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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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章早期的对外关系

一、葡萄牙人的到达中国及其早期的远征

西方海洋国家最初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葡萄牙。

公元1511年，阿尔伯奎克（AlfonsoDalboquerque〖D'Albuquerque〗）攻占了满剌加（Malacca），该地是当时的一个大的国际贸易中心；5年之后，裴斯特罗（RafaelPerestrello）乘坐一个当地土著船只欲往中国，作试探性的远征。

1517年，啡瑙·比利·特·安剌德（FernaoPerezde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Malay）船各4艘出航，在上川岛（Shangchuen）下碇，那岛现在叫做圣约翰岛（St.John'sIsland），是圣方济各（St.FrancisXavier）最后到达的地点，他虽然了望到了天国（中国），却被禁止登陆，1552年他死在该岛。

安剌德被允许率船两艘前往广州，和他同去的还有由卧亚（Goa）总督派遣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比勒斯（ThoméPires）。

安剌德本人还保持了和顺的态度；但是1518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de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行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他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

他被严密地封禁在港口里面，但是1521年他竟潜逃出境；同时，他的兄弟啡瑙也被逐出口岸，而那位堂堂的专使比勒斯却被监禁，并且于1523年死在狱中。

1522年奉派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米罗（AlfonsoMartinsdeMello）到达圣约翰岛，但遭到袭击，所有在他船上的人员几乎完全丧命；少数幸免的逃往浪白澳（Lampaco），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一个葡萄牙贸易站，一直存在了半世纪之久。

大约在1517年或是其后不久，马喀兰夏（GeorgeMascarenhas）绕过圣约翰岛到达福建海岸；他及后来的其他人们在泉州（府）、福州和宁波开辟了贸易。

他们在宁波曾经建立一个殖民区；这个殖民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虽然难以确定，但据说在1533年时，已经非常繁荣。

由繁荣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气焰，傲慢又发展为骄横无礼，并造成了这些殖民者的滋扰不法行为，以致使宽厚的明朝皇帝不得不于1545年下令由海陆同时来进攻他们。

结果据报有“12,000名基督教徒”--包括有800名葡萄牙人--被杀，他们有35艘大船和2只沙船被焚。

1549年在泉州也因类似的举动造成同样的结果，漏网的残余者从那里逃到浪白澳。

二、葡萄牙派往北京的使节

1552年卧亚总督曾经派遣使节前往北京朝廷，但是满剌加总督拒不允许该使节通过前往。

1667年又从卧亚派出第四次使节，意图对于中国皇帝直接下令封闭澳门贸易一事有所表示，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具体结果。

麦德乐（AlexanderMettelloSouzayMenezes）领导下的第五次使节是在1727年来到的；这次使节曾经同中国皇帝交换过礼物，但是在打通商务问题上并不比1753年的第六次使节更为成功。

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他的责任就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谈判订约。

这位专使依照欧洲习惯，屈膝接受了皇帝的赏赐。

【龚斯德特（Ljungstedt），“葡萄牙居留地”（PortugueseSettlements），第115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27~429页；颇节，“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中国有关档案汇编”（下文简称“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5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81页】

三、澳门的居留地

在北方的各次屠杀之后，浪白澳成为葡萄牙人可以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但是在1557年，他们用了惯用的贿赂手段，奉准在阿妈港（Amakau即澳门）的“荒岛”上建立篷舍，晒藏商货。

【这是根据品托（F.M.Pinto）的记述；但马礼逊（Morrison）的“中国大观”（ViewofChina）却说欧洲人于1537年已在该地有了临时居所；苏扎（ManoalFariaaSouza）在他的“葡属亚洲”（AsiaPortugueza）一书中叙称：

贮藏所“在1558年重新建立于澳门。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6页】这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半岛，1573年中国当局横过狭窄的地峡修筑了一道墙，只留了一个门作为进口，理由是因为绑架的事正在盛行。

因为这种罪恶的控诉不断发生，1582年，总督（两广总督）就召唤澳门的总管、法官及其他官吏们到省城肇庆；他们在敌视的态度下被传见，并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但当他们把礼物呈送给总督和他的僚属以后，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有了改进。

当时葡萄牙人只有用经常贿赂的手段，才可以停留在澳门，1593年，葡萄牙人在该地的参议会曾向葡萄牙国王上书说：

“为了维持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

四、中国对澳门管辖权的保持

葡萄牙人常常声称澳门是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之外，然而中国政府对这椿事情直到1887年从来没有承认过。

过去盛传作为该处殖民地特许状的有一件“金券”，据说这件“金券”是中国皇帝颁赐的，并且已经遗失；但是并没有记载证明任何非官方人员曾经看到过它。

一切事实都和这种说法相反。

从最初直到1849年总管哑吗勒事件（GovernorAmaral’scoupd’etat）发生为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于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

租额最初是每年1,000两；从1691到1740年以后的某一时期为600两；之后则为500两。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0页。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2页）以1754年为另一次获准减租开始的年份】1843年，当耆英对澳门许给某些更多的特权的时候，也曾向他要求取消每年的地租，但他却断然拒绝。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03页】澳门的主教在1777年以代理总管的资格，向参议会书面报告说：

“葡萄牙人承皇帝的惠准，因交纳地租而取得澳门的临时使用和利益。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9页。

密尔本（“东方贸易”，第二卷，第462页）称：

“澳门是完全在驻广州总督的管辖之下的。

”】

1802年，在印度总督威里斯里勋爵（LordWellesley）的命令下，为了防备法国人的可能进攻，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

中国当局曾经抗议这种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同时亚眠和约（peaceofAmiens）的消息恰巧又传来，英国军队就自行撤退了。

【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76页】1808年，驻守卧亚以防范法国的敏托勋爵（LordMints），又派兵去澳门作同样的防卫。

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董事会认为：

“如果从葡萄牙方面得到许可，就无须顾虑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

中国方面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总督要求英国海陆军队立即撤退，并以使用武力及封闭英国贸易相威胁。

海军上将德鲁雷（AdmiralDrury）提议和总督会晤，总督冷淡地予以拒绝；之后德鲁雷就打算强行通过虎门来会晤，但又遭遇了武装抵抗，只好退回；于是英军就放弃了澳门，承认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各种权利。

【同上书第84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230页】

五、中国对澳门的领土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

在管辖权问题上，据记载，1587年以前，中国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凡牵涉中国人在内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

后来--但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这种职权又转移给前山寨（GasaBranca）的地方官，这个官员掌握着1573年修筑的横贯地峡的界栅的锁钥。

迟至1690年，香山县不再假手他的佐治人员，而亲自处断澳门境内的案件。

1744年，特为香山县设置府佐一员，即“左堂”（原名为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又简称前山寨海防同知），专理澳门事务，这个“左堂”在1800年就进驻澳门并且行使他的管辖权。

1749年，某些被中国当局所指认为罪犯的人，假借教徒的身份，逃往安巴罗修道院（NossaSenboradoAmparo）潜藏，葡萄牙人又拒不交出他们；因此，中国当局就禁止一切物品对他们的供应，并且勒令所有商人离开澳门，葡萄牙人这才交出逃犯并同意签订了一项协定。

协定的第五款规定，凡凶杀案件、前山寨的中国官吏可以前往澳门验尸，然后再将一切证物呈拨广州作最后判决；第七款规定，凡是没有拿前山寨县丞凭付费收据所发给的许可执照的，不得在澳门营建或修缮房舍、码头或炮台。

【同上书，第12~15页】但是后面的一款在1843年被耆英取消了。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0页】

六、中国对澳门的财政管辖权

澳门港口的财政管辖权也同样操在中国手里。

1631年，广州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就移到澳门进行，情况和以前在广州所行的相同；这种措施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已使中国商人有充分时间组成一个行会，达到他们垄断贸易的目的。

1698年的一道上谕训诫说：

“澳门属中国管辖，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视同子民”。

这个原则在1717年还被奉行，当时参议会企图保留葡萄牙船只在该口岸的特权，拒绝对其他各国商人的优待，但被干脆地驳斥，不许他们采取这种步骤；1726年总督并且进一步通知说，这种问题的决定，应该在于皇上而不在于参议会。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81页】1732年，总督责成葡萄牙当局随时报告到达的每一个外国船只、它的国籍、兵力、目的地等等。

不久之后，粤海关部派了一个税口委员驻在普拉亚·格兰德（PrayaGrande）码头地方的临时住留区；葡萄牙人于1779年迁出该区，但仍在澳门给该委员准备一所适当的房屋，这个委员的继任者一直住到1832年，【同上书，第10页】可能到1849年，并从那里向在澳门上岸或下船的客、货，征收捐税。

截至1831年3月31日为止，在12个月中这税口委员从澳门贸易中征到税收总额69,183两，其中30,132两是对该地起岸的1,883箱鸦片课征来的，39,051两是对其他商货课征得来的；【同上书，第51页】在1847年，即澳门宣布独立的两年以前，一位旅客的记载说，在该地登陆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人向清朝官吏交纳西班牙币半元。

”【普费弗，“一位夫人的世界环行记”，第52页】

七、作为各国贸易基地的澳门

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盛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

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用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来临，使他们得以重新进入广州。

十九世纪该地的侨民，除教士及军人外，数目如下：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54页】

1810年

1830年

白种男人

1,172人

1,202人

白种女人

1,846人

2,149人

奴仆（男）

425人

350人

奴仆（女）

606人

779人

合计

4,019人

4,180人

这种男女人数间的不均衡，虽然是殖民地中少见的，却正好说明了当地的特性。

八、西班牙同中国的联系

西班牙人是第二个和中国人发生接触的。

他们是西方世界的发现者，正如葡萄牙人是东方世界的发现者一样，因此他们是经过西方来到中国的。

第一次来自马尼拉（Manila）的使节是两个教士，在1575年到达广州，他们曾被送往水兴谒见总督，很受礼遇；但他们毫无成就，仍旧返回马尼拉。

对菲律宾的贸易兴旺起来，但它却掌握在来自福建--厦门、泉州和福州--的中国商人手中；由于这些商人数目迅速的增加，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本身的优势地位就感到恐慌，因而他们在1603年就下令大屠杀。

当时居留在西班牙统治下各岛屿的二万人中，除了少数逃脱之外，几乎全部都死在刀剑之下。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8页；派克，“中国的历史、外交及商业”，第86页；诺曼（Norman），“远东的人民与政治”（ThePeopleandPoliticsoftheFarEast），第172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Islands），第115页】但商人的数目后来又重新增加起来，因而在1639年又进行了另一次大屠杀，当时在菲律宾的33,000人中，受害的达三分之二。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9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Islands），第116页】以后又提出限制，将商人数目限制到6,000人，每人每年必填交纳人头税6元；并对不肯接受教会洗礼的人，一概驱逐；但商人数目仍旧有增无减。

西班牙人自己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但1803年种牛痘方法的介绍到中国却要归功于他们的。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0页。

照另一方面的外国记载，据说亚洲急性霍乱症是在1820年春天首由来自暹罗的商船带到福建的；这种病症曾于1820~1822年流行于中国。

《澳门月报》，1843年9月号】

九、荷兰人的到达中国和台湾的占据；哥页和开泽出使北京

再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

1594年荷兰船只既然被禁驶入里斯本（Lisbon），他们就无法间接的获得中国的产品，因而荷兰于1604年派瓦尔维克（WybrandvanWarwick）率船一艘前来广州；但由于澳门当局的影响，他们被拒绝不许通商。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7页】1607年，同样的企图也遭到同样的结果。

1622年雷伊松（KornelisRayerszoon）率船15艘出现于澳门洋面，并且用800人登陆进攻，但他们被击退并且伤亡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这位海军上将。

败军转而进占澎湖群岛；但经过两年进攻与防守战斗，或许是由于谈判的结果--这是可能的，【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3页】也许是象中国方面宣称的由于战败的结果，【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08页】他们撤到台湾岛。

该岛当时还是一个无人之地，所以没有人同他们抵抗，他们安然占据了台湾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营盘--“赤嵌城炮台”（FortZelandia），【匾额题为“赤嵌城，一六三四年”。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8页】并在淡水和鸡笼（基隆）也修建了一些营房；他们在台湾府和淡水的营房现在还存在，后者正作为英国领事馆的馆址。

1653年荷兰人再度企图同广州进行通商，但是他们的努力又被葡萄牙人从中破坏而失败；于是在1655年他们就派哥页（PeterdeGoyer）同开泽（JacobdeKeyzer）为使节前往北京。

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

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

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象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5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1页；纽霍夫（亚斯特雷〖Astley〗版本），第三卷，第425、427等各页；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2、126等各页。

原规定使节应五年一至北京，但在正式觐见时，皇上自行决定改为八年一次，以示殊恩。

--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1页】

十、荷兰人被逐出台湾；范胡伦出使北京

亡明诸帝的一个遗臣郑成功--著名的“国姓爷”--于1661年在他的大陆基地厦门受到清朝的压迫，率领军队25,000人航行到达台湾。

他所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荷兰人的，但他却把他们围困在赤嵌城堡垒之中；经9个月的围攻之后，这个堡垒被放弃了，被围者损失1,600人，从此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就宣告结束。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6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4页】巴达维亚（Batavia）的议会于是派遣了兵船12艘前往福州，帮助大清帝国军队联合进攻“国姓爷”；厦门就被这个联合武力所占领，因而大陆尽归大清帝国控制，但台湾并没有受到影响。

两年之后，就是1664年，荷兰期待着对一个宗主国这样忠诚效力所会得到的酬劳，于是派遣范胡伦（PietervanHoorn）为使臣前往北京；他在一年之后到达。

这次使节的前来，虽然负着曾为清朝和他们本身利益立下过英勇功绩的威望，可是心里却还是打算着荷兰人的商业利益，打算着完全顺从中国朝廷的要求，象十年前哥页和开泽一样；但是进贡与赏赐，跪拜与叩首--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换取到列名为大皇帝朝贡国家之一而已，并没有取得特权的恩赐。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5页】1683年清朝皇帝渡海亲征台湾，并且把它归入自己统辖之下。

他曾命令他的忠顺的荷兰人派遣一支海军；荷兰人遵办了，但他们到达得迟了，并且发觉皇帝也并没有等待他们。

【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33页】后一世纪中，他们在福建沿海各口岸进行一种走私贸易，每次贸易都须用贿买取得许可；在1762年以前，荷兰人从来没有在广州建立商馆，当时广州的“公行”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少数外国人并不大能为害了。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

十一、铁俊甫与文谱兰出使北京

1795年荷兰又再派遣使节铁俊甫（IsaacTitsingh）与文谱兰（A.E.vanBraam）等前来。

他们为了怕蹈英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的覆辙，所以决心避免他所犯的错误；他曾拒绝磕头行礼；他们甚至还想对以前各次荷兰使节所行的方法再加改进，无论中国人要求怎样去承认其宗主权，也都准备照办。

他们出使的情形曾由一位稳重的历史学家用以下的语句描述出来。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9页】

“他们象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作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象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式，他仍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

他们的使节并无结果，只不过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文明的，万民都须向化；他们的国家是唯一的帝国，世界各国都须向它俯首臣服。

【同上，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文谱兰（VanBraam）散见各页；德·居尼（deGuignes），散见各页；文谱兰提到叩头（译文称之为“皇家敬礼”）的地方比较更多；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他是一位奉派的使臣，所以有代表正使，也有时本人奉召，参加典礼。

有一次，（第一卷，第178页）他记称，荷兰和朝鲜使臣同时朝觐，依次引见，相继在典礼中行三跪九叩首礼。

德·居尼原是法国人，而以一奇特和值得注意的客卿地位参加这使节。

他记称（第一卷，第389页），铁俊甫在逗留北京期间大半因病请假，但对于使节所受的接待颇为不满，并拟提出抗议；文谱兰则认为这种作法将会损害该（荷兰）公司的贸易前途，而终于将他说服】

十二、中国的朝贡国一览

作为帝国律例的“大清会典”，所列举的大清帝国朝贡国的正式名单，在这里叙述一下是最恰当的。

据“会典”记载，朝鲜（Korea）每四年派遣使臣朝贡一次，琉球（Loochow）每三年朝贡两次，安南（Annam）每两年朝贡一次，南掌（Laos即老挝）每十年朝贡一次，暹罗（Siam）每三年朝贡一次，苏碌（Sulu）每五年朝贡一次。

荷兰所派使臣，应该取道广东的虎门；时期是不定的（1655年规定八年一贡）；来使包括使臣一人或二人，随员一人，秘书一人及不超过一百名的其他人员，其中前往北京的不得超过二十人。

缅甸（Burma）所派使臣取道云南的腾越厅，十年一次；来使不得超过一百人以上，其中前往北京的不得超过二十人。

葡萄牙、意大利（教皇派红衣主教图尔囊（CardinalTournon）为使节于1705年12月31日被召见，第二次派红衣主教墨沙巴拉（CardinalMezzobarba）为使节于1720年12月15日到达北京【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49页；贝尔，“自圣彼得堡首途历亚洲各地”，第二卷，第35页】）和英国的使节取道虎门前来，但是没有定期；每一个使团人员可以乘船三艘，人数都不得超过一百；前往北京的限定二十二人，其余留在广州。

【《澳门月报》1845年4月号；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4页。

“咸丰二年九月十一日（1852年10月23日）奉上谕如下：

“徐广缙奏称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等情。

查上年进呈贡品时，经诏示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

现该国贡使已将表文连同贡品一并进呈，足征其恭谨驯顺之诚，该贡使既抵广州，即于本年封印前派员伴送来京，用锡该王封号。

”“至该国户部恳请准其贡船先返（不等候使臣）一节，姑予照准，并准其船只携带货物，免税放行。

至新王郑明恳乞颁发诰命，应照章由原管衙门办理，并于该使臣到京后，依式颁发。

钦此。

”（照英文移译）--《北华捷报》，1852年11月13日】

十三、英国人到达中国

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初叶就和日本通商，但他们对中国直接贸易的第一次努力却在1637年。

1635年，根据葡萄牙殖民地总督的许可证，在威得尔海军大佐（CaptainJohnWeddell）领导下的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已装备齐全，威得尔率同其中的四艘于1637年6月25日，到达澳门。

【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41页；亚谟兹，“旅华英侨”，第13及以下各页】澳门当局并不承认卧亚总督有权颁发对中国海上贸易的许可证，所以就多方和威得尔留难。

经过一些日子的耐心等待，他就派遣小船自行探寻进入广州的路径，然后就率船抵虎门。

在虎门他接到通知说，必须请示广州当局，并且嘱咐他等待六日；其实中国人是利用这个期间来修整炮台。

威得尔因为他请求通商没有得到答复，就启碇溯河前进，当即遭到炮台的轰击。

他发炮还击后，并压制了对方的炮火，他就直驶广州，售出了他的货物，并装载上糖和姜。

中国人为了宽恕他们的敌视态度，就把这件事说成是由于葡萄牙人为要把持垄断搬弄是非造成的。

【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一卷，第4页；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5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2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4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4页。

只有德庇时一人指称威得尔（Weddell）到达澳门的日期为“5月28日”；奥贝尔和卫三畏都说是“在6月”；亚谟兹所举的日期则是“6月25日”，似最为可靠】第二次的尝试是在1664年，当时曾派船一艘前往澳门；【奥贝尔（第138页）称“船数艘”，德庇时（第一卷，第44页）则提到对“每艘船”的征课；但因马尔丁（第二卷，第7页）举出其船名为“苏拉特号”（Surat），则可能是只遣派船只一艘。

在1635到1664的30年间，英国的“共和政治”已使英国保王党的东印度公司枯竭不堪，清朝的取明朝而代之，更使广州的贸易大受损害。

】葡萄牙人仍旧从中加以种种阻挠，中国当局却要求船钞2,000两。

英国人希求减交半数，但被拒绝，中国当局并派兵一队监守管货房；这条船在澳门羁留5个月之后，返同万丹（Bantam）。

【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7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4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7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5页】1674年，又派船一艘前往澳门，但“仅以极低的比价用物物交换的方法，卖出布匹11件”就回去了。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8页】然而1670年他们在厦门【同上】和台湾【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5页】已经通商了，在台湾取得的各种协议是和该岛主人“国姓爷”商定的。

在厦门的贸易此在台湾更成功，因而在1677年又另派一条船前往。

次年，1678年，东印度公司在以上两地的投资，现金方面共达30,000元，货物方面达20,000元【卫三畏，“中国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