此卷残破断裂，在卷子的背面有四块补丁。

且四块补丁相互重叠，四补丁的形状均为长方形，全部是敦煌遗书写经素纸。

具体尺寸如下：

1#补纸长48cm，宽24.8cm。

厚0.28mm，有帘纹。

2#补纸长28.2cm,宽25.5cm,厚0.12mm。

无帘纹，有栏线。

3#补纸长13.5cm,宽14.8cm.厚0.12mm.有帘纹,有栏线。

4#补纸长30.5cm,厚0.12mm。

有帘纹。

此卷修补用粘合剂采用的是淀粉类浆糊。

（淀粉类浆糊只是敦煌粘合剂中的一种，另有一种为棕黄色，粘度很高不易揭开。

其成分有待分析）。

通过观察补丁的粘补位置笔者发现：

四块补丁是分四次粘补上去的。

第一块补丁，也就是最下面的一块的面积最小，后面三块的面积依次变大。

前后四次修复所采用的修复技法相同。

均是用刀或剪将补纸裁剪成长方形进行粘补。

前三张的纸张厚度相同，第四张纸的厚度比前三张厚了一倍多。

由此可以想见古人的修复理念，即修复破损了的经卷要选用与经卷纸张相同的纸张作为补纸。

且补纸的厚度不得低于经卷的纸张厚度。

粘补面积要大大超过破损面积。

从昃97的破损处我们看到补丁粘补的地方并没有出现缺损，只是有横向的断裂口子，裂口处两边的字迹完全可以缀合。

在这种情况下，补纸的宽度竞达14.8cm。

从这块补纸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只有补纸有足够的强度和宽度才能避免卷子的再次折断，粘接面积越宽越牢固。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补丁过厚，使用的粘合剂过稠（补纸厚度决定粘合剂的浓度），使补纸与写经纸的结合边缘形成了台阶，而敦煌遗书是卷轴装必须卷起存放，用厚纸修补的经卷虽然暂时不会折断，但由于修补过的地方纸张厚度已比未修补的地方增加了一倍，经数次收卷补丁的横向台阶处便出现新的断裂。

于是便粘贴第二第三第四块补丁，补纸的厚度也随之增加。

以至形成纸板很难卷收。

古人修复的敦煌遗书虽然在修复技法上不够成熟,但其所体现出的修复理念是值得称道的.最值得肯定的是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对原件不做任何改动。

⑵1900年——1990年修复的敦煌遗书

据《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记载：

1910年由藏经洞移交京师图书馆的较为完整的敦煌遗书共计8679号（有一号多卷的情况）。

1922年编纂的《敦煌劫余录》实施一款一号，共编成8738号。

1927年写经组将残余的经卷编写成《敦煌石室写经祥目续编》新增1192号。

其后又从各地陆续收藏了一批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编为1600余号。

在这批入藏的敦煌遗书中，其中部分被人修复过。

修复时间应在1900至1954年之间。

在修复技法上呈现出多样性。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①完全按照中国字画传统装裱法中的手卷装裱法进行装裱的《无上秘要》。

唐开元六年（718）写本《无上秘要》。

此卷加装的天头、隔水、迎首、拖尾等一应俱全。

写经纸上下各镶有仅1毫米宽的局条，手卷端面光亮、平整。

拖尾前部右下角，钤“故宫博物院修整组修复”朱文印章一方，此卷的装裱技法堪称精良。

凡熟悉中国传统手卷装裱方法的人都知道，手卷的外观十分讲究。

为了达到手卷端面平整、光滑的效果，有两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削卷即对芯纸进行切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芯纸变窄。

二是往卷芯和托纸鑲料上刷胶矾水。

矾就是硫酸铝，现代研究表明硫酸铝在有水分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水解反应呈酸性。

酸是促进纸张老化变质的最主要的原因。

从此卷的外观效果上看,装裱时添加胶矾已屬必然。

②采用不同于传统装裱法中手卷装裱法进行修复的大谷收藏品。

大谷收藏品是由文化部于1954年从旅顺博物馆调入国家图书馆的。

大谷收藏品的纸张状况基本完好，大多数只有轻微破损。

当时人们出于保护这批藏品的良好愿望，对其进行了托裱。

观察其装裱形式笔者发现：

这批大谷收藏品并未采取中国传统字画装裱法中的卷轴装装裱法进行了装裱。

除了在卷尾加装了地杆和轴头，在卷首粘接了包首外，没有添加任何镶料。

以新0011《妙法莲花经卷第七》为例：

此卷宽25cm，撒金纸天头长21cm。

通卷托裱。

托纸采用机制纸，纸厚0.06mm。

卷首前端裱接了一长20.7厘米的白纸与天头和包首粘接.从包首所用织锦和托纸材料看,此次装裱时间应在1920至1954年间。

大谷收藏品的装裱工作，是一次对敦煌遗书进行保护的尝试。

这次修复工作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修复效果，但却第一次跳出了传统装裱的方法，证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传统修复方法的弊端。

是人们寻求、探索新修复方法的体现。

十分难得可贵。

另外，从加装的直径达2.1厘米的轴杆来看,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试着加大轴杆的直径来取代拖尾。

当然，大谷收藏品装裱工作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目了然的。

由于在经卷的背面粘接了一层托纸，使人不仅看不到书写在背面的字迹，而且也影响了对经卷纸张的研究。

③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修复记录簿中有这样的记载：

《敦煌资料》.10.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这条

遗书修复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奠定了基础。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吴方思博士。

是她促成了此次中英图书馆之间的交流。

2.修复方案的产生经过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成规模地修复工作始于1991年3月。

在任纪愈馆长的领导组织下，此项工作列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八五”其间的重点工作。

在冀淑英等馆内一批老专家的指导下，善本特藏修复中心认真总结了前人以及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的修复方法。

经众多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制定出了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此後，这个方案成为了指导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并逐渐为英法等世界发达国家修复敦煌遗书时所效法。

十三年的敦煌遗书修复实践证明，这个修复方案的主体是正确的。

下面摘录的是敦煌遗书修复方案：

（一）在指导思想上，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

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

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

而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

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二）在修复方法上，坚决屏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采取对原卷的保存现状与残破现状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

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卷子原状，尽量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三）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

　　（四）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

即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

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以清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

也就是说，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造成任何损害，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还是第一次。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的努力下，上述原则得到较好的贯彻。

3.修复技法

针对敦煌遗书的两种形态（卷轴、残片）修复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修复方法：

1卷轴修复法：

卷轴修复法的特点是选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原件厚度的纸张，染成比原件略浅的颜色，然后分层对原件的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首先用喷壶将原件的背面喷湿、展平，沿着破损边缘涂抹浆糊（浆糊的涂抹宽度应控制在两毫米以内）后，粘上第一层皮纸。

然后沿着浆糊的印记趁湿将补纸的多余部分撕下。

此时要注意补纸与原件之间纤维的搭接距离是否适宜。

第一层补纸的作用只是用来填补缺损处，因此，最佳的粘接状况应该只是补纸撕出的纤维搭接在原件上。

操作时需要非常细心，多余的纤维要用镊子将其剔除。

第二层与第三层补纸的粘接方法与第一层的粘接方法近似。

区别在于浆口加宽。

后两层主要起加固的作用。

将大面积的残破处修复好后，需对卷子的四边进行修整。

在修复四边时要注意注重修复卷子的上下两边，卷边即使只有微小的裂口也要进行修补。

对卷首和卷尾处的破损要区别对待，有些卷子虽然残破但并无裂口就可不补。

因为以后此处有可能与其它卷子缀合。

2残片修复法：

敦煌残片的修复方法与敦煌卷子的修复方法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有些不同。

敦煌卷子的修复很注重对上下两边的修整，敦煌残片的修复更注重的是对残片的中央部分的粘接。

敦煌残片采用了平面收藏方式。

我们用手工宣纸制作了相同规格的纸袋，将残片按大小分类存放。

三.存在的问题

十三年来，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一直是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

修复工作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也并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如何处理卷子背面前人修复时粘补的补丁的问题上就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在对待敦煌遗书补丁处理问题上的观点有两种：

一种认为凡是有字的补丁一律取下。

无字的揭开后用浆糊再粘回原处。

这种做法的理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卷子的原貌。

也就是“整旧如旧”。

另外一种认为经卷背面的补丁无论有无字迹都应取下，这样做有利于长久保存。

为了辨别两种观点的正误，我们有必要重温敦煌遗书修复原则中“

（一）在指导思想上，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

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

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

而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

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这段话。

很显然，把古代的补丁保留在原处的做法是以此为依据的。

究竟哪种做法科学，在仔细观察修复后的卷子发现：

由于补丁纸张厚度一般都接近或超过卷子的纸张厚度，用粘薄皮纸浓度的浆糊根本无法粘合厚纸，因此只好加大浆糊的浓度，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此处的纸张变硬。

另外，带着补丁的卷子收捲后在补丁处极易产生新的裂口（原因前面已论述）。

笔者认为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延长敦煌遗书的保存寿命。

因此，任何对此目的有影响的做法都应改正。

不应机械地理解“整旧如旧”。

“整旧如旧”的依据应当是将敦煌遗书恢复到其原始成书形态。

现在我们看到的补丁显然是后人修复时添加上的，我们不应当把带有补丁的敦煌遗书作为整旧如旧的标准。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修复前对卷子进行拍照。

对每一块补丁的位置进行测量并编号。

然后将揭下的有字和无字的补丁分别装入档案袋。

这样既不影响敦煌遗书的保存，又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三、敦煌遗书保护工作

回首敦煌遗书的保护工作我们看到：

从古至今敦煌遗书的保护工作就几乎没有停止过。

从最初的书帙到今天的书盒；从一百年前的藏经洞到现在的现代化专藏库房;这些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古籍保护技术的发展历程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一、敦煌遗书原有库房与装具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在1987年以前一直收藏在目前为国图分馆的半地下书库中。

1987年后迁入新馆善本书库内。

库房面积约36平米。

装具从表面看只有一种——紫红色木箱，打开箱盖后发现有的箱子里面还套有一个装有抽屉的木柜。

据善本组的同志介绍，这种带抽屉的木柜共有58个。

制作时间在1935年古物南运以前，是专门为敦煌遗书定做的。

抽屉的形制有两种：

一种为长35.5cm尺寸为————cm.根据这个尺寸判断:

尺寸小的抽屉有很大可能是一个抽屉存放一个手卷。

二、敦煌遗书新装具设计方案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国宝，2002年国家财政部调拨专款为敦煌遗书制作装具并建立专藏书库。

新书库面积达240平米。

新装具设计方案是在充分调研后制定的。

新装具不仅具有防光、防尘作用，而且具备防虫功能。

装具由书盒和书柜组成。

书柜与木盒的外部用楠木制作，底板、背板采用樟木。

按照手卷的直径书盒分为三种尺寸。

盒内放置一直径两公分的木轴，盒内有一对木支架将木轴支起，手卷放入后成悬空状，不会造成任何挤压。

敦煌书柜采用统一规格：

高180cm宽100cm厚60cm。

内设十四层隔板，每层可以摆放十个木盒。

同时，为敦煌残片也配置了专门的木盒。

从此每件敦煌遗书都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保存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四、今后敦煌遗书修复与保护工作设想

十三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已修复敦煌遗书约六千件。

2003年，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资金投入。

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不仅建立了修复档案数据库，而且还增添了电子显微镜和数码相机。

这些现代化的电子设备使我们原来只能看到敦煌遗书表面的目光，深入到了敦煌遗书纸张的内部结构。

这一变化使我们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

从此，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从传统步入了科学。

今后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将进入纸张的微观世界。

从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纸张纤维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将成为实施修复与保护方法的重要依据。

为了使今后的敦煌遗书修复与保护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笔者建议：

在建立敦煌遗书修复档案数据库的同时，建立敦煌遗书纸张纤维数据库。

敦煌遗书纸张纤维数据库将把敦煌遗书的载体——纸张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如实地显现、记录下来，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开展修复与保护工作。

多年的图书修复与保护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对图书载体的认知程度，决定着图书修复与保护工作的成效。

对敦煌遗书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可以使我们准确判断出纸张的原料成分，这将对整个敦煌研究工作产生影响。

因为，许多例子告诉我们经验不是理论必须依靠科学。

当然，敦煌遗书纸张纤维的检测工作与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存在着两面性。

在提取纸张纤维时会对原件造成微小的损伤（2mm）。

但如果我们将此项工作与修复工作有机结合就会将损伤降到最低程度。

甚至可以做到无损提取。

因为有些卷子掉下来的碎渣已足够用来检测了。

另外，我们可以制定规范使纤维提取工作规范化。

当然，任何工作要想做好必须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且取得共识。

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更应如此。

因此，笔者诚恳希望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此项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上述敦煌遗书修复与保护的历史使我们看到：

无论是修复方法还是保护条件都是不断进步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及整个善本古籍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会不断完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