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文化对成都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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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国文化对成都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试论三国文化对成都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摘 要:

透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可以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

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从深挖文化精神内涵、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着手。

关键词:

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成都;文化品牌;启示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

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

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

“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

”[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

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

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

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

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

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

“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

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

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

“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

……霍四究,说三分。

尹常卖,《五代史》。

文八娘,叫果子。

其余不可胜数。

不以风雨寒暑。

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

“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

兼之者,三国名臣也。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

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

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

“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

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

”[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

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

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

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

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

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

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

“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

”[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

“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

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

”[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

’”[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

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

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

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

“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

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

”[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

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

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

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

“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

”刘备才杀掉他。

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操逼死。

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

“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

”[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

“太祖曰:

‘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

’”[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

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

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

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

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

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

《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

(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

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

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

生元末,盖元明间人。

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

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

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

[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

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

(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

“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

”[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

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

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

”[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

“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

(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

“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

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

”[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

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

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

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

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

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

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

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

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

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

《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

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

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

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

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

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

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

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

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

(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

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

(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

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

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

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

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

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

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

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

(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

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

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2][14][15][16][17][18][1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3][5][6][7][8][9][10][11][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82.[4]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A]//三国演义新探.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13]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1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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