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家书看杨振德与邓颖超的母女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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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家书看杨振德与邓颖超的母女情

从一封家书看杨振德与邓颖超的母女情

刘燕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300074）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在她颠沛流离、备尝艰辛的早年人生经历中，是平凡却坚强的母亲杨振德，以自己独立自强、逆境求生、乐观向上的意志品质，言传身教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塑造了这位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

1940年4月2日，65岁高龄、在贵阳市青岩镇居住的杨振德给在回国途中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写下一封亲笔信，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封杨振德寄给邓颖超的亲笔家书，从中可以读出杨振德与邓颖超之间细腻深沉、亲密无间的母女之情。

一、杨振德致邓颖超、周恩来的信

信纸长25厘米，宽22.5厘米，共2页，是杨振德用毛笔在黄色熟宣纸上书写的。

全文为：

“翔超儿：

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

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

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

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

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均安适。

可放心勿念。

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

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

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

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以慰悬怀为盼，余不尽言，容当后叙。

此复，并祝

双福。

母德手书四月二日

我以前常时这样想，最好是不晓得信，你们已回国来了，在途中。

我少悬一些念虑。

今果如此，实慰私衷之愿也。

”

随信附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为直式，侧面封口，正面中间有红色长方形方框，杨振德毛笔手书：

“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卢竞如先生收请劳妥转邓颖超先生亲启贵阳青岩镇寄”。

左上方贴有绿色五分中华民国邮票1张，加盖红色邮戳。

称谓中的“翔超儿”，“翔”指的是周恩来（字翔宇），“超”指的是邓颖超。

“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指的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匹受惊，将周恩来摔下，造成右臂骨折，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疗伤臂。

1940年4月，伤臂基本痊愈，因此杨振德才在信中说“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

“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

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

“客岁”指1939年，此处的八月、十月，均指公历8月、10月。

八月时，周恩来一行尚在国内；十月时，已到莫斯科，通邮更加困难。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想见当时青岩镇与外界的通信条件十分恶劣，往来信件常有遗失，因此，这封信能最终寄到邓颖超手中，殊为不易。

“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此处的“老太爷”指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日本占领武汉以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了一批经桂林转移到贵阳的抗日革命家属。

其中包括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博古的奶奶和小女儿，李克农的父母、妻子及弟、侄，孟庆树的父母、舅父和弟、妹，还有义士蒋士莲等20余人。

1939年2月4日，日军对贵阳进行大规模空袭，致使贵阳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革命家属，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立即在青岩镇借用背街和南街等民房将革命家属加以安置。

当时客居青岩镇的抗日革命家属均以难民身份分散在各个民居，当地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他们彼此照顾，共度时艰。

“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

”从这段话中，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岌岌可危，民众生活困苦，物价飞涨，一年即上涨“二三倍以上”,同时也反映出杨振德对国民政府治理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满。

“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此时，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已到延安，尚未返抵重庆，但杨振德将信寄到重庆，应该是希望女儿一行平安回来，惦念之情在信末的附言中溢于言表：

“……我少悬一些念虑。

今果为此，实慰私衷之愿也。

”

信末签署日期为四月二日，并未注明年代。

因文中提及“翔之手伤痊愈”和“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等内容，又由于周恩来是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在苏联治疗伤臂，据上述史实考证，此信当写于1940年的“四月二日”。

杨振德与邓颖超的往来通信，如今大多遗失了。

这封写于1940年的书信，由邓颖超收到后精心保存了50余年，成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封母亲杨振德写给女儿邓颖超的手书，显得尤其珍贵，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1992年7月邓颖超逝世后，遵照她的生前遗嘱：

“我的文件、来往通信、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理酌处”，这封信和邓颖超大量往来通信一并移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7年10月9日，在筹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周恩来、邓颖超的部分通信拨交给纪念馆，这封信是拨交文物之一，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永久收藏并在相关临时展览中对外展出。

二、杨振德的早年经历

杨振德（1876.8—1940.11.18）,曾用名宝峰、梦醒，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仕宦家庭。

祖父是位经商的大业主，到父亲这辈家道中落，几个兄弟中，要算杨振德的父亲还有些出息。

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先后夭折，杨振德成了独生女。

思想开明的父亲反对旧习俗，不主张女儿早婚，看不惯妇女缠足。

年幼的振德深受父亲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影响，萌生了寻自由、求解放的热切愿望。

杨振德的父母重视女儿的教育，从小教她识文断字，掌握一门求生的本领，杨振德自幼酷爱读书，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

因祖父吃错中药亡故，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医病，又可救人谋生。

杨振德14岁的时候，已携全家定居广西的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她不得不走入举目无亲的社会。

在那个时代，一个14岁的少女要想在社会上独立生存是相当艰难的，但杨振德懂得，妇女要想自尊自爱，首先要自强自立，无论多么艰难，她都决心以自己的劳动来维持清苦的生活，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任何困难都没有减低她自强不息的勇气。

杨振德25岁时，与一位广西武官邓廷忠结婚。

当时邓廷忠死了妻子、有3个儿子（长子邓元圣成年后去世，另两子早夭），杨振德作了他的续弦。

邓廷忠当时官至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可以说一夜之间，杨振德有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她头脑十分清醒：

丈夫带来的荣华和权势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得是自己。

婚后，她继续潜心研究中医，给当地民众施医诊病。

上至官员夫人，下至贫穷百姓，无论是谁找到她，杨振德都一视同仁，悬壶济世，她医术高超，疗效很好，在当地民众中取得了较高的威望。

三、杨振德与邓颖超的母女情

杨振德婚后曾与邓廷忠生下一个男孩，不久夭折。

具有强烈重男轻女思想的邓廷忠满心希望杨振德再给他生个儿子。

1904年2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农历腊月十九），杨振德生下女儿，邓廷忠十分懊恼，准备将女儿送人。

杨振德以死抗争。

她拿着菜刀对丈夫说：

“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

”邓廷忠被一向文弱的妻子爆发出的愤怒惊呆了，只好在妻子面前妥协，事情终于平息下来。

杨振德给女儿取乳名玉爱，学名文淑（后由本人自己改名为“颖超”）。

玉爱两三岁起，就在母亲的教导下，识字、背诗，母亲成为她最早的启蒙老师。

玉爱3岁时，性格暴躁的父亲得罪了上司。

一气之下，他借口回河南老家扫墓，跑到云南一个亲戚那里谋事。

上司将此事告发，清政府将邓廷忠发配到新疆流放服役。

杨振德变卖了自己的衣物、首饰，为邓廷忠凑了一些路费，自己则带着女儿在南宁艰难度日，等待丈夫归来。

1910年，邓廷忠流放期满，官复原职。

在返回南宁的路上，却突患暴病客死他乡。

杨振德在万分悲痛的情况下，决心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

母女俩曾先后辗转广州、上海等地，靠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

邓颖超6岁时，母女来到天津，杨振德在长芦育婴堂谋得医生的工作，母女俩食宿在长芦育婴堂，暂时安定下来。

邓颖超小小年纪，随母亲南北奔波，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停泊在港口的外国兵舰、商船，也第一次看到了汗流浃背的中国苦力和无家可归的贫民，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初步印象。

在她的性格中，既有父亲刚烈、正直，尚武的一面，更有母亲自尊、自立、自强的影子。

日子虽然清贫，但杨振德却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

1915年，邓颖超虚报2岁，又连跳2级，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为了能考上免收学费的直隶女师，邓颖超刻苦学习，过度劳累，患了肺病，杨振德用自己的医术调理女儿的身体，使邓颖超很快恢复了健康。

五四运动时，邓颖超冲锋在前，积极演讲，向民众慷慨陈词，痛斥反动当局的暴行，杨振德积极支持女儿投入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7月13日，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邓颖超奉组织之命调到广州工作，在天津与母亲依依惜别。

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同年10月，杨振德也到了广州，但她不愿靠女儿和女婿生活，而是选择了自谋职业，先后从事梅县中学地理、历史教师，广州执信中学学监等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振德以行医为业，在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掩护周恩来、邓颖超进行地下斗争；1934年5月，杨振德到达中央苏区，她不仅是邓颖超的妈妈，更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医生，为战士们治病、熬药，日夜操劳；红军长征时，杨振德留在江西，在向地方转移时，在南昌附近不幸被捕。

关押期间，杨振德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表现出一位革命者母亲大义凛然的不屈气节。

周恩来曾经回忆说：

“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

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

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此后，党组织想法设法把杨振德接到武汉，当时，邓颖超已随同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母女二人历经磨难，劫后余生，激动异常，泪湿衣衫。

1939年，武汉抗战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又发动反共高潮，内外交困的武汉生活并不平静，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安全。

杨振德听从组织安排，随同家属等20余人撤离武汉，经湘乡、衡阳、桂林迁往贵阳市青岩镇居住。

此时周恩来由于右臂受伤，到苏联治疗，邓颖超陪同前往，在他们回国后，才把杨振德又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赡养。

长年坎坷奔波的生活和牢狱的折磨，摧残了杨振德的健康。

回到重庆不久，老人家病倒了。

最初，杨振德考虑到女儿工作繁忙、身体不好，不让别人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诉邓颖超。

一天，邓颖超去看望她，杨振德说：

“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邓颖超知道母亲已生命垂危，经组织商议，决定把老人家搬回办事处来住。

邓颖超日夜守候在病榻前，杨振德在弥留之际，对同志们说：

“我是不重要的，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

”她一生清苦、坚强，不愿麻烦别人，直到临终，依然如此。

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因病不治，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去世，终年65岁。

11月19日,邓颖超和周恩来联名在《新华日报》头版上刊登讣告，悼念母亲去世。

同日，又共同出席了母亲的葬仪。

安葬仪式上，时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的熊瑾玎宣读了祭文：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渝办事处同志谨以香花敬奠于邓母灵前曰呜呼，痛挽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

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蔽。

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

救援志士，尽力相将。

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审讯，慷慨激昂。

意志坚决，孤处浔阳。

江西迎迓，欢跃无疆。

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

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而云忘。

回溯往昔，悲痛异常。

爰备花果。

敬献灵旁。

呜呼哀哉尚享（飨）！

”

这篇祭文，公正客观地概括了杨振德的一生，让人们领略了一位平凡而伟大母亲一生的坎坷经历和独特风采。

随后，杨振德被安葬在重庆小龙坎伏园寺“红岩公墓”。

两年后，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故去，也被安葬在这里。

1958年11月，受周恩来和邓颖超委托，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邓颖超母亲、周恩来父亲以及先后逝于重庆红岩的同志或小孩的13具棺木火化，就近深葬了。

杨振德逝世后，《新华日报》刊登了署名吴敏的《青年应当学习的一个典型》和署名杨慧琳的《哀悼一个奋斗终生的妈妈！

》等忆念文章，而邓颖超在后来的岁月中回忆母亲时，总是说：

“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

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想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

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

综观杨振德的一生，她既是一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英勇战士，又是一位育女成材的成功母亲。

在邓颖超的青少年时代，杨振德抚养女儿成长，支持女儿从事学生运动；邓颖超走上革命道路后，她又以行医之长，协助女儿、女婿从事革命事业，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杨振德的一生，不仅对女儿邓颖超的性格和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在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上，她也留下了重要印记。

作为一位女性，她坚强的个性、坚韧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值得后来人敬佩；作为一位母亲，她对女儿循循善诱的教育、潜移默化的引导、润物无声的影响，值得后来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