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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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综述
犹太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约有30％都是犹太人。
犹太民族为什么如此优秀呢?
因为这个民旅非常重视知识．从孩子一岁半开始就对他们进行记忆训练。
犹太人对儿童教育的主张和其它国家完全不同。
很多国家的教育只是着眼于眼前，例如日本，日本的教育就是为了应付眼前的考试；而犹太人的教育则是着眼于未来。
可以说，日本教育的目的是为现在所用，而犹太教育的目的是为未来所用，因此两种教育对儿童的期望不同。
犹太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创造犹太人的未来、实现犹太人梦想的下一代。
犹太人在孩子刚会说话时就开始教他们读《旧约》。
在犹太人看来，由于担心孩子不明白而错过教育机会，只是父母的一种过分保护而已。
为了在孩子身上种下好种子．犹太人让小孩子学习记忆。
因此可以说，犹太儿童从一岁半就开始有意识地接受记忆训练了。
到了三四岁时．他们开始在私塾里面学习。
每个孩子刚走进教室时都会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以让他觉得学习是快乐的；也许他会在打开的书本中发现葡萄，这是为了让他觉得学问是甜美的。
犹太人认为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所以孩子4岁时就要开始完全的思考行为。
那时候，大人会告诉孩子们．世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不要拘泥于一个想法．因为还有很多其它的思考方式。
与此同时，记忆训练也在继续。
孩子到了5岁时就要记住全部《旧约》。
《旧约》是一本大部头经典，能全部记住，水平就是非常高的了。
犹太语中“学习”一词的说法是“密什那（Mishnah）”，意思是反复学习。
犹太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教育孩子：
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学．而是为了“给予”：
“给予”才是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犹太人认为，完整的人应谈是关心体贴他人、懂得“给予”的人。
为了“给予”，要不断地学习，一生不断地学习——这一教育宗旨和日本的教育相去甚远。
思考能力和刨造性的基础在于记忆
在日本有一种观点，认为记忆力好的孩子思考能力和创造性就差。
这种轻视记忆的想法是错误的。
思考能力和创造性的基础正在于记忆。
记忆分为左脑记忆和右脑记忆。
所谓有记忆力而没有思考力，正是因为这种“记忆力”是左脑的记忆力。
如果右脑记忆力得到开发，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创造性是右脑的属性．右脑记忆训练不仅可以帮助开发右脑记忆．还能够激发出创造性、感性、灵感和直觉。
汤川秀树所著的《天才的世界》一书中说。
“天才”是伟大的开创者和创造者，是完成了客观上被认为具有巨大价值的工作的少数人。
他们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自信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富于预见性和洞察力。
其实，这些特性都是右脑的资质，只用左脑工作的普通人和它们无缘。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通过右脑记忆训练开启了右脑的大门之后，能够引发出属于右脑属性的灵感、直觉、创造性和独创性。
通过不求理解的“素读”和死记硬背培养天才
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有一本着作叫做《天才满世界》，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大先生。
我向他请教“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他回答说：
“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
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读’——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
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他们全都作过这种‘素读’练习。
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
那时候他学习的有《论语》、《孟子》等，除了老庄不教，因为不适合儿童学习。
但是少年时代的汤川自己把老庄也读了，觉得很有意思。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量子力学出现时他一下子就理解了。
而其它人却不理解的原因。
就是因为读了老庄。
”
战后的教育原则变成了“先记简单的再记难的”、“先理解再记忆”，这种观点是分析性的、成人式的，是把成人的思考方法强加给儿童。
实际上，儿童擅长记复杂的东西，擅长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
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右脑教育法。
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强调反复朗读。
日本江户时代的“寺小屋”（寺小屋即私塾——译者注）也教孩子们“素读”《论语》。
法国的小学让低年级学生背诵民族性文学作品《塞根先生的羊》和《最后一课》，让高年级学生背诵难度更高的莫泊桑的作品。
德国的好母亲会让孩子背诵50个左右的故事。
犹太人_也孩子背诵《旧约》。
以前，日本的小学也让孩子们在上课时一起朗读、背诵课本内容，他们的声音连从学校旁边经过的人都能听见。
后来这一习惯逐渐消失了，真是遗憾。
近来小学里而逐渐开始重新尝试这种“素读”训练了。
这股风潮始于山口县小学老师们的实验．而其契机说起来还有些不寻常：
有一个叫A的孩子，平常毫不起眼。
老师听说他能够背下来10页课本。
就让他在课间休息时背一下看看——老师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可是A居然背了下来！
尽管有的地方不太流利。
周围昕着的孩子们喊着说：
“我也行!
我也行!
”都自己练习了以后再在大家面前背。
后来全班孩于们的平均成绩都有大幅提高。
真是不可思议。
让受教育者记牢基础知识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往往不了解右脑教育．大家认为，“如果孩子连道理都不明白就背诵诗歌呀，《论语》呀，‘九九表’什么的，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其实是左脑型思维的想法。
好的右脑教育是排除了“道理”的教育．要让受教育者认真记忆基础知识。
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计算机时代了，记忆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完成，人类只要知道如何思考就行了。
是这样吗？
汽车坏了，拿着厚厚的说明书却因对汽车一无所知而一筹奠展——得到的信息再多，如果不能根据自身已有的信息（记忆）来进行交叉检验的话，就无法对这些信息加以利用。
人们常说培养丰富的创造性需要有预见能力。
这种“先见之明”要由“后见能力”来培养。
“后见能力”即是向过去学习的能力。
向历史展开来学习非常重要。
培养预见能力和创造性的关键是在何种程度上记住了过去的信息。
大量输入信息．让“量”转化为“质”
讲到富于创造性，没有人比发明家更富于创造性了。
我们向发明家可以学习什么呢?
请看下面的例子：
发明学会会长丰泽丰雄先生说过，“创造工学的基础是量、量、量；好的想法是和量成正比的”，“如果你想变成发明家，就要知道很多前辈们的发明方法”。
有人曾经问著名作词家佐藤八郎先生：
“您的诗的确是太好了。
为什么您总能写出好诗呢?
”他回答说：
“因为我记得很多诗，能够背下来的有5000首左右。
知道大致内容的有50000首吧。
这些诗都装在我脑子里。
它们在我自己作诗时给了我很大帮助，让我能够写出好的诗来。
如果没有它们，我就写不出好诗。
”
我们一定要知道：
高质量的思考是和“量”成正比的，“量”是可以转化为“质”的。
被卢梭的“自由化教育”搞糟的美国教育
美国在1957年进行了第一次教育改革。
那一年．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1号．因此美国在和苏联的宇宙开发竞争中落了后。
这对美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国政府立刻开始重新制定教育政策，实行教育改革。
然而当时采用了卢梭和杜威倡导的“自由化教肯”理论，主张不背诵，不重视记忆，强调幼儿的自由思考。
结果导致孩子们学习能力极其低下，甚至不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
弗吉尼亚太学的ED．哈什教授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背诵非常重要。
他这样写道：
朝鲜的孩子必须要“背诵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很多书”；中国西藏从8岁到10岁之间的男孩“在朗读和诵经上花去了大部分时间”；智利的阿劳干人为了“教授母语的微妙变化、传授对部落习惯和传统的深刻理解”而把背诵歌谣作为教育方法；非洲刚果的丛林人通过长时间不断地听自己几乎完全不理解的讨论，而能够“在10岁到12岁时就详细地了解所有物品的历史和家族间的往来关系”；印度尼西亚的教育政策主张“背诵是社会共同使用的方法”：
泰国则采取“反复朗读直到可以背诵”的教育方针；亚利桑那的帕帕果印第安人则要求孩子必须能够单独完成很长的仪式．他们认为“即使要花一年时间在能够口述全文之前都要背诵，不论背多少次”。
卢梭和杜威所主张的新教学方法规避背诵，试图让孩子自然成长。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促进精神独立发展；然而这种教育中也有几个缺点。
放任自流不意味着孩子就因此能够自然成长。
哈什教授在书中认为，一直以来打着“培养创造性和开发能力”的旗号的美国教育使孩子的学习能力显著低下，导致了班级和学校的混乱状态。
其各种原因中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卢梭和杜威的这种有很大缺陷的理论，而他们的理论在美国学校中被普及并为教育政策制定者们所采纳。
效仿日本而得到改善的美国和效仿美国而招致失致的日本
第一次教育改革失败后，美国在1980年又开始进行第二次教育改革。
这一次参考的是日本教育。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把教育改革作为国策的首要任务。
命令教育部官员们设立教育改革咨询机构。
1983年由美国“国家优异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国家在危机中：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
这篇报告在美国国内非常畅销，卖出了3500万份．它使美国国民开始了解学生们学习能力显著低下、学习时间不够以及教师索质低下等问题。
由此，美国各州开始着手改善教育现状。
继这一报告之后，1986年本杰明·杜克教授出版了《日本的学校》一书。
这本书的第一章提出“美国要学习日本”，指出美同的优越性已经终结，必须从日本教育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班级和学校混乱的局面。
而日本的学校仍然井然有序。
杜克教授把日本的教育视做值得学习的典范。
美国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教育的基本宗旨上来．重新开始重视“背诵”——要记住该记的东西。
人们反省以前那种上课却几乎不考试，从而导致记忆无法巩固的做法，认为需要通过考试来巩固和提高学习能力。
美国学生以前上课时间少，现在也要向日本学习，增加学习时间。
这使后来的SAT（能力判定考试，报考大学时必考）成绩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主张”自由化”、“人性化”、“社会化“的教育理论试验的失败使美国人认识到卢梭和杜威的教育理沦有不少欠缺之处，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
以这种教育理论为根基的学校政策不仅是导致美国教育失败的元凶．还是使国家衰退的元凶。
然而不知何故，日本却认为这种主张无秩序、无规律的错误教育理论是理想的教育模式，并开始采用。
结果给日本带来了和美国一模一样的教育衰退。
美国通过学习日本教育而获得新生，但日本却由于学习美国而踏上了教育荒废的道路。
这种倾向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于平成十四年（2002年）开始实施的教育改革就是要沿着美国人自己已经后悔了的老路接着走。
美国教育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教育理论，美国教育认为：
以往那种强迫所有学生整齐划一的学校体制不好。
每个人要接受适合自己情况的特殊教育．因此要将学生从用墙壁分隔起来的学校框框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人性，把学校变成非管理性的、自由的空间。
这种教育理论使公立学校的学生守则上去掉了关于服装的规定——因为对服装的规定被认为是剥夺学生的自由。
学校没了秩序，老师们无法继续保持以前那种坚定的指挥姿态，从而使学生们失去了面对权威时所产生的尊敬感，很多人陷入了享乐主义之中。
返回原点
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方法中有一种是教孩子按照字面来“素读”四书五经。
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
“四书”指《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它们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朱子（即朱熹）把它们视做孔子师徒传授学问的途径．将其一一加注后敦给自己的弟子们。
“五经”是指《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它们出现在四书之前。
早于唐代，是昭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古典。
同样也是儒家的5种经书。
四书五经对日本思想界有巨大影响，明治时期的伟人们多数都是从四五岁就开始习读四书五经。
福泽谕吉、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等人即是如此。
那时候他们不学习意思和解释，只是反复地读，并最终全部背诵下来。
日本现在的国语教育以解释和欣赏为中心。
背诵古典作品的习惯逐渐消失——因为人们认为不了解含义的背诵没有意义。
然而大脑能够理解的所谓“含义”其实很模糊，难以应付突发情况。
“素读”创造出聪明的大脑
我们是如何掌握语言的节奏的？
是通过小时候反复地听优秀的文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才常常对我所指导的保育院和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说：
“从两三岁的幼儿期开始，请让孩子们把岛崎藤村和官泽贤治的诗背下来。
不明白意思也没关系。
”
2岁～3岁是唯一一个能够无意识地体会到语言所具有的音律和节奏的时期。
从幼儿期就开始习读四书五经的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父母那里获得了成为文豪的基本素质。
人们认为，过去人长大后能够自然而然地写出很好的汉诗，而现在成人却往往由于没有在幼儿期养成“素读”习惯而写不出好诗来。
我前面讲到过，获得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博土从3岁时就开始习读四书五经了。
汤川博士家共有兄弟5人——芳树、茂树、环树、滋树和秀树，他还有两个姐姐。
这5个男孩从小就接受了外祖父小川驹橘每天晚上的“素读”训练——先是四书，然后是五经、唐宋八大家、《十八史略》，一直读到《资治通鉴》的开头部分。
学问决不是一朝一夕学会的．有了这样的背景才诞生如此罕见的这一家学者。
幼儿时期接受过“素读”练习的人，长大后学习外语．比如学德语时记忆复杂的倒形变化表没有一点困难。
德语单词变化表非常复杂，让一般人挠头，但对受过“素读”训练的人来说却是轻轻松松尽脑入海。
2岁、3岁或4岁时练习过背诵的大脑的吸收力格外强，记忆复杂的词形变化也相当容易。
由此可知，幼儿时期的“素读”能够训练出一个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大脑。
这种大脑不仅吸收力特别强，创造力也出类拔萃。
可以说，正是幼儿时期每天晚上的“素读”练习帮助汤川秀树博士提出了中子理论。
学习《论语》的理由
学者中村正直和福泽谕吉一样，都曾对明治时期的青年产生过巨大影响。
中村正直48岁时被选为东京学士院创立委员（适逢东京学士院创立之时）。
此时．他在东京学士院杂志发表过3篇论文，其中一篇题为《四书“素读”论》。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讲述了自己从幼儿时期开始接受的“素读”教育：
3岁开始学习“素读”，从《大学》开始，读了《中庸》、《论语》和《孟子》。
读完四书后又读五经，还开始学习唐诗选。
10岁时他在“学问所”参加了“素读”考试，成绩为甲等，作为奖励获得3块白银。
，10岁就能够参加这种考试是昌平学院（东京大学前身）自成立以来从来有过的事情，一时被传为美谈。
正直还写道，自己35岁时去英国伦敦留学。
因为一直练习“素读”的缘故，记起英语来特别轻松。
那时候上正直每天早晨5点起床，朗读背诵唐宋八家文、《左传》和《史记》等。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洋音乐开始流行，汉字“素读”几乎完全被遗忘，学生们只读搀杂着假名的课本，学习变成以意义理解为主。
这真让人遗憾。
为什么必须要读《论语》呢·因为《论语》是最好的古代经典，它讲述了为人的基本准则。
尽管完成于2500年前，《论语》却超越了时代和体制的差别．书中讲述的处世之道和思想等历久而弥新。
西有《圣经》，东有《论语》。
传统中，日本视《论语》为最可从中获益的书，是精神的支柱．可以在心中增添做人的深度，培养自己的风骨。
《论语》的确是有这样的力量。
二战后，联合国军队司令官麦克阿瑟来到日本，和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往来甚密。
麦克阿瑟的父亲也是将军，曾在20世纪初来过日本。
他常常对麦克阿瑟感叹那时候接触过的日本将军许多都是出众的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自己亲自和日本军官们一接触，发现并非如父亲所讲的那样。
他就问吉田首相这究竟是为什么。
吉田首相是这样回答的：
“明治的许多将军们都学习古典作品，所以懂得人所应该具有的操守。
昭和的将军们就并非如此了。
”
用耳朵记忆效果好
有一种提高记忆力的方法叫“听觉记忆法”。
就是不看教材，只是通过用耳朵听来记忆。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训练方法。
用耳朵来记忆的记忆法是印度的传统。
古代日本寺院里的小沙弥也是靠听来记住讲经和尚说过的内容的，比如《般若心经》。
高保己一虽是盲人，却以超群的记忆力精通和汉两学。
他小时候的学习方法就是请别人给他念书来记。
给孩子反复读几遍之后，孩子就可以记住听到的内容。
不断重复这种做法，就能够获得“用耳朵来记忆”的记忆力（而不是“用眼睛来记忆”的记忆力）。
这样培养出来的记忆力是“优质”记忆力。
据说高保己一每天都读《般若心经》100遍以上。
重要的是要发出声音来背诵，这样可以把所读的内容存入深层意识中，在日后某一天会在大脑里面突然打通一条通往深层意识记忆回路的道路，记忆的质量将得到改善。
耳朵记忆训练能够帮助开发右脑，使人“过耳不忘”。
它使盲人高保已一写出了《群书类丛》666卷。
1.汤川秀树，日本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
3．中村正直（1832－1891）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家，被梁启超称为“维新之大儒”。
4.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
5.夏目漱石 （1867～1916） 日本近代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
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绘画。
季谦先生（王财贵老师）回复此文：
谢谢贴出此文，此文甚有见地，应广为流传。
我自早就很喜欢铃木镇一和七田真先生的说法。
（唯七田真先生走美国「格连杜曼」的风格，在「聪明」「才华」的考虑上着墨较重，文化智慧的氛围稍嫌薄弱，是其不足处。
）
可惜的是：
天下乌鸦一般黑，日本政府自从二次战后数十年来的教育，也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甚至如七田真在本文所说的，日本政府是专门学美国「已经证明失败而且已经放弃」的理论，民间的这些苦口婆心，政府是一概不理的。
他们也只能在社会民间到处呼喊，跟从的家长，就要负很大的社会压力和金钱支出，例如七田真开了许多「研习班」，收费是很高的，（在台湾也有七田真学校，学费惊人），因不是政府行为，终究也只能产生小小的影响力。
有人说日本政府聪明，但我看并不然。
现在，世界上那一个国家能迅速摆脱美国教育理论的阴影，依人性之内涵与发展程序设计出一套合乎人性顺乎自然的教育方式，那个国家就要大出人才，领导世界，（当前犹太人在美国只的人口比率不到百分之五，但在高等学术界及金融界，其力量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当今实质上领导美国的人是犹太人。
）纵使不说什么领导世界，依儒家的教育理想，教育本是「赞天地化育」的工程，孩子来到这世界了，我们就应顺其性顺其生把他教好。
吾人的读经教育，即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而提出的，那一天谁发现了更能顺应人生人生的教育方法，请提出来，吾人即依之而行。
远来的和尚，只要他真会念经，我们也喜欢听。
因为他念的经是真的经，真的经只有一部，如果我们本来就会念，则他们念的一定跟我们一模一样（如七田真此文与吾人读经大有相合处，可相印证）。
但如果远来的和尚所念的居然与我们原先念的不同，则必定有问题，要嘛我对他错，要嘛他对我错，要嘛两者都错（或皆不完整，各取一面），绝无两者皆对的道理。
五四时代胡适之引进美国的杜威，与中国教育理论大相径庭，中国人说：
「美国对，中国错」，所以把中国打倒了，都学美国去了。
现在我们推广读经，与美国杜威大异其趣，谓问谁来思考：
杜威对？
还是读经对？
或许两者皆非？
当然，最天真的想法是：
两者皆对，可以互补。
其实经只有一本，在相同章节中，只有对错，没有互补。
可能互补的情况，只有在不同章节，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
吾人所注目者是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是教育的黄金期，面对儿童期提倡「儿童读经」，不提倡「儿童理解」。
杜威等一百年前的美国学者所提倡的是「儿童理解」，用我常说的话以及七田真在本文亦说到的，就是：
「用成人的学习模式来强求儿童」。
所以针对「儿童教育」，诵读与理解，只有对错，没有互补。
所谓互补者，杜威等人所说的「以理解为重」的学习，那是在十三岁以后的事，吾人少谈十三岁以后的教育，因为那已经是「大势柢定」的时候了，不需要再谈了。
如果要重理解的话，须知高度理解能力的培养，必来自于记忆训练的副产品－－－脑神经发达。
而且一个有理解能力的人，不会装作不理解。
所以，基本上，理解是不必教的，追根究柢，理解力也是不能教的。
头脑好，基本信息诸存量够，年龄与经验到了时候，不必教就自己会，或只须稍加指点，就豁然贯通，而且如果没人教他，他也会主动要求学习。
头脑不好，满肚子草包，本来就不想学，一学就头痛，即使有人认真教，怎么教也教不动，最后只好两相放弃－－－老师见了他就心烦，不想教，他自己也逐渐厌学、弃学。
这种人，成年以后，能图个自己的温饱已经不错了，还想让他「八荣八耻」，致力于「和谐社会」？
没有把头脑建设起来，没有把基本工夫做下来，真是人生的大不幸，这是从「根」上发起的不幸，是「注定」此生永远没有机会的人。
但这「命运」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父母老师造成的。
其实，当今各国政府既已以义务教育法规把所有的儿童都收到国家体制中给予教育，家长老师又已养成了一面倒地相信政府的习惯了，政府理应为此一大事负完全责任。
政府如不愿负此教育失败的责任，请把教育权开放出来，让社会家长共同担负，相信家长是乐意的。
人生最重要的教育时机，是儿童期。
儿童期以记忆之训练为主轴，记忆之训练，以反复诵读为最简便，诵读以诵读经典效应最为广大深远。
此应是天地间不可易的道理，谁忽视了此道理，谁即残害了其子弟。
一个国家用教育政策残害其儿童，等于一个国家自取灭亡。
中华民族要复兴了吗？
愿天佑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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