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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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

江苏镇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

  我国古代金银器以其材质贵重,纹饰华美,工艺精湛,深受人们的珍爱。

纵观金银器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唐代成为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时的金银器是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

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器开始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以典雅质朴为主。

元代同其他朝代一样,皇帝常用金银赏赐功臣,各地官员亦向皇室进奉。

民间金银作坊经过唐宋的发展和传承,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匠,有的在作品上留铭,深受欢迎。

  镇江博物馆藏金银器,基本出土于本地区窖藏或墓葬,主要的有甘露寺塔基下金棺银椁合利容器、丁卯桥窖藏银器、溧阳平桥窖藏银器、金坛洮西窖藏银器及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等,特别是丁卯桥窖藏出土956件的银器蜚声海内外。

本文就甘露寺塔基下出土的金棺银椁合利容器、丁卯桥窖藏银器、溧阳平桥窖藏银器、金坛洮西窖藏银器及相关研究略作简述。

  

  镇江出土的金银器

  

  1 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唐代金棺银椁。

  1960年5月镇江市文管会修复甘露寺铁塔时,在塔基下深约3.5米处发现了地宫。

出土合利子金棺银椁容器、合利子等。

从同出的石函得知,唐代润州(今镇江市)剌史李德裕为唐代穆宗皇帝祈造冥福,于唐代长庆四年(824年)至大和三年(829年)在润州甘露寺建石塔,将上元县(今南京市)长干寺阿育王塔佛舍利中分11粒、禅众寺旧塔基下156粒舍利,放入金棺、银椁内,迎奉于甘露寺塔下供养。

  

  

(1)长干寺舍利金棺(图1)。

以纯金锤揲而成,除底部外,通体以鱼子纹为地,遍体浅刻精细花纹。

棺头上部刻如意云纹,中部刻划直线纹,下部为门扉,左右各有乳钉三排九枚;棺尾刻五朵如意云纹,线条卷曲凸起,上托慧日,两侧各刻两个高髻入首、鸟身伽陵频迦鸟,一前一后,前者一手托盘,一手张开,后者双手合捧果盘,身侧衬以卷草纹,盖顶刻三只仙鹤振翅高飞,四周云海缥缈。

此器制作精巧,光耀眩目,线条流畅。

头高2.8厘米,尾高2.1厘米,盖长6.4厘米,底长5.1厘米,头宽1.9厘米,尾宽1.6厘米。

  

(2)长干寺合利银椁(图2)。

椁头刻门扉和卷草纹,上托慧日;尾部刻如意云纹;两侧各刻双头伽陵频迦鸟,身侧衬以缠枝花纹;盖顶刻一对飞仙,上身裸露,长裙飘扬,披帛飞举,前者仰身,一手托盘,一手张开,后者侧身,双手持果盘,飞行于流云花丛中。

头高4.9厘米,尾高3.9厘米,盖长11.5厘米,底长9.6厘米,底头宽4.3厘米,尾宽3.0厘米。

  (3)禅众寺舍利银椁(图3)。

椁作带座箱形,盖面微鼓,与下部的椁体扣合,椁体下面为直棂乳钉门,有门环和锁,可开启取下;椁尾刻鸿雁一对,衬以如意云纹;两侧刻满花卉,在花丛中,二只伽陵频迦鸟,一作合掌状,一作双手捧花盘供养状;椁下部有三层式的假底座衬以破式海棠和蔓草纹,盖顶刻仙鹤一对,间以卷草纹。

通高12.4厘米,底长9.7厘米,底宽8厘米。

  

  2 唐代银器窖藏。

1982年元旦镇江市丁卯桥发现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共计950余件,出土器有银酒瓮、银盆、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筹筒、银鎏金酒令筹、银托、银碗、银盒、银镯、银钗等,其中银钗数量最多,有760支。

现选几件典型的器物作一介绍:

  

(1)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酒旗、酒纛(图4)。

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底座为鎏金银龟,中间有二层莲花,托圆形酒令筒,筒有盖,筒盖一圈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并有银链与盖相连。

筒身以鱼子纹衬底,刻一对龙凤间以卷草纹,正面长方形框内刻“论语玉烛”四字。

  酒令筹50枚,出土时装置酒令筒内。

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大小基本相同。

酒令筹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采用《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

“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

“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图4-2)。

  酒令旗上端呈曲刃予形,有缨饰。

缨下设曲边旗,旗重刻重环圈,长柄圆杆细长。

  酒纛上端矛形,下端为葫芦顶棒,长柄圆杆细长。

  酒令简高34.2厘米,龟长24.6厘米,筒深22厘米;酒令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酒旗长28厘米,宽2.3厘米,酒纛长26.2厘米。

  酒令,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论语玉烛”酒令筹中写有觥录事、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这些当为酒宴上的执事人。

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

觥录事掌管酒令旗和纛,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

  这是一组宴集行令专用器具,在唐代出土文物中尚属首次发现。

唐代酒令的制度,后来多已不详。

宋洪迈有“令人不复晓其法矣”。

  

(2)鎏金双风纹大银盒(图5)。

四出莲瓣形。

直腹、腹下内收、喇叭形圈足;盖面弧凸,以子母口扣合。

盖面锤刻凸花,以衔草双风纹为主体,边缘刻八对相向的飞雁,间以缠枝莲及鱼子纹;腹下刻一圈牡丹花,圈足上刻有鸿雁,足边沿饰有莲瓣纹。

外底刻“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字”。

通高26厘米,腹径31厘米,足径25.6厘米。

  

  (3)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盘(图6)。

敞口,平底,腹部五曲。

底面小波纹地,錾刻一对翘尾展翅、睁目张口的摩羯,嘴前各有一颗火焰宝珠,衬以莲花,荷叶和游鱼;底腹及腹沿之间,用破式草叶纹与卷草纹带,腹内五曲区间内刻珍禽,衬以涡轮状卷草纹和鱼子纹相称;外底镌刻有“力士”二字,刻花处皆鎏金。

高7.3厘米,口径34.5厘米,底径24厘米。

  (4)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图7)。

海棠形,敞口,深腹,平底,圈足。

内底刻一对鹦鹉,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圈足边缘联珠纹一周,圈足内刻“力士”二字,刻花处鎏金。

  (5)鎏金鹦鹉纹银盒(图8)。

圆顶盖、字母口、直腹下折成平底、矮圈足。

盖面中心锤刻一对衔草鹦鹉,周围装饰飞雁十只,两者之间为一圈变体莲瓣纹带,以缠枝莲花相间,鱼子纹衬底,腹部以菱形连续纹样装饰,圈足沿饰变体莲瓣纹带。

高8.5厘米,口径11厘米。

  

  (6)鎏金莲瓣形银盒(图9)。

四出莲瓣形。

盒顶圆弧,盒盖和盒身部子母口相接,直腹,腹部下收,四曲喇叭形圈足。

顶部锤刻一对衔草鹦鹉,相间缠枝莲花,顶部以鱼子纹衬底,盖底腹部装饰一周缠枝菊花连续纹样。

高7.5厘米,腹径9.5厘米,足径6.5厘米。

  (7)鎏金蝴蝶纹银盒、鎏金鱼纹银盒、鎏金人物银瓶。

蝴蝶纹盒,整个银盒为变形蝴蝶,盖面微隆。

子口,圈足。

盒顶锤刻蝴蝶,盖、底腹部同饰连续纹样,整个设计精巧、简洁、逼真。

  鱼纹盒为海棠形,盖面微隆。

器直腹,子口,圈足。

盒顶部锤刻出4条小鱼,制作精美,别出心裁。

  人物瓶为侈口(图10),束颈,鼓腹,圜底。

腹下有等距离三处焊痕,应有三足,出土时已佚。

颈部分别刻有联珠纹,摺带纹及蔓草纹带。

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三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针状扇式纹和草叶纹为点缀,刻划三组人物图:

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对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杂剧。

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蝴蝶纹盒高5厘米,长8.7×5.2厘米,底径5.9×4.3厘米;鱼纹盒高5厘米,长7.2×5.2厘米,底径5×4.1厘米;人物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

  3 南宋银器窖藏。

1981年镇江地区溧阳县平桥乡在荷花塘挖沙时,发现两个陶罐,内装银器,共26件,器物有托盏、盘、碟等。

现选几件典型的器物作一介绍:

  

  

(1)鎏金凸花狮子戏球纹银盏、托(图11)。

盏,呈椭圆海棠花形,直口,斜弧腹,圈足,内外壁为夹层,在口沿处由内壁向外翻卷与外壁压合。

内底饰狮子绣球纹,外腹四曲间均以细云纹为地,中凸乳钉,外底心刻“李四郎”款,间以一周覆莲纹。

高4.6厘米,口径8~9.6厘米,底径3.7~5.7厘米。

托,呈椭圆海棠花形,宽平沿,斜弧腹,平底。

沿面锤錾一周回文,盘底心饰牡丹,外区为细云纹,凸印狮子戏球。

高1.2厘米,口径14~18.4厘米,底径11~15.2厘米。

  

(2)鎏金兽耳乳丁纹夹层银盏,鎏金凸花变形饕餮纹银托(图12)。

盏,仿商周青铜簋,侈口,直颈,圆鼓腹,喇叭形高足,双螭龙耳。

颈部饰两周方雷纹,腹部为雷纹地斜方格乳钉纹。

兽首耳正面为雷纹地乳钉纹,圈足下部有一道雷纹。

高7.1厘米,口径8.7厘米,底径5厘米。

托宽平沿、浅腹、平底。

沿面饰一周雷纹间以涡纹,托底内区周边为凸弦纹,内饰套环纹,外区以雷纹为地饰四组凸花变形饕餮纹图案。

纹饰处均鎏金。

高1.8厘米,口径16.8厘米,底径12.4厘米。

  (3)“寿比蟠桃”桃形鎏金银盏(图13)。

呈带枝叶的半桃形,口沿内錾刻一周卷草纹带。

枝叶形态逼真。

枝干断面上还精心錾刻出多圈年轮,以示蟠桃的年岁古老。

底部模压篆书“寿比蟠桃”四字,外口沿刻“李四郎”款。

纹饰、枝叶及器底题铭处均鎏金。

高3.8厘米,口径8~10厘米。

  

  (4)凸花瑞果图鎏金银盘。

宽沿、浅腹、平底。

沿面錾刻一周三角形条带纹。

盘底为凸印花瑞果图,有佛手、香橼、荔枝以及繁茂枝叶点缀其中,蕴含多福、多子、吉利之寓意,以寄托富庶、昌盛、长寿的美好愿望。

高1.4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3厘米。

  (5)各种花口花卉纹银盏(图14)。

五曲梅花鎏金银盏、六曲秋葵花鎏金银盏、十二曲六角栀子花鎏金银盏,均敞口,深腹,圈足外侈。

盏内壁每曲花瓣及底心内各錾刻梅花、秋葵、栀子花,底心梅花、圈足边饰几何纹带。

纹饰处皆鎏金。

高4.8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4.4厘米。

单瓣莲花银盏,敞口,深腹,圈足。

口呈十二单瓣莲花形,盏内壁花瓣上刻细密竖向叶脉纹,底心凸刻七子莲蓬,圈足一周錾刻单瓣覆莲纹。

高4.8厘米,口径10.3厘米,底径4厘米。

重瓣莲花银盏,敞口,深腹,圈足。

口呈十二重瓣莲花形,盏壁锤打、錾刻成上中下三层莲瓣,上、中层各为十二片,底层八片,花瓣上錾刻叶脉纹。

底心凸刻花蕊;圈足边刻重瓣覆莲。

高4.8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4.2厘米。

  (6)花卉纹银碟(图15)。

共9件,形制大小相同。

敞口,深腹,平底。

沿内錾刻一周四瓣花纹带,碟心分别刻有品种各异的折枝花:

山茶花、芙蓉花、荷花、牡丹花、栀子花、秋葵花和梅竹等。

外底部皆刻“张四郎”款。

高1.2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6厘米。

  

  4 元代银器窖藏。

1964年镇江地区金坛县洮西公社社员修建渠道时在地面下不到2米处发现一只青花云龙罐,罐口上盖一夹层大银碗,罐内装有银器50余件。

器物有碗、盏、盘、碟、银镯、银锭等。

这里现选几件典型的器物介绍。

  

(1)银盘(图16)。

共七件。

梵文盘,圆唇、平折沿、浅腹、平底。

口沿刻一周回纹,盘底饰八瓣仰莲,莲心及莲瓣内压印梵文,为六字真言的首字“”;莲花四周饰以法器降魔杵。

口径14.8厘米。

凸花人物故事盘,器型与上同,盘底心为唐明皇游月宫图。

画面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主题突出,采用模压、捶打等技艺,具有强烈的立体效果。

盘外腹部刻“徐宅造匠”款。

口径17.2厘米。

素面五件,一件内底刻“葛华甫宅顿郡记”铭文,靠边刻“盘盏壹付重伍两肆分”另一件在外底刻阿拉伯回历纪年铭文,经译为回年“714年1月”,即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

  

(2)螭纹银盏(图17)。

圆唇、直口、圆腹、圈足,一螭攀缘于盏外壁,螭首探人盏口。

盏内壁口沿阴刻云纹,盏外口沿刻“范婆桥西徐二郎花银”戳记。

口径6.8,通高3.9厘米。

  (3)银镯(图18)。

八只,呈串珠状,七只两端印龙首纹,一只两端作龙头。

镯上有银铺号记银子成色,如“集庆阳四”、“金陵姚记”、“高口记”、“鲍浪记”、和“花银”、“十分银”等。

  

  (4)银条脱。

银条脱朝外一面呈弧形,头部细圆作环形,外用细银丝缠绕。

宽0.8厘米、厚0.1厘米。

  几件器物的定名与用途

  馆藏金银器中有的名称、用途还不是十分清楚,现根据扬之水的研究,对几件器的定名、用途作一简述:

  1 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中出土的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定名为笼台:

依Ⅸ醉乡日月》之说,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筹、旗、纛置于一器,器以银制,名作“笼台”,“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

“论语玉烛”当为笼台之属。

旗、纛,为行令的执法工具,旗共八支,一支顶端有矛,此外七支做成竹节形,其中一支上端接焊竹叶。

露,刘禹锡诗“罚筹长竖纛”。

  同窖藏出土的唐银鎏金摩羯戏珠纹盘,定名为酒樽,是筵席盛酒之器的古称亦即雅称,唐代筵席上的盛酒之器多为盆,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

银鎏金鹦鹉纹衔枝纹五曲碗,定名为酒海,此器大干酒碗,饮酒之器,白居易诗句有“就花枝,移酒海。

今朝不醉明朝悔”。

银素面高足杯,定名为“银素面觥盏”,此件形制独特,迄今为止仍属孤例。

它是酒器中与酒筹配合使用的“觥盏”。

  2 溧阳县平桥南宋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寿比蟠桃”桃形鎏金银盏,其用途当为劝杯,亦是寿筵上敬酒的,是在祝寿风气下发展起来的流行样式。

同窖藏出土的盏托一套,定名为盘盏,其他的各类盏,据四川南江县玉泉乡欧家河窖藏出土银盏,上刻有“两司库管银打造到清酒都务散盏一百只”,而定名为散盏。

  3 元代银器窖藏中出土的螭纹银盏,此种造型与纹饰,均是宋代开始流行的“教子升天”,当定名为教子升天杯。

同出的银条脱,呈多环连续形,做法是在镯头用粗丝缠作活环与下层的连环套接,是天理本《碎金》中的“缠钏”,定名为缠钏。

苏南地区明墓中出土同类器,出土时套在人的手臂上。

  有关“力士”二字的研究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皇室使用的金银器已经改由南方贡给,润州是皇室“宣索”金银器的主要地区之一。

《旧唐书?

李德裕传》:

“长庆四年(824年)二月,浙江西道观察使兼润州刺史李德裕,奉宣令进?

J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次年七月,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

两批银器的源料多从“淮南收买”,然后在润州“旋到旋造,昼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

这就清楚的表明这两批重约两万两的进奉金银器都是在润州制造的。

由此可说明甘露寺铁塔地官出土的唐代金棺银椁,以及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的金银器当为润州制造。

  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中出土的器物大都在器物底部刻有“力士”二字,关于“力士”,学术界研究较多,如刘建国先生认为是唐代成套高档酒具的称号,有标榜名牌商标的含义。

但丁卯窖藏出土的银器,不光是在酒器底部刻有“力士”二字,在银粉盒、大银盒、勺、锅等与酒器无关的器物底部都刻有“力士二字”,那就不会单指酒器。

孙机先生认为“力士”应表示器物坚固结实、质量上乘,齐东方先生认为“力士”二字,可能还属于工匠或者作坊的名字。

毛颖女士认为丁卯桥窖藏银器数量大,种类多,纹样有繁简之差,器形有早晚之别,不大可能是同一个工匠或者一个作坊在某一时期为同一用途而制作的产品。

李白诗“舒州勺力士铛,李白与尔共死生”作于盛唐,《新唐书?

韦坚传》中记载南方豫章郡出产著名的“力士”瓷饮器应为天宝年间记事,而丁卯桥银器制作于晚唐,其间跨越了百余年,可见,“力士”之名至少已经历经了百年。

综合唐诗中对“力士”的歌咏、唐代器物铭刻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来看,“力士”含有名牌产品的意思。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为著。

镇江出土的金银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据考古发现,全部南方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出土的唐代窖藏银器在南方唐代金银器中占九成左右,堪称我国南方之最。

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中心产地。

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

对宋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金银器的铸作和使用更是普及至市井街巷、寻常人家。

宋元贵族统治者尤其喜爱金银器,镇江凭借悠久的冶铸历史,在继承晚唐金银器工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时代风格,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秀雅高洁,装饰细腻逼真而不失气韵生动。

并且产品多錾刻制作者的姓名或银铺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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