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研究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有效推进特色小镇建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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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有效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有效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是浙江应对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特色小镇”不是专家评委“评”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建”出来的。

三年五载后，一批批“特色小镇”能否真正建成我们期望中的“特色小镇”，就在于今日如何切实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

在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特色小镇”建设要处理好“政府引导”、“政府服务”与“市场决定”、“市场主体”的关系。

这里的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县级政府、镇政府及小镇主管单位等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所牵涉的地方各级政府部门。

只有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才能在新常态下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最大合力，才能有效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在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下，需要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以此来有效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

本文认为，从政府的角度，在确立好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的前提下，至少可以从以下五大方面来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

一、正确认识其历史必然性，自觉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政府引导“特色小镇”建设，有其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处于政府包办的计划时代，改革开放后，浙江的民营经济迅速萌芽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而浙江民营经济的兴起与最初的发展并非来自于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推广，“无论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还是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等制度，都是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自行创造的”[1]。

90年代末开始，政府对民营经济进行积极引导，浙江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给民营经济配送“政策套餐”，使民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加强，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不单单是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要兼顾全方位的社会效益，从而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

新常态下，随着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引导，体现出浙江地方政府在新常态下对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创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同时，也是建立在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块状经济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现实基础上的。

可以说，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平台、新模式，“特色小镇”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特色小镇”建设也体现出政府对经济引导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从一开始放任发展，到简单的一审批就给土地的经济开发区、创业园、产业园等，到现在的先申报，建成后再给土地的“特色小镇”，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政府对经济引导方式转变，与中央提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深化改革开放相一致，既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

所以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要在深刻认识“特色小镇”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上，自觉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二、准确定位其特色产业，切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政府准确定位“特色产业”，引导小镇产业发展。

“特色小镇”的“特色”首先是“特色产业”，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发展“特色产业”，才能切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特色产业”不仅“特而强”，更是面向“未来”的。

“特色小镇”是面向未来的新产业生态和成长空间，不仅是对浙江既有块状经济的优化提升，而且是快速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态环保的新产业增量。

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前提下，政府应通过超前谋划，引导相关企业主动对接信息技术发展、产业发展变革，运用新理念、新机制、新方法，打造浙江传统经济转型的新模式，块状经济发展的新业态。

“特色小镇”的“特色”基本上是“独具”的、得天独厚的。

而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比如从“特色小镇”所具有的“特色产业”的历史形成与未来发展方面分，可以分成四大类：

（1）“特色历史人文+传统加工制造+旅游”，有可挖掘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传统，比如茶叶文化、丝绸文化、湖笔文化、黄酒文化、青瓷文化等等，同时可以叠加旅游业。

即传承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加工制造业，大力发展小镇旅游业，从而光大其独有的历史人文传统。

（2）“经典加工制造+时尚设计+旅游”，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典加工制造业，这类型与浙江的特色区块经济相对应，在浙江较为多见，其特点是有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可以嵌入时尚设计元素，也可以叠加一定的旅游功能，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比如海宁皮革时尚小镇、桐乡毛衫时尚小镇、诸暨袜艺小镇等。

（3）“特色天然资源+旅游度假养生”，具有独特的天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可以发展特色旅游业。

或是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土风情，如莲都古堰、景宁畲乡、西湖云栖、武义温泉等；或是具有难得的新鲜空气和洁净水源，适合休闲度假，利于健康养生，可大力发展健康养生产业，如桐庐健康小镇、奉化滨海养生小镇。

（4）“未来新兴产业+旅游”，是有发展前景的独具特色的未来产业，这种特色可以是现代信息、科技、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特点是面向未来。

如梦想小镇，基金小镇、硅谷小镇、地理信息小镇、千岛湖航空小镇等。

所以，“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往往具有“面向未来+旅游”的品质与特征，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且可以叠加旅游功能，可实现区域内的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自然是企业，而政府引导服务作用的更好发挥就必须要找准“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才能切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三、规划整合其综合功能，整体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政府准确定位“特色功能”，引导小镇规划建设。

“特色小镇”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特色小镇”，除了具有特色的产业以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之外，还需要做到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都优美的小镇。

新常态下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主要是融合产业转型升级、文化资源挖掘、旅游品牌打造等涉及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创新发展。

“特色小镇”除了具有特色产业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之外，也是传承文化和推进城乡统筹的平台，要实现产业、文化、旅游、生态、社区功能的叠加，做到“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即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发展。

所以，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求当地政府抓好空间布局，聚焦某个特色产业，合理控制规划面积；强化项目组合，围绕一个产业做好项目组合，包括一、二、三产项目的组合，生产、生活、生态项目的组合；充分挖掘历史人文资源，彰显文化内涵，或提升整合自然生态资源，创造旅游功能；规划建设并整合一定的社区功能，给小镇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而使“特色小镇”真正成为聚合资源、提升特色产业的“新载体”，谋划大项目、集聚创新要素的“新平台”，打造品牌、展示形象的“新景区”；整合社区功能、具备公共服务的“新城镇”。

总之，“特色小镇”首要的就是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建成特色产业小镇；同时充分挖掘历史人文资源，发展小镇旅游业，建成特色文化小镇、特色旅游小镇；从而进一步建成适合人们安居乐业的特色宜居小镇。

所以“特色小镇”的全面定位应该是：

独具特色的“产业小镇+旅游小镇+文化小镇+宜居小镇”，因而“特色小镇”建设是一个需要政府和市场在新型关系下合作，加以整体推进的过程。

四、有效构建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经济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除了宏观调节外，主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终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依据法律法规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公民、企业、市场和社会，其提供的服务既包括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包括为市场和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

在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下，政府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特色小镇”建设相关的各级政府不仅做到权力清单“瘦身”，更要做到责任清单“健身”，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

一方面，政府要做减法，即不阻碍企业的自主发展，给予市场发育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中，政府不担当市场的主要投资主体；不以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通过既参与经营又审批经营；不代庖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事项；不以行使行政审批权、僭越内部微观管理权为手段干预企业主体的本职，以免造成企业与市场活力的减弱。

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加法，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保障工作，从而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一是为企业提供创业或转型升级所需的全方位、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二是为企业营造相应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三是为企业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

从而使政府的引导真正接地气，吸引、促进目标企业的转型升级及可持续发展。

比如，“特色小镇”在体制机制上是“新而活”，易开展各类改革创新实验和试点，在产业、文化、旅游、生态以及社区功能的叠加上，可以改革试验“新型城镇化”建设。

总之，政府要做对“加减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配套、资源要素保障、文化内涵挖掘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处理政府引导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中，需要处理好“大镇”与“小镇”的关系，因为“大镇”与“小镇”的协同合作，直接关系到相关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数量。

“特色小镇”有专门的领导组织，一般是所属副镇长带相关部门人员负责分管，而“大镇”是“特色小镇”所属的“建制大镇”，还涉及小镇所属本县（市、区）以及地级市等。

“大镇”与“小镇”之间通力合作，才能最大程度整合各级政府的建设力量。

一方面，“大镇”要对“小镇”的发展大力支持，积极引导“特色产业”和“综合功能”，大力提供服务保障；另一方面，使“大镇”与“小镇”的协同合作关系持续化、制度化。

五、加快构建法治政府，持续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中，应以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为新坐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法治政府构建，保障“特色小镇”建设的可持续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带头维护法律权威，必须建立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就是依法行政的政府，而以法律界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于市场主体来说，集中体现为法无禁止皆可为。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转变政府职能的法治路径，既体现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规定和法治思维，又体现为转变政府职能的法治操作和法律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持续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正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指出的：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责依法全面履行。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尤其要贯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促进改革和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这就要求在政府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规范和制度，对小镇建设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目前相关制度、规范、标准的制定完善中，较为紧要的是完善“特色小镇”的考核制度，这一制度直接关系到所有“特色小镇”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比如就目前的《省级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考核指标》而言，在以下5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考核指标体系整体上应既全面又细化；按分类原则，增加现有指标类别；按综合原则，增加长期、生态、社区等相关指标；按个性原则，由各“特色小镇”自主增加特色指标；按动态原则，增加对小镇的建设项目的实时动态考核。

综上所述，“特色小镇”建设虽然最主要的是推动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是，它绝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综合的复杂问题，需要浙江地方相关各级政府部门深刻认识“特色小镇”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特性，自觉、合理、有力、有效地推进它的建设。

（弘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