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总结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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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总结2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总结2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人，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
重要作品有《龙朱》《虎雏》《八骏图》《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烛虚》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创造了中国文坛一个“乡下人”的神话。
“乡下”在沈从文那里不仅是对自我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也表征着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
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间，取得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斗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
沈从文的创作疏政治而亲人性，以其独特的“生命哲学”和追求“自然人性”的审美选择，糅合写实、浪漫、象征、精神分析、意识流等多种艺术方法，构建起自己的小说世界。
主体部分由湘西边民社会生活和都市上流社会生活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构成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乡下人”系列中“自在的”的生命形态：
1、“乡下人”独有的德行品性与安于命运的麻木与单纯。
《萧萧》《柏子》《虎雏》等小说集中表现了“乡下人”这种“自在的”的生命形态，作者对他们在命运面前的麻木（安于卑贱和蒙昧）表示了忧伤，对这种“自在的”生命形态予以否定，但却真诚地赞美了他们独有的纯朴厚道、忠诚善良等德行品性。
2、浪漫传奇中理想的生命形态：
葆有野性的原始的生命活力。
《神巫之爱》《龙朱》《阿黑小史》《媚金豹子和那羊》等小说是关于湘西先民浪漫传奇故事的叙述，作者借此追寻人类随着文明的提升却逐渐失去了的充满野性的原始生命的活力，寄托着自己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思考：
生命应该是符合自然的、充满活力的。
3、外来文明侵蚀下的生命形态：
生命的异化与偶然。
《边城》《长河》等小说可称为作者关于当下生命的忧思录。
他写下了湘西人民的生活在外来文明侵蚀下日渐“唯实唯利”的变异，感叹个体生命的偶然和难以把捉，试图保留那些正在逝去的生命的正直与热情。
都市小说对现代文明病的观照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和“自然人性”的尺度观照都市上流社会。
作为湘西社会的对照，他描写的都市人生，是一个患有资本主义文明病的人生世界，是一个人性扭曲变态的衣冠社会。
《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小说为都市上流社会的“文明病”留有一面镜子。
《如蕤》《都市一妇人》等小说则写出了都市人生泥淖中的人性挣扎。
小说的重心是讴歌人性美、人情美和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形式。
湘西人民的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在传神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中得到全力以赴的表现。
《边城》里呈现的“人生形式”，就是沈从文用贮满诗情的语言和神采灵动的画面描绘出的一个理想世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东方人格理想与湘西风情事卷的自然交融，以及由些产生的“边城”神韵。
故事以川湘边界上湘西一侧的小山城茶峒为背景，在茶峒附近小溪白塔边有一个独户人家，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还有一只善解人意的狗。
祖孙二人，经摆渡送客为生。
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
两人人都爱上了翠翠，于是按照古老的习俗，一起在夜里唱歌，谁的歌声打动了翠翠，得到了应和，谁就赢得了翠翠的爱情。
天保不善歌唱，自知无望，终于又得知翠翠倾慕的是弟弟傩送，便毅然随油船出走，结果被水淹死。
纯真专一的翠翠，热情正直的傩送，慈爱善良的老船工，宽厚大度的船总顺顺，都只是一种美好的道德品性的象征。
作家孜孜以求的，是画出一幅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图画。
但小说又通过团总家求婚给翠翠傩送爱情带来的的波折和天保莫名其妙之死，表现了理想的人生形式无力抗拒唯利唯实的人生形式和命运中诸多“偶然”“误会”的冲击，因而小说也渗透着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忧伤。
翠翠的形象
翠翠作为爱情的结晶和爱的天使，是大自然的女儿，与外祖父老船工相依为命，也传承了勤劳、善良、体贴、单纯的美德，对待爱情的态度显示了自主、自尊、自重的生命意识。
用田园牧歌的形式表现《边城》人生悲剧的题材。
浪漫的抒情写意小说。
按一般的思路，悲剧就要塑造悲剧性格和悲剧的情节冲突。
但沈从文在于表现人性和人情的美，从中寄寓理想。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宝。
我国杰出的剧作家。
“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运影响下的剧作家”。
《雷雨》（1933年）处女作《雷雨》，一举成名。
《日出》（1935年）（获《大公报》主办的1936年优秀剧本奖）
《原野》（1936年）奠定了在中国戏剧界的大师地位。
《蜕变》（1939年抗日剧）
《北京人》（1940年）
改编巴金小说《家》为同名多幕剧（1942年）
《明朗的天》（1954年）
《胆剑篇》（1961年）
《王昭君》（1978年）
都是悲剧，但结构方式和风格特点各不相同，《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原野》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开生面。
三部作品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揭露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和黑暗性。
现实性加强，《全民总动员》、《蜕变》和《桥》都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
《北京人》和《家》以反封建为主题，也是这个阶段的优秀作品。
从《雷雨》到《日出》、《原野》：
“生命三部曲”
《雷雨》
三条主要矛盾线索：
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主线）；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鲁大海对周朴园的斗争。
繁漪现代意义：
一个有着强悍生命力（郁热的雷雨性格）、勇于追求（挣扎）却走不出困境（残酷）的典型。
周朴园性格：
反动、残忍、自私、虚伪的带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典型（吃药片段）：
他以对妻的制服、对子的严令，维护自以为“有礼”、“有序”的家庭状态；他对待侍萍的态度的虚伪；对待工人的凶残。
曹禺基本上按三一律原则来组织剧本的结构。
剧本采用“回溯式结构”也有人叫“闭锁式结构”，即将“现在的戏剧”与过去的戏剧”紧密结合，“过去”不断地被“发现”，推动前者奔向高潮，戏剧冲突紧张激烈。
《日出》
对比手法：
上层与下层——环境、灵魂；陈白露自己，过去与现在。
人物形象：
陈白露和李石清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
陈白露的悲剧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生命自由的悲剧，它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金钱统治的社会把一个年青的女人逼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从而激起了人们对黑暗社会的憎恶。
《日出》的“人像展览式”结构方法。
有余者：
金八、潘月亭、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李石清
不足者：
小东西、翠喜、小顺、黄省三
陈白露和方达生是戏剧的贯穿人物。
既是有余者，又是不足者。
《原野》
主题：
以往——表现农民复仇；
现在——质疑传统的父仇子报观念。
“爱与恨”：
人的挣扎、恐惧与毁灭
《原野》无论在整体构思和细节描写，都有表现主义。
《北京人》
1．曾家三代人：
曾皓象征：
旧社会、旧制度已经行将就木
曾文清:
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的“多余人”；跨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愫芳
第三代人：
瑞贞、曾霆
2．三个时代的“北京人”
原始北京人：
纯朴、勇敢、健康的人类祖先
现实北京人：
虚伪、消沉、病态、腐朽、堕落
未来的北京人：
袁任敢、袁园父女：
自由的天性
曹禺的女性人物形象：
压抑悲剧性性格与命运
以侍萍为代表的是传统型的中国女性。
以繁漪和陈白露为代表的是肩负着传统的重负又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具有鲜明的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
曹禺剧作中的懦弱男子形象
在曹禺的剧作中，有一个“懦弱型”男子的形象系列，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高觉新等，这是曹禺作品中最成功的人物类型之一。
一致性：
他们都生长、生活在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家长专制的气息异常浓烈；从接受的文化教育看，他们更多地受封建伦理道德及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从感情生活看，常处在两个女人的情感夹缝中。
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否定了养成这些“废物”的社会环境。
曹禺戏剧的“内向化”特征：
潜台词及抒情性
注意开掘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
在作家的早期戏剧创作中，既展示了人物心灵的动态发展过程，又通过“潜台词”等戏剧手段显现着人物在瞬间状态下的矛盾心态。
。
这是曹禺剧作区别于其他中国现代剧作家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
30年代的小说
文学的多元化：
左翼、京派、海派
1.左翼小说
蒋光慈与革命小说（1901——1931）又名蒋光赤。
1921年冬入东方大学学习，并开始了诗歌创作，后来陆续出版了诗集《新梦》（1925年钱杏邨“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哀中国》（1927年）、《哭诉》（1928年）、《乡情集》（1930年）。
蒋光慈从1925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了具有较大的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1926年）汪中、《野祭》（1927年）、《短裤党》（1927年）、《菊芬》（1928年）；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长篇小说《最后的微笑》（1928）、《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年）时代女性王曼英、《田野的风》（1932）等。
1928年1月蒋光慈还与钱杏邨、孟超等组成了“太阳社”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刊物。
1930年蒋光慈参加了左联，成为左联的修补委员，并主编了左联的《拓荒者》等刊物。
“革命小说”：
与蒋光赤创作倾向接近的还有阳翰笙的《地泉》、洪灵菲的《流亡》以及钱杏屯阝、戴平万、楼适宜等作家的作品，形成了初期的“革命小说”流派。
柔石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海人。
共产党员，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
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左联五烈士之一。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
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成了对烈士永远的怀念，柔石被誉为台州式的硬气。
《二月》一个徘徊于大革命潮流岸边的苦闷矛盾的知识青年的典型——萧涧秋。
主要人物：
采莲、文嫂、陶岚、钱正兴。
《为奴隶的母亲》控诉了罪恶的典妻制度，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冷峻和深刻。
主人公：
春宝娘，秀才、秀才娘子
丁玲1904——1986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2月“以越轨的笔致袒露五四新女性在性爱上矛盾心理”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
莎菲的形象：
莎菲是“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的典型。
她蔑视封建礼教，憧憬个性解放，追求灵肉一致的“真的爱情”。
《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郁达夫开创的描写知识分子“时代病”的自我伤感小说的总结与结束。
丁玲前期创作总评价：
A、开拓意识强，有三次显著突破：
从写富于叛逆精神而又苦闷彷徨的知识女性，到写革命的知识分子（《韦护》），再到表现工农斗争（《水》）。
B、始终注重表现反抗或革命的主题。
C、创造了以莎菲为代表的倔强孤傲的女性形象系列。
D、细腻越轨的心理描写一以贯之。
例如，作者这样描写莎菲完全癫狂于凌吉士仪表时的心理：
“单单能获得骑士一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梦珂》、《莎菲》、《小火轮》、《自杀日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艾芜
《南行记》、《山峡中》“我”，野猫子，小黑牛
现代流浪汉小说：
创造了现代抒情小说新范型。
主要特征有：
一是将抒情、写景、叙事糅为一体。
二是呈现出融合着传奇色彩与理想之光的浪漫主义风格。
吴组缃（社会剖析派叶紫、沙汀）
30年代的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其中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小说。
最初的小说不属社会剖析一派，如《菉竹山房》、《Ｘ字金银花》等透视妇女的悲剧命运，则化为诗意的抒情。
东北作家群
九一八事变以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峰、白朗、李辉英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仇恨敌伪，眷恋乡土，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生活。
萧红
代表作是中篇《生死场》、短篇《小城三月》和长篇《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灵魂。
艺术上擅长以抒情笔调写自我的主观感受，形成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作者重文化风俗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意味深长
2.京派作家群
特点：
以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和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废名
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三姑娘）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
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李劼人“大河小说”三部曲
李劼人被称为“中国的左拉”，1935年和1936年他创作了，被誉为“小说的近代史”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这三部小说在时间跨度上将近二十年，即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从空间跨度上，以成都为中心，涉及全川。
通过四川这个典型的独特窗口，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转折关头，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
三部长篇中，以首篇——《死水微澜》的成就最高，是李劼人的代表作。
（故事地点：
成都回天镇人物：
蔡大嫂、蔡兴顺、罗歪嘴、顾天成）
历史小说的新范型：
“三部曲”最主要的特点是通过文化风俗、世态人情、社会思潮、政治斗争来展现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它以“人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手法，“历史小说”的骨架，“连环式”小说的体制，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的“编年体”和以历史英雄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叙述模式，创造了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新范型。
3.海派小说
分支：
“现代派”小说是被统称为“海派”小说的第二代。
“海派”小说的第一代是由从事新文学写作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组成的，有张资平、叶灵凤、林薇音等，它标示着在上海这个现代消费文化环境中，白话“纯文学”小说度过了它的先锋期，开始向通俗层面回落。
作为“海派”小说第二代的“现代派”小说，又可分为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两个分支，它标示着“海派”小说由于与世界新潮文学携手，又从一般的通俗文学中脱颖而出，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海派文学
第一代：
性爱小说第二代：
现代派小说（心理分析派代表作家是施蛰存《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春阳》，新感觉派其代表作家是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第三代：
张爱玲港沪传奇
30年代的诗歌
中国诗歌会和臧克家等人的创作
殷夫（1909——1931）的红色鼓动诗。
殷夫的作品主要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狼》《一百零七个》和小说随笔戏曲集《小母亲》。
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如《血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的诗》《五一歌》《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等，直接取材于革命斗争，正面歌颂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描绘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表现昂扬的无产阶级战斗激情和决不屈服的反抗意志。
《别了，我的哥哥》投身革命，斩断血缘亲情。
《放开我，妈妈》写的是红卫兵。
（胡也频也写这个）
中国诗歌会
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是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明确理论纳的革命诗歌团体，属于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
主要诗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
1933年2月出版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
他们主张诗歌要“捉住现实”，表现“急风狂雨”的时代，提倡“大众歌调”，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自觉与同时期的后期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相对立。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代表诗人。
诗歌会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日本设有分会。
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创作的共同主题是反映农村的苦难与觉醒。
代表作品有蒲风（1911—1942）的《茫茫夜》、《六月流火》，王亚平的《农村的夏天》、《十二月的风》，温流的《卖菜的孩子》，抒写反帝抗日的有穆木天的《守堤者》《流亡者之歌》。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臧克家：
30年代独树一帜的诗人
193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茅盾的发表《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的评论，赞扬这部诗集“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并说：
“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
”闻一多也称赞这部诗集中“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
”随后又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运河》（1935）和长诗《自己的写照》（1937）等多部诗集。
《老马》劳动人民的苦难。
后期新月派
后期新月派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的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成员除了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外，主要有陈梦家、方德玮等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基1931年9月后期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其中的序言被认为是后期新月派的诗歌宣言书。
序言在宣称“主张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的同时，又申明“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
另一方面，针对左翼诗人的功利化倾向，提出“只为着诗才写诗”和“不做夸大的梦”，表现出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
在这一点上与前期新月派是一致的。
在这场理论调整中，既有“变”，又有“不变”。
南京青年诗人群。
他们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
由时代造成的空虚感与迷茫的伤感情绪是典型的诗感情绪。
如徐志摩的《生活》《我不知道风是向那一个方向吹》，陈梦家的成名作《一朵野花》，表现出时代所带来的空虚、迷茫和感伤。
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
现代诗派形成于30年代初，鼎盛于1936年前后。
根植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现实。
现代诗派因1932年5月创刊的由施蜇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而得名。
艺术表现以象征主义方法为中心，吸取20年代初期象征派诗的经验教训，融化西方象征派、意象派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
诗作内容：
多写自我情绪与感觉，主要是都市怀乡病，形成一种感伤的情调与思绪。
审美原则；追求朦胧美，强调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杜衡）。
表现方法：
多意象的组合，非逻辑的观念联络。
形式：
散文化的自由体。
重要诗人有戴望舒，“汉园三诗人”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废名，林庚等。
戴望舒（1905——1950）
早期内容上多写爱情的苦闷和个人的忧愁如《残花的泪》《流浪人之歌》《林下小语》《单恋者》《我的素描》等，当然也有抑愤之作如《忧郁》《古神祠前》，这些诗主要收在《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
主要塑造了两类抒情形象：
苦闷的孤独者，飘忽愁怨的少女。
主要受早期象征主义、新月派和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
早期的代表作是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雨巷》
雨巷》之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发生了转向。
在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耶麦等人的影响下，断然抛弃了诗中书卷味太重的词藻和音律外壳，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内在韵律的舒卷自如的现代口语所构建的散文化自由体诗。
开始注重诗情的现代性。
如《断指》《我底记忆》《寻梦者》《乐园鸟》等。
抗战爆发后，他的诗风发生了深刻变化：
内容上，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民族苦难中审视个人的不幸，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偶成》等诗反映了上述变化。
卞之琳（1910—2000）
有写下层社会生活的，如《酸梅汤》《叫卖》《几个人》《路过居》等；有写探索宇宙、人生哲理的，如《断章》《鱼化石》《圆宝盆》《古镇的梦》《第一盏灯》等；也有写爱情的，如《无题》。
后两类诗具有现代诗风。
《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距离的组织》主智诗歌。
何其芳
193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获1937年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金。
），小说戏剧集《刻意集》，又与卞之琳、李广田合出《汉园集》。
抗战开始后，先在四川教书，1938年到延安，曾在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7月，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诗集《夜歌》。
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包括《预言》和收在《汉园集》中的《燕泥集》。
后期指到达延安后的诗歌创作，有诗集《夜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何其芳前期诗歌，在内容主要是歌唱忧郁缠绵的爱情、梦和对美的追求，如《预言》《爱情》《罗衫》《慨叹》《花环》《扇》，以及对荒凉现实的绝望和呼喊，如《夜景》。
40年代文学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会议选举郭沫若、茅盾、老舍等45人为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设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这是贯通抗战时期的唯一刊物，也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的文艺刊物。
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作家在内的大联合。
文学进程
初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爱国主题、昂扬气息、小型化轻型化。
作时代号角，为抗战服务，成为所有爱国作家的信念。
形成了共同的爱国主题和昂扬气息。
文体小型化轻型化体现在速写化的小说、墙头诗、朗诵诗、传单诗、街头剧、活报剧风行一时，报告文学因时而繁荣，以至于所有文学体裁也都程度不同的报告文学化了。
中期（1938年10月—1944年9月）：
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凝重格调、个性多样化的呈现，有宏大历史感的大型作品。
后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讽刺成为主色调，向革命化民族化迈进的同时也在向世界潮流靠拢。
文学题材得到拓展
一是面对现实不再是唱廉价的颂歌，而是深入民族生活的底蕴，深入揭露阻碍抗战、阻碍民族更新的现实黑暗势力和民族痼疾。
二是转向历史，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探讨与分析，以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借鉴，由此形成了以郭沫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热潮；或者从生活的再现中去探讨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的优劣得失，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家》都是这样的代表作。
三是面向自己，强化作家的主体意识，这样既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个性化风格和多样化发展，也使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得到恢复和强化。
小说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沙汀的《困兽记》、李广田的《引力》、夏衍的《春寒》，戏剧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的《万世师表》，以及艾青的长诗《火把》。
文学的主题与题材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
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以及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
喜剧有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陈白尘的《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宋之的的《群猴》，吴祖光的《捉鬼传》；小说如钱钟书的《围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诗歌如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杜运燮的《追赶时间的人》，以及冯雪峰、聂绀弩的杂文，都带有明显的喜剧性和讽刺性。
“孤岛文学”：
指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在这四年零一个月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出版了《鲁迅全集》等进步文学书刊，杂文、戏剧特别活跃。
戏剧运动方面的优秀的剧作有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阿英的《碧血花》，李健吾的《草莽》等。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冤魂。
40年代的小说
1.抗战初期的小说：
第三个十年由于战争造成国家分裂成三个地区，因之也形成了国统区的讽刺和追忆小说，沦陷区的洋场通俗先锋混合型小说，解放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
抗战初年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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