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目前教育现状的深度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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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目前教育现状的深度反思
对我国目前教育现状的深度反思
2014-12-25
自中国开始了以高等教育收费为标志的所谓教育体制改革后，这一改革不仅摧毁了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实行免费教育的基础，也违背了先进国家高等教育免收学费的潮流，属于不折不扣的逆势而动。
本来改革是为了消除已经出现的各种矛盾，然而，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旧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还会在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
”当年的教育改革是为了消除教育领域里出现的矛盾，然而，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这十几年的教育改革，就不难发现，改革的结果恰恰印证了恩格斯的话，“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这些“更糟糕的矛盾”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如果把这些矛盾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教育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第一，高等教育学费高，工农子女上不起学。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是人民的公仆。
这不仅仅是在寻求一个冠冕堂皇的统治借口，还是因为相对于统治者来说，人民占据了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家的主体。
与此相适应，应当接受教育的工农子女也就是教育的主体。
而教育的主体却成为了教育收费的主要来源，教育收费被变成了摇钱树。
通货膨胀，收入微薄，物价高涨，许多寒门学子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背负着读书几年带来的沉重债务，很多人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份维持温饱的工作，既无法成家立业和养活家人，也无力偿还读书欠下的数万元债务，而就业的压力，竞争的残酷，现实的不公平，生存日益艰辛，生活处处捉襟见肘，令心理脆弱的寒门学子对前景愈加失望，有些人因心生畏惧而选择了自杀。
据媒体报道：
2006年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成都华为员工李栋兵，因生前念大学留下大量债务不堪重负而跳楼自杀。
2009年1月19日下午3时许，从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毕业不久的刘伟因为“花了这么多钱读书，却找不到工作，对不起家里人。
”在校读书期间，刘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在学校食堂卖过饭、擦桌子、打扫卫生，她甚至曾经依靠在校园里拾废纸变卖度日。
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女研究生杨元元因为贫困和被歧视，在确认“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后，用两条系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的毛巾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
北京邮电大学，2005年10月22日早上，博士生秦绪海从第三教学楼7楼坠下身亡;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左右，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研究生吴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随后不久，又有一名女研究生也从主楼天井跳下，他们的自杀都有共同的原因：
贫困和绝望。
根据高等学校的现行收费标准，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子女，如果要完成4年学业，需要背负数万元的债务，如果要读研，债务负担无疑还要大大加重。
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在制定教育收费标准的时候，应该站在寒门学子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早已经高居世界各主要国家前列，然而，就在前不久，重庆、湖南、山东、广西等地政府纷纷颁发文件，再一次提高了当地高校的收费价码。
第二，高等学校的自杀率和犯罪率呈逐年升高趋势。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以来的十几年间，有关资料显示，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杀事件不断发生，而且呈逐年升高的趋势，成为许多大学说不出的隐痛。
搜狐教育2005年11月21日发表署名显清河的文章认为：
“自杀事件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
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据统计，大学生心理障碍人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增长到90年代的25%，近来已在30%以上。
”
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瑞先、黄泓，实习记者柴爱新报道，大学生、研究生自杀的原因很多，分析起来主要有：
学生素质的良莠不齐，学校人文精神的流失，学校风气的浮躁。
具体来说诸如：
就业难、学习失败、感情失意、经济压力、生理疾患、家庭变故等。
可悲的是，当自杀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学校竭力逃避自己的责任。
2010年1月12日上午，上海松江大学城内一男一女跳河自杀，死亡两人均为20岁左右的大学生，据称可能是由于感情问题自杀。
2013年4月23日凌晨3点左右，江苏大学一名即将毕业的三年级女研究生跳楼身亡。
2013年10月8日中午11时30分许，合肥一名刚刚毕业的90后大学生从16楼跳下身亡。
此外，近几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女生跳楼身亡，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福州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研究生自杀事件屡屡见诸媒体。
虽然这些自杀者有这样那样的内在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在高等学府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
鉴于大学自杀问题的不断发生，有的高等学校别出心裁地使出某些预防自杀招数。
据新华网报道：
2013年9月，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
协议书明确规定：
“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新华网称，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此举等于是要大一新生签自杀免责书。
每一个孩子都是花朵，每一个花朵在凋零之前都经历了痛苦抉择。
如果认真地统计一下十几年来媒体报道的大学生、研究生自杀事件，几天时间可能都统计不完。
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杀率呈上升趋势，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机制难辞其咎，大学本身也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三，现行教育体制机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已有8年时间，钱老也已离世4年多。
然而，面对“钱学森之问”，几乎无所不在的“有关部门”这次也不知去向。
钱老提出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实际解答，因循守旧的教育体制几乎依然如故。
据说“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难题。
既然上至政府总理和卓越科学家，下至许多黎民百姓，都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道难题真的就那么艰深吗?
某知名大学哲学系一位博导说：
我们辛苦创建了一个学生社团，主要探讨哲学问题，不可避免的触及社会问题，在学生中有了些名气，促进了学术成长，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要求解散社团，无奈那就解散吧。
另一位博导抱怨学校行政部门要求老师们必须把讲义书写成册，以备上级的评比和检查。
教育管理的泛行政化已经深入到教学的方方面面。
学术自由被渐渐地扼杀，学术气氛被锁进了囚笼。
改革前高校那令人神往的求知、求实、笃学的人文主义风尚，几乎荡然无存。
“
杰出人才”绝不会诞生在一个缺乏自由与创新土壤的教育环境里，中国不得不进入一个漫长的没有大师的时代。
与此相反，这些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却意外地培养出来许多高官，甚至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都成为了中高级官员“在职读研”的温床，以至于被网民戏称“党校”。
第四，大学人文精神丧失，高等教育轻教近利重商。
古人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十几年的教育改革，使得大学逐步抛弃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本色，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本色和重教轻利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复存在。
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高校利欲熏心，轻教重商，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的捞钱，如同苍蝇逐臭般的追逐利润。
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名校除了为企业家举办收费昂贵的MBA、MPA……之类的赚钱培训外，还成立了这样那样的公司，随着著名的“清华紫光”、“交大昂立一号”红极一时，高等学府里的人文精神被彻底抛弃。
皇城根下的北京师范大学另辟发财蹊径，充分利用了戊戌变法遗留下来的老本钱，在全国各地的一二三线城市不厌其烦地设立名目繁多的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网上已经报道的北师大在各地扩张“办学”成立的各种附属学校和附属幼儿园已达近百所，其“办学”业绩辉煌的同时，到底收受了地方财团和学校多少银两，这些银两用到了何处，是否依法纳税，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倘若慷慨赴死的“戊戌六君子”和光绪皇帝九泉之下获知北师大此举，真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高等教育热衷收费和近利重商，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折不扣的失败，也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之一。
第五，中高级领导人子女、精英财富阶层子女纷纷出国接受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逐渐走向清明，经济愈加开放发达，绝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收入呈提高趋势，送子女出国留学本来也无可厚非。
包括许多厅局级、省部级和政治局常委在内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孙辈们纷纷出国留学。
据媒体报道，先后在哈佛大学就读的领导人子女有：
江泽民的孙子、赵紫阳的孙子、贾庆林的孙子。
此外，几乎所有现任最高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欧美留学。
另据2013年3月22日中评网报道，在美留学的现任领导人子女大都已经退学，在卖房卖车和注销银行帐号后回国，这显示了领导人子女回国绝非短暂的权宜之计，而是作长期不再返美的打算。
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或孙辈为何热衷出国留学，而放弃在国内读大学、读研究生，无需深思便可得知：
那就是国内高等教育不足以令他们感到信任，或者至少不是完全信任。
许多领导人的子女及孙辈在国外留学几年后，获得外国绿卡而不再回国，这也使得他们在国内担任领导干部的老爸老妈成为备受舆论责备的“裸官”。
究竟有多少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或者定居海外，中国政府的有关机构还没有公布过任何此类统计数字。
当然，与之相反的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唯一的孙子邓卓棣，虽然在美国出生，先天就拥有美国籍，是个美国人，但据说他已经回国，并直接担任了广西平果县的副县长，他的美籍华人和华侨身份也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兴起。
实际上，回国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一定非要担任领导职务，当年周总理的养女周秉建就在内蒙古草原做了牧民，她在内蒙草原牧民中的影响力迄今不衰，可谓现代版的昭君出塞。
中高级领导人作为社会建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是人民群众的心理柱石，是我们的江山社稷的坚强支柱，其子女和孙辈热衷出国接受高等教育，许多人长期滞留或定居国外。
这等于中高级领导人间接地承认了中国当今教育改革的失败，或者至少是当前的教育体制、机制已不被其信任，或者至少不被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们所信任。
第六，中小学基础教育规模顺应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势而大幅压缩，高等学校规模却逆势大肆扩张。
近几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适龄儿童入学率逐年下降，因而许多中小学校顺势纷纷裁减。
城市里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紧缺，大中城市纷纷出现了孩子上学难，本来不该出现的所谓“学区房”也应命而生，而且价格不断上涨。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读一所满意的小学、中学而无奈地四处送礼求人，购买所谓“学区房”，而那些中小学也在依仗其教育资源优势巧取豪夺的敛取各种名目的赞助费。
农村孩子为了上学则需要起早贪黑跋涉几里路，有些大山里的孩子们甚至需要遛索道、攀天梯、涉河水去上学。
对小学阶段强行实施的外国语教育，更是逼迫孩子把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到应试学习上，剥夺了孩子们阅读中外名著、博览群书、培养业余兴趣的时间，孩子们已经没有欢乐的童年。
不得不说的是，对一个国家的孩子们强行实施外国语教育，这是殖民地教育的一个典型特征。
当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强行实施葡语教育，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和东三省强行实施日语教育，英国殖民者在它的所有殖民地都强行实施英语教育，法国殖民者也在其殖民地强行实施了法语教育。
外国语教育不可避免的淡化孩子们的母语，占去孩子们了解本民族历史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量时间。
虽然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让孩子们尽早地掌握英语，可以给孩子更多了解世界的机会，但关键是教授内容与考试方式并不适用于实践，小学阶段英语教学的重要性也被过分强调。
教育领域的改革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在基础教育规模大幅压缩的同时，高等教育规模却在急剧扩大。
近几年来，一方面，中小学教育悄无声息的压缩规模，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张旗鼓的扩招扩容。
如果说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严重下降而压缩基础教育规模，属于顺势而为，那么，高等教育规模一直在不停地大幅扩张，就属于逆势而动，或者至少属于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的短期行为。
因为既然适龄儿童入学人数已经大幅降低，也就意味着十年、十几年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将会大幅减少，高等教育以保持目前规模或者适度扩张为宜，如今的大学扩招、扩容已经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留给未来的只能是一片空旷的校园鬼城。
许多大学的所谓扩容扩招，实际上就是不停地向银行申请贷款和扩建一个又一个分校，其结果之一就是大学的校长书记成了建筑商追逐的目标，这些“精英”们丝毫不担心他们的大学未来是否有足够的生源，也不担心扩张后的“大学城”在十年、二十年后是否会成为空旷的“鬼城”，只把累累贷款变成负债留给了国有银行，或者把负债转嫁给无数可怜的学生。
据南方网报道：
被称为国内第一座大学城的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从1999年8月开工建设，短短5年时间平地而起，占地11000多亩，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
然而，在东方大学城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设速度背后，是巨额债务拖欠和复杂债务链。
那些大大小小的银行、建筑商和数万民工，都被拖进了深不可测的债务黑洞。
作为中国首个大学城，它在10年时间里留下了逾20亿元的沉重债务。
以至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记者专程赴廊坊对东方大学城展开了新闻调查。
而事实上，许多省市的大学城每每在学生放假后，校区内便瞬间人迹罕见，昔日热闹的理发店、饭店、美食街霎时一片萧条。
透过教育领域的诸多乱象，人们看到的不外乎两个字：
折腾。
第七，校园里的道德严重滑坡，犯罪率不断上升。
高校素来以教书育人和“传道授业解惑”而使自身显得崇高、圣洁，学术道德、师德和学生品德是社会大众衡量校园道德的基本指标。
中国学界一直渴望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诺奖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
而可悲的是，中国学界的“权威”们总是习惯于拿着从西方照搬来的教科书，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地缓缓爬行，自己不善创新、不敢创新，也容不下学生的自主创新，偶尔的拾人牙慧就欣喜不已，甚至明知道是学术错误也不去纠正而只一味地亦步亦趋、得过且过，学术进取、学术道德的滑坡不言而喻，学术自觉完全丧失。
浮躁、浮夸、虚伪的伪学术习气在高等学府里弥漫。
时下的高校里，学生的学术思维得不到尊重，学术创造力被简单机械的教学机制生硬地扼杀，几乎每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学子，都曾深深体验过这种悲哀，求真、求实、督学的传统风尚亟需恢复。
学术道德下滑的另一弊病表现为抄袭泛滥。
天下文章一大抄，几乎成了当今高校某些教师论文和学生毕业论文的一大特色。
甚至以所谓“学术打假”名噪网络的方舟子及其妻子，都被人爆出他们的署名文章或毕业论文涉嫌抄袭。
几乎所有高校的学历教育都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应用一个模板来打造，论文造假之风盛行，高校沦为了一个个学历、学位的批发公司。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职业或职位，历来以其学识渊博、建树卓越、师德高尚、学贯中西而令社会广为尊重，令校园学子们仰视和仰慕。
然而，近几年来，许多大学校长几乎成了行政干部的化身，他们不思在学术造诣、师德、学识等方面做学生的楷模，反而助长校园里浮躁、散漫的习气，在毕业生的典礼上，以低俗的网络俚语、市井的流民习气迎合部分幼稚的失去了理想的学生，以获取廉价的喝彩作为自己表演成功的标志而沾沾自喜。
在崇尚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理念被抛弃的同时，性自由、性泛滥逐渐地充斥在校园之中。
一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伪“精英们”不负责任地将外来腐朽文化视为神奇肆意传扬，传统的“礼义廉耻”理念被弃之如敝履。
本来圣洁的师生情谊受到践踏，甚至发生了大学生杀死“情敌”老师的案例。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正在上课，被四年级学生付成励持菜刀杀死，起因就是程春明与付成励女友、大一女生陈某保持一年多的两性关系。
大学教授对婚姻婚不忠，女生与老师发生性关系并非个案。
师生双方如此不自重，师德、师尊、学风何在?
中国文人代代推崇的“教学相长”又从何谈起?
除了性泛滥外，发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抢劫案、杀人案、投毒案、盗窃案、计算机犯罪案、敲诈勒索案、校园飚车案等屡屡发生，比较典型的马家爵杀人案、药家鑫杀人案、林森浩投毒案等都曾轰动全国，引发了社会震动。
大学校园里的诸多乱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实在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也许，这就是中高级领导人和精英财富阶层送他们的子女出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第八，高校毕业生争先恐后报考公务员。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只有3%的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法国是5.3%，新加坡是2%，公务员在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倾向选择中排在第53位，而公务员在英国成为令人厌恶的20大职业之一。
然而，在中国，却有76.5%的年轻人选择愿意报考公务员。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热的20个职位（见下图）新鲜出炉，最高报考比例居然达到9470：
1，这就是教育改革十几年结出的硕果之一。
对于那些争先恐后地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来说，他们不应当受到指责。
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集中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的确存在着某种弊端，也说明现行体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比如：
一是年轻人对于置身在当前的社会中缺乏安全感，考入政府公务员后，可以摆脱随时可能面临的失业危机;二是生存成本增高和生存压力巨大带来的危机需要化解，考入了公务员就等于找到靠得住的机构，压力会大幅度化解;三是社会缺乏让年轻人安身立命的宽松环境，即使开设一个小店铺可能也会面临许多税费责难;许多有志年轻人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成功地创一份事业、家业;四是对许多报考者来说，之所以放弃了理想，争先恐后的拥向党政机关去做公务员，试图瓜分一杯腐败残羹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可能也是一种考量;五是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王小平、韩寒先后拒绝接受中国式高等教育，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获得成功，虽然仅仅是少数典型个例，似乎不具有普遍性，但也足以说明，至少对于他们来说，拒绝接受模板式的高等教育，依靠自我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是正确的。
高等教育体制的各种乱象，使得中国文人流传了几千年的“修齐治平”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也使得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想在现阶段出现空前断层。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许多有理想、有思想、善于思考的老师和学生，或者陷入痛苦沉思，或者陷入困惑迷茫，但都屈服于现实而无能为力。
综上所述，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为了消除旧的矛盾的十几年教育改革，不可避免的“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
高等教育改革收获了金钱，失去了道德;迎合了世俗，失去了理想;教育改革日益走向金钱化，学生管理世俗化，教学管理行政化，办学指导思想党校化，许多教育改革措施急功近利，没有统筹安排，缺乏长远战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校园自杀案和犯罪案频发，而中高级领导人和精英财富阶层子女纷纷选择出国深造，无一例外的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教育改革的失败。
教育领域里的乱象，归根结底源于教育部的许多改革举措失当，因而也唯有教育部才有能力予以解决。
诗人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分析教育领域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正视教育改革已经走向失败的现实，是因为我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热爱着党，也相信党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渴望祖国繁荣富强，期盼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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