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价值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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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历史价值论
第四章历史价值论
第一节 历史价值论与历史评价论的兴起
一、 西方价值论的兴起
评价活动被纳入哲学的视域、被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究其学术渊源在于价值论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成为哲学的又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价值论的产生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在哲学世界中的一种反映。
哲学历来皆非与世无争、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全部社会历史与一切活生生的现实和知识思想交流碰撞的产物。
我们看到，19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双重功效。
一方面，它展示出人所具有的巨大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人类社会也因此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这似乎预示着人类光明的未来，验证着社会进步的法则。
另一方面，它又逐渐暴露出人创造性活动的负面效应，人类社会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物质与精神负担。
现代化的过程使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扭曲，现代化成果的应用又使人性与人的个性的张扬受到威胁与压抑。
这似乎预示着人类未来道路上灰暗的一面，显现出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社会内在的价值认识客观存在着非一致性的看法。
上述现实生活的双重变化向传统哲学提出了难以回答的时代问题，也引起了哲学家对人类境况的关怀和对现行观念的反思。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专门学科的挑战。
随着诸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独立发展，其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而传统哲学的地位与功能受到质疑。
在为哲学寻找新出路的困惑中，价值问题凸现于人们眼前。
尼采在其1883-1885年撰写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强调，世界是围绕新的价值发现者运转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是人类最高的自我认识行为，要以新的价值体系去摧毁传统、没落的价值体系。
1892年文德尔斑针对哲学的现状，通过对自康德至尼采的哲学发展史的总结提出，哲学史已经表明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和评价问题，因此“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
这就要求哲学放弃以往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而从价值入手，对一切价值做重新评价，解决在人类文化与生活中有重大价值的问题。
正是由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哲学功能的重新思考，使价值论在西方思想界异军突起。
“价值”概念从此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理论体系――价值论。
在西方价值论的兴起中，出现了多种流派的价值哲学，诸如新康德主义、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现象学与伦理学派的价值论等等。
可以说，每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有其相应的价值理论，只不过其研究角度有所不同。
同时，随着价值论思潮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成了哲学与其他专门学科的又一轮新的融合与贯通。
价值论逐步应用和推广到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乃至为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所吸收，从而形成了价值论与各门学科的交叉。
历史价值论与历史评价论就是在这一交叉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学及史学理论的新课题。
二、当代中国价值论与评价论的研究热潮
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在总结和借鉴西方价值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广泛地进行价值论探索，并掀起了国内学术界的价值论及评价论的研究热潮。
这一热潮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价值与真理、价值与认识关系的研究，从普遍的价值概念到价值本质、特性、规律、层次与类型等关于价值的本体论研究，从价值观、价值意识等关于价值的认识论探讨到评价论的提出与形成。
对于价值论研究而言，从价值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推进至评价论的研究，是对价值哲学的重大发展。
而且，评价问题历来是价值论中争议最大、情况最复杂、困难最多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的价值论体系，必须建立科学的价值评价体系。
目前，西方价值论的研究中评价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
因此，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评价理论进行的研究就显得既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
例如，陈新汉所著《评价论导论》与《社会评价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评价问题的系统探索。
其主旨是从评价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关系入手，阐明评价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意义；从中西方哲学对评价活动的认识发展史中，揭示评价活动的机制；从价值本质的理解，分析评价活动的规定性；从主体需要出发，拆解评价标准的确立与选择过程；以评价的普遍性理论问题为起点，再深入到社会评价的具体当中去。
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是从价值论角度探讨了评价活动的发生发展史、评价的本质与特点、评价的主要类型、评价的结构、评价活动的过程、制约评价活动的因素以及评价的科学化问题等。
冯平的《评价论》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评价主体的心理背景系统、评价的心理运作过程、运作机制及社会运作形式、评价的合理性等。
另外，在一些价值论的著作中也辟有评价论的研究专章。
如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和《价值哲学引论》，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等。
以上有关评价论的研究虽然各具特点，但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评价是客观价值的反映，价值决定评价；
（2）评价的真伪以其能否正确反映客观的价值关系为准绳；（3）评价标准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反映。
这些共识为历史评价问题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建构历史评价论的基本哲学依据。
三、 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历史哲学日益呈现出从思辨的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发展的趋势，即从探讨历史过程本身的问题（历史本体论）转向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历史认识论）的思考。
其中经布莱德雷（1846-1924）、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到1951年沃尔什出版《历史哲学导论》，正式奠定了历史认识论这一新领域。
而且，自此之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西方思想界由附庸蔚为大国，浸假有成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中的显学之势”。
这次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其思考的方向是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反动，思考的起点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领域中的可适用性，思考的中心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他们深刻指出了西方传统史学的三大流弊：
一为过分强调史料考证的意义，轻视理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二为研究方式与内容过分集中于历史细节和史料的批判，从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历史整体动态发展的认识可能；三为“消灭自我”、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在理论和实际中都无法真正达到客观如实，相反历史学家们却在不停地从本民族、本国家的立场上宣扬所谓的“历史事实”。
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在其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发现了价值观念对历史认识的巨大影响，强调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受到历史学家所具有的价值观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发现历史认识不可避免地含有历史学家所作的评价，揭示出历史学并不可能成为价值无涉区。
因此，他们在“朝着反兰克式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形成了对历史评价问题的某些基本认识。
其一，他们指出：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纪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纪载下来的？
”；“遵循不作判断这种荒谬的要求是毫无意义的……一旦从历史中排除了判断，历史本身也将随之完结。
”在他们眼中，历史评价是历史认识必经之阶段，没有评价就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没有评价历史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其二，他们在发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特别是历史评价活动中强烈的主体性的同时，试图以主体吞并客体，而片面否定历史评价所依据的客观基础，无限降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诸如贝克尔宣称“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雷蒙?
阿隆则断言“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
尽管这其中包含着揭示主体性在历史认识中并非消极被动地反映认识客体的合理思想，但也渗透着大量片面夸大主体性，取消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倾向。
按照这样的认识论原则，历史评价在获得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成为科学认识的可能。
四、 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深入探索
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历史评价论问题的探索：
一为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与实践，二为历史认识论范畴的提出与建设。
首先，我国史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探讨历史评价问题，在长期、大量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观点与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历史评价的基础理论课题。
这些讨论概而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历史评价的个案研究
这其中涉及古今中外大量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过程、制度关系、思想文化等等多种历史事物的评价问题。
以中国古代史来说，就曾对农民战争、历代皇帝、专制制度、土地政策、赋役制度、商品经济、社会改革、民族关系、科学技术、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评价研究。
这些都为历史评价理论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深厚的实践基础。
（2）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和探讨
我国史学界始终努力通过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具体的历史评价活动。
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总结、归纳经典作家的历史评价思想。
如由黎澍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马恩列斯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初步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的基本理论原则，并提供了历史评价的一些经典范例。
另一方面，逐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实际内涵。
如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鸣、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评价中的具体应用等，从不同角度深化和拓展了历史评价理论问题的探究，为历史评价论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
（3）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建国以来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课题之一，在50―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都出现过讨论高潮。
50年代初，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史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农民起义领袖均有所涉猎。
如对秦始皇、岳飞、史可法、屈原等人物的集中讨论。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重新评价曹操为契机，展开了关于正确评价剥削阶级人物的历史作用（如“清官”、“好皇帝”、民族英雄）的讨论，并由此深入到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研究。
80年代，史学界首先对“文革”中被视作禁区的历史人物，如孔子、武则天等进行了重新评价，还先后开辟了许多过去研究不够的人物研究。
据统计，这十年当中在全国学术刊物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论文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以上讨论提出的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主要集中于历史人物评价研究的价值、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原则等。
（4）近十年有关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争论
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思潮，并由此引发了对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争论。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活动是否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活动是不是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迈向现代化的机会？
清末封建统治阶级的新政能不能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是不是根本就不该发生，是不是激进的革命最终导致了中国长期的混战割据局面等等。
与以往相比，这写争论表现出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征：
其一，争论的焦点不再集中于细节、具体的问题上，而是直接针对某些带有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其核心为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其二，争论本身透露出史学界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的分歧，也深刻反映出其在历史评价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这又一次从史学实践中，提出了有待史学理论作出回答和反思的问题，也成为本文写作的思潮背景之一。
它引起作者陷入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
历史评价在历史认识中处在怎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历史评价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历史评价的标准应该以什么为核心，何以会出现标准混乱的状态？
历史评价有没有客观的基础，有没有真伪之别？
人们何以会对同一事物前后产生如此不同的历史评价？
其次，80年代中国史学界迎来了“史学理论热”。
在这一热潮中，历史学一方面开始全面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遗产，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又纠正了思想上长期的偏差，确立了史学理论真正独立的学科地位，奠定了其学科的基本体系。
随即历史认识论之为史学理论学科主要的理论范畴倍受学术界的瞩目，它所昭示的历史学向其学科特性回归的趋向集中体现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的重新觉醒与“重行定向”。
对此，有学者认为新时期历史认识论问题的讨论“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变革与创新，历史认识论研究不仅为中国史学的成长注入了理论上的活力，推动了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成为新时期完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长点。
历史认识论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它以解析主体性作用为起点，进而探求历史认识过程的规律性及特殊性，并将其焦点深入至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科学性问题的反思。
在历史认识论的逐级探究中，价值认识问题凸现。
特别是有的学者注意到历史认识内部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不同，而有着三种不同形式的认识，即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
另有学者结合哲学界的有关成果，将历史认识归结为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两个不同的层次，并从认识对象、认识目的、认识方向与重心、认识形式及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区分。
至此，中国史学界通过历史认识的探讨初步提出了历史价值论和历史评价论的新课题，从而使历史认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也拓展了史学理论的学科范畴。
显然，历史价值认识及评价的过程比事实认识更加复杂，集中体现了主体“为我”的价值关系。
那么，在这类认识中究竟有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判断？
历史评价是不是具有科学的性质？
这似乎成为历史认识论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而对这一难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乎着历史学的命运与未来发展的道路。
第二节 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
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总是在某种既定的利益与利害关系（属于价值关系范畴）的舞台上展开的，其活动的结果必然又会生成某种新的价值关系。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创造价值与价值关系积淀的过程。
那么，以此为对象的历史认识，其任务也就不仅要明晰历史事物发生、发展之客观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且还必须认识历史事物对于认识主体所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价值。
这样，由于认识过程内部在目标、内容、方式上的差别，就形成了历史认识自身不同的认识层次或形式，而这些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共同完成着历史认识的整体使命。
一关于历史认识的基本形式
关于历史认识的形式与层次问题，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界有过一定的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注意到历史认识内部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不同，而有着三种不同形式的认识，即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
其中，考实性认识与抽象性认识又可归结为事实认识，评价性认识可称之为价值认识。
也有学者把事实认识称为反映性认识，指对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的一种反映，而价值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
上述划分从一定角度区别了历史认识的不同形式，虽然在其具体表述或概念的使用上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肯定了历史认识中客观存在的两种基本认识形式，即以认知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简称为历史认知）和以评价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简称为历史评价）。
同时，这种区分还确认了历史评价在历史认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注意到它们之间某些内在的联系。
9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历史学两重性”问题，即认为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知或认定，这种认识是客观不变的，具有科学性，属纯科学的范畴；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包含理性思维与体验能力综合而成的历史理性，这种认识是主体思想的产物，随其思想的改变而改变，但它却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具有人文性，属人文学科。
因此，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不是反科学）的一面，“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这种观点的立论显然也是从历史认识在两个层面的属性生发开来的，并据此对历史学的性质作出了判断。
然而从中我们感觉到作者存在着片面割裂两种历史认识的取向，历史学也似乎变成了“两截子”。
本文则试图针对上述观点，集中对历史认识中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一解析。
二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之区别
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深入探究这种区别与联系是处理好它们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
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认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性，但即便如此，下面的这种简单区分也希望不要造成割裂它们之间联系的误解。
1．认识的对象和内容不同
历史认知是以认识客体本身为认识对象的，这个客体是不以主体的需要或意志的变化为转移的客观事物。
它所要认识的内容是认识客体的本质与规律，具体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对历史规律（历史发展趋向或必然性）的认识。
历史评价是以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认识对象的，它是随着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它所要认识的内容是一种价值和价值关系，具体讲是历史价值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即对历史价值的认识。
2．认识的目的不同
历史认知的目的是要描述和确定认识客体的特性，也就是要回答历史上都存在什么、历史上都发生过什么。
因此，它是以求真为其认识的最高目标的，人们在认知中的种种争论也是一种关于真假的争论。
历史评价的目的是要评判认识客体在认识主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也就是要回答对于主体需要来说历史事物与历史发展意味着什么、应该怎样。
因此，它是以探求价值为其认识的最高目标的，人们在评价中的种种争论往往是一种关于善恶、好坏或对其褒贬程度的争论。
3．认识的尺度不同
由于历史认知的重心在认识客体方面，所以它的认识尺度是客体尺度或者说是物的尺度。
这种尺度是认识客体自身区别于他物的规定性，也是客体各方面状况的总和。
具体来说，它就是客观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状况及其所呈现出的某种历史趋势。
由于历史评价的重心在认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方面，因此它的认识尺度不仅包括客体尺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主体尺度，或者说是人的尺度。
这种人的尺度是主体需要与能力的共同产物，其中包含有以主体需要为核心的价值尺度和主体认识与实现自身需要的能力状况。
但无论人的尺度或物的尺度都不可能单独地成为历史评价的尺度，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4．认识的形式不同
历史认知的对象与内容在客观上都是不以认识主体为转移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总是力求能取得与客观历史状况相吻合、相一致的认识结果。
因此，这类历史认识的形式是以知性和理性认识为主，主体总在试图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达到与认识客体的一致。
当然主体这种“排除在外”的理想最终只能落空，因为无论主体意识到与否，其自身在认识中的作用是必然的，区别仅在于其作用的方向是朝着有利于达到认知目标前进，还是相反。
历史评价的对象与内容恰恰是与认识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总是力求寻找到客观历史发展于自身需要系统中的合理位置。
因此，这类历史认识的形式既包含有理性认识，也大量存在非理性认识（如直觉、情感、意志等）。
故而主体必须正确处理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认识形式的关系，特别是要将非理性认识进行再一次的沉淀和过滤，使之得到升华。
三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之联系
虽然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存在着上述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之间又客观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总体上看，历史评价往往是历史认知的目标与动力，而历史认知构成历史评价的基础与根据。
因此，正确、科学的历史评价必须依赖科学的认知性成果才能作出。
然而，在历史认识的实际过程中，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它们常常相互渗透、紧密地纠葛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分割。
这种联系本身更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评价在认识中存在的普遍性。
对此，目前史学界尚缺乏理性和系统的研究。
首先我们应特别注意到，历史评价在认识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有一部分历史评价，主体是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和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另一部分，甚至是更大的一部分，主体是以隐蔽、不易识别的间接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
故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显性和隐性的历史评价。
以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评价性认识为例，其一种方式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以一字成褒贬、别善恶，不主张史家在史著中直抒胸臆；另一种则以显性的方式出现，如《左传》中的“旁白”“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等，均是史家直接表述他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性认识的文体形式，后发展成为史评体。
无论显性或隐性的评价方式，都可以达到“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效果。
这实际上反映出传统史学并非只是提倡照录史料，而是要求史家以一定的方式将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相互结合起来，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正如，刘向、杨雄称赞司马迁所作的那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而言，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复杂联系及历史评价在历史认识中存在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治史目标中往往包含着历史评价。
历来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报有一定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体的价值观念。
大体上，古今史学之治史目标无外乎求真与致用。
从史学的学术功能来讲，求真是其本质性的认识目标，史学家要通过历史认识活动来发现知识与真理，求得“信史”。
但求真从来难以脱离客观现实的作用，即使有人自称“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其背后仍不免有现实因素的作用。
如清乾嘉史学，在标明其纯客观、浩然独立的治史倾向的同时，也是对其所处时代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
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讲，经世治用必然造就鉴戒史学，史学家要通过历史认识活动达到道德垂训、总结经验、资治社会、树立理想等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目的。
但是，以怎样的历史为借鉴――是以真实的历史还是以曲解的历史来经世治用，不同的史学家以其不同性质的价值标准作出了各自的选择。
在史学史上大量存在着以“曲笔”为现实政治、阶级利益、个人功利目的服务的现象，但从其总趋势上看，求真与致用的有机结合是历史认识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
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例，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及《资治通鉴》“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均力图以严肃求真之态度来达到“述往事，思来者”之经世目的。
2．在历史认知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也包含着历史评价。
客观历史本身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主体不可能对其每个方面、每个细节都加以认识，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此，人们在进行历史认识实践时，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一般来说，他们总是首先选择那些对当前最有意义、最能体现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内容、方面去认识。
而在历史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内容需要我们作出认识，其选择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主体的价值观念，这种历史评价推动了历史认知迅速、全面地展开。
例如，随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及史学观念的变化，西方史学在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史学认为，历史只是上帝意志表现的过程，因此关于人的世俗史在很长时间里被关于神的历史和教会史、宗教史所取代。
到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波丹提出，历史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的种种行为。
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大师伏尔泰曾尖锐批评以往的西方史学只看到了一些事件、只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历史应该是与人有关的一切方面，即包含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风俗史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进一步深化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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