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考古工作六十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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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工作六十年
山西省考古工作六十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六十年》（山西部分），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地下埋藏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
历年来，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重视，因此，科学地发掘、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地下文化遗产成为山西考古工作者一份重要的职责。
山西考古工作的开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192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为山西考古拉开了序幕，这也是首次由中国人自己发主持的史前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然而，对山西来说，真正系统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
这六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一步步复苏、突飞猛进的发展，山西的考古工作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的飞跃，先后有11个考古项目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8个考古项目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
在考古研究方面，发表考古调查发掘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数百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专著50余部，其中许多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奖励。
下面，我们将按时代脉络，从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隋唐考古、宋辽金元考古五个方面综述一下山西的考古工作。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山西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发展演化研究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60年来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300余处。
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有近30处。
其中，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百处。
发现人类化石的遗址6处，出土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20余件。
西侯度、匼河、丁村、许家窑、峙峪、下川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成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山西乃至我国史前人类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
山西省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53—1965年，山西省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丁村、匼河、西侯度等遗址成为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山西也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的重点地区。
在裴文中、贾兰坡两位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的率领下，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出版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匼河》和《山西旧石器》，为山西省的旧石器考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73年以后，山西的旧石器考古进入了深入研究和开拓创新阶段。
下川、许家窑、丁村、薛关、青瓷窑、柿子滩等许多遗址的以及陵川塔水河遗址等东部太行山区洞穴或岩崖遗址发现与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
1960年发现，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也是是东亚地区发现的首个早更新世旧石器文化遗存。
出土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烧骨和带有切痕的鹿角等。
2005年再次发掘，获得石制品和1500余件，石制品以碎屑和断块为主，也有石核、石片和石器，这些石制品表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磨蚀，但其中也不乏打击痕迹十分清楚的精品和规范制品。
根据发掘所获地质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西侯度的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匼河遗址群，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附近，由近20个地点组成。
1959年发现，196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5次正式发掘。
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扁角鹿、水牛、剑齿象、纳玛象等13种，表明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
石制品大部分以石英岩为原料。
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
研究者通过对地层、动物群、石器工业的比较分析，认为匼河文化早于北京猿人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存，并与丁村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即丁村文化是由匼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
丁村遗址群，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
1953年发现，1954年首次发掘。
在汾河东岸第三级阶地上共发现11个石器地点和3个动物化石地点，获得石制品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和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
1976－1980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汾河两岸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石器地点12处，并且在54∶100地点又发现一块幼儿顶骨化石。
1994年，王建等人的研究表明：
丁村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制品显现出较为一致的文化性质。
它们以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双阳面石刀、石球等为特色和纽带。
而旧石器时代晚期77∶01地点的石制品组合中，虽然粗大石器延续了这些特点，但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细石器，类型有锥状石核、楔状石核、船形石核、细石叶以及石核式小刀、短身圆头刮削器、修边雕刻器、琢背小刀、圆底石镞、楔形析器等细石器类型。
它们在丁村遗址群内三套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中重复出现，说明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
1994年以后，又发现石器地点7处。
经过多年的持续调查发掘，证实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的11个地点，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地点达30个，时代包括旧石器早、中、晚期，具有5个文化层的遗址群。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东南1公里的梨益沟右岸。
1973－1975年发现并进行了首次发掘，1976、1977和1979年又进行了三次田野发掘，在距地表8－12米深的湖相地层里发现了人类化石近20件、石制品近2万件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石器类型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石砧和石球。
其石器组合代表了“北京猿人文化—峙峪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文化，且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许家窑人的头骨相当厚，超过了尼人的最大值，达到了北京人的平均值。
枕骨圆枕位置高、上颌骨粗壮、吻部前倾、牙齿粗大、齿冠嚼面纹理复杂，具有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特点。
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市峙峪村附近，1963年发现，在峙峪河第二级阶地底部的杂色亚砂土中发掘出15000余件石制品、一块人类枕骨化石、大量动物碎骨和用火遗迹灰烬层。
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小型砍斫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
有一件石墨制成并有磨擦痕迹的穿孔装饰品。
峙峪文化的主体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小石器。
贾兰坡等根据对比研究首次提出著名的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两大传统”的理论，而峙峪文化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或“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发展到典型细石器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
下川遗址群，中心位于沁水县中条山主峰历山的东麓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内。
我国最早发现的几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存之一，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2.4－1.6万年前。
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3－197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王建等，在沁水、垣曲、阳城三县交界的近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连续数年的调查和发掘，发现16处细石器地点，获得1800余件石制品。
包括细石器和粗大石器两大类。
细石器以黑色燧石原料为主，类型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等各种形制的细石核和细石叶、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镞、石锯、锥钻、石核式石器以及各种式样刮削器等40余种。
此外还有以砂岩、石英岩等为原料的砍斫器、锛状器、石锤、研磨盘等粗大石器。
1976－1978年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共同进行了三个年度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文化遗存。
198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太行山麓西侧和中条山腹地榆社、高平等地又发现多处与下川文化特点相似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下川文化的分布范围。
柿子滩遗址群，位于吉县境内的清水河畔。
1980年发现。
石制品以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小石片压制加工成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品和石镞为代表。
另有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石片石器。
其特点与薛关遗址的大致相同。
200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清水河沿岸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调查，新发现24处地点，并对第9、第12、第14等地点进行了持续发掘，发现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表明，其石制品组合特征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
柿子滩遗址的深入开展对探索中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综上所述，山西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埋藏最丰富、文化类型复杂多样的省区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特别是丁村遗址，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周口店以外地区发掘的第一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
对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被看作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可追溯到1926年对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李济先生主持的这次发掘是最早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931年，董光忠先生在万泉（今万荣县）荆村瓦渣斜又进行了小规模的科学发掘。
建国前为数不多的几次田野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山西的开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属于摸底和起步时期。
山西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配合基建密切相关。
晋南地区是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遂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区域。
1959～1963期间，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目标，各级考古部门先后四次调查了中条山南麓的黄河沿岸、涑水河流域、汾河下游、浍河流域的低平区域。
这期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的建设，较大规模地发掘了芮城西王村与东庄村遗址，同时，小规模地清理和试掘了平陆盘南村和芮城南礼教遗址。
这些工作成果在今天仍旧是我们研究山西省乃至整个陕、晋、豫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晋中和晋北等地也有一些零星发现，但无论对遗存报道的详细程度，还是对这些资料的认识都不尽如人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末期属于资料积累和认识阶段，山西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成就驰名全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
对夏县东下冯、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先后发掘，认识了东下冯龙山到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确立了陶寺文化。
此后，太谷白燕遗址的发掘、晋中和吕梁地区的调查和忻州游邀遗址的发掘使山西中部地区史前文化较清晰地展现出来。
垣曲古城盆地的调查与东关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变迁史。
晋东南地区对长治小神村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梳理出太行山区的史前文化序列。
这一时期，还对晋南的翼城、曲沃、洪洞、襄汾、侯马等地的十余处遗址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或详略程度不同的调查。
无论是调查还是发掘，取得的资料都比较完整和科学，为后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是对山西各地考古学文化的重新认识时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省性的文物普查发现了大批新地点，建立了较详细的文物档案资料。
1991年翼城枣园遗址的发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调查成果之一，世纪之交对该遗址的发掘则确立了山西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同时，翼城北撖遗址的发掘也是一个亮点，四期遗存的划分和枣园遗址前后呼应，让我们找到了庙底沟文化的渊源。
另外，对大同马家小村的发掘，对认识仰韶最兴盛时期的山西北部地区文化至关重要。
1994年，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发掘了夏县西阴村遗址，提出了新的认识。
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发掘的垣曲宁家坡遗址也有重要发现，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两座庙底沟二期文化陶窑址，保存了窑体、窑前活动场、小路、制坯取土坑等要素，对史前制陶技术研究十分难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山西史前考古的升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停止田野工作多年的陶寺遗址又于1998年开始发掘，随着工作的深入，大、小两重城址和中期大墓、观象台遗址相继发现，又一次给学术界很大的震动，目前该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将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更多、更重要的新信息。
临汾下靳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继陶寺遗址之后，在临汾盆地发现并进行正式发掘的又一外属于陶寺文化的墓地。
该墓地与陶寺遗址在等级上的区别使其具有了另一种标本性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后，配合高速公路建设中发掘的临汾高堆、灵石马和等发掘面积较大的遗址，为我们认识汾河流域的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2003～2005年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调查、发掘与研究，该墓地发现的特殊葬式、随葬品中的大量玉器等信息为中原地区所罕见，因此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获得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这是两项评选设立以来，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仅有的获奖项目。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基本建立了山西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与谱系，在一些重大课题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突破。
下面我们从早到晚作简略叙述。
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征集到据说出于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的石魔盘、石魔棒，这是山西仅有的前仰韶时期磁山文化遗存。
1991年5月，翼城县北撖乡枣园村发现年代较早的遗址，被称为“枣园文化”，其中第一期属于前仰韶时期的最后阶段。
当时居住地穴式的房子，陶器的主要器类有：
口沿饰一周彩带的各种小平底钵、假圈足钵和折沿盆、敛口高领双耳壶、釜、器座。
该文化分布区域覆盖山西南部到豫西及关中东部地区。
仰韶前期，山西南部地区延续了枣园文化一期遗存的风格和特点，具备了庙底沟文化早期的基本要素，与陕西关中地区的半坡文化东西对峙。
小型房子建在地面之上，用横穴式陶窑烧制陶器、袋状窖穴储粮，成人用土坑竖穴墓埋葬，小孩多见用泥质红陶钵、夹砂罐扣合的瓮棺葬。
晋中地区的太谷上土河、娄烦童子崖等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与东部的后岗一期文化和南部的枣园文化中晚期共存，具体文化面貌有待进一步探索。
进入仰韶中期，主体因素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中晚期文化占据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该文化在向周边扩张的过程中，将双唇小口尖底瓶、折沿盆、敛口或直口钵、侈口或敛口夹砂罐为主要组合，在瓶、盆、钵等类泥质器物外表饰繁缛绚丽图案的陶器风格传遍了整个黄河流域，甚至更远。
山西各地大型聚落星罗棋布，代表性遗址有翼城北撖、夏县西阴、大同马家小村等，创建了史前时期大一统的兴盛局面。
仰韶晚期，各地的文化走向分溃离析，虽然不再强大，但特色鲜明。
晋南地区的西王村文化的陶器延续了前期的一些文化因素，开始流行喇叭口尖底瓶、带流器、侈口鼓腹夹砂罐和退化的彩陶装饰，而晋中地区的义井文化则与河北等地的大司空文化加强了交流，从而脱颖而出，这些不同的文化特征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各地方类型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由于黄河下游文化向西溯河而上的传播，在中条山东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率先开始了不同传统文化的碰撞。
于是，在西王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灰陶为主，篮纹、绳纹和附加堆纹发达，以斝、鼎、釜灶、夹砂罐和小口高领罐为主要组合的陶器群，兴起了独具特色的庙底沟二期文化。
这一新的风格很快向西、北方向传播，成为山西大部分地区的主流文化，但由于各地前期已经存在的文化差异，融合过程中产生了晋西南、晋南、晋中和晋东南等不同的类型。
这一时期居址较多铺白灰面的地面房子，用斜穴的陶窑烧制陶器，出现了具有明显阶层分化的大型墓地，进入文明因素的积累阶段。
龙山时期的山西，文化成份复杂，最重要的是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
晋中地区、晋西南地区等区域为媒介，来自东南方、西方、南方等地的文化因素，在开放的文化理念引导下，相继出现在临汾盆地，文化面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汇聚趋势，从而具备了北到长城地带、南到长江沿岸的不同特点，兴起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部族文化。
陶器群中的肥袋足鬲、扁壶、圈足罐等器类颇有气魄，城市规模宏大、城内各区域分工明确、各种功能齐备，甚至有了用于授时的观象台，不同阶层的成员生前有不同的居住区域和住房条件，死后有不同的丧葬习俗和随葬器类，不仅对内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阶梯状统治制度，而且成为统领整个中原地区的盟主。
这是不同文化汇聚、融合、撞击产生的“火花”，是“文明的火花，人类智慧的火花。
”与陶寺文化相互并存的有晋中地区的白燕类型、晋东南的小神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等区域文化遗存，为陶寺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平台。
山西在龙山时期的兴盛是史前时期不同地域与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促成的一个奇迹，这片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热土以特有的开放风格、广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谱写了一段流芳千古的神话，铸就了史前时期无与伦比的辉煌。
三、夏商周考古
夏商周时期考古一直是山西考古的重点部分，这不仅因为晋南素有夏墟之称，而且历史上的两周时期的晋国的主体就是以山西为主，但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山西在夏、商和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异彩纷呈，表现强烈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一）夏时期重要考古发现
山西境内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和晋南地区龙山期文化晚期阶段。
五十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对晋南地区的汾河流域、涑水河流域进行了多次的普查，从七十年代开始，对重要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
山西境内的夏代或相当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晋南地区，曾为夏王朝直接统治地区。
另一个是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点的遗存，主要在晋中地区，是受夏文化影响的地方类型。
运城盆地的夏文化遗址有夏县东下冯、小王村、闻喜大泽、绛县赵村、永济东马铺头等。
重点发掘的有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下冯村青龙河畔，面积25万平方米。
遗址可分为6期，其中1—4期属于东下冯类型。
遗迹有灰坑、房址、墓葬、水井、陶窑等。
房址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建筑三种。
遗物以陶器为主，有鬲、尊、罐、盆、甑、斝、蛋形瓮等，时代较河南二里头文化略晚，文化面貌相近，参照二里头的碳十四测年，大致在公元前19—16世纪。
临汾盆地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地点在有襄汾大柴、曲沃曲村、南石、安吉、东白冢、翼城感军、苇沟——北寿城、天马、侯马西阳呈等。
这里介绍一下襄汾大柴遗址，位于襄汾县城西南的汾河西岸，1986年发掘，文化内涵单一，遗物主要为陶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东下冯遗址的第二、第三期。
晋中地区，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又有地区差异的相当于夏时期的有太谷白燕、忻州游邀、太原狄村、东太堡、汾阳杏花村、峪道河等数处遗址。
白燕遗址，位于太谷白燕村，地处太原盆地东南缘。
1980、1981年发掘，整个遗址分六期，第四期遗存为夏时期遗存，侈沿鬲与东下冯遗址的鬲形制接近，年代也大约相当。
游邀遗址，位于忻州游邀村南，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1987、1989年发掘，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晚期为夏时期的文化遗存。
（二）商时期考古重要发现
山西境内的商文化遗址比较丰富，可分为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两个阶段。
商代前期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其分布区域包括忻州、晋中、临汾、运城、长治地区。
平陆前庄遗址，位于坡底乡前庄村的黄河之滨。
1990年初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
遗迹有半地穴式的居住址、窖穴，出土铜器有大型方鼎、圆鼎、釿、针，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瓮、簋等。
还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
时代与东下冯遗址第6期陶器相近。
垣曲商城遗址，位于古城镇南关黄河、亳清河、沇河交汇地的高台地上。
1984年发现。
古城略呈方形，周长1470米。
城内中部偏东有宫殿区，有大型夯土台基六座。
出土陶器有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等，另有少量只钻不凿的无字卜骨。
年代不晚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
太谷白燕遗址第五期文化的早期，属于二里岗时期，遗迹主要是灰坑。
陶器主要流行大型侈沿深腹鬲和翻沿小鬲，与之并存的有狐腹鬲和斜腹鬲，晚期有大型直腹鬲等。
山西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商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分布临汾盆地以东至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与河南殷墟相邻，文化面貌一致，可以浮山桥北、长子北高庙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另一部分是方国文化。
主要分布在吕梁山区，在石楼、永和、柳林、隰县、吉县、忻州、保德、右玉等县、吉县、乡宁、洪洞一带均有发现。
其文化面貌一方面表现出与殷墟文化的相同，另一方面更富于地方色彩，主要表现在生活用具、武器、小工具上，普遍地使用铃铛和动物图案，有特色的器物如马头刀、铃首剑，墓葬中还经常出土金质盘丝形珥饰、金质弓形器、金饰品等。
经重点发掘的有灵石旌介墓、柳林高红夯土基址、浮山桥北墓地。
灵石旌介墓葬，位于晋中盆地东南缘，1976年和1985年发掘三座墓葬。
M1、M2均为夫妻合葬墓，其西面为一个车马坑。
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41件，其中，有族徽“鬲”者占36件之多。
随葬遗物大部分青铜器与殷墟遗物相同，主要有鼎、簋、觚形尊、罍、卣、觚、爵、觯、、陶鬲、玉器等。
还有少量青铜器具有草北方原民族文化特征。
男性墓主人应该为方国首领。
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位于柳林县城以西的三川河北岸村南垣顶上，发现夯土基址20处，总的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
7号夯土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1米，现存高度1米，8号夯土基址东西26米，南北宽2——2.5米，现存高度1.8米。
时代约当殷墟的二、三期。
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
被盗严重，追缴回文物中有带“先”铭的商代铜器。
2003年发掘。
清理大型墓葬5座，中型墓9座。
大型墓均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南北向。
除一座为甲字型外，其余均为长方形。
其中M1、M18规模较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
14座大中型墓的年代上限是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
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
（三）两周时期考古重要发现
这些年山西两周时期的考古工作辉煌，发现和发掘了晋文化以及其他封国文化的许多重要遗址、墓地。
曲村—天马遗址，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位于山西曲沃县东北，北倚塔儿山。
遗址面积大约11平方公里，内涵丰富，包括居住址和邦墓区和晋侯墓地。
居住址遗迹有房子、水井、陶窑、灰坑等，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
邦墓区在曲村镇村以北，已经发掘的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00余座、车马坑6座。
墓向主要为北向和东向，均为竖穴土圹墓，墓口平面大体呈长方形。
铜器墓共47座，出土各类礼器，最高鼎数为四鼎。
晋侯墓地位于曲村—天马遗址中心略偏北，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30米，共发现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
各墓均为南北向略偏东，形制为甲字型或中字型。
每组墓之东面有附属车马坑一座，1号车马坑是M8组晋侯及夫人及晋献侯夫妇的陪葬车马坑，面积300平方米，殉马105匹，用车48辆，是北赵晋侯墓地中面积最大的车马坑。
在每组墓的近旁，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和祭祀坑。
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6位晋侯名字，其中，M8有晋侯稣，与《史记•晋世家》记载吻合。
以此为基点，推定9组晋侯及夫人墓葬依时代先后排序为：
M114（晋侯燮父） M9（晋武侯） M6（晋成侯） M33（晋厉侯） M91（晋靖侯）
M1（晋僖侯） M8（晋献侯） M64（晋穆侯） M93（晋文侯或者殇叔）
羊舌晋侯墓地，2005年发掘，与北赵晋侯墓地隔滏河河谷相望。
墓地大体范围东西300米，南北400米，由大型墓葬和中小型墓葬组成。
已经发掘的M1和M2是两座异穴并列带南北墓道的中字型土圹竖穴大墓，方向北略偏西。
M1全墓总长近48.3米，北墓道为台阶状，南墓道是斜坡状，墓底是积石积炭。
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有大规模的祭祀遗迹。
墓主人可能是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晋文侯。
今天的侯马一带是晋国晚期都城所在地。
晋国于公元前585年迁都于此，直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
侯马晋国遗址，位于汾、浍交接的三角地带，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以上。
遗址于1952年被发现，目前，其布局已经基本清楚，建都模式是以自然的汾、浍为防御体系，在汾、浍之间置宫城，在宫城以东设置数座小城作为防御的卫星城，气势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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