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森再谈中国城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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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再谈中国城镇化
J.弗农·亨德森再谈中国城镇化
摘要：
中国的城市对农用土地的扩张，并不独特，实际上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而城市保持在市中心，向周围的乡村扩张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
但是，中国有两点比较复杂，一个就是粮食安全，担心城市扩张过度占有农用土地。
二是，城市占用农用土地，而农民没有获得市场价格的补偿。
在征用农用土地的成本和之后转为城市用地的售价之间差距很大。
不是说其他国家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的情况更普遍。
这对农民不好，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而他们得不到充足的补偿，找工作也困难。
我觉得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国家法律允许城市使用农用土地，但不给农民市场价格补偿。
提升小城市和郊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
如果你想维持城市的长期健康，应该少关心建立北京或上海这样的“窗口城市”。
不应该通过让移民的生活条件很悲惨来限制移民，而应该也让其他城市能够获得投资。
在首尔，政府客观地在各处投资，在全国维持一个标准，这增加平等，也使得效率更高。
对话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教授J.弗农·亨德森
2009年11月14日，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教授J.弗农·亨德森（J.VernonHenderson）完成了“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课题报告《中国的城市化：
面临的政策问题和选择》定稿。
他不单指出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还给出了详细的建议。
3年后，亨德森于2013年1月10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采访，参与到中国城镇化的大讨论中。
亨德森认为，中国城市化最好的策略是，提升乡村和小城市的教育机会，给其他城市提供均等的机会，取消户口系统。
政府不能挑选赢家输家
上海经济评论：
你表示中国还有很多城市人口规模不足。
但是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条件成为大城市。
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有潜力成为大城市？
亨德森：
这并没有一个公式来判断，你要判断一个城市的位置是否适当，是否与公路和铁路系统连接，是否有进入市场的机会，以及是否逐渐吸引工业。
如果有一家工厂要在某个城市选址，则要考虑交通、市场，以及这里是否有你需要的生产技能，劳动力价格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拿到土地。
所以很明显，中国的许多小城市的人口在流失，或者说他们的增长率至少低于其自然增长率，没有能吸引工业，发展停滞。
上海经济评论：
你是否赞同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做出主动的计划和推动？
亨德森：
如果一个城市要发展，就要吸引工业，有相关的基础设施。
世界范围内，城市通过给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产业是比较常见的。
在中国，我认为问题在于一些城市直接地或不直接地倾向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在过去两年。
这使得情况变得复杂。
补助和税收政策应该是对所有企业都开放的。
上海经济评论：
政府在这当中不应当做什么？
亨德森：
政府不应该试图挑选赢家和输家，说“必须要发展这种产业，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促使这个产业在这儿发展”。
应该是对一个城市的潜力进行评估，看适合哪种私营企业，劳动力擅长做什么。
政府有时会选错产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决定。
上海经济评论：
你表示，特大城市的天然经济基础，是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
制造业在大城市到达一定规模之后将向小城市分散。
这两个观点的经济依据是什么？
亨德森：
国际城市像纽约、东京等，它们都没有多少标准的制造业。
纽约在一百年前是一个制造业中心，现在，纽约几乎没有制造业，是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中心。
大城市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昂贵，只有特定的产业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成本费用，并且从集聚效应中获益。
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能力受到限制。
比如，金融行业有诸多限制，金融行业的很多部分受国家影响，很难吸引国际金融或商业，因为缺乏发展良好的商业法律服务部门。
上海经济评论：
有观点认为上海应像纽约、伦敦一样，要发展金融服务产业，而有些人认为上海应该发展制造业，你认为呢？
亨德森：
如果展望未来——我不想预测中国制度的未来，但如果我们设想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能够成长、制度得以完善，那样上海应该集中发展金融业。
但是暂时，我不认为上海的金融服务业足够强大到成为上海仅有的产业类型。
我觉得上海可以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或实验性产业等。
小城镇还是大城市
上海经济评论：
你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而关于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中国有很大的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应当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一部分认为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群，你赞同哪一方？
亨德森：
我不太赞成发展超大型城市，美国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500万，纽约和洛杉矶，它们分别是东西海岸的服务中心。
洛杉矶约有1500万人口，纽约有1800万到2000万人口（取决于你如何计算）。
城市的规模达到这种程度是有原因的，能够提高服务业这种类型的产业的效率，纽约尤其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制造业，如果尝试在1500万到200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有竞争力的工业，那成本太高，许多标准制造业需要大片土地，这在小城市和城市边缘比较便宜，劳动力价格也低。
在我看来，拥有两三个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500万到2000万的城市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现在应该注重发展人口规模在200万到700万左右的城市。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内地小城镇不够有竞争力。
上海经济评论：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亨德森：
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没有一个定式说应该在哪发展多少规模的城市。
有更好的增长率，城市的人口在增加，这就意味着出现某种形式的城市化。
说到城市的规模，大多数经济体都分布广泛，有几个特大城市，许多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也有许多更小一些的城市。
我的看法跟麦肯锡的报告所说的类似，即中国发展25到30个特大城市是有些糊涂的，这跟国际上的发展方式相悖。
上海经济评论：
关于中国的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一定界限，需要想办法扩散人口，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效率。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城市的集聚程度还不够，你赞同哪一方？
亨德森：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北京或者上海这样城市的人口过密。
历史上，中国对人口流动有很多限制，如户口系统。
北京和上海在金融市场、基建投资方面都有政策倾斜。
这些城市也许还能够再额外吸收200万到400万人口，但是如果再增加1000万人口，我想事情会变得很不乐观。
比如北京有很多环境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
刚说到户口系统，有些人认为应该取消户口系统，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但另一些人担心，那样可能会造成大城市人口超载。
你怎么看？
亨德森：
这两个观点我都有些赞同。
我觉得从长期看，这个系统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是不健康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条件下，上海和北京在政策上确实受到优待。
如果取消移民限制，让人口完全自由流动，这会导致大城市人口超载。
不让北京、上海人口超载，就是让北京或上海不那么受到特别优待，不特别优待这些城市的国有企业，放开金融市场，让金融市场更具竞争的环境。
至于提升内地城市的吸引力，中国现在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可以关注国内消费，给国内市场提供更好服务，内地城市可能在这方面更有竞争力。
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消费率相对较低，鼓励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策略。
另一方面，就是提升小城市的教育，让有高技能的劳动力能在这里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教育条件。
就地城镇化是不明智的
上海经济评论：
关于城市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推动力，中国有很多争论。
一些人从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等出发，认为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最大动力之一。
一些人则从目前中国农村已剩的为数不多的剩余劳动力出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差不多进行到尾声。
你怎么看？
亨德森：
我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到尾声，但是确实速度在下降。
挑战还是在未来。
未来城市的劳动力可能没有达到你想象的教育水平，特别是，农村人、农民工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有些时候和他们父母一样不好，这样是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国家的需要的。
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相对获得较好的教育。
那时的城市化伴随着相对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力，他们更有生产力。
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大概是50%。
在未来的25年里，中国城市化会继续进行，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5%或70%。
从事农业的老人将要退休了，现在农业大概有3亿劳动力，在未来的25年里很减少到1亿，甚至更少。
农业会更加机械化，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
上海经济评论：
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口数量，包括了行政区域人为扩大包括进去的人口，但是那些被划为城镇区域的人口密度并未达到城市的标准。
即，中国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非人口城市化。
这导致了很多投资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出现过这种状况？
亨德森：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怎样定义城市，都有一个议题。
有些按行政区域，有些按人口密度，有的结合这两个来定义。
在美国，有基本密度，但是我们按行政区域定义城市和乡村。
我们也可以有城市人口住在乡村行政区域，也有乡村人口住在城市行政区域。
中国的城市对农用土地的扩张，并不独特，实际上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而城市保持在市中心，向周围的乡村扩张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
但是，中国有两点比较复杂，一个就是粮食安全，担心城市扩张过度占有农用土地。
二是，城市占用农用土地，而农民没有获得市场价格的补偿。
在征用农用土地的成本和之后转为城市用地的售价之间差距很大。
不是说其他国家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的情况更普遍。
这对农民不好，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而他们得不到充足的补偿，找工作也困难。
我觉得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国家法律允许城市使用农用土地，但不给农民市场价格补偿。
上海经济评论：
就地城镇化是现在中国城镇化中的一个新动向，有些人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有些人认为乡村没有足够的人口形成一定规模城市，你怎么评价中国的这个新政策？
亨德森：
这是15到20年前的那种城市化政策，就是离开农田，不离开土地，呆在同一个地方，本地产业化。
我不认为现在这是一个可实现的政策。
离开土地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临近的小镇，他们想去有工作的大城市。
在江苏省，有很多小一些的城市也许可行。
因为它们靠近上海，同时交通网络又比较发达。
但是，如果是内地的小城市，这个就不太可行。
现在，乡村地区的人口正流向城市，乡村人口聚集在孤立区域形成小城镇是很不明智的。
约束土地分配和城市管理
上海经济评论：
你提到中国的土地使用总体规划，没有法律的力量来约束土地分配，在发达国家如何约束土地分配？
亨德森：
他们通过“约束区域”（bindzoning），有一个由规划者、当地企业、社区制定的城市规划，把城市土地划分成不同用途的区域，有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和混合区域等。
这就成为了一个约束计划，意味着在这些区域拥有土地的人们出售土地时，要用于划分区域的用途。
比如你拥有一个房子，没有人能够改变用途，拆掉它建造一个工厂，那样会违反区域规定。
此外，有区域委员会和听证会。
假使我想把我的房子改成工厂，去向区域委员会表达我的意愿，区域委员会将组织听证会，我的邻居们可能会抱怨建工厂会造成交通阻塞、噪音等，他们不想要我改建成工厂。
那么，我基本上是建不成工厂的。
中国的土地使用很没有组织，土地可以用于多种用途。
此外，虽然有分配土地用途的计划，但没有人真的按照计划行事。
上海经济评论：
刚说到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来说，有可借鉴性么？
亨德森：
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运作的法律体系。
在中国，你有规划，但是规划是政府制定的，政府实际上是跟企业互动，决定一个新的土地要用于做什么。
所以，政府既涉及土地使用规划又涉及土地使用分配。
在政府分配土地用途时，没有任何约束。
有时候虽然有规划，但他们会干脆忽视规划的存在。
要对出售土地的机构进行约束。
应该要遵循规划，或者说应该要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改变规划。
上海经济评论：
让市长对市民更负责任，要改变激励标准，你认为在中国应该设置怎样的可衡量的政绩评价标准？
亨德森：
在美国的体制下，我们投票给市长时，基本上主要看两点。
一是他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表现如何，如交通是否管理得好，学校是否运作良好等等，这些都是首要的。
二是看他是否擅长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工作机会，吸引企业到我们的城市。
但是，这是第二位的事情，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由市场决定，也决定于城市中人们的技能。
当然，基础建设服务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市长负责。
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评判市长的表现时，主要是看增长和经济机会这一方面，忽略了服务这方面：
空气质量、学校质量、犯罪率、交通管理等，某种程度上这需要改变了。
要加入环境的因素。
但是要让市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判断：
这是个好市长还是坏市长，还需要很长时间。
所谓的市民，不只是拥有户口的人，而是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移民不应被看做是移民。
上海经济评论：
你提到城中村应该融入一般住宅，而且合法化，有更多的理由吗？
亨德森：
像北京有300个以上的村庄，这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将村庄融入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系统。
在这些社区，公共服务是如何被提供的，我不太清楚。
让人担忧的是，像巴西有些地方甚至不在政府的管理之下，而是在其他人的管理之下。
这会导致很多问题：
怎样提供干净的水，解决缺水问题，怎样组织土地使用。
上海经济评论：
你有研究过美国的这类住宅吗？
亨德森：
美国也有不平等、社会不公正这类问题存在，但并没有这样的“城中村”。
虽然我们有贫穷的社区，但是这些社区和其他一样，属于同一个区域系统，同一个用水、教育系统等。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些区域没有融入城市。
上海经济评论：
中国应该取消给穷人提供公共住房保障，而换之以补助吗？
你的理由是？
亨德森：
我知道中国有一些小的公共住房项目，我不太清楚它们的质量，但是我对它们的理解是，它们代表性地帮助贫困人群。
给住房补贴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是公共部门运行更好些，还是私人部门运行更好些。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与移民有关。
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移民占据总人口的30%以上，他们没有公共住房，他们的住房条件比较差。
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所谓的“魔法弹”可以解决它。
上海经济评论：
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城市新移民的教育问题该如何解决？
亨德森：
提升小城市和郊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
如果你想维持城市的长期健康，应该少关心建立北京或上海这样的“窗口城市”。
不应该通过让移民的生活条件很悲惨来限制移民，而应该也让其他城市能够获得投资。
在首尔，政府客观地在各处投资，在全国维持一个标准，这增加平等，也使得效率更高。
我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口系统，我不认为这个系统能没问题地持续下去。
附录：
与来自顶层的判断和能动有关，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运动——新型城镇化。
这是一道宏大、复杂、艰巨的命题。
它关系到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动力，也关系到数亿市民、农民的微观生活与福祉。
对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有共识，但也有许多分歧。
我们希望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城镇化的理解，形成更多共识和推力，使得此轮城镇化更加优质。
我们首先从一份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报告开始讨论。
这是由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教授J.弗农·亨德森于2009年底完成的一份报告。
征得亨德森教授的同意，我们全文翻译了该报告。
这份报告是“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一个成果，中期报告于2007年完成后，许多中国相关人士对中期报告提出了评论和参考意见。
这些人士包括郭树清、李剑阁、刘鹤、刘仲黎、楼继伟、仇保兴、吴敬琏、项怀诚、周小川等。
在此基础之上，亨德森教授在对中期报告做出大量补充和修改后，于2009年11月定稿。
我们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份报告依然分量十足。
同时，我们专访了亨德森教授，请他基于报告完成后这几年的新情况做出了增补。
【报告】
中国的城市化：
面临的政策问题与选择
作者：
J·弗农·亨德森
1.引言
1.1中国近30年来经济成就巨大。
自1978年以来，人均GDP每年大约增长10%。
同一时期，非农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29%增长到59%，城市人口从占全国的18%增长到46%（作者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这一转变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经济改革。
而重要的是，在农业和工业中引进的投资激励机制导致私营部门主导了大多数的原料和产品市场。
1.2要在未来保持这种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部门达到和谐，就需要像过去30年在工业和农业中实施的改革那样在两个政策领域实施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推进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
和经济意蕴一样，改革还有巨大的社会和治理意蕴。
第二项改革是重塑城市治理机制。
目前，城市决策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来自上层的行政命令和控制，采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常被忽略的定量目标和国家法令的形式。
中国需要一个给政府官员决策提供适当激励的城市决策结构以替代过时的命令结构，引入激励机制使有关城市财政、土地利用、移民政策和地方公共服务的决策更加合理。
我们的分析聚焦于第一项改革，但是完全实施这些改革的能力取决于治理与激励结构的改革。
2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发展中的城市
2.1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从低收入转向较高收入水平的进程中，城市化（编注：
作者在本文均使用urbanization一词）是快速的收入增长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因素。
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从低就业、低产出的农业活动转向充分就业、高产出的城市制造活动。
科技进步提高了流向城市的工人们的生产力和技能，同时保持了农业部门的产出，这与对城市产出的出口需求一起推动了这一转变。
亨德森（2005）对模型、证据有过相关评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描述了该进程的诸多细节。
“二战”后，在工业化最快速的15年-20年期间，这些国家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一般为5%-6%。
这样，通过30年到40年的时间，城市化率从20%-25%的水平提高到70%-85%。
2.2为什么城市和城市化对现代化的成功如此重要？
大多数制造和服务业在城市进行更有效率。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公司更容易从其他公司学习新技术，雇佣具备所需技术的个人，购买和运输中间投入。
对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研究表明，城市中某个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一倍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2%-10%。
在现代科技产业，如电子、交通工具和机器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会更大，而在纺织和食品业则较低。
2.3更普遍的是，城市是增长的引擎。
它们是创新和复杂技术的孵化之地。
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知识积累”——即人力资本的普遍增长——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城市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使学校和培训系统在同商业和产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
演化中的城市层级
2.4在工业化的早期，一国的大城市是技术发展和输入的交汇点，也是工业化最初的中心。
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用于生产制造的技术实现了标准化，从而允许工业生产分散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
这是一个和“产业周期”相似的过程。
例如，韩国在1983年-1993年的10年里，首尔、釜山和大邱占全国制造业就业的比率从26%上升到42%。
2.5大城市逐渐演变成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在这些领域生产出创新的产品。
大城市可能会保持高技术发展中心的地位。
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和伦敦）只有很少的制造业，但在全国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占据很大份额。
城乡分化与一体化
2.6反映城乡和谐的城乡收入趋同反映城乡和谐度，对发展进程至关重要。
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指出，在城市化早期，年轻工人流向城市，城乡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
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比可能会上升到2.0-2.5。
这部分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城市移民及其家庭获得的技能。
不过，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下降，城乡收入最终会趋同。
比如，在韩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在1994年消除，在1995年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这一差距降到了1.4以下。
2.7城乡收入趋同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
现代化支持了城市化，农村地区不仅要释放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且必须继续发展以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
传统的小农经济将转变成由高技能、受过教育的人管理的农业经济。
许多发达国家是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但只有很少比率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比如，在韩国，2005年农业人口为其1975年水平的26%，农业用地为1975年水平的84%。
这个成就归功于投入和创新。
倾斜与排斥
2.8许多国家有偏好特别地区或者城市的漫长历史。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资本与政治经济精英位置的倾斜。
这种倾斜造就资本市场分布、财政优势、进出口配额和FDI审批的形态，吸引公司和寻求资本支助、牌照的移民以及公共设施进入特别地区。
然后，这些地区人口逐渐聚集，交通日渐拥挤，消费支出高涨，生活水准降低。
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超级城市暴露了这些问题。
最近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那些人口过度集中的城市严重损伤国家的经济增长。
2.9中央政府对一座城市的倾斜面临两难困境。
前来找工作的流动人口可能不受欢迎。
本地人面临交通和环境的恶化。
他们的反应就是通过排斥性的规定遏制流动人口的进入。
在发达国家，排斥机制是，建造尽可能多的房屋，划出一些可供开发的地块，修复发展的密度。
尽管发展中国家也有此类供应，但没有总体能力来限制本地住房供应。
“城中村”这样的区域在发达国家是不允许存在的。
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通过提供糟糕的非常规选项来抗拒流动人口的到来。
他们的主意是，让贫民窟和“城中村”里的生存状况非常不舒服。
这里没有排水系统，没有水，没有基本服务，公共卫生状况很差。
2.10快速的城市化会对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建立宜居的社区环境和形成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提出巨大的挑战。
城市化是如此快速。
为农村社会构建的不正规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必须重新设计，以满足相应的城市生活的需要。
在这里，邻居互不认识，传统的非正规制度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城市管理者往往缺乏必需的技能和培训。
糟糕的管理和规划使城市最初经常被交通拥挤、污染、不洁净的水及贫民窟的蔓延等问题缠身。
看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管理方面有值得赞赏的记录。
2.11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土地和住房市场上暴露得最充分。
在发达国家，土地使用计划通过构建有序的模式来实现，讨厌的用途与不讨厌的用途区分开来。
在某种程度上，同类用途的土地组团开发，住宅就是住宅，商用就商用；交通设施协调建设，减少环境影响；高速路沿线严控跨越式和条状开发。
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没有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规划者资质差，土地使用开发模式了乱七八糟。
中国常有这些问题。
2.12还有住房开发管理的问题。
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有大量生活状况糟糕的非正常区域市场。
今天在发达国家，非正常区域很少存在。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公共住房和如何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
一般来讲，公共住房在许多地方的发展历史不佳。
美国就是一例。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例外。
46%的香港人居住在公屋，三分之二是廉租公寓。
这些项目运作得好，是因为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公共管理人才，他们也较为廉洁。
但是，一个关键因素是，二者都是单独的城市，没有因为可以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支助而面临大量移民的问题。
3中国城市化的鲜明特征
3.1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以往政策和早期中央计划体制的结果，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多鲜明的特点。
在这些政策下，中国的一些宜居城市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然而，现行的政策结构及城市化的特点正在限制中国达到全国普遍的和谐，而且可能限制中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第4部分的政策改革将讨论这些问题。
城市化程度与城市增长
3.2虽然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但1990年-2004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增长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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