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英讲文学批评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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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英讲文学批评史

徐正英

中国文学批评史

1、分期

（1）郭绍虞的三分法——复旦大学

并不全面。

文学的复古期。

文必秦汉，韩愈讲文学与道的关系，文学是用来干嘛的，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文学为党服务的，这就保守的。

但是唐宋的诗歌理论，诗歌的味，诗歌的趣，南宋到现在是完成期。

（2）张少康先生的五分法——北京大学

先秦萌芽产生期

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

唐宋金元深入开掘期

明清繁荣鼎盛期（在六朝而不在明清）

近代中西结合期

（3）王运熙四分法

先秦两汉——萌芽发展期

特点：

一是文论资料都是片段言论，多数散见在先秦诸子之中；二是文论、艺术论、诗论、乐论是结合在一起的；三是先秦时期的文论以儒道两家的理论最突出；四是汉代出现了若干单篇文学理论的论文，但是论述的范围比较窄，大概是就一部书，一部作品、一种文体、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这是一种进步。

比如《毛诗序》、又叫《诗大序>太史公自序、楚辞章句序、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

汉代的指导思想比较保守，是儒家的指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思想的大一统，造成了汉代文学理论的特色就是依经立论，符不符合经典，也就是儒家的诗经等。

尊重经典，不论是批评还是维护都已符合儒家经典为主。

魏晋南北朝——发展繁荣期

特点：

以、不仅产生了著名的文学批评的篇章，（典论论文、文赋）还产生了有分量的、前无古人后来着，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诗品。

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高峰和繁荣。

（就那两本书，其实好几十本，不过就是失传了，减轻了我的负担。

）三是研究范围扩大了。

不仅讨论了很多作家，还讨论了很多文体和问题，比如典论论文里“谈到了建安七子，七个作家”，建安七子就是从这来的。

讨论了多少文体？

曹丕说：

“奏议一雅，书论一道，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铭诔，要实，不要死亡崇拜，很平庸的人一死就伟大了，要实，曹丕当了太子，马上当皇帝了，文学的评价标准就是美不美，比忙泽东都厉害。

典论论文提到了很多问题。

这就是汉代的进步。

四是骈文理论大发展。

骈文讲究对仗，华丽的辞藻三是重典故。

倡导声色之美，抒情，对仗，用典。

单独指南朝，今天讲很过了，南朝很动荡，是民不聊生的，没有触及到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它的时代不容许，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有其双面性。

这里有个标准的问题。

骈文追求声色之美，追求抒情，那么从今天回头看，对一些人的评价就不太一样，比如最突出的就是陶渊明。

比如我们学习，魏晋南北朝，第一大叔人就是陶渊明，但是由于骈文理论的发展，当时都不拿他当回事，他死了没列入作家传，而是隐是征士，文心雕龙只字未提陶渊明，他不是作家，照明文选只选了他几首，诗品选为中品，他不美，种豆南山下，草虫豆苗稀，他的是大白话，放在中品已经很高看了。

这就是骈文的发展结果。

曹操放在下品，太古朴，今天看是不合理的。

又比如民歌，诗经乐府都是民歌朴素的民歌，但是魏晋南北朝，是市民的歌有一定的文采，但是文心雕pong不选，诗品不品，昭明不选，那你看，孔雀东南飞，好不好，木兰诗好不好，都没有记载。

那我们在哪看到的，是《玉台新咏》，撰写女人是，要不就失传了。

指导思想，与汉代相比，比汉代解放，汉代讲的是依经，经夫妇，老婆要听老公的话，儿子要听老子的话，到了魏晋南北朝不反对教化，但不强调教化，这就是一种文学的进步，不讲依经立论，比较重视日常生活的抒情写景。

”而且曹丕公开的倡导，皇太子，世子，各种赋，张恒蔡邕也超不过，就好像说今天谁谁写的，季羡林也超不过，那一查，王粲写的啥《出征赋》。

出征就是打仗，登楼赋呢，中原乱了，跑到刘表那，想家，想回家，很伤感，没啥政治内容，槐赋，写槐树，黄天子，说，甜美了，征思赋呢，只有两句，不是说我去打仗，我哦天天在家想老婆，而是说我那年轻的老婆天天在家想我。

这就是儿女清肠，但是，看，好想的好，不好你不是女人，这是黄天子说的，你看徐乾的轩辕赋，写猿猴的露知赋，写宫女的，伤感的好，圆扇赋，二八少女的情思，重视日常的抒情写景，把审美放在首位，这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评价标准。

唐宋——深入开掘期

1、资料超过以往的总和，量大。

诗话、词话大量产生，一些选本，唐人宋人自选的诗词选本加上评点大量出现。

这也段文学理论，你选就一定有你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文学理论。

他选完还有评点。

这个妙，这个好，他心领神会，这就是文学批评

2、指导思想上，唐宋指导思想，儒家思想重新抬头，比汉代解放，比魏晋六朝保守。

但是唐代解放鞋，北宋解放些。

重新强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也不排斥文学作品对日常生活的抒情写景。

就是强调思想基本原则，也不反对个人自由。

不反对多样化。

3、唐宋时期，尤其宋代，艺术趣味审美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叫做普遍崇尚恬淡闲远之美，宋代的文学理论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文学家的温煦额理论，一块是政治学家的文学理论，一块是理学家的文学理论。

基本上是对立的，文学家强调审美了独立了，政治家强调的是教化，理学家强调的是保守的，但是在审美趣味上市惊人的一致。

文学理论家梅尧臣、苏轼、寄至味于淡泊，政治家王安石，坚决主张文学一元化，玉米就是玉米，大豆就是大豆，追求审美方面却追求平淡美。

理学家朱熹程颐。

都追求平淡不费力气。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都追求恬淡闲远之美。

把陶渊明又推崇为最伟大的作家。

为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研究研究。

元明清——传统诗文理论的总结期，戏曲小说理论的发展期

特点：

一诗文理论模仿性强，创造性差，继承性强，独创性差。

二、资料多，超过以往所以资料总和的数十倍，清朝的档案每一期都发，也要发一百年。

三、戏曲小说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市民意识与浓厚的封建意识相交叉的复杂现象。

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文人的仕途被堵死，就在城市里成了待业青年，就自己写剧本，自己唱戏，元代大都建设，所以很多农名工进程，文人就唱戏，迎合市民心理，元杂剧的段子也都成为小说的情节。

章回小说，都要卖个关子。

不会唱戏的都去讲故事了。

这些就决定了内容的市民和农民意识。

三言二拍了，比如人伦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都是市民意识的结果，道德伦理单薄了，不安传统的观念束缚女性。

是人的本性的一种体现。

再看水浒，李逵，逼上梁山，都是老婆不好，官逼民反，，女逼官反，典型的落后的女性观。

三国演义刘备，各种观念交叉在一起，也表现了文人的封建意识和市民意识较差的一种现象。

大家要多看原著。

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性质的变化，出现了中西合璧的现象。

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表现形式（七个）

·第一，片言只语（片段言论）——语录式

·第二，论文形式单篇论文（书信和序跋）

所谓序跋，前者即是现在所谓的前言，后者即所谓的后记。

·第三，论诗绝句

·论诗律诗比较少，论诗绝句的开创者是杜甫——《戏为六绝句》，代表作是——评初唐四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到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苏轼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重神似而轻形似。

诗贵韵味，画重情趣）

·李贽《诗画》：

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

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

神似要通过形似来表现，“形神兼备”

·第四，专著形式（《文心雕龙》，宋代随笔、诗话词话等）

·第五，资料汇编

·第六，诗文词选评（标准即文学眼光，选录标准，本身就是文学理论；有的唐人诗选里没杜甫的诗）

毛坤《唐宋八大家文鈔》

·第七，小说戏曲评点

整部选，评点比如金圣叹，李贽，脂砚斋、蒋竹坡、毛宗岗父子等

六、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

（一）理论和创作紧密结合（本身即是作家又是评论家，自己写作有自己的理论指导）

（二）形式多样，但成体系的少

（三）概念术语含混不清（含混性、模糊性、不确定性，靠体验、靠感悟）例如：

二十四诗品，将二十四诗品分成二十四种风格，其术语无法具体解释出来。

原因：

中国是表现文学——重感受，比如李白飘逸，杜甫沉郁顿挫——不好解释，解释不清就对了。

因而研究古典文学文学理论，要靠体会感悟

西方是再现文学

以“体”为例，文体，又可以表示风格

儒术和儒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在孔子的思想中，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

而儒术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拍马屁获取个人利益，从叔孙通开始，历代的儒术的核心就是拍皇帝的马屁。

从汉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轨道，这一路就是两千多年。

而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祖师爷受到尊崇，直到被封为圣人。

人们的概念中，儒术就是儒家思想。

其实，儒术是儒术，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术”指的是手段，而不是思想。

儒术的祖师爷不是别人，正是汉初大儒叔孙通，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和媚上分子，而儒术也就可以被定义为投机和媚上的方法了。

儒家思想没有忠君概念

尽管我们认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祖师爷，其实周公才是。

因为孔子的思想就是恢复周礼，而周礼的创建者就是周公。

很多人抨击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复辟，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周礼社会。

周礼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有秩序有尊严有自由的社会。

所以，孔子不是复辟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在孔子的思想中，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

孔子所崇拜的近当代人物都是这样的典型，管仲没有为自己原先辅佐的公子纠尽忠、晏婴没有为自己原先辅佐的齐庄公尽忠、子产也没有为自己辅佐的国君尽忠，而柳下惠则是根本不鸟国君的人，他们都是孔子的偶像。

再来说孔子本人，他在鲁国司寇的位置上不辞而别，周游列国寻求发展，这是忠君爱国的行为吗？

显然不是。

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是有言论自由的，在《论语》中，大量记载了孔子对于鲁国国君和当政者的批评和嘲讽，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当面的。

这不仅印证了孔子自由表达的思想，同时也印证了儒家思想统治的鲁国是有言论自由的。

在孔子的治国理论中，最根本的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也就是统治者要有德。

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去做。

儒术通过拍马屁获取个人利益

先来说说叔孙通这个人，此人是客居齐国的鲁国儒生，后来投奔秦国。

到秦末，又背叛秦朝投奔了起义军。

到了汉朝，则投奔刘邦。

刘邦一开始很讨厌他，后来他终于用拍马屁的方式获得刘邦欣赏，于是带领了100多个徒弟来帮助刘邦制定各种朝拜的仪式。

在历史上，叔孙通就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和马屁精，没节操没自尊。

儒术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拍马屁获取个人利益，从叔孙通开始，历代的儒术的核心就是拍皇帝的马屁。

所以，“忠君爱国”就成了儒术的口头禅和标签，其本质就是拍皇帝的马屁。

所以就有了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儒术格言，除了皇帝，其他人都不是人，是奴才了。

所以，有人尖锐地称儒术为“犬儒”，其目的就是培养人们的愚忠。

而孔子早就说过“君君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其意思是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如果国君不像国君，那就别怪大臣不像大臣了。

战国大儒孟子早就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都是反对愚忠的。

在儒术的迷惑之下，中国历史上就产生了大量愚忠的人物，譬如岳飞、袁崇焕等人，他们是壮烈的，但是同时也是可悲的。

统治者们一方面在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又在歌颂他们，以便所有的人都这样愚忠。

可是，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术，所以，当外族入侵的时候，人们就纷纷逃命，管他什么皇帝和国家的。

越是鼓吹儒术的时代，就越是如此。

譬如八国联军进中国，总共8000鬼子兵，就能横扫北京城，十多万清兵和几十万的义和团呢？

跑了。

史学家都把孔子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甚至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他们甚至拿不出一句孔子的原话来证明历代封建王朝是在遵循孔子的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

很多人把当今社会中的许多丑恶现象归咎于儒家思想，其实，这些与儒家思想没关系，全都是儒术而已。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2014-02-1010:

50:

07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

蒋国保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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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一词已沿用了两千来年，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当我们今天习惯以这一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时，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一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更不清楚在汉儒那里，它又往往别称为“儒术”。

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

本文旨在考证这个问题。

考证离不开史料，所以本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是藉梳理“儒学”、“儒术”两个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来进行，决不凭空推论，以免臆断。

一

就史籍中的史料而论，“儒学”一词所称谓的对象各异，或如“儒学教授”、“儒学教谕”所示，是指从事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教官；或指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如我们常在史籍中见到“儒学刊本”字样，这里所谓的“儒学”，并不是指某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官，而是指某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该机构“自京师至郡县”皆有，但不论级别高低，均称作“儒学”；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

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

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但检索先秦典籍，并没有发现某文献使用“儒学”这一概念。

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距汉高祖立汉，已三百来年。

那么，在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何一直不被学者称为“儒学”？

先秦学者既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又以什么概念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前一个问题，下文考证“儒术”概念涵义时会给出答案。

对于后一个问题，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目前很难作答，不得已，权做以下推测：

其一，从先秦学人将儒墨并为“显学”的史实来断，可以推定那时的学人在心目中已确认其生活的时代确实存在着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先秦此概念尚未出现，但先秦已惯用儒、儒者的概念）学问，他们所以不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也许出于这么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已由指称一种职业衍变为指称一种身份，虽就身份同称为“儒者”，但正如孔子自己所强调的，儒者分为“君子儒”与“小人儒”，其在志向与思想上都莫不有天壤之别，既然如此，如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则势必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不利于张显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一个新概念的创立，是以有效地张显其称谓对象的本质为目的，既然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利于张显该学说，则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先秦学者来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可汉儒为何又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呢，难道他们就不担心因此而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吗？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这是因为汉儒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担心。

汉儒所以不会产生这种担心，是因为在汉代身份意义上的广义儒者已不复存在，儒者这一概念已衍变为专指孔门儒者，并特称之为“儒家”。

既然“儒”、“儒者”、“儒家”都无例外地特指孔门儒者，则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儒学”，对于汉代学人来说，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与担心。

其二，根据韩非《显学》的论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

孔门八派，各有宗传，各异其说，虽都标榜得孔学真精神，但因“取舍相反不同”，则在孔子死后，“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①。

韩非此问并不求答，他不过藉此表达他自己的没有说出来的回答：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人能够断定他们中的哪一派能真的继承和发扬孔学的真精神。

则从韩非的这一论断不难推论，战国时的孔门儒者之所以也不以“儒学”称谓本门的学说，很可能与他们不能以一个根本的原则统贯本门诸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这固然反映了战国时的孔门儒者对本门之思想的认识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但就认识根源而言，这一认识深度的缺乏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认识局限性，与那个时代整体的思维水平相吻合。

因为从《庄子•天下》篇来看，尽管当时学人有对“百家之学”分别加以本质概括的强烈愿望，并且将之付诸实践，但他们终究没能做到分别以十分贴切的概念来揭示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实质，仍然只是将某派的思想归在该派代表人物的名下，并不将某派思想从本质上取名为某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天下》篇虽然论及儒家思想，但它并不像将墨家思想归在墨翟名下似的，将儒家思想归在孔子名下，而是归在“邹鲁之士”名下。

“邹鲁之士”固然暗指儒士，但它毕竟不等同于孔门儒者，则这一称谓似乎有将孔门儒者排斥于正统儒者之外的嫌疑，因为《天下》篇明确地将“邹鲁之士”断为系《诗》《书》《礼》《乐》的传承者。

如果这一推测合乎事实，那么当时学者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上的局限性问题，甚至很可能是因为门户之见而有意不用这个称谓。

上面将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的时代追溯到汉代，但对于探讨“儒学”这一概念的起源来说，这一追溯意义不大。

因为两汉前后历时426年，“儒学”这个概念在汉代一定经历了涵义衍变的复杂过程，未必整个汉代都是在“儒家的学问”的含义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

为了把握“儒学”这个概念的涵义衍变过程，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在汉初陆贾、贾谊的著作里，没有发现“儒学”概念，只在稍后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发现将儒家“六经”称作“六学”。

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史记》中的记载。

《史记》为司马迁所撰，司马迁与董仲舒同生活于汉武帝年代（公元前140-86年），他的记载应该说能够反映西汉中期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儒学”一词的真实情况。

检索发现《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卷59之《五宗世家》：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

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②

其次见于卷63之《老子韩非列传》：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③

再次见于卷121之《儒林列传》：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④

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

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

但是，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

我们认为，仅凭《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不将汉武帝时所谓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即后来习称为儒家者）而非一种学说，是很难的，因为将“好儒学”、“绌儒学”改换为“好儒家”、“绌儒家”不仅说得通，而且从文中以“儒学”对应“儒者”、“老子”的用法来看，将这两篇中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儒家），似乎更合乎原文的语气脉络。

幸亏有《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它使我们明白：

即便汉武帝时的学人将“儒学”用作“儒者”、“儒家”的别称，但这并不足以排斥他们同时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为《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显然是指对属于“儒”之性质的学问的透彻了解，而不是指对属于“儒”类人物之人格的准确把握。

可为什么不能将《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呢？

这是因为从它的上下文的语意脉络联系看，不容我们做这种理解。

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

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其理想又怎么会在于成就儒士人格呢？

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学”一词之涵义难以一眼看明有别，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儒学”一词却让人很容易看明其涵义。

例如，《汉书》卷100上之《叙传上》有这么一段论述：

“（班）稺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

”⑤我们仅凭其中的“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就立即明白这里所谓的“儒学”是指“儒家的学问”，否则，它用在这里就与老庄学术⑥不构成对比。

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

“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

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

乡里为之语曰：

‘道德彬彬冯仲文’”⑦；又如该书卷74《徐防传》有云：

“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⑧；再如该书卷106《王涣传》有云：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

父顺，安定太守。

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

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⑨。

范晔虽是南北朝时宋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东汉后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他所记载的东汉儒者“修儒学”、“好儒学”、“敦儒学”应该说是史实。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

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

问题是，为什么东汉的儒者比西汉的儒者能够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更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

这是因为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到东汉初，学界已有条件和能力从本质上总结和归纳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的思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这样总结和归纳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孔子曰：

“如有所誉，其有所试。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⑩

作为一种本质性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所以为儒家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充分地反映了东汉儒者对儒家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

这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痕迹，因为两汉时的儒家学问就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的。

与“儒学”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有别，“儒术”一词却屡见于先秦典籍。

通过检索，现在我们已知在《荀子•富国》、《墨子•非儒下》、《公孙龙子•迹府》篇中都出现了“儒术”这个概念。

这三篇，除了《府迹》篇是否为公孙龙所著尚存在争议外，余下两篇属于先秦文献不存在疑义。

那么，先秦文献中的“儒术”是什么涵义？

请看有关论述：

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

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

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

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