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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况渡海移民的艰辛

历史概况•渡海移民的艰辛

2012-4-119:

00:

41　　来源：

中国网

　　1998年11月22日，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的“追根究底──台闽族谱暨家传文物特展”，从这些展品中，可以看出当年台湾移民的历史和艰辛。

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一批批移民，历经艰难困苦，漂过海峡，来到台湾。

移民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

向台湾移民的主要是福建和广东两地居民。

向台湾移民，由来已久，如果不谈明清两代出现的向台湾移民高潮的特殊背景的话，在闽粤地区本身就存在向台湾和海外移民的背景：

　　农民没有土地是移民的主要原因。

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战乱不止，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因此许多北方人南迁，闽粤人口激增，形成人口过剩局面。

此外，当时盛行佛教，闽粤地区特别是福建一带，佛教寺庙越来越多，寺庙占领大量地产，当时富有的地主不过拥有土地近百亩，而拥有土地上千亩的寺庙却比比皆是。

土地向寺庙高度集中，泉南地区竟占有十分之七，当地民众只有出洋谋生。

同时，闽南和粤东北地处山区，土地贫瘠，“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只得向台湾和南洋移民，以寻求生路。

　　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移民的原因之一。

闽粤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养成冒险犯难精神。

五代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远洋航行风气日甚，使得当地人漂洋过海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行为。

由于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也使得闽粤地区的造船技术高人一筹，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经名扬一时，这为东渡台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向台湾地区移民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海的了解之上的，没有航海知识是无法到达台湾的，当然后来大批的移民则是由一些专门的船户进行。

　　台湾海峡一直是闽粤人活动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早就有闽粤人在台湾地区活动。

其中主要有商人和渔民两类，闽粤两地的商人前往台湾以货易货，换取台湾的黄金、硫磺等矿物和各种经济特产；渔民则来台湾水域捕鱼，台湾海峡早就成了海商渔民频繁活动地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闽粤民众前往台湾。

　　闽粤地区的宗族习惯也是移民的原因。

就当地人本身来说，闽粤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也促使他们向外发展。

在封建社会，当地人宗族观念很强，盛行田产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祖业，其他儿子只得外出谋生，寻求发展，以便来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再则，凡是在海外稍有成就者，也喜好把族中的亲人带往海外发展，因此赴台湾谋生越来越盛行，在一些较为集中的地区更是成为主要谋生途径。

　　在上述背景之下，赴台的闽粤移民各有各的原因。

林再复先生曾经对历史上闽粤地区对外移民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经济困难占60%以上；投靠海外亲友者占20%；企图发展一番事业者约占3%左右。

（见林再复：

《台湾开发史》第31页）。

从中可以看出，闽粤移民中的大部分是为了解决生存难题，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发家致富、造就事业。

　　今天渡过台湾海峡已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穿渡海峡并不容易。

在澎湖群岛风柜尾和虎井两孤岛间的海面，被称为“黑水沟”，这是一条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留下了“六死三留一回头”的凄惨传说。

移民赴台并不容易，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航海工具的局限外，还有就是航线和气候上的风险。

台湾海峡存在着南北海流，形成类似于“黑水沟”的暗流，对来往的木帆船带来巨大威胁，多少条渡海的木船翻在暗流之中。

　　渡海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的好坏，风向风速、以及相应的海浪是渡海者首先关心的难题。

从气候上讲，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航海木船威胁极大的南北季风。

移民乘坐的木帆船，如果顺风顺水，自闽南到台湾，只需14小时至2天左右。

顺利的话“舟船起碇扬帆，顺流东向，四更功夫过黑水洋（沟），五更功夫抵岸，七更北靠淡水、基隆，偏东乌石港，南抵安平、布袋，偏北抵北港、鹿港、红毛、梧栖，偏南打狗。

”但是，海风无定向，往往在福建沿海同时同地开出的两艘并行的船只，一艘能碰上顺风，一艘可能碰上逆风，到达台湾时可能相差近10天。

从中可以看出，在对海洋性气候并没完全掌握的古代，渡海需要冒多大的危险？

　　正是在早期渡海者的成功、失败甚至死亡的基础上，闽粤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论，少台风的4月、夏间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为最好；最忌多台风的6月和9月，而11月至次年3月则海浪最大，如果此时赴台则会冒很大的风险。

先人的经验有助于减少渡海的失败，但是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并不能确保每一次航行的安全。

　　大陆移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

　　厦门，更是自古以来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

据史书记载和实地考证，闽粤地区渡海赴台的出发地点，有28处之多，主要分布在福建沿海，它们是台江泛、马尾港、潭头港、兴化湾、平海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澳、围头、刘五店、澳头、小蚱港、峰尾、黄奇、厦门、诏安湾、前河、湾角、宫前、云霄港、浮头港、将军港、港尾、牛尾、长泰港、石码、海门。

广东方面的移民，则是从汕头附近各港口出发，然后乘船到厦门等附近的码头，再经澎湖马公岛和东吉洋等地前往台湾，这是当时成功率较高的移民航线。

　　在闽粤移民航线中，澎湖岛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澎湖岛距大陆直线距离约110公里，离台湾西海岸约40公里，因而成为闽台间联络的捷径，既是在航海、气象不发达的古代成为两地来往的必经之路，也可为航行识别方向、躲避风浪、补充淡水食物等。

可以说，台湾是移民的终点站，但如果没有为航行提供方便的澎湖岛，很可能移民渡海要受到极大的影响。

　　澎湖也和台湾一样，在史前时期就有大陆人居住过。

澎湖良文港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证明史前时期大陆汉人就来过澎湖。

进入文明社会后，早期到达澎湖的主要是闽南沿海一带的渔民，在岛上躲避风雨，补充淡水和柴火，修理渔具。

后来就有人在岛上建起草屋，把此作为暂时居住的地方。

人烟增加后，有些渔民则在此定居，开荒种地，捕鱼捞虾，岛上开始出现村落。

这些居民则成为澎湖群岛上第一批大陆移民，自此以后，两岸都有人们来到澎湖地区。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陆移民何时来到台湾岛很难定论，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条件记下自己的活动。

　　腥臊海边多鬼市，

　　岛夷居处无乡里。

　　黑皮年少学采珠，

　　手把生犀照咸水。

　　这是唐代诗人施肩吾写的《岛夷行》，一幅大陆移民和当地少数居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场景，来自闽粤沿海的年轻人，白天劳动皮肤都晒黑了，晚上还在举着火把，捕蚌采珠。

此诗可以说是最早谈及汉人在台湾活动的史料，由于只是诗，所以后人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不承认诗中所指的就是台湾。

在当时的众多诗人中，并没有其它人提到此事，应该说施肩吾写的是在“岛夷”的亲身所见。

唐代以前关于台湾的各种名称中，只有“岛夷”既有地名也有“某地人”的含意，因此可以说这位诗人就是想说“在台湾的汉人”的事。

如果他想说其他地方，应该直接使用该地地名，否则在当时则会增加流传的难度。

　　关于闽粤移民的事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官家文书上，是因为当时对台移民一直是闽粤两地、而且是民间的事，再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衙门与台湾发生的公务不多。

直到宋代，关于大陆汉人在台澎地区的活动情况正式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史料上。

在楼钥所写的《汪公行状》上写道：

“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在周必大所写的《汪公神道碑》上写道：

“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大陆汉人在岛上耕种定居。

由于他们耕种的粮食，被称为“岛夷号毗舍耶者”的台湾本岛居民所抢走，宋代则开始派兵在澎湖“春季遣戍”，“秋暮始归”，直到乾道7年（公元1171年）4月，汪大猷担任泉州知州，开始派水军，在澎湖建屋200间，屯守澎湖。

澎湖地区有汉人在岛上种植粮食，说明已有汉人正式定居；需要派出军队保护，说明定居已有规模。

　　元代时期，沿海地方官府意识到澎湖地区的重要性，一是澎湖成为对台移民的中转站，二是澎湖当地定居者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因此在至元27年（公元1290年），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把台澎地区正式划归泉州路的同安县，定居澎湖的汉人增加。

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已经有200户1600余人，“巨细相间，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村庄和农田。

澎湖的开发，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的接触、交往乃至移居台湾、传播汉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澎湖群岛在赴台移民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

　　台南地区是闽粤移民最早到达的地区。

台南平原是台湾最大的平原，位于北端大肚溪南端高屏溪之间的西部沿海地区，分布在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县市和高雄县，东西宽达43公里，南北长达188公里，与澎湖岛隔海相望，因此成为大陆移民登陆的首选地点，也成为最早开发的地区。

随着已定居移民对台湾中部、北部的初步开发，吸引后来的移民前往中、北部。

　　闽粤移民移居台湾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移居台湾之前，在汉人定居澎湖岛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大陆汉人在渔汛期到过台湾，他们也是由逗留到定居。

由于嘉南地区要比澎湖岛的地理、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好得多，所以很快建立起一个个汉人村落，由从渔改为半渔半农、直至弃渔垦荒，垦荒区域也从台南地区开始向北部鸡笼、淡水等地扩展。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这位出身低贱的皇帝，知道政权到手的不易，所以巩固政权成为第一位的任务。

尤为担心曾经跟自己一起起来造反的难兄难弟方国珍、张士诚利用海路进行侵扰，下令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迁界移民”、坚壁清野政策，阻止闽台之间的来往。

这种愚蠢的“海禁政策”历时200年，既为大陆民众赴台制造了重重障碍，也使得海上海盗猖獗、倭寇横行。

到明代后期，“海禁政策”才开始改变，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海禁已经有名无实。

　　明代后期天启元年，1622年，漳州人颜思齐到达台湾，他的登陆地点是台南地区的北港朝天宫，古称笨港。

颜思齐本在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他为防止海盗侵扰，便于进行海上贸易，组织了海上武装集团。

为控制航道和便于海上贸易，率领部下来到台湾，筑寨屯垦，镇抚番社，吸引许多闽粤沿海地区的民众来台。

因此，他被称为大批闽粤移民来台之始，在他的主持下，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潮。

在嘉义有一座墓园，专门纪念他。

　　颜思齐事业小成身先亡。

5年（1626年）后，他在打猎时不幸病死，部将郑芝龙被推为首领。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字飞皇，小字一官，早年追随颜思齐，后接受明王朝招安，曾任都督同知。

郑芝龙在闽台沿海地区，劫富济贫加杀人越货，影响很大，很快发展到30000余人。

他的队伍中有相当一批官兵定居台湾，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移民”。

　　颜、郑时期成为闽粤移民去台第一次高潮。

尤其是1632年（明崇桢3年），福建大旱，颗粒无收，本来无地少地的农民更加无以为生，饥民灾民遍地。

郑芝龙奏请福建巡抚熊文灿后，招募饥民前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

有书记载，当时是“赴之如归市”。

如果说，福建巡抚愿意拿出数万两银两和如此多的耕牛，在大灾之年恐怕难为事实，但是移民们凭着郑芝龙贷给的部分农具、种子，辛勤劳作，收获增加，“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郑芝龙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移民前往台湾的人士。

在此次移民影响下，在闽粤沿海地区移民台湾成为日后主要社会活动之一，农村中的许多青壮年把此当作出外奋斗的机会。

　　荷兰强占台湾时期，殖民当局把两岸之间的贸易作为掠夺财富的基本手段，两岸经济活动发展很快。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的闽粤移民迅速增加。

移民来源主要有“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两大部分。

军事移民是有组织进行，民间移民是因为郑氏政权入台后台湾进入全面开发时期，一方面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是移民到台后谋生空间较大。

　　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开始部署军事屯垦，把军队派驻一些未开发地区。

在郑成功兵发台湾的3万军队中约有1万左右的女眷和非战斗随员，她们中的不少人到达台湾后则开始进行生产。

在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开始推广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荷兰殖民时代的“王田”制度。

同时发布垦田条例，实施“寓兵以农”的屯田政策，“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郑军官兵分赴广大未开发地区，加快了台湾的开发过程。

此外，郑军俘获的数千清军官兵也被发配台湾屯垦。

总之，郑家军有相当一部分官兵最后留在台湾定居，他们是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

　　在今天台湾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军事移民的痕迹。

在台湾彰化县秀水乡，有一地名叫“陕西村”。

村名的由来就是因为郑成功的军事移民。

在郑成功军队里有一名叫马信的将领，他带着一些陕西籍的官兵，来到此处屯垦，世代在这里繁衍。

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所以称为“陕西村”。

如果没有郑成功收复台湾一事，恐怕这些北方人很难成为台湾的居民。

　　郑家控制台湾时期，是民间移民的高峰期。

郑氏集团与清朝政府对立后，为阻止郑军从大陆获取给养和兵员，清朝政府自1661年起实施比明朝初年更严厉的“迁界政策”，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沿海30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内迁，多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郑成功利用此机，在东南沿海广招不肯迁界和内迁后逃回的民众赴台。

这批移民数量难以考证，但为数不少，查继佐在《东山国语·台湾后语》一书中说：

“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

以后移民也是“有禁无阻”，原因很简单，郑氏政权是出于与朝廷对抗的目的，通过移民增加兵员和通过开发更多的土地增加财政收入；民间则是经济利益所驱动，希望通过移居台湾能摆脱生活无着的困境。

　　因为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在郑氏集团治台期间，当地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至12万人。

闽粤移民的到来，加快了台湾的开发。

在郑氏政权时期，从嘉义的北港溪到高屏溪之间的平原地带得到开发，在南部的恒春和北部的淡水河、中部的大甲溪附近已有移民点。

移民高峰期，当然也成为开发台湾的高峰期。

　　郑氏集团回归清朝后，迎来了移民赴台的又一高潮。

1683年10月3日（康熙22年8月13日）康熙皇帝派遣水师提督施琅通过“以战逼和方式”统一台湾后，次年清朝取消“海禁”，台湾地方官员一方面因为岛内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需要到大陆招募民众；另一方面闽粤地区因为人口增加和土地集中更加严重，许多民众只有通过海上贸易和出洋谋职谋生。

因此，出现了“流民归者如市”，“内地入籍者众”赴台移民潮。

但是，这一波移民潮不久因为清政府再次实施“海禁政策”所终止，因为移民台湾为非法，所以移民成为地下、小规模的行动。

　　闽粤等地民众移居台湾主要是为了谋生，受家乡生存危机和利益驱动不会停止移台行动，所以说“海禁”是禁不住的。

1790到1885年间，清政府同意移民可以坐“官渡”来台，之后解除对移民的限制。

清代出现的赴台移民潮，持续时间较长，移民数量很大，具体不好统计，但是从台湾人口的增长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郑氏集团统治时期，台湾外省人已经增至约12万人，加上总数约10万人的原住民，台湾人口已达20余万人；到乾隆28年（1763年），台湾人口已达到66万余人，40余年间增加46万人；到乾隆47年（1782年），台湾人口为91万人，20年间增加了25万人；到嘉庆16年（1811年），台湾人口为190万人，30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

光绪年间，台湾人口已增至300余万。

台湾人口之所以高速增长，台湾开发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是其原因外，闽粤移民是增长的主要因素，形成了大陆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

　　闽粤移民的成分、闽粤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早为人们所关注。

清代《小琉球漫志》也说：

“台地居民，泉、漳二郡十有六、七，东粤嘉、潮二郡十有二、三，兴化、汀州二郡十不满一，他郡无有。

”日据时代《安平县杂记》也是这样说：

“隶漳、泉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闽籍；隶嘉应、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粤籍；其余隶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分中仅一分焉。

”上述台湾居民的成分，基本保持到现在。

　　从台湾地名中可以看到很多闽粤移民的情况。

在台湾的地名中，有一些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地方。

经常有以“股”为地名，如“五股”、“七股”，这是清代移民在开垦处女地时，由垦户联合起来向官府申请，共同出资，招丁垦荒，开垦完成定居后，即以“股”为名。

　　在台湾地名中，也有一些以“分、份”为地名。

这是因为合股开垦后，垦户以股份再分土地，并且以垦首分得的份数为地名，如“五分埔、头份、九份、十分寮”等。

　　在台湾地名中，还有以“结”为地名的，这在宜兰一带较为常见。

“结”是移民的组织单位，他们到台后，集居地则以多少结为名，如“双结村、四结村、十六结”等。

　　在台湾地名中，有一些还以“围”为地名的。

这是因为移民进入东海岸北部的兰阳平原时，担心山中的高山族攻击，用土筑成围墙，称为“围”并以此作为地名。

如“头围”，即今天的头城；后来又建了“二围、三围、四围”等，“五围”即今天的宜兰市。

　　在台湾地名中，竟然有不少是以闽粤沿海地区的县名、府名甚至村庄的名称命名的，如“同安、南安、德化、南靖、永定、海丰、梅州、田心、大溪”等，这显然是移民们对自己的家乡怀念的结果。

　　这些台湾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地名称呼，反映了移民们当时的生活、生产特点，反映了闽粤移民奋斗经历，反映了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

　　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经济、交通条件下，再加上政治黑暗、官匪勾结，五分天灾五分人祸，使得移民渡海创业充满艰难，告别亲人、筹措路资是一关，上路偷渡、联络蛇头是一关，风浪侵袭、蛇头敲诈是一关，上岸寻点、开荒创业又一关。

过了一关又一关，谋生不易，成功更难。

　　海上复杂多变的气候是移民渡海的难关，但是更难过的是“人”关。

长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本来充满恶劣气候威胁、危险的渡海航行，又加上政治的限制，渡海还得躲避官方的查禁。

因此，在移民过程中，出现了“客头”这个词。

客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蛇头”，他们成为移民渡海的途径和最大的威胁。

　　有过政治业绩的康熙，在对台问题上也取得过统一台湾的成就，但是在晚期却开始推行“海禁政策”。

1718年（康熙57年），清朝再次作出“禁止私渡台湾”的规定，其中只是三次同意放宽在台民众携眷赴台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闽粤移民赴台只能靠私渡进行。

　　因为私渡者众多，包揽私渡和以此赢利已经成为某些人的职业。

私渡者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后，则可由“客头”负责偷运去台。

私渡地点大都是在厦门附近的曾厝安、白石头、大担、南山边、镇海、歧尾等小港。

在偷运途中，因为与“客头”、船主等争吵或所交款项不足，私渡者则会被推下水淹死，这称为“灌水”；随便找个小岛，骗私渡者上岸自生自灭，叫“放生”；在离岸较远的地方，逼私渡者在泥沙中挣扎，叫“种芋”；坐视私渡者被海浪卷走叫“饲鱼”。

渡海移民之苦可以想象。

　　数百年来，因为航海技术和工具不发达，移民渡海充满危险，现在既是私渡，既要受蛇头的欺诈，又要躲避官家查缉、偷渡船只经常冒险出海，更增加了移民的艰辛，甚至断送了性命。

因此，当时有人唱道：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

悲歌一曲，唱出多少移民者的心酸。

　　移民到台湾后，也不是坦途在前。

在以往移民中，有一类人被称为“罗汉脚”。

说的是移民们基本为男性，只身来到台湾，不少人无法与当地平埔族女子通婚，创业无成，沦为游民甚至乞丐，生前举目无亲，流离失所；死后无人照料，遗骨路旁。

移民们和高山族称他们为“罗汉脚”。

旧时流传于移民中的诗说：

　　灌木蔽人视，梦草窅人行。

　　木杪恶蛾虺，草根穴狸鼪。

　　毒虫同寝处，瘴泉供饪烹。

　　病者十四五，聒者呻呤声。

　　海东野牛未驯习，三人驱之两人牵。

　　扯断缰绳牵不直，偾辕破犁跳如织。

　　使我一锄翻一土，一尺两尺已乏力。

　　那知草根数尺深，挥锄终日不得息。

　　除草一年草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

　　今年成田明年种，明年自不费官粮。

　　如今官粮不充腹，严令刻期食新谷。

　　新谷何曾种一茎，饿死海东无人哭。

　　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移民到台后的场景，前一首说的瘴疠毒蛇猛兽横行，后者说的是垦荒之难。

两难之下，多少移民梦断异乡。

　　移民的艰辛还可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

在台湾的寺庙中，有一类称为“有应公庙”。

闽粤移民且不说移民路上辛酸泪，到台湾后并不是人人成功。

他们主要是垦荒，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没有家，没有亲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毒蛇猛兽、瘟疫、台风、洪水搏斗。

其次，因为生存和保卫劳动成果的需要，闽南人和客家人，闽南人中的漳州籍和泉州籍，移民和不理解移民所为的高山族之间，还经常发生械斗，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此外，移民们的劳动成果还受到统治阶层和移民首领的剥夺。

因此失败者俯拾皆是，成功者也是历尽苦难，台湾的开发浸透了他们的血和泪。

移民们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清楚，也对不幸者异常同情。

他们把“罗汉脚”的遗骨收殓，立庙祭祀，称他们为“有应公”，这就是台湾村落旁、田园边、墓地内经常出现“有应公庙”的由来。

在移民中流行“少年若无一次憨，路边哪有‘有应公’”的说法，说的是青壮年移民、流浪来台、以致客死他乡的悲惨情景。

　　在移民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关系。

在移民社会中，最初大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组织移民赴台和集中进行垦荒，以便于生存、垦荒和打开局面。

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大批移民来台到同一地区共同开垦。

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他们又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

因此，很快由祖籍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

这种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祖籍地缘关系，成为台湾族群矛盾的由来，一直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生作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局的演变。

　　台湾的发展与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台湾的开发是因为移民的到来，移民的增加加快了开发的速度和程度。

清代时期，在台湾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开始有组织的安排移民垦荒拓土，因此台湾西海岸平原和丘陵地区、东部海岸北端平原地区已经全部开发，并且开发的触角已经伸向五大山脉内部和东海岸地区。

因此，可以说台湾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两岸人民共同生存、共同创造、共同奋斗的历史；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闽粤移民，都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建设了大陆，是中国人建设了台湾。

　　台湾的发展史可以证明，跨过海峡赴台湾的大陆开拓者“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

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这一结论符合台湾的历史，这一结论代表了千千万万为台湾的开发作出过贡献的劳动者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