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密州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docx
《苏轼在密州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苏轼在密州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苏轼在密州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
苏轼在密州（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
苏轼在密州
神宗熙宁七年（39岁）至熙宁九年（41岁）
朱靖华张梅贺等
苏轼在密州的治绩
朱靖华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至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中旬，旷世英才苏轼任密州太守，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
这时，正值苏轼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的“不惑”之年，他大踏步地走入了人生的成熟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和独特的业绩，成为他光辉一生的重要阶段。
《礼记·曲礼上》云：
“四十曰强，而仕。
”“强”，指智深力强；“而仕”，指做官为政的好年龄。
这原是对一般士子而说的，何况是对旷世英才的苏轼!
他必然要表现出异样的才华。
苏轼知密州的官衔全称是：
“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
”其官衔名称很长，这是北宋职官称谓的习惯，它包容了“职”（本职）、“阶”（品级）、“衔”（官阶等级）、“爵”（世袭爵位）、“勋”（勋官）等复杂名目。
其中“知密州军州事”（军谓兵、州指民政，知州即太守）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
而其他，如“朝奉郎”是正六品文阶官，表示他的“阶”（资历等级），“尚书祠部员外郎”（属礼部典祀官）是“衔”，“直史馆”（“直”同“值”。
即“史馆”中工作的史官）是“兼衔”，“骑都尉”是武官名，属于“勋”。
后面这些官衔，都只表明其身分资历，没有实权，用作装饰的虚名而已。
苏轼的祖上皆系布衣，故无爵位可袭。
苏轼知密州之初，即遭逢了莫大的困境。
当地蝗灾、旱灾交相为虐，“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
加以“新法严密，风波险恶”，百姓“剥啮草木啖泥土”，“饥馑疾疫靡有遗”，“流殍之余，其命如发”，其逃亡，弃婴者随处可见。
值此“岁凶民贫”的严重景况下，使苏轼感到“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
”压力极大，这无疑是对苏轼任太守的一次严峻考验。
更何况，苏轼当时的政治处境也是很艰险的。
自熙宁变法以来，他一直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
由于他“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专务规谏”、“祸福得丧付与造物”，曾历数新法之不便，而触怒了变法派的执政者，被迫离开朝廷“补外”而去。
他先到杭州任通判（知州副手），而后知密州。
所以苏轼自称到密州是“备员偏州”，是“脱网罗之患”的“散材”，心情是颇不舒畅的。
但是，自幼怀“书剑报国”、“尊主泽民”大志的苏轼，他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畏缩不前，他反而更要迎头赶上、“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他说：
“以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
他为“抚绥疲瘵之民”，亲躬救灾，“欲把疮痍手摩抚”；他“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不知疲倦地积极工作。
他甚至说：
“今虽在外，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
”即份内之事他要管，份外之事他也要管，只要对黎民百姓有利。
我们闻其声而见其行，这种对人民疾苦高度负责的精神及其为官的高尚政治品格，是令人敬仰的。
苏轼为拯救密州人民于水火之中，其行动之迅速是惊人的，其施政的智慧也超乎寻常，显示了他雄才大略、措置裕如的政治家风度。
还当他刚到密州境，即“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便下车查询蝗虫灾情。
谁知遇到一班庸官腐吏，他们竟发出愚昧之言道：
“蝗不为灾!
”有人甚至无耻地编造谎话说：
蝗虫可“为民除草”，真是可恶迂腐透顶!
苏轼对于蝗灾是深有痛感的，他早在杭州通判任上即已看到过蝗群“布阵横空”、啃咬禾苗，“口吻如风那肯吞”的严重场面，于是他愤然斥责庸官腐吏道：
“蝗不为灾……将谁欺乎?
”他更进一步谴责这帮腐儒说：
“坐观不救亦何心!
”于是，他亲自下田投入了灭蝗抗旱斗争，以至“我仆既胼胝（手足重茧），我马亦款矻（疲劳）。
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
同时，苏轼还立即写奏议状上报朝廷，为民请命，请求豁免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以资助受灾群众。
他指出，古来有“秉畀炎火（谓捕捉蝗虫用田禾焚烧）”之法，及“荷锄散掘”之术（国朝诏州县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米多寡有数焉，事著《常平令》），他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又可“得米济饥还小补”，是一举两得的事。
果然，苏轼推动的治蝗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
”诗中有苏轼自注说：
“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
与此同时，苏轼两次登常山祈雨救旱。
据《唐十道四蕃志》记载：
“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
”苏轼便率吏民群众前往祈祷，也算上天有眼，果然得雨。
苏轼又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
”于是，苏轼又为百姓寻到了水源，使抗旱救灾取得实效。
对于“盗贼渐炽”，百姓不堪其苦，苏轼更是百般体恤，其治盗工作再次显示了他的旷世英才。
他为解救民众燃眉之急，先上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希冀朝廷立即执行他的弭盗计划。
在《状》中，苏轼并对盗贼的产生根源，做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
“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
”因此，他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止盗。
他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三种原因：
一是灾年荐饥所造成，故要首先灭灾；他认为“蝗旱相仍”，情势迫急，如不及时解决、“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
二是山东地势险要，民俗武悍。
他指出：
“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自秦汉以至隋唐，莫不因为山东“终不能取，以至于亡”；更何况，“陛下（神宗）即位以来，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故不可不抱高度警惕。
他呼吁朝廷“权衡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行“仁慈”、“敦化”之政，循循善诱，或可安抚人民。
对于盗贼本身情况，也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如对诸处盗贼的主从，必勘问根由详尽再落实之；对于“赃证未明，但已经考掠方始承认者，并不为按问减等。
其灾伤部分，委自长吏，相度情理轻重，内情理重者，依法施行。
”这样，便可使盗贼“词穷理屈……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
”至于少数罪大恶极，“乐祸不悛”的“凶残之党”，“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
这样，“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于是乎，“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事竞劝，盗亦敛迹”。
三是“新法不便”，弊害颇大，也是促成“盗贼渐炽”的重要原因。
苏轼指出，新法规定：
“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但密州的实际情况却是：
“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比常十分中只种得二三……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
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
寻常逃移，犹为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
但恐良民举为盗矣。
”所以应该根据灾伤的实际情况，“体量放税，更不检视”，如此则“所贵小民不致大段失所”了。
再如“榷盐”（对盐实行就场官收官卖制度，即在产盐各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政策，对山东就是一害。
苏轼指出：
“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近日臣僚上章，辄欲禁榷”，致使“盐课日增”、“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
他备述了京东、河北与施行榷盐的陕西等地有所不同，建议朝廷“特敕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如此作法，则“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
”说得凿凿有理。
再如“方田均税之患”，这原是路人皆知其非的政策，它仓促“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
”谁知这年秋日，宰相吕惠卿又制定了“手实法”，其法是先由官署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报其丁口田宅家产，特奖励告发伪情，“大抵恃告讦耳。
”于是，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致使家家破产，人心遑遑，平空制造了巨大不安。
当时，朝廷于尚书省下设“九寺”，其司农寺分工职掌仓储、苑囿、库务等业务，但其官吏多欺压蛮横，胡作非为，百姓不堪其苦。
“手实法”初行之时，司农寺便行文说：
如不施行，将以“违制”（违反皇帝命令）论罪。
苏轼非常愤怒，并十分机警地把责任压在提举常平官身上说：
“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
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私自制造帝王法律）!
”提举官害怕苏轼这个“专务规谏”、“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的太守个性，赶紧告饶说：
“公且徐之（从缓上报朝廷）!
”其实，苏轼刚正嫉恶，决不宽恕恶官，他仍毅然上书元老重臣文彦博，揭发了他们擅造法令欺压郡县的事实。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便决定废除手实法，方便了民众。
苏轼在密州的政绩，还表现在他对贫苦百姓充满同情心。
如救活弃婴之事，已成为古今美谈。
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中沉痛地写出了“洒涕循城拾弃孩”的事实。
并向他的友人叙述了自己如何拯救弃婴的经过：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
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元丰八年（1085），即过了十年，苏轼因知登州再次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救命恩人，场面极为动人。
苏轼治政，表现有机敏、智慧之特长，这又为一般官吏所难以企及。
譬如《宋史·本传》及《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均记载着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
密州出现了一帮盗贼，到处抢劫掠杀，民不聊生，安抚司派遣了三班使臣率领悍卒数十（一本作“千”）人到密州来拘捕，苏轼诗中有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指此事，但是，谁知这班外来的“悍卒”，要比盗贼更横暴凶残，他们甚至用禁物设赃，诬陷百姓，借机强掠其家。
居民奋起与之争斗而致杀人，悍卒畏罪惊溃，企图作乱。
人民群众纷纷到太守衙门来奔诉。
没想到苏轼却故意投其诉状于地上说：
“必不至于有如此的事情。
”那些作乱的悍卒闻听此言心中颇为安定，并不逃跑。
苏轼便派人到各处去把这些散兵招集起来，迫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过，当苏轼取到人证物证之后，便按律分别处以死刑。
这政绩深得民心，很快流传在外。
说明苏轼在密州第一次任太守，独挡一面，其治绩是成熟而突出的。
经过苏轼一年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苏轼本人也感到轻松愉快，“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他高兴地说：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
苏轼在政绩上赢得群众的爱戴，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他把“为政”通向“道德”，提高了施政者的品位，所谓“吏实不德，无以导迎顺气”；二是他常自疚自谴，责备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我衰临政多缪错”，“民病何时休?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苏轼这种对人民谦恭自愧似芒刺肤肌的心绪，决不是随口说出，实乃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不仅如此，苏轼甚至还为自己的不称职而等候“汰逐”：
“高密连年旱蝗，应副朔方百须，纷然疲苶，日俟汰逐。
”这种崇高的政治品德，曾感动了世代人民。
来源
苏东坡与密州的故事
张梅贺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极其喜欢苏轼的词,尤其是《水调歌头》、《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三首，我是百读不厌。
由此也对他的一些生平事迹比较感兴趣，那时当言情小说在同学们手中疯狂流传的时候，我就会从网上搜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抱着细细品读，那时这就是我最大乐趣。
后来上大学我来到了潍坊，这里有个地方叫诸城，密州,即现在的诸城。
北宋时的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这里任知府两年，来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又选修了“苏东坡与密州”这门选修课，因此我离自己一直追寻的那位大文豪又近了一步。
北宋时的密州比今天的诸城要大得多，它还包括安丘、高密、五莲、胶南一些城镇和地方。
苏东坡是宋神宗熙宁七年来密州的，也就是公元1074年。
本来他是在杭州任知府的，由于他弟弟苏辙在济南任职，苏轼想靠他弟弟近一点，有个说话的伴和相见的机会，便请求朝廷批准，调到密州来做知府。
当时朝廷批准的官衔是：
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
恰好我宿舍就有个同学是诸城人，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苏东坡与密州的事迹，并且还有幸去游了一遍这个苏东坡生活了两年的地方。
诸城本来就是个名人辈出的好地方，诸城文化源远流长，是齐鲁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从舜帝算起，要有五千年历史。
当地官员提起诸城文化如数家珍，什么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金石录》的作者也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等众多圣贤名流，都是诸城人。
近代史上还产生了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王希坚、陶钝、崔嵬、李仁堂等一批文化名人。
诸城还是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的故乡。
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苏东坡，他在密州有什么趣闻轶事，留下什么作品，建造了什么建筑？
当地的同学告诉我：
有啊！
超然台，雩泉亭。
还有诗词文230多篇，那首最能代表他豪放风格的《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我知道，这是当时苏轼心灵的写照，他在密州时，正好是盛年，即39岁至41岁，人生的黄金岁月，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他的豪放派风格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他虽然因为御史台案被贬杭州，但他为国效劳不坠青云的雄心壮志还在，“西北望，射天狼”正表达了他这一想法。
苏轼刚来密州时，正值当地大旱之年，又有蝗虫灾害。
苏轼看到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饿孚弃儿满地。
苏轼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为自己无能为力解救老百姓的疾苦而愧疚，他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中写道：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为救民于水火，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税赋。
同时祈雨抗旱，驱除蝗虫，赈灾捕盗。
采取这些措施后，密州百姓非常欢迎，社会也稍稍安定。
对于弃婴，他发动官员去捡，然后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人之多。
直到现在，诸城人一提起苏东坡，还说那是个大善人哪！
他到雩泉祈雨，老天果然下了雨，当地老百姓认为简直神了，半年不落雨，苏轼去求雨，老天就下雨。
为表达对上苍的谢意，苏轼在此建了一个小亭子，起名叫“雩泉亭”。
在这里，苏轼还写了《密州常山雩泉记》和六首诗。
记曰：
“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仿佛可数。
……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
祷于兹山，未尝不应。
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
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祷焉，皆应如响。
乃新其庙。
”两年后，苏轼离开时，还为此泉写了一首诗：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
何日泉中天，复照泉上人。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
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
苏东坡在密州，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他是反对新法的，但他又不是保守的，他也主张改革，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
他对王安石的新法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对当地老百姓有好处的就推行，没好处的就抵制或不去实行。
“给田募役法”对老百姓有利，他就积极推广；而“手实法”是不利的，就抵制。
密州老百姓非常喜欢他这种务实的做法。
在诸城人民路口就是苏轼当年建造的
‘超然台’！
在北宋时，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可惜后来被战火焚毁。
我回来后翻阅了苏轼全集，知道苏轼写有《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他任期不满就又调到山西永济去当太守，而且还没走到山西，在半路上朝廷又来命令改派徐州做太守。
仕途险恶，官场不自由啊！
苏轼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也像李白一样，虽然胸怀大志，却与官场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许是文人的宿命，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小人、坏人、俗人却如鱼得水，八面玲珑，节节高升。
多少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又有多少改变呢？
他弟弟苏辙在济南，听说哥哥在密州修建了一个台子，就从老子《道德经》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句取了此名，是要哥哥想得开，超然于物外，不要计较官场那些得失。
苏轼在密州最突出的成就还是文学创作。
他在这里共计写了230多篇诗、词、文。
他的那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就是在这里写就的。
我在中学时就会背这首词，乃至后来学写词，也可能是受他的影响。
苏轼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了极致，也可以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作品的高峰。
诗人的想象力得到痛快淋漓的发挥，从天上的明月、宫阙，到人间的朱阁、绮户、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作了表达。
这是与他弟弟苏辙唱合的一首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
”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就是说这首词，是写中秋节怀念故友亲朋最好的一首，再也没人能超过他的。
苏轼在密州，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
这里的马耳山、九仙山、常山等，还有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潍水的潍河。
他所到达的地方，都留有他的诗词。
一些较平常的山水，一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含义。
他在超然台上写的那首《望江南》把密州写得很美：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还有一首词，他写了三个密州景物：
“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
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
”直到现在，当地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谈起苏轼这首词，无不为诸城的美景而骄傲。
这座龙城正在腾飞。
如果苏轼地下有知，也当十分欣慰的，因为他离任时还给下任交待拯民于水火的想法，他是带着很多没实现的理想而离开密州的。
苏轼在密州，还经常深入村落，广泛交友。
“城里田员外，城西贺秀才。
”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蝶恋花·密州上元》写道：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他弟弟苏辙也来看他，写下了“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这个名句。
苏轼在密州对教育事业的推动也是有口皆碑的。
苏轼，我心中的
“球型人才”，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沿着阳光，一路追寻你的足迹！
来源
苏轼在密州
戴永夏
身为一个“地师级”领导，情愿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工作，跟那里的百姓同甘共苦，经常挖野菜充饥……这样的好干部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
他，就是宋代著名大诗人、曾经做过密州知州的苏轼。
宋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
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
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
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画栋雕梁，满目是迷人的湖光山色。
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
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
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一贫如洗，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
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
做官十九年来，他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
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
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
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
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同甘共苦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
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
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
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
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
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
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
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
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
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
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
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
目睹此等惨状，苏轼心急如焚，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恤民救灾。
他一方面开仓放粮，并将州衙官吏的口粮匀出一部分，为断粮的饥民解燃眉之急；同时上书丞相韩琦，如实反映当地灾情，要求朝廷选派官员下来视察，体量放税，或给予补助。
在灭蝗中，他亲自出马，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
他还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
苏轼还把他的“以苦为乐”思想，提升为极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他人，改善民生。
他曾《后杞菊赋并叙》中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
何者为贫，何者为富？
何者为美，何者为陋？
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
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他认为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能曲，所谓贫困、富有、美艳、丑陋，只是相对而言。
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样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却瘦骨嶙峋。
他以杞菊为食，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照旧快乐健康，说不定还能因此而长寿呢！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从容地渡过一道道难关，使生命迸发出灿烂的光辉！
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闪光的哲理也鼓励人们学习苏轼，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地积极生活！
（摘自香港《大公报》）
来源
苏轼在密州
信号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大文学家、诗人，宋神宗熙宁七年－九年（1074-1076）任密州（今诸城）知州。
1991年编辑出版的《诸城名人传略》《沧桑密州》收集了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为官从政的史料，使人们可以在苏轼的名篇大作之外看到一个更贴近民众的苏轼。
一、亲历亲为灭蝗灾
苏轼刚到密州境，即“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苏轼对蝗灾深有痛感，早在杭州通判任上即看到过蝗群“布阵横空”、“口吻如风那肯吞”的场面，在密州，他亲自下田灭蝗抗旱，以至“我仆既胼胝（手足重茧），我马亦款矻（疲劳）。
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
同时，苏轼还上报朝廷请求豁免秋税，资助受灾群众。
他鼓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可“得米济饥还小补”，一举两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