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充吕生平记.docx

傅充吕生平记.docx

《傅充吕生平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傅充吕生平记.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傅充吕生平记

傅充吕生平

张中民

一、早年生涯

傅充吕，又名傅恩深、傅恩潭、傅惠远、任惠远。

蒙古族。

1901年4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县桑林子村一户农民家庭。

1918年入沈阳县师范学校学习，次年辍学，在本村一中药铺学中医。

后感庸医杀人、名医不易，遂于1925年弃医从教，在本村教书。

复认为教书无前途，乃离乡谋职。

1926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先后任奉天省会警察三署内勤警士、巡官、义县禁烟局调查股调查员、奉天商埠警察局行政课员、奉天全省公安管理处缮写室雇员、辽源县公安局行政课长、辽源县第五区公安分局长、凤城县公安局行政课长、总务科长。

二、抗日义举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在发动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即侵占了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和安奉铁路（沈阳至丹东）沿线各重要城镇。

9月19日上午10时，日本独立守备第四大队未遭任何抵抗，即解除了凤城中国驻军武装，接管了政府各机关，拘禁了公安局长张益三，由傅充吕任代理局长。

傅充吕自涉入社会后，对军阀之横暴，官僚之贪污，豪绅之武断，以及社会上的一切欺人凌人、骗财诈物等黑暗现象，深恶痛绝，认为这些都是违犯他所接受的封建教育孔孟之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看到中国的腐败，日寇的暴行，出于民族义愤，遂萌生抗日救国的思想，于10月潜出县城，摆脱了日寇的控制。

时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潜伏凤城县西区东小沟从事抗日秘密活动，傅闻讯即前往东小沟，通过友人介绍与邓相识。

二人畅谈甚洽，相见恨晚，乃结为金石之交，共同制订了武装抗日的计划。

11月①，他们以小汤沟自卫团为基础，在尖山峣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号称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傅充吕任秘书长，在当地爱国士绅的支持下，发布通告，举起义旗，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自卫军以“杀敌救国”为宗旨，以“不扰民、不害民、不怕死、不爱财”为军纪，号召同胞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支援抗日斗争。

未及半月，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今东沟）、本溪等县。

1931年12月②，邓、傅指挥自卫军，分兵三路，袭击安奉线凤城、边门、四台子三个火车站，破坏了电讯线路和铁路、桥梁，使列车一度不能通行。

进攻凤城县城的自卫军顺利攻入城中，捣毁日本人开设的平井药房，打开监狱，放出囚犯200余人，其中包括被捕爱国人士50余人。

由于从连山关赶来增援的日军到达凤城站，自卫军才自动撤出战斗。

此战日伪军共死伤5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只，轻机关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自卫军声势大震。

1932年1月，傅充吕率第四团越安奉线，进抵本溪县久采峪，经当地爱国士绅黄拱宸介绍，收编当地武装丁布云部1000余人，编为第六团，丁任团长，进一步壮大了自卫军的武装力量。

傅赴本溪后，邓铁梅率部活动在凤城西区，遭受到凤城南区李子荣部之压迫。

李子荣拥有抗日武装1000余人，因存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思想，与邓发生争端③。

傅闻讯后，便于与丁布云率部返凤城援邓。

时凤城县葛藤峪村恶霸地主王云峰把持地方，集附近小村庄枪支于其寨中，欺压百姓，作恶多端。

傅、丁率自卫军行抵葛藤峪村西时，遭受枪击，遂围攻其寨。

经两天战斗，将寨攻破，消灭了这支反动的地方武装，王云峰逃往凤城县城。

根据自卫军不爱财的主张，傅充吕将王家财物交该村村长处理，与丁率部从寨子撤出南下。

葛藤峪一带群众放火毁了王宅，为除掉王云峰这个大恶霸而拍手称快。

此举，进一步扩大了自卫军的影响，提高了自卫军在群众中的威望。

傅、丁与邓铁梅会合后，便将李子荣部逐出凤城县境，然后与丁团又回到本溪。

1932年3月，自卫军被设在北平的东北抗日救国会（受张学良支持）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

同年，队伍发展到万余人。

邓铁梅仍任司令，傅先后任第三旅长、左路总指挥等职④。

1932年秋，傅让丁团驻防本溪，自己率部回到凤城。

当时，岫岩伪县长刘景文（刘怀西）一面同日伪军敷衍，一面暗中同抗日义勇军联系。

邓铁梅不满刘的观望犹疑，决定进攻岫岩，促使刘反正抗日。

适值傅充吕回到凤城西区，8月11日，邓、傅遂率2000余人向岫岩进攻。

12日攻入县城，俘日军副参事以下13人，缴获迫击炮2门，步枪80余支，14日撤出岫岩，移驻龙王庙。

此役，促使刘景文发表抗日宣言，率部起义，所部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五十六路军，刘任司令。

同月，傅又率武装一连赴安东县进行宣传，扩大武装收编了安东地区抗日武装邵海蛟部，编为第八旅。

从1932年12月开始，日、伪军以优势兵力向辽东半岛三角地带的抗日义勇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讨伐”（当时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义勇军除第二十八路外，还有李子荣的三十五路和刘景文的五十六路）。

到1933年9月，义勇军的根据地和各据点先后丢失，人数锐减，处境日益困难。

在此情况下，傅向邓铁梅建议退出三角地带，向安东至碱厂线以东地区转移，或缩小部队各自分散活动，而邓却主张坚守三角地带，两人意见相左。

这时，傅又得知签订了《何梅协定》，深感孤立无援，大势已去，遂于11月末离开部队，微服潜往热河承德县，化名傅恩潭，隐居于亲戚李延龄家（时李任伪满热河军区司令部军需处长）。

三、流亡关内

傅兖吕到承德不久，于1934年1月，被李延龄安排到军需处被服科充下士，负责被服的收发登记。

同年7月，日寇缉捕反满抗日分子，又接家信得知，其父因抗日被打伤致死，思想激荡，遂托探家，逃入河北，脱离了伪满工作，浪迹在滦县、天津、北平等地，孤身只影，生活潦倒。

1935年春，曾到汉口找张学良谋事，因无证明，又回到北平住闲。

1935年12月，国民党完县公安科长佟明英（辽宁凤城县人）信邀傅前去帮忙，遂到时完县。

先后任该县警察一区内勤警士，公安局书记兼会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月，平津沦陷。

9月，日军沿平汉路南进到保定，傅同完县公安局警团一起随国民党军队南撤。

至大名，警团被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改编，傅同警官贺楚珩（河北枣强县人）回枣强，在贺家住闲。

同年11月，日军沿平汉路南进至豫北安阳，沿津浦线南进至德州以南，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华北一片混乱。

枣强县娄子区公推贺楚珩为该区自卫团团长，傅在自卫团充雇员，管理财务。

这时傅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孙卓夫（南宫人）。

据傅充吕在一份材料上说，他与孙卓夫相遇后“相谈投心”，激起了他的抗日思想。

通过贺楚珩的同意，曾将娄子区自卫团改称“八路军前进别动队”。

但由于该部缺乏正确领导，不久，在伪军的进攻下瓦解。

四、投奔共产党

1938年1月，娄子区自卫团遭受该县伪军赵云祥部的进攻而解体，傅充吕随孙卓夫前往南宫苏村，与中共冀南区党委（“编辑部”）宣传部长马国瑞相见。

马国瑞安排傅在冀南区编辑部秘书处工作，任文书，负责刻写油印资料。

1938年2月由马国瑞同志介绍，傅充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冀南军政委员会派傅充吕任隆平县抗日政府县长兼县抗日游击大队长。

傅任隆平抗日县长一年，在政权建设、政治斗争和对敌游击战争中，都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

1939年，以吃苦耐劳，成绩卓著被评为冀南区模范县长。

傅充吕走马上任后，便与中共隆平县委书记李吉平、县战委会主任张芥士同志共同协商，改组了旧的县、区政府，清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县、区政府的领导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和爱国抗日人员担任。

改组后的抗日县政府由高爽秋任秘书、张芥士任行政科长、霍子瑞任财政科长，曹芳之任教育科长，闵棚才任司法科长。

根据抗日、民主、廉洁三原则，提倡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转变衙门作风，规定政府机关人员一律月领津贴3元，要求政府人员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当时县政府的日常工作由秘书负责，傅充吕主要是领导游击大队于隆平境内外活动。

在傅充吕的率领下，游击队扭转了武装保障安民的消极防御观念，主动出击。

到1939年春，除隆平县城外，所有村庄全在抗日政府的控制之下。

傅还不断在夜幕掩护下，亲自带队破坏铁路，使交通中断，以便更有利地打击敌人。

1939年3月25日，邓小平发表《艰苦奋斗中的冀南》一文，赞扬“隆平县长傅充吕，不断亲率部队袭敌，屡奏奇功”。

1938年春，国民党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

10月，鹿委任高仙舟为国民党隆平县长。

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

高仙舟到隆平后，将被我抗日政府清洗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凑起来，组成了第二政府。

高仙舟勾结石友三、张荫梧，不承认我们的抗日政府，扣杀我方工作人员，大搞反共摩擦。

傅充吕与战委会密切合作，同第二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们分头到各村宣传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二政府的反动面目，号召群众抗粮抗款，不与合作。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高仙舟政府的鹰犬王子耀的“民军”在莲子镇拘扣了我们县大队管理员曹印堂同志，进行残酷折磨。

我方派人交涉，王不予释放。

后来，王子耀的妻弟、王部的军需处长到檀家庄搞女人，傅充吕得知后立即亲率5名除奸队员，骑车赶赴檀家庄将其抓获，并派人持信找王联系，王被迫答应交换人质，曹印堂同志终被营救出来。

傅充吕在县长任内，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与老百姓拉家常，讲抗日道理，没有一点官架子。

因此，群众都乐意同他接触。

在无战事的时候，他还经常鸡鸣即起，洒扫庭院，然后背起粪筐去村边野外拾粪，回来倒在群众的粪堆上或猪圈里。

群众都称他是个吃苦勤劳的好县长。

傅的生活也很俭朴。

穿土布便装，吃粗茶淡饭。

在抗日政府没有搬出县城时，群众常见他在街头饭摊上，随便买几个枣包填肚子，便算是一顿饭。

不管在作风上还是在生活上，他与国民党的县太爷都形成鲜明的对照，群众称赞他“真是咱庄稼人的县长”。

1939年8月，冀南主任行政公署委员派傅充吕为滏西办事处主任，管辖隆平、尧山、柏乡、任县、宁南、巨鹿、南和、平乡八县。

1940年5月，滏西办事处改为冀南第二行政区，傅任专员。

傅在二专区工作时，经霍子瑞同志疏通，将尧山土匪檀金良部收编为滏西大队。

1940年10月。

为发展抗日武装，根据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的指示，傅辞去专员，组织滏河支队，未能组成，调回行署。

1941年2月，傅被安排到冀南公安总局任第一科科长，负责各专、县公安局的组织工作和公安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

五、被俘以后

1941年冬，傅到冀南二专区检查各县公安工作。

12月16日，与二专区公安队同宿巨鹿东孟村。

次晨，遭敌袭击，随公安队突围后，经南宫到新河宿小刘庄。

18日晨，再被敌包围，突围后，在新河辛张村北，与二专区警卫队一起遭敌合击后被俘。

傅被俘后，被押送新河监狱，化名傅惠远，谎称从事医生职业。

不久，转押宁晋监狱。

1942年1月3日，被送往石门日寇俘虏收容所（即劳工教习所）。

在从宁晋往石门提解前审讯填写登记表时，一东北籍的翻译说：

“医生是嫌疑犯，不好办”，“现在八路没有死罪，就是送去当劳工，你就登记为八路军书记吧。

”傅本来是抱定主意不暴露身份，以治病医生蒙混敌人的，但在听了敌翻译的话后，竟轻易地改变了初衷，顺从了敌人的诱劝，登记为八路干部。

石门俘虏收容所的任务就是向关外（“满州国”）和日本输送劳工，受石门日军司令部直接控制，负责人是敌翻译金村克仁（朝鲜人，生于沈阳）。

下设处理科、教育科、审问科、卫生科和总班长。

各科负责人和干部，在办公室从事书写、统计工作。

同年3月，因与金村结为同乡，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处理科科长，主要任务是选送劳工。

处理弱、残、病、亡人员。

5月，敌调查清了傅的身份，日宪兵特务饭岛叫傅到收容所日本人办公室，问他的真实姓名，他仍以傅惠远相答。

饭岛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写“傅充吕”三字，并说：

“你是八路军县长和专员，大大的有名，在老百姓中很在威信的。

”傅见一切都已暴露，便说：

“你们既然都知道了，就看着办吧。

”这时，饭岛便以缓和的口气引诱说：

“没有别的意思，是让你好好休养，将来可到冀南去当县长。

”傅不愿去日伪政府任职，便说：

“我脑子不佳，不能任事，还是下煤窑的好。

”后来，饭岛又几次去傅的住处看望他，对他进行拉拢软化。

7月，饭岛将他安排到日军饭诏部队（3906部队）对共调查班任工作员。

对共调查班属石门日军参谋部领导，由芦田任班长，其任务是搜集抗日情况和中国农村经济情况。

傅进入调查班后，与翻译乔传舜认为同乡（乔系旅顺人），关系很好。

与班长芦田和班员饭田住在一起，每月给芦田送些礼物，常和饭田在一起饮酒，以讨取敌人的好感。

傅在调查班时期，曾单独回隆平4次，先后在成家庄、莲子镇、王家场与隆平抗日县长张芥士、除奸大队长刁福庆、宁南抗日县长齐光桂等同志接触交谈。

张芥士、刁福庆同志都劝他回到革命阵营，他都以“环境恶劣，不好坚持，出来时有乔传舜作保”为理由，加以推辞。

1943年4月，傅以私通八路嫌疑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备尝酷刑，多次审讯，让其承认是八路军联络站情报员，傅死不承认。

因无口供与确凿证据，于10月由乔传舜保外就医。

12月，芦田、饭田和日本队宪兵杉山先后动员和威胁他继续为敌工作。

在敌人逼迫下，傅答应为敌工作，并写下如下内容的悔过书：

“情愿参加新国家（即日伪政权）的建设工作，今后决与八路军脱离关系，倘若查有勾结私通八路的行为，甘受法律制裁。

”

1944年初，石门俘虏收容所改组为石门劳工训练所。

2月，傅便被安排到该所第二部任部长。

训练所在日本人参与奥藤、副参与芦田等人直接控制下。

第二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奴化教育，灌输亲日思想，组织输送劳工队。

傅踏实执行敌人的意图，对所管人员严加管束。

1944年2月，滏西大队檀金良部70余人发生暴动，打伤门卫，集体逃跑，结果逃生30余人其余被敌枪杀。

为防止所内人员再次暴动，芦田召集所长张子元和傅充吕共同制订了防范措施。

事后傅安排、布置冀中区被捕抗日干部张振河等人为情报员，暗中访查。

1944年5月，准备送往日本的劳工队长王秋长等3人策划组织暴动，张振河闻知后便报告给傅与日寇，王秋长等3人被害，致使这次暴动尚未发动即遭镇压。

傅充吕被俘变节附敌，为日伪做了不少有损于革命，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用他自己的的话说，就是“今天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和非。

”1942年4至6月，从被捕人员中组编了1000多名劳工，被敌人送往煤窑挖煤。

1944年2月至1945年5月，向外输送劳工不下5000人，还两次亲赴塘沽，一次亲赴青岛押送劳工队共1000余人。

1944年，傅应敌人的要求，先后将我被捕人员多人推荐给敌人，派往临城、深县、洛阳等地做情报工作。

在把我被捕公安干部张凤岭推荐给奥藤时，傅亲领张履行了自首手续，临行时，又嘱咐张说：

“你可不要逃跑，要给我留面子”。

傅充吕在为敌工作的同时，又以“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律，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他在敌营近四年，没有泄露、破坏过革命组织，没有暴露过革命干部，也没有向敌人提供过党和抗日武装的情报。

他每次来隆平返回石门后，都向敌人芦田口头报告说，隆平、宁晋已无八路的踪影，地方治安情况良好，以搪塞敌人。

芦田让他去安国任伪县长，去郑州帮助他筹办劳工训练所，去洛阳任警察署长，还让他去北平做事，他都拒绝了。

他还为我敌工人员提供过重要情报。

1942年5月，傅在石门朝阳路（今中山路）新商场和惠民街富雄旅馆。

曾与我敌工人员李增夫（李永业）接头，接受了提供敌伪情报的任务。

同年，石门日伪特务高清田（隆平丘底人）与衡水张英武合谋，勾引滏西大队长檀金良投敌，组织邢台区保安总队。

12月，高清田通过石门日军司令部松上大尉的介绍，与傅密谈，求他帮助做檀金良的工作，并说已与檀谈得差不多了。

傅得知这一情况，便到富雄旅馆告诉了李增夫。

李当天即回冀南军区报告给敌工部长张建国。

经采取措施制止了檀金良的叛变投敌。

1943年底，檀金良投敌后，饭田问傅：

“檀的名声怎样？

”傅问：

“什么意思？

”饭田说：

“如果名声好，我们再把他武装起来利用他；如不好就不用了。

”傅说：

“檀不是八路，是土匪，名声极坏，老百姓都恨他，如果我们用他，老百姓会对你们不满意的。

”后来，日本便把檀的部队做为俘虏送给劳工训练所了。

傅还利用他的处理科长和第二部长的职务，处理了一些打骂虐待俘虏的坏人，掩护营救了一些革命干部。

如审讯科长陈国强，经常打骂俘虏，奸污被捕女同志，傅便通过金村把他弄走下煤窑去了。

1942年5月，敌送入收容所300多名被捕人员，傅充吕见有冀南五分区地委书记王泊生、二分区特派员龚旭光、四专署主任秘书宁心力、行署人事科长赵建民等一批冀南党、政领导干部，当即找教育科长尹文录（原冀南干部，与傅同时被捕）一同去找审问科长张文阁（平山人，捕前系抗日干部）共同商定，审问时只要合乎本人原供，便马虎放过了事。

傅又让负责登记的李西亭（处理科文书）注意一下王泊生承认什么身份，乘日本人不在时登记上。

李西亭见王认“冀南衡水军分区宣传部油印股书记”，因日人对“书记”一词很敏感，认为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登记时，李西亭便将“书记”改写成为“文书”。

傅又同李西亭和总班长徐子俊共同研究，将王泊生同志隐藏在病号房里。

后来，王泊生同志顶替其他俘虏编号，以作劳工被送出收容所。

1945年4月，傅充吕经过周密计划，设法帮助我被捕女干部蒋淑芳（化名王秀珍，赵县宣传部长），贾世庆（化名贾勤，满城县妇救会主任）、扬玉辉（化名闫玉惠，灵寿县抗日干部）逃走，并给以衣服、路费，委托友人将她们安全送出石门。

1945年5月，日本人让傅选放病残人员，他乘机释放了250余人，并将原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员宪千、邯郸敌工人员芦文涛也作为病残人员释放出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的住处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傅先已搬家），被迫化名任惠远逃至北平，先后在友人家住闲，帮人卖破烂，给地主打短工。

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不胜气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返回冀南。

1945年底，傅到冀南行署，先后在公安总局和民政局反省，在冀南救济处帮助工作。

1947年3月，傅以“变节附敌”的罪名，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政署判处徒刑四年，自1946年1月1日自首之日起计算。

1948年7月，以态度老实，工作踏实，宣布免刑。

1956年7月，肃反运动中，隆尧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对傅被俘后的问题成立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核证落实，经隆尧县委批准作出如下结论：

“傅充吕被捕叛变，奉敌人的命，给敌人作了不少危害人民利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给我们也做了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救出了些较大的革命干部。

根据以上情况，功过相抵”，“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六、勤俭清贫的后半生

1949年1月，经杨梦南同志介绍，傅充吕被介绍到隆尧省中（即今隆尧一中）担任总务处副主任，同年7月改任总务处主任，1962年3月提升为隆尧一中副校长。

傅在一中一直负责总务工作，他以负疚和对党的感激心情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严格掌握财务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办校的方针。

1953年，省教育厅向学校拨发基建费3.7亿元（相当于今3.7万元），为响应党的增产节约的号召，傅坚持自建，向总务处同志提出为节约1亿而奋斗的目标，结果节约1.1亿元，完成了基建任务。

1958年，利用旧木料、旧门窗、烂旧砖盖平房6间，利用碎砖烂石砌倒塌围墙20多丈，以上两项共节省新砖近5万块。

他还教育工友筛乏煤乏炭，每月节约煤炭8000多斤。

1961、1962两年，上级拨发基建费2.2万元，自己购料建成起脊瓦房31间，比同类建筑工程节省近二分之一的资金。

傅充吕爱惜公物，热爱劳动。

经常亲自动手修理被损门窗、桌凳，他还经常和工人、学生一起劳动。

原一中工友周银生回忆说：

“傅校长总是每天早早起来，自己动手打扫厕所。

”1952年曾有人问他：

“你是否用劳动做精神寄托？

”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并非用以寄托精神。

寄托精神，何不在房中看书，又省劲，又安静。

”他在去世的前几天，仍以80岁的高龄每天背土垫路。

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前后，傅充吕的家庭负担很重，妻子常年患病，5个子女，有的上学，有的年幼，一家7口全靠他每月七、八十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债台高筑。

尽管如此困难，他管钱又管物，但他一尘不染，没有沾过学校任何的便宜。

缺吃，他在旧城墙开小片荒地；缺烧，他让孩子去拾柴、拣煤渣，一家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

十年“文革”时期，傅充吕遭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长期拘禁在邢台地区专案组被审查。

“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恢复了他的隆尧一种副校长的职务。

其子女也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

1981年，傅充吕在度过漫长曲折的一生之后，突患脑溢血，医治无效，去世于县医院，终年80岁。

生前友好、邢台专员公署副专员邵星亲自从邢台赶来傅宅向遗体告别，隆尧一中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抱着沉痛的心情把他送到墓地安葬。

注：

①关于傅充吕与邓铁梅在尖山峣组织抗日武装的时间，傅在所填历年干部登记表或履历表中，有时写1931年11月，有时写1931年10月。

据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的《中国战典》“凤城战斗”条载，邓铁梅在“九一八事变”后潜入凤城组织抗日武装，“到12月建立1500余人的部队”，而傅在《自传》中说，在尖山峣举义后“未及半月，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

”据此推算，尖山峣举义应在11月，而不应是10月。

②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时间，日本政府参谋部所编《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1931年12月25日“五六百名匪贼”袭击了凤城、四台子、高丽门（即边门）三个车站。

《中国战典》“凤城战斗”条也记载。

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派部队进攻凤城车站和县城。

以上两种史料都说是12月，而傅充吕的《自传》却说是1931年11月，疑是记忆错误。

③李子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五路军司令，据《中国战典》记载，1931——1933年，李子荣第三十五路与邓铁梅第二十八路义勇军都活动在辽东半岛三角地带，曾多次共同对日作战。

本文所述李、邓争端之事来源于傅充吕的《自传》，它反映了抗日义勇军各部之间，因缺乏坚强、正确的统一领导，也曾发生过一些摩擦，但共同抗日是其主流。

④据傅在1938年3月所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他还担任过“抗日救国军第七军区第三路司令”，但后来的履历表中和《自传》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一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