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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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章早期的对外关系
一、葡萄牙人的到达中国及其早期的远征
西方海洋国家最初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葡萄牙。
公元1511年,阿尔伯奎克(AlfonsoDalboquerque〖D'Albuquerque〗)攻占了满剌加(Malacca),该地是当时的一个大的国际贸易中心;5年之后,裴斯特罗(RafaelPerestrello)乘坐一个当地土著船只欲往中国,作试探性的远征。
1517年,啡瑙·比利·特·安剌德(FernaoPerezde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Malay)船各4艘出航,在上川岛(Shangchuen)下碇,那岛现在叫做圣约翰岛(St.John'sIsland),是圣方济各(St.FrancisXavier)最后到达的地点,他虽然了望到了天国(中国),却被禁止登陆,1552年他死在该岛。
安剌德被允许率船两艘前往广州,和他同去的还有由卧亚(Goa)总督派遣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比勒斯(ThoméPires)。
安剌德本人还保持了和顺的态度;但是1518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de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行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他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
他被严密地封禁在港口里面,但是1521年他竟潜逃出境;同时,他的兄弟啡瑙也被逐出口岸,而那位堂堂的专使比勒斯却被监禁,并且于1523年死在狱中。
1522年奉派朝见中国皇帝的专使米罗(AlfonsoMartinsdeMello)到达圣约翰岛,但遭到袭击,所有在他船上的人员几乎完全丧命;少数幸免的逃往浪白澳(Lampaco),他们在那里建立的一个葡萄牙贸易站,一直存在了半世纪之久。
大约在1517年或是其后不久,马喀兰夏(GeorgeMascarenhas)绕过圣约翰岛到达福建海岸;他及后来的其他人们在泉州(府)、福州和宁波开辟了贸易。
他们在宁波曾经建立一个殖民区;这个殖民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虽然难以确定,但据说在1533年时,已经非常繁荣。
由繁荣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气焰,傲慢又发展为骄横无礼,并造成了这些殖民者的滋扰不法行为,以致使宽厚的明朝皇帝不得不于1545年下令由海陆同时来进攻他们。
结果据报有“12,000名基督教徒”--包括有800名葡萄牙人--被杀,他们有35艘大船和2只沙船被焚。
1549年在泉州也因类似的举动造成同样的结果,漏网的残余者从那里逃到浪白澳。
二、葡萄牙派往北京的使节
1552年卧亚总督曾经派遣使节前往北京朝廷,但是满剌加总督拒不允许该使节通过前往。
1667年又从卧亚派出第四次使节,意图对于中国皇帝直接下令封闭澳门贸易一事有所表示,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具体结果。
麦德乐(AlexanderMettelloSouzayMenezes)领导下的第五次使节是在1727年来到的;这次使节曾经同中国皇帝交换过礼物,但是在打通商务问题上并不比1753年的第六次使节更为成功。
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他的责任就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谈判订约。
这位专使依照欧洲习惯,屈膝接受了皇帝的赏赐。
【龚斯德特(Ljungstedt),“葡萄牙居留地”(PortugueseSettlements),第115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27~429页;颇节,“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中国有关档案汇编”(下文简称“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5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81页】
三、澳门的居留地
在北方的各次屠杀之后,浪白澳成为葡萄牙人可以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但是在1557年,他们用了惯用的贿赂手段,奉准在阿妈港(Amakau即澳门)的“荒岛”上建立篷舍,晒藏商货。
【这是根据品托(F.M.Pinto)的记述;但马礼逊(Morrison)的“中国大观”(ViewofChina)却说欧洲人于1537年已在该地有了临时居所;苏扎(ManoalFariaaSouza)在他的“葡属亚洲”(AsiaPortugueza)一书中叙称:
贮藏所“在1558年重新建立于澳门。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6页】这个岛实际上是一个半岛,1573年中国当局横过狭窄的地峡修筑了一道墙,只留了一个门作为进口,理由是因为绑架的事正在盛行。
因为这种罪恶的控诉不断发生,1582年,总督(两广总督)就召唤澳门的总管、法官及其他官吏们到省城肇庆;他们在敌视的态度下被传见,并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但当他们把礼物呈送给总督和他的僚属以后,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有了改进。
当时葡萄牙人只有用经常贿赂的手段,才可以停留在澳门,1593年,葡萄牙人在该地的参议会曾向葡萄牙国王上书说:
“为了维持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
四、中国对澳门管辖权的保持
葡萄牙人常常声称澳门是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权之外,然而中国政府对这椿事情直到1887年从来没有承认过。
过去盛传作为该处殖民地特许状的有一件“金券”,据说这件“金券”是中国皇帝颁赐的,并且已经遗失;但是并没有记载证明任何非官方人员曾经看到过它。
一切事实都和这种说法相反。
从最初直到1849年总管哑吗勒事件(GovernorAmaral’scoupd’etat)发生为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于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
租额最初是每年1,000两;从1691到1740年以后的某一时期为600两;之后则为500两。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0页。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2页)以1754年为另一次获准减租开始的年份】1843年,当耆英对澳门许给某些更多的特权的时候,也曾向他要求取消每年的地租,但他却断然拒绝。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03页】澳门的主教在1777年以代理总管的资格,向参议会书面报告说:
“葡萄牙人承皇帝的惠准,因交纳地租而取得澳门的临时使用和利益。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9页。
密尔本(“东方贸易”,第二卷,第462页)称:
“澳门是完全在驻广州总督的管辖之下的。
”】
1802年,在印度总督威里斯里勋爵(LordWellesley)的命令下,为了防备法国人的可能进攻,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
中国当局曾经抗议这种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同时亚眠和约(peaceofAmiens)的消息恰巧又传来,英国军队就自行撤退了。
【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76页】1808年,驻守卧亚以防范法国的敏托勋爵(LordMints),又派兵去澳门作同样的防卫。
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董事会认为:
“如果从葡萄牙方面得到许可,就无须顾虑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挠”。
中国方面的意见却不是这样,总督要求英国海陆军队立即撤退,并以使用武力及封闭英国贸易相威胁。
海军上将德鲁雷(AdmiralDrury)提议和总督会晤,总督冷淡地予以拒绝;之后德鲁雷就打算强行通过虎门来会晤,但又遭遇了武装抵抗,只好退回;于是英军就放弃了澳门,承认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各种权利。
【同上书第84页;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230页】
五、中国对澳门的领土管辖权和刑事管辖权
在管辖权问题上,据记载,1587年以前,中国曾经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2页】凡牵涉中国人在内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
后来--但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这种职权又转移给前山寨(GasaBranca)的地方官,这个官员掌握着1573年修筑的横贯地峡的界栅的锁钥。
迟至1690年,香山县不再假手他的佐治人员,而亲自处断澳门境内的案件。
1744年,特为香山县设置府佐一员,即“左堂”(原名为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又简称前山寨海防同知),专理澳门事务,这个“左堂”在1800年就进驻澳门并且行使他的管辖权。
1749年,某些被中国当局所指认为罪犯的人,假借教徒的身份,逃往安巴罗修道院(NossaSenboradoAmparo)潜藏,葡萄牙人又拒不交出他们;因此,中国当局就禁止一切物品对他们的供应,并且勒令所有商人离开澳门,葡萄牙人这才交出逃犯并同意签订了一项协定。
协定的第五款规定,凡凶杀案件、前山寨的中国官吏可以前往澳门验尸,然后再将一切证物呈拨广州作最后判决;第七款规定,凡是没有拿前山寨县丞凭付费收据所发给的许可执照的,不得在澳门营建或修缮房舍、码头或炮台。
【同上书,第12~15页】但是后面的一款在1843年被耆英取消了。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0页】
六、中国对澳门的财政管辖权
澳门港口的财政管辖权也同样操在中国手里。
1631年,广州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就移到澳门进行,情况和以前在广州所行的相同;这种措施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已使中国商人有充分时间组成一个行会,达到他们垄断贸易的目的。
1698年的一道上谕训诫说:
“澳门属中国管辖,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视同子民”。
这个原则在1717年还被奉行,当时参议会企图保留葡萄牙船只在该口岸的特权,拒绝对其他各国商人的优待,但被干脆地驳斥,不许他们采取这种步骤;1726年总督并且进一步通知说,这种问题的决定,应该在于皇上而不在于参议会。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81页】1732年,总督责成葡萄牙当局随时报告到达的每一个外国船只、它的国籍、兵力、目的地等等。
不久之后,粤海关部派了一个税口委员驻在普拉亚·格兰德(PrayaGrande)码头地方的临时住留区;葡萄牙人于1779年迁出该区,但仍在澳门给该委员准备一所适当的房屋,这个委员的继任者一直住到1832年,【同上书,第10页】可能到1849年,并从那里向在澳门上岸或下船的客、货,征收捐税。
截至1831年3月31日为止,在12个月中这税口委员从澳门贸易中征到税收总额69,183两,其中30,132两是对该地起岸的1,883箱鸦片课征来的,39,051两是对其他商货课征得来的;【同上书,第51页】在1847年,即澳门宣布独立的两年以前,一位旅客的记载说,在该地登陆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人向清朝官吏交纳西班牙币半元。
”【普费弗,“一位夫人的世界环行记”,第52页】
七、作为各国贸易基地的澳门
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盛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
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用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来临,使他们得以重新进入广州。
十九世纪该地的侨民,除教士及军人外,数目如下: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54页】
1810年
1830年
白种男人
1,172人
1,202人
白种女人
1,846人
2,149人
奴仆(男)
425人
350人
奴仆(女)
606人
779人
合计
4,019人
4,180人
这种男女人数间的不均衡,虽然是殖民地中少见的,却正好说明了当地的特性。
八、西班牙同中国的联系
西班牙人是第二个和中国人发生接触的。
他们是西方世界的发现者,正如葡萄牙人是东方世界的发现者一样,因此他们是经过西方来到中国的。
第一次来自马尼拉(Manila)的使节是两个教士,在1575年到达广州,他们曾被送往水兴谒见总督,很受礼遇;但他们毫无成就,仍旧返回马尼拉。
对菲律宾的贸易兴旺起来,但它却掌握在来自福建--厦门、泉州和福州--的中国商人手中;由于这些商人数目迅速的增加,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本身的优势地位就感到恐慌,因而他们在1603年就下令大屠杀。
当时居留在西班牙统治下各岛屿的二万人中,除了少数逃脱之外,几乎全部都死在刀剑之下。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8页;派克,“中国的历史、外交及商业”,第86页;诺曼(Norman),“远东的人民与政治”(ThePeopleandPoliticsoftheFarEast),第172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Islands),第115页】但商人的数目后来又重新增加起来,因而在1639年又进行了另一次大屠杀,当时在菲律宾的33,000人中,受害的达三分之二。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79页;福尔曼(Foreman),“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Islands),第116页】以后又提出限制,将商人数目限制到6,000人,每人每年必填交纳人头税6元;并对不肯接受教会洗礼的人,一概驱逐;但商人数目仍旧有增无减。
西班牙人自己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但1803年种牛痘方法的介绍到中国却要归功于他们的。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0页。
照另一方面的外国记载,据说亚洲急性霍乱症是在1820年春天首由来自暹罗的商船带到福建的;这种病症曾于1820~1822年流行于中国。
《澳门月报》,1843年9月号】
九、荷兰人的到达中国和台湾的占据;哥页和开泽出使北京
再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
1594年荷兰船只既然被禁驶入里斯本(Lisbon),他们就无法间接的获得中国的产品,因而荷兰于1604年派瓦尔维克(WybrandvanWarwick)率船一艘前来广州;但由于澳门当局的影响,他们被拒绝不许通商。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7页】1607年,同样的企图也遭到同样的结果。
1622年雷伊松(KornelisRayerszoon)率船15艘出现于澳门洋面,并且用800人登陆进攻,但他们被击退并且伤亡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这位海军上将。
败军转而进占澎湖群岛;但经过两年进攻与防守战斗,或许是由于谈判的结果--这是可能的,【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3页】也许是象中国方面宣称的由于战败的结果,【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08页】他们撤到台湾岛。
该岛当时还是一个无人之地,所以没有人同他们抵抗,他们安然占据了台湾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营盘--“赤嵌城炮台”(FortZelandia),【匾额题为“赤嵌城,一六三四年”。
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78页】并在淡水和鸡笼(基隆)也修建了一些营房;他们在台湾府和淡水的营房现在还存在,后者正作为英国领事馆的馆址。
1653年荷兰人再度企图同广州进行通商,但是他们的努力又被葡萄牙人从中破坏而失败;于是在1655年他们就派哥页(PeterdeGoyer)同开泽(JacobdeKeyzer)为使节前往北京。
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
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
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象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5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1页;纽霍夫(亚斯特雷〖Astley〗版本),第三卷,第425、427等各页;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2、126等各页。
原规定使节应五年一至北京,但在正式觐见时,皇上自行决定改为八年一次,以示殊恩。
--纽霍夫(奥基尔贝译本),第121页】
十、荷兰人被逐出台湾;范胡伦出使北京
亡明诸帝的一个遗臣郑成功--著名的“国姓爷”--于1661年在他的大陆基地厦门受到清朝的压迫,率领军队25,000人航行到达台湾。
他所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荷兰人的,但他却把他们围困在赤嵌城堡垒之中;经9个月的围攻之后,这个堡垒被放弃了,被围者损失1,600人,从此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就宣告结束。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6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4页】巴达维亚(Batavia)的议会于是派遣了兵船12艘前往福州,帮助大清帝国军队联合进攻“国姓爷”;厦门就被这个联合武力所占领,因而大陆尽归大清帝国控制,但台湾并没有受到影响。
两年之后,就是1664年,荷兰期待着对一个宗主国这样忠诚效力所会得到的酬劳,于是派遣范胡伦(PietervanHoorn)为使臣前往北京;他在一年之后到达。
这次使节的前来,虽然负着曾为清朝和他们本身利益立下过英勇功绩的威望,可是心里却还是打算着荷兰人的商业利益,打算着完全顺从中国朝廷的要求,象十年前哥页和开泽一样;但是进贡与赏赐,跪拜与叩首--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换取到列名为大皇帝朝贡国家之一而已,并没有取得特权的恩赐。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8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5页】1683年清朝皇帝渡海亲征台湾,并且把它归入自己统辖之下。
他曾命令他的忠顺的荷兰人派遣一支海军;荷兰人遵办了,但他们到达得迟了,并且发觉皇帝也并没有等待他们。
【麦克戈文,“中华帝国史”,第533页】后一世纪中,他们在福建沿海各口岸进行一种走私贸易,每次贸易都须用贿买取得许可;在1762年以前,荷兰人从来没有在广州建立商馆,当时广州的“公行”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少数外国人并不大能为害了。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
十一、铁俊甫与文谱兰出使北京
1795年荷兰又再派遣使节铁俊甫(IsaacTitsingh)与文谱兰(A.E.vanBraam)等前来。
他们为了怕蹈英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的覆辙,所以决心避免他所犯的错误;他曾拒绝磕头行礼;他们甚至还想对以前各次荷兰使节所行的方法再加改进,无论中国人要求怎样去承认其宗主权,也都准备照办。
他们出使的情形曾由一位稳重的历史学家用以下的语句描述出来。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9页】
“他们象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作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象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式,他仍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
他们的使节并无结果,只不过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文明的,万民都须向化;他们的国家是唯一的帝国,世界各国都须向它俯首臣服。
【同上,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386页;文谱兰(VanBraam)散见各页;德·居尼(deGuignes),散见各页;文谱兰提到叩头(译文称之为“皇家敬礼”)的地方比较更多;这是当然的事,因为他是一位奉派的使臣,所以有代表正使,也有时本人奉召,参加典礼。
有一次,(第一卷,第178页)他记称,荷兰和朝鲜使臣同时朝觐,依次引见,相继在典礼中行三跪九叩首礼。
德·居尼原是法国人,而以一奇特和值得注意的客卿地位参加这使节。
他记称(第一卷,第389页),铁俊甫在逗留北京期间大半因病请假,但对于使节所受的接待颇为不满,并拟提出抗议;文谱兰则认为这种作法将会损害该(荷兰)公司的贸易前途,而终于将他说服】
十二、中国的朝贡国一览
作为帝国律例的“大清会典”,所列举的大清帝国朝贡国的正式名单,在这里叙述一下是最恰当的。
据“会典”记载,朝鲜(Korea)每四年派遣使臣朝贡一次,琉球(Loochow)每三年朝贡两次,安南(Annam)每两年朝贡一次,南掌(Laos即老挝)每十年朝贡一次,暹罗(Siam)每三年朝贡一次,苏碌(Sulu)每五年朝贡一次。
荷兰所派使臣,应该取道广东的虎门;时期是不定的(1655年规定八年一贡);来使包括使臣一人或二人,随员一人,秘书一人及不超过一百名的其他人员,其中前往北京的不得超过二十人。
缅甸(Burma)所派使臣取道云南的腾越厅,十年一次;来使不得超过一百人以上,其中前往北京的不得超过二十人。
葡萄牙、意大利(教皇派红衣主教图尔囊(CardinalTournon)为使节于1705年12月31日被召见,第二次派红衣主教墨沙巴拉(CardinalMezzobarba)为使节于1720年12月15日到达北京【龚斯德特,“葡萄牙居留地”,第149页;贝尔,“自圣彼得堡首途历亚洲各地”,第二卷,第35页】)和英国的使节取道虎门前来,但是没有定期;每一个使团人员可以乘船三艘,人数都不得超过一百;前往北京的限定二十二人,其余留在广州。
【《澳门月报》1845年4月号;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一卷,第264页。
“咸丰二年九月十一日(1852年10月23日)奉上谕如下:
“徐广缙奏称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等情。
查上年进呈贡品时,经诏示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
现该国贡使已将表文连同贡品一并进呈,足征其恭谨驯顺之诚,该贡使既抵广州,即于本年封印前派员伴送来京,用锡该王封号。
”“至该国户部恳请准其贡船先返(不等候使臣)一节,姑予照准,并准其船只携带货物,免税放行。
至新王郑明恳乞颁发诰命,应照章由原管衙门办理,并于该使臣到京后,依式颁发。
钦此。
”(照英文移译)--《北华捷报》,1852年11月13日】
十三、英国人到达中国
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初叶就和日本通商,但他们对中国直接贸易的第一次努力却在1637年。
1635年,根据葡萄牙殖民地总督的许可证,在威得尔海军大佐(CaptainJohnWeddell)领导下的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已装备齐全,威得尔率同其中的四艘于1637年6月25日,到达澳门。
【德庇时,“中国人”,第一卷,第41页;亚谟兹,“旅华英侨”,第13及以下各页】澳门当局并不承认卧亚总督有权颁发对中国海上贸易的许可证,所以就多方和威得尔留难。
经过一些日子的耐心等待,他就派遣小船自行探寻进入广州的路径,然后就率船抵虎门。
在虎门他接到通知说,必须请示广州当局,并且嘱咐他等待六日;其实中国人是利用这个期间来修整炮台。
威得尔因为他请求通商没有得到答复,就启碇溯河前进,当即遭到炮台的轰击。
他发炮还击后,并压制了对方的炮火,他就直驶广州,售出了他的货物,并装载上糖和姜。
中国人为了宽恕他们的敌视态度,就把这件事说成是由于葡萄牙人为要把持垄断搬弄是非造成的。
【斯当东,“外国使节觐见档案汇编”,第一卷,第4页;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5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2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4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4页。
只有德庇时一人指称威得尔(Weddell)到达澳门的日期为“5月28日”;奥贝尔和卫三畏都说是“在6月”;亚谟兹所举的日期则是“6月25日”,似最为可靠】第二次的尝试是在1664年,当时曾派船一艘前往澳门;【奥贝尔(第138页)称“船数艘”,德庇时(第一卷,第44页)则提到对“每艘船”的征课;但因马尔丁(第二卷,第7页)举出其船名为“苏拉特号”(Surat),则可能是只遣派船只一艘。
在1635到1664的30年间,英国的“共和政治”已使英国保王党的东印度公司枯竭不堪,清朝的取明朝而代之,更使广州的贸易大受损害。
】葡萄牙人仍旧从中加以种种阻挠,中国当局却要求船钞2,000两。
英国人希求减交半数,但被拒绝,中国当局并派兵一队监守管货房;这条船在澳门羁留5个月之后,返同万丹(Bantam)。
【奥贝尔“中国政治、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7页;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4页;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7页;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45页】1674年,又派船一艘前往澳门,但“仅以极低的比价用物物交换的方法,卖出布匹11件”就回去了。
【马尔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8页】然而1670年他们在厦门【同上】和台湾【德庇时,“中国人”,第二卷,第45页】已经通商了,在台湾取得的各种协议是和该岛主人“国姓爷”商定的。
在厦门的贸易此在台湾更成功,因而在1677年又另派一条船前往。
次年,1678年,东印度公司在以上两地的投资,现金方面共达30,000元,货物方面达20,000元【卫三畏,“中国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