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世纪西方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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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世纪西方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

由中世纪西方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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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西方人进入西藏的契机是12世纪拔都西征，随之一些西方使节、商人和传教士开始前往亚洲，返回欧洲后，他们大都用文字记录下东方见闻，部分西方人谈到了青藏高原的情况。

中世纪谈到过西藏的旅行家有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尽管没有亲自进入西藏，但他们以猎奇的心理较详细地介绍了西藏特定的习俗和西藏人特征，从而构建了充满“异国情调”的西藏形象。

文章归纳总结了四名旅行家记载的有关西藏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认为这些充满夸张与想象成分的记载可以反映旅行家自身的心理和经历，同时也折射出西方社会的需求。

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使西方人此后在探索西藏时总是镶嵌着历史瞳孔，有意地“突显”或“忽视”西藏的某个方面，从而影响了西方对西藏的认识。

　　一、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对西藏的记载

　　大致在中国元朝，西方天主教的方济各和多明我修会先后派出多名使节前往东方，其中一些人最早谈到了西藏。

意大利的柏朗嘉宾（JohndePlanoCarpini，1182-1252）是中世纪第一个前往蒙古的欧洲人，作为方济各修会成员，1245年他以六十五岁高龄受命于教皇英诺森四世，从里昂出发前往蒙古。

柏朗嘉宾出使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鞑靼人”（Tatar/Tartar，古时西方对蒙古族人的称呼）的军事实力、作战意向和战略计划等情报，同时也肩负与蒙古签订亚欧和平协定和寻找“约翰长老”王国的任务。

柏朗嘉宾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却把此次旅途的见闻编辑成一份名为《蒙古史》的报告，于1247年提交给罗马教廷，这成为西方人编撰的涉及西域民族的第一本著作。

　　除蒙古的军事状况，报告提及了一个蒙古人称为“波黎吐蕃”（Burithabet）的地区。

柏朗嘉宾首先谈到当地一个奇怪的习俗，“若一名父亲去世，其子及亲属会分食他的尸体”;然后谈到当地居民没有胡须，一个随身携带的铁质器具会随时被用于拔下他们身上长出的汗毛;最后他还评论道:

“老实说，这些人长得出奇的丑陋。

”柏朗嘉宾记录了西藏人吞食双亲的习俗，对之持好奇而厌恶的态度，这是西方有关西藏地区“腹葬”习俗最早的记载。

学者后来推测，柏朗嘉宾讲述的情况可能发生于早期的青海地区，他没有深入西藏，也不懂当地语言，有关记载大都只是对蒙古地区传言的加工。

因为传闻本身的虚构性，再加上传播途中的误读和柏朗嘉宾个人的轻信，这就为西方在“波黎吐蕃”基础之上建构西藏形象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柏朗嘉宾开创的“食人生番”西藏形象，成为西藏的一大特点，此后西方人一旦听闻“食人生番”的言辞，便很自然地与西藏联系起来。

柏朗嘉宾进一步激发了西方对西藏殡葬制度的兴趣，腹葬、火葬、土葬等都成为此后西方关注的重点。

　　鲁布鲁克（WilliamofRubruck，约1210-1270）也是方济各修会传教士，13世纪初欧洲有传言认为蒙古一名王子是基督教徒，1253年鲁布鲁克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密旨前往钦察草原查看。

鲁布鲁克拜见了拔都、拔都之子撒里答和其它蒙古首领，这次旅行见闻被编写成一封名为《鲁布鲁克东行记》的长信交给了法兰西国王，这封信成为西方介绍蒙古情况前所未有的佳作。

　　鲁布鲁克同样未深入西藏，却详细介绍了西藏的一些情况。

首先谈到了那里的物产，“那个地方生长着一种欧洲没有的动物———牦牛（yaks），这种动物的尾巴、毛发、腹部和背部都很像马，腿部比一般的牛短但却更加强壮……如果没有对它唱歌它便拒绝产奶，它的性格与一般公牛类似，会攻击面前穿着红色衣服走动的人”;然后谈到一个被称为“吐蕃（Tangut）”的民族，其眼睛细小、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但很勇敢，而且常从鼻子发出声音;最后鲁布鲁克再次重复“食已故双亲”的腹葬习俗，一方面他认为这种习俗已被摒弃，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异域特色。

鲁布鲁克谈到西藏人会用已故父母的头盖骨作器皿，他认为这种习俗虽然很荒谬，却体现了一种宗教信念，也能表达对亲人的怀念。

从此以后，人骨器皿成为西方热议的话题。

近代传教士安夺德认为用人骨制器皿除了能表示对亲人的怀念，还能体现西藏人对死亡的认识，在生前对死亡习以为常可以减少死亡来临的恐惧。

直到20世纪中期，一名叫伯道尔德·劳弗（Bordardlourph）的英国学者还发表一篇专论，探讨西藏人如何利用人体头盖骨和其他骨骼作生活器具和宗教法器。

此外，鲁布鲁克明确谈到西藏盛产黄金，他自称在哈喇和林遇到一名来自巴黎名叫威廉·布昔叶儿的金匠，这名金匠曾在西藏盛产黄金的波柯尔（Bocol）金矿居住。

为完成寻找基督教徒的使命，他多次向蒙古人打探约翰长老的消息，收集了很多资料，并虚构出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故事，鲁布鲁克认为约翰长老是东方景教徒的一个部族首领。

　　二、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对西藏的记载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他游历了东方很多地区，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

返回欧洲后，马克·波罗在狱中遇见职业传奇作家鲁斯蒂切诺，于是1299年出现了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切诺记录的介绍东方的重要游记作品《马可·波罗游记》。

游记有两章谈到一个被称为“吐蕃州”（可能是13世纪西藏的组成部分）的地方，这是中世纪西方人获知的最可靠的西藏信息。

在中国游历时，马可·波罗曾到达川藏边界，通过往来于中国西部和西藏之间商人处，他首先得知当地的物产，“吐蕃如此之大，有8个小王国，那里埋藏着黄金，也有众多河流和湖泊”“那里某些地方有许多城市和村庄，但另一些地方却空无一人”，“吐蕃州还盛产金片、珊瑚和桂皮”。

游记记载当地居民主要靠狩猎、畜牧和收集野生果蔬为生;那里不流通可汗颁发的纸币，盐是交易的等价物。

马可·波罗还首次向西方讲述了长江上游盛产麝香，并详细记载了麝香的形成过程，这激起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欲望。

　　马可·波罗对西藏人的评价较为负面，他认为与震旦人（Cathy）、威尼斯人相比，西藏人是一个专事抢劫、任意虐待他人的民族，他们靠抢劫蒙古王国的商队为生。

西藏人总是穿着满带油脂的羊皮袄，十分肮脏，几乎从不洗漱。

尽管吐蕃人很愚昧，但马可·波罗认为他们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异国情调”属性。

游记谈到了西藏有很多奇风异俗:

吐蕃地区的巫师有吃人肉的习惯，由于这些巫师和占星家懂得魔法和招魂的技术，所以他们能控制天气，马可·波罗对西藏的巫术深信不疑。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向西方展示了西藏极具诱惑的一面，游记特别谈到西藏的女性，“西藏的女子啊!

让我向你们讲一番……老妪们携带一些童贞的少女到外来的商人面前，她们被奉献给任何想要领走少女的过路人。

翌日清晨，少女们可以被还给各自的母亲，而商人只需要为此向她们赠送一只小耳环、一枚徽章或者随便什么小东西，这些少女会为婚前获得大量类似的小东西而荣耀。

”马可·波罗讲述的西藏女性形象不断被西方人“验证”，如19世纪末期一名英国商人科佩便再次编撰了类似的故事。

鄂多立克（OdoricoofPordenone，约1286-1331年）是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也是马克·波罗之后对西藏情况记载较多的西方人。

他早年加入方济各修会，1318年开始游历东方，先后到达中国的泉州、福州、杭州、南京等地，还在汗八里（北京）居住过三年，最后取道河套、山西（有说包括西藏），经波斯返回意大利。

鄂多立克回国后著书立作，记录下东方见闻，为使读者相信自己的记载，他声称已略去很多奇怪之事，且不断提醒读者除非亲眼见到，否则确难相信。

　　鄂多立克游记专有一节讲述西藏（吐蕃），吐蕃与印度接壤，且臣服于大汗。

当地百姓住在黑色帐篷中，女性都把头发编成一百多条小辫;那里的面食和酒水十分丰足，皇城由白色的围墙砌成。

鄂多立克认为，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吐蕃人是绝不会杀害动物和人类的。

他们崇拜一尊被称为“阿拔昔”（Abassi）的偶像，这也是吐蕃唯一的宗教领袖。

鄂多立克还特别谈到西藏的丧葬习俗，它集天葬、腹葬和人骨器皿制作于一体，“为了悼念死去的父亲，其子会请来僧人、乐人和很多亲友把尸体运到郊外。

尸体头颅割下后，剩余部分被切成碎片，用于在回程途中抛洒，鹰隼啄食光碎片意味着一种荣耀。

被割下的头颅会被煮食，而且头盖骨会被做成酒器，亡者的儿子用其饮酒以示对父亲的怀念。

”鄂多立克对西藏的描述部分符合西藏实情，但却十分简略，以至于后人对鄂多立克是否到过西藏存在争议。

1914年，英国的B·劳弗博士（Dr.B.Laufer）发表一篇题为《鄂多立克·波代诺内到过西藏吗?

》的论文，否定鄂多立克曾到过西藏。

鄂多立克进入西藏缺乏直接证据，但他确实游历过蒙古，对东方的记载生动且形象。

　　三、旅行家眼中的西藏“异国情调”

　　蒙古帝国的出现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西方人穿行亚欧大陆提供了条件。

尽管缺乏旅行家亲自进入西藏的证据，但是通过他人叙述和多方打探，旅行家最终建构了一个“异国情调”的西藏形象。

“异国情调”（exoticism）由“exotic”一词派生出来，来源于希腊语“eksotikos”，又常被翻译为“异域情调（情趣）”或者“异国主义”。

作为一种感知外来事物的方式，异国情调泛指对新鲜和不熟悉的外来事物的感受及态度，“它既能说明某一外来事物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透露出不同于本土文化的氛围，也能表明外来事物可以对心理产生的冲击，令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

　　中世纪西方认为旅行的根本魅力在于发现意想不到的事物，他们想象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大都发生在未知领域。

西方对西藏地理知识的缺乏，西藏所处的中亚内陆及被高山、沙漠和戈壁包围的地理环境，再加上有关亚洲内陆“黄金蚂蚁”和“约翰长老”的传说，导致西藏这一亚洲腹地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中谈道:

“海市蜃楼般的思想，特别地与地球上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被沙漠及其狂风卷席的青藏高原）相联系，这些艰苦的环境使西藏长久地推动西方人前往观察研究、与恶劣的自然对抗。

”在观看有着明显差异文化的西藏时，西方人深刻地体会和重复着西藏的异域情调，英国入藏的商务使团代表忒涅（SamuelTurner）说道:

“以旅行家、传教士、探险家和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人，他们对西藏的探索激情最终汇聚为一个狂热的梦想，曾有无数西方人希望在那块土地上不同程度地推行‘西化’政策，或者想在那里经商渔利，但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却异常的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相反很多入藏的西方人反而被西藏的文化所吸引，他们不断向西方同伴强调重复着西藏的异国情调。

”

　　中世纪旅行家最早阐述了西藏的“异国情调”，这是通过与熟悉的欧洲人和其它东方民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

旅行家记载的西藏特殊性第一体现在西藏人无汗毛、眼睛细小、身体油污的体貌特征，这与西方人习惯的汗毛众多、五官分明的西方同伴体征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人类追求的整洁文明生活相距甚远;第二，西藏盛产黄金、香料等珍贵物产，黄金和香料是西方人长期向往的财富，这足以让西方旅行家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第三，旅行家不断重复西藏“食人生番”、以人骨制器皿等奇风异俗，这种习俗与常理中远离死亡的心理有很大区别，西藏特色尤为明显，最终西藏被置于类似“博物馆”的处境任由西方人观看;第四，是极具诱惑的西藏女性，她们明显的“随意性”能够激起西方人浪漫的想象，这与中世纪西方压抑的宗教生活形成截然对比，体现了人性欲望的追求。

旅行家对西藏的居民外表和生活习俗、自然物产等多角度的阐述，都使西藏表现出迥异的差别或满足西方人欲望的特征，最终，西藏既满足了西方人的猎奇目的，也让其心生向往。

　　为了使西藏陌生的现象和事物易于理解和预测，旅行家对差异的文化赋予了熟悉的意义和联想，他们记录西藏的文本存在着‘自我’的情感态度和审美判断，有关外来事物的认知中也糅合了很多不实的成分。

首先，旅行家前往东方持有一种旅行者的猎奇心理，他们会努力去探究异域社会与自身社会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肆意夸大;其次，为了证明自己旅行的价值，旅行家们都可能夸大自己旅行的困难和路经地域的特殊性，尽管旅行家也认识到自己的记录可能难以接受，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说服西方的观众。

《马可·波罗游记》开篇就强调，“书里有些东西可能并非作者亲眼目睹，但都是从其他值得信赖的人那里听来的。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东西，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这本书绝对真实可信，没有半点虚假，作者的话也不可能被指责为天方夜谭。

本书的读者和听众应该相信书中所讲的一切，因为那都是真实的”;再次，中世纪旅行家还表现出一种“对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信以为真”的性格特征，如马可·波罗就在游记的前言中坦言，“如果他不能把看到的所有奇观都当作真实事情记载和接受下来的话，那就太不幸了!

”由于到达东方的西方人很少，受传说和异域特色的影响，旅行家们往往被“新世界”迷惑，再加上缺少必要的佐证资料和基本的求是精神，传说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让人很难区分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真实。

　　四、结语

　　西藏的确切地理位置和真实社会并不被西方知晓，中世纪旅行家也未亲自进入西藏，他们只是把东西方社会流传的各种资料糅合在一起，不仅注入虚构的想象，而且还巧妙地添加一些让读者信服的“资料”和话语，最终有关东方的认知就被浪漫化和传奇化。

阐述西藏的文本使西方读者面对一种神话式和辉煌灿烂的西藏幻象，对西藏各侧面的记载都影响了此后西方人对西藏的观看。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尽管对其真实性的争论从该书出现就从未停止，但其影响力十分巨大。

中国学者余士雄认为，“它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的作品。

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它向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十四世纪以后很多活跃的欧洲人都按照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知识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

　　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直接影响了此后西方人的观看重点，西藏的丧葬习俗、黄金等都为西方人预设框架，成为近代进藏西方人不断重复的议题。

此外，西藏异国情调中的富裕和浪漫特性还成为近代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动力之一，马可·波罗就在讲述完西藏女性之后坦言，“我之所以向你们讲述这样的西藏习俗，是因为它们确实值得介绍，而我也希望西方青年的男子都能够前往那里”。

直到近代殖民扩张时期，最早进入西藏的英国使团依然是为获得西藏的黄金和麝香，中世纪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在西藏探索史中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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