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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史录五四运动

思想解放史录—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前

(一)时局

1914年到1918年的欧罗巴大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

这一刻的中国,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失败后的痛苦与军阀统治下的沉寂。

但是,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与黑暗中探寻光明,这是一段与暴风骤雨即将降临之前的沉寂。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终于结束了在中国统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然而辛亥革命在政治革命上的失败,使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并没有随着消亡。

旧的观念,旧的理教,已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特别在这个时代更替的历史关头,它也更容易成为新的利益阶层乐于利用的工具。

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北京孔庙的香火,忽然旺了起来。

孔子——这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先师,一时间又成为了许多人的精神寄托。

尊孔、复古之风愈演愈烈。

这股风气也得到了当选者的大力推崇。

这个时候,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正在自己复辟帝制的道路上前行。

尊孔复古对他来说,无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对于生活困苦的老百姓来说,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也是他们面对绝望,唯一的出路。

精神的空虚使许多腐朽之物沉渣泛起,鸦片烟仍在中国的许多角落里蔓延这。

当时在中国弥漫着的复古之风,让留在紫禁城里最后一代君主,也闻到了味道,一些遗老遗少伺机而动。

据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后来的回忆说:

当时,已经有人把民国三年称为复辟年了。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在民国初年成立以后,因为袁世凯政权成立以后,实行专制统治。

社会上包括像袁世凯后来又要恢复帝制。

后来又有再早一点的张勋,后来有张勋复辟。

这一连串的事情的发生同时又有社会上还有一种传统的,这种封建主义思想沉渣泛起。

就认为中国,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适应。

民主共和国制度不适应中国,中国还应该回到原来的君主皇朝的制度上来。

这种一时间思想认识也产生了模糊。

从1914年到1918年欧洲的大地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陷于相互厮杀。

战火和硝烟,暂时挡住了他们窥视中国的目光,使他们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代,得以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

1915年,袁世凯为实现他的皇帝梦,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激起国人的愤怒。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连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在复古逆流和奇耻国辱的阴霾下,当时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

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受阻,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新文化运动

1、陈独秀、蔡元培

就在这一年的6月,一个人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他的这次归来是要创办一份杂志。

这个人,便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

这份杂志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为,20世纪对中国未来历史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份杂志——《新青年》。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他自幼丧父,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17岁时考取秀才,却在一年后的乡试中落榜。

1900年,21岁的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1901年,陈独秀东渡日本,那时的日本是维新运动的大本营。

在那里,陈独秀开始接触西方民主思想。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他就感到中国所以有这么反复,那么袁世凯又出来搞旧的一套。

就因为中国缺乏自己的思想解放运动,具体的说就是中国没有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过程。

因此,中国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

1915年9月15日,也就是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三个月,他要创办杂志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第一期杂志,在上海悄然诞生,陈独秀给它起名“青年杂志”。

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他亲自撰写的《敬告青年》。

在文章中,陈独秀号召青年,以爱国主义激情,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以顺应历史的发展。

他说,青年这一社会,由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生,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予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他希望青年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应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恶社会所征服。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他宣传的(这个)内容,都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一些思想理论的转变。

一些文学作品,所以一下子唤起了青年的觉醒。

这是一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封面图案,它表达着编者对青年读者的热望。

陈独秀说:

我要用10年时间,让全国思想大改观。

陈独秀后来在青年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就是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两百块大洋的杂志,在此后七年多的时间里,出版到9卷6号,共54本。

他吹响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号角,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而《警告青年》一文,也被后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那个纷纷仿照这个杂志,来办刊物宣传新思想,很大量。

那么这样就掀起了一次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原因,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

这种觉醒知道失败的原因的根本在哪里,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解放。

1916年的冬天,陈独秀带着他出来了6期的《新青年》,来到北京筹款。

这时的新青年。

已经引起了北京思想界的注意,在一间小旅社里,正在酝酿北京大学改革的蔡元培见到了陈独秀。

就是这一次握手将这所大学和这个刊物,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的结合,将培育一场怎样的、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

1917年元月,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的新校长走进了北大的校园。

北大的老校工们都还记得,蔡元培第一次走进北大时向校工鞠躬还礼的情景。

正是这位寻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卓越校长,和他的大学一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蔡元培24岁中进士,进翰林院。

30岁弃官回乡办教育,先后担当“爱国学社总理”、“光复会会长”、“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主任”,这些非凡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1903年,他从一本日文哲学教课书中了解到,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和学术地位。

五年后,40岁的他,携家眷到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

在那里,他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并成为最早向国内介绍康德思想和新康德主义的人之一。

他把中国传统道义中的义、术、仁与西方民主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巧妙结合起来,表现了融会中西文化的博大胸怀。

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学术文化价值取向。

而这也成为了他改革北京大学的原则。

蔡元培上任的第九天,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在后来北大文科的任命书上,汇写着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这些人自然也是人们在新青年上经常会阅读到的文章的撰稿人。

在当时的北大课程表上,我们能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等。

构成了北大历史上最强的教师阵容。

新思想的传播者济济一堂,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与学术的交流中,迸发出璀璨的理性光辉。

这些思想界的先锋们,提倡个性的解放,对孔孟之道就行无情的鞭挞,喊出打倒旧礼教的口号。

他们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

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除封建的残余。

陈独秀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独立自主,敢于竞争奋斗的精神,原因在于数千年专制政治和封建文化的压迫束缚。

他说:

儒、道、释三家学说,崇、礼、让、尚、辞退,说空无,从根本上斩断了强良改进的思想。

专制君主独裁天下,使人格丧尽,意义杜绝。

纲常大义如天罗地网,使民德、民智、民信扫除禁忌,大一统传统造成天下同风,民随独夫横行,臣民百姓只有自毁人格,时时念叨:

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否则,没有生路,又如儒家三纲之说,更是造成奴隶的三根绳索。

君为臣纲,使臣成为君的奴隶;夫为妻纲,使女子为男子的奴隶;父为子纲,使儿子为父的奴隶。

全国女子皆为男子的奴隶,全国男子皆为父亲的奴隶,于是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全都是他人的奴隶。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那么《新青年》宣传的内容上,第一个就是宣传民主。

那么当时是很不民主的,没有人权,当时的长期以来,中国两三千年以来的这个封建制度,那种伦理道德压迫束缚着人的思想。

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全面批孔的文章,论证孔子旧礼教不适合现代社会,他批驳康有为要求在宪法中保留孔教和拜圣之礼的提议。

指出,孔子学说与皇帝专制密切相关,孔子之道与共和国家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

孔子思想不能给国民带来幸福,不但不应定为国教写入宪法,反而应为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此后,陈独秀还向中国人介绍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塞先生,他们都来自遥远的西方。

陈独秀说,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真解、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英文Democracy和Science的译音。

也就是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给未来中国带来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他说什么叫科学,他说客观事物反映到人的头脑里来,是主观跟客观相一致而不相违背主义也。

你查他的创刊号,在这个里面他的发刊词是这样讲的。

可见他还是先有一个主客观一致,这样一个哲学思想,那么这样来说他还可以包含,这个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在内的,但是在当时来讲,所宣传的所提倡的还是自然科学。

就是封建迷信来解释宇宙,解释天,来解释人的生命的生老病死,完全是一种封建的东西。

那么当时的上海,专门有一种杂志,它叫《灵学杂志》。

就是完全按照神的意志来生活,来处理你面对的矛盾。

所以当时《新青年》跟这个《灵学杂志》针锋相对。

批灵学,有些文章是批得很好的,来批这种灵学、神学这种虚伪。

2、胡适

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舞起这两杆鲜明的旗帜。

后来的文人学者中,流行过一句形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俗话,三只兔子闹中华,说五四时期有三个属兔子的人搅得全国不安宁。

这三个人,一个是生于1868年初的蔡元培,一个是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而另一个便是生于1891年的胡适。

如果说蔡元培借助康德,培育了五四思想革命的文化氛围,陈独秀借助法国人权思想,张起民主科学大旗。

那么,胡适则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那里,带来了美国的自由主义。

人烟稀少,种族混杂,历史短暂的人员背景,使北美大陆的政治和哲学,比起欧洲大陆来,多了些平民化和实用化的特点。

杜威哲学一方面注重普及民主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与讲究机会均等的自由观念合拍;一方面放弃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注重在具体生活环境中解决具体问题,突出了个人独立的创造性思考价值。

曾发奋尽读杜威著作的胡适,可谓得到杜威的真传。

他发誓,20年不谈政治,要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政治建制革新的基础。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

忽然心中酸悲,车夫答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这是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首白话诗,今天看来,文字有些过于浅白,但在80多年前,能够这样写诗,却是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胡适提倡文学改良,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写文章时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提议,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吹响的第一声进军的号角。

陈独秀接着他的文学改良提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明确提出:

必须把封建文学和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彻底打倒。

主张推倒文以载道为内容、雕琢晦涩为形式的旧式文学,从而把文化革新的形式,与思想革新的内容联系到一起。

3、鲁迅

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刊行。

1918年5月,鲁迅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

他针对讨论妇女贞洁问题发表的《我的洁烈观》,极尽讽刺的写道:

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

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以后,世道人心变好,中国便得救了。

这是制造与人生毫无意义的痛苦,是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

当娜拉的形象成为五四青年争先仿效的榜样,婚恋自由个性解放成为时髦口号的时候。

鲁迅却冷静的提出:

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鲁迅的回答是:

娜拉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个沉痛的答案,触及了极深刻的问题。

在经济生活与思想自由相矛盾的情况下,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与世俗偏见面前,个人究竟能有多少自由的空间。

严酷的生活现实告诉人们,精神社会的改造不能脱离物质社会的改造。

五四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实质性的深入。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人们的科学民主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

那么对以后一些进步力量,继续去追求科学与民主,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无疑产生一种较大的思想影响。

广大青年先是投搞参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讨论,不久,更自办刊物。

《新潮》、《国民》、《进化》、《曙光》、《新社会》等杂志纷纷面世。

五四前后的两年间,这类大多采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想期刊竟多达数百种,批判灵学及有鬼论,讨论女子问题贞操问题、妇女解放和改革道德伦理家族制度,倡导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思想解放,新式教育,人格自觉,以及介绍科学方法,探讨文字改革的文章,如雪片般飞出,《新青年》启蒙宣传的涓涓细流,终于引发了遍及知识界的新思潮。

4、李大钊

在中国的先进青年为平等、自由而呐喊时。

1917年,与中国相邻的俄国,爆发了著名的10月革命,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列宁宣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天后,中国的许多报纸,都迅速报道了,北方邻国的这场革命。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10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一个人在社会比较检验的实际中,终于在思想上确立共产主义信念。

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这个人便是李大钊。

李大钊,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入政治本科,在日本的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得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后参加主编《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一个以革命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创办的比较激进的报纸。

由陈独秀、李大钊等,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

1918年,李大钊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他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中国人民应翘首以应起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他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大地上,李大钊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

他也被后人称为“为中国引来天火的人”。

石仲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从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李大钊做的最多,也较为突出。

所以我们现在再编辑李大钊的个人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好多我们党内的先期人物,都是受他的熏陶之下,在他的影响之下而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有过异国求学的经历,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们接受了足以改变他们个人命运的先进思想。

而当他们回到中国,他们要做的,是改变中国——这个千年古国的命运。

思想的光辉使一代青年迅速走向成熟,他们必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人,他们将怎样去创造一个青春的中国。

二、五四运动

1、序幕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

当时,刚上任一个多月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踌躇满志,期待着这场胜利能改善中国卑微的国际地位,中国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平和顾维钧等5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借,关税自主等7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又提出取消21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马拉松式的巴黎和会,从1919年1月18日开幕,到4月底,会议才进行了一大半的议程。

《每周评论》等报刊持续几个月的国外报道,已经引起了不少人对巴黎和会的关注。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为争回山东主权的努力遇到重重障碍。

最坏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合理要求。

反而无理的在合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怒吼,顿时响彻中华大地。

2、开始

5月3日周末之夜,本应是轻松快乐的北大校园,却笼罩在激愤之中。

北大全体学生集会,12所中等以上的学生代表应邀参加。

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讲演者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北大法科学生谢少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使大会气氛更加悲壮。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多钟,北京1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挥舞小旗,高举标语牌,集会在天安门前。

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高呼着打倒卖国贼,浩浩荡荡的前往东郊民巷使馆区。

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郊民巷之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少数勇敢学生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下午四时半,曹宅浓烟冒起,烈焰冲天。

火烧赵家楼使五四游行示威进入了高潮,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当场逮捕学生、市民32人。

赵家楼的一场大火虽然熄灭了,但是全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对卖国贼的怒火却越烧越烈。

“还我青岛”、“保我山东”的怒吼响彻神州大地,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

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3、发展

军阀政府在5月4日及6月3日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20多个省份的150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中国的民族主义资本工业在帝国主义间厮杀之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

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运动,决定了五四爱国运动,最终走向胜利。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对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

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6、7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总统徐世昌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签订《二十一条》时,驻日公使陆宗宇的职务。

政府赴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压力下,最终拒绝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青年唤醒中国,人们的思想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神州大地将如何走向觉醒。

三、五四运动后

1、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条街道现在已经改名为五四大街,在他的一头矗立着这所著名的建筑,他是一座工字型楼房,全楼以红砖红瓦建成,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

现在,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红楼,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的游行,就是从红楼北侧的民主广场出发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等人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设在红楼里,这里成为中国当时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政治热情,也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改造政治与社会的重要。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相当一部分人,由怀疑,以致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

人们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现实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理想。

但是,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还是隔着窗纱看小屋。

有着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迫切要求的中国人,开始了痛苦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平民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实验主义、唯物主义等等观点和主张一同流入中国。

在各种刊物上成为时髦的语言和响亮的口号,在各种新思潮竞相传播,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形式下,人们在进行着研究、分析,礼教和选择。

寻求着自己的信仰,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和良好的愿望,编织着理想社会的蓝图,甚至开始了各种实验。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有很多的思潮,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对小资产阶级最好,工读主义,大家应该半工半读,应该我们一方面做工,一方面读书。

人人都可以成为工人,人人都可以读书,那这种思想很多。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不要用暴力的行为改变社会。

各种各样的主义,提供了改良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药方。

不同的思路终于在新青年启蒙阵营内部,引起了一场争论。

胡适率先提出了改造社会应当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理由是社会的进步,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多的很,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社会是靠一点一滴的改造才能进步的。

李大钊则认为,主义与问题不能分离,因为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要靠社会上的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主义。

俄国革命证明社会问题在一定情况下,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李大钊与胡适的讨论成为日后研究者多次反复提起的话题,在他们温和、友好的讨论中,暗合着采取革命,还是改良方式,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还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实质性分析。

李大钊与胡适讨论问题及主义时,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而入狱的陈独秀,思想上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热情激励着他,更重要的是,他在运动中看到了工人民众斗争的力量。

出狱后的陈独秀,开始宣传劳工运动,平民社会主义,并继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位6年前以民主与科学为思想解放两面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现在认识到,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被征服的财产工商阶级向征服阶级,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

而20世纪的民主,乃是被征服的新型劳动无产阶级向征服阶级,财产工商界要求旗帜的权利。

中国不仅有输入自然科学的必然,更有输入社会科学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

是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社会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其学说,还要用他的学说去干社会的革命。

1919年9月,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号,正式面世。

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一期和随后一期新青年上连载,这是国内最早较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文献。

这时,李大钊不仅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承认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教育了一代青年,也培养了一代新型革命者。

青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协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周恩来在天津主编了《觉悟》杂志,先后起草了富有号召力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发刊词,和觉悟性宣言。

许多先进青年还纷纷组织社团,李大钊和邓中夏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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