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选择与信仰的传承谈李芳芳电影《无问西东》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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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选择与信仰的传承谈李芳芳电影《无问西东》上
青春的选择与信仰的传承--谈李芳芳电影《无问西东》（上）
香柏主持：
月池
2017年冬天的电影院真是给力，《寻梦环游记》、《芳华》、《无问西东》和《一个人的课堂》陆续上映了一个又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又一场精神盛宴。
我自己也是很奢侈，这四部影片都去影院观看了，其中《无问西东》一刷再刷，看了两遍写了三篇观后随感。
第一次看完，激动地连夜写了两篇随感：
无问西东，只问你的芳华愿不愿意继续那真实、良善与公义之爱的传承！
（上、下）因为电影中四个时代，四个故事，我看到的是同一个信仰的传承，那就是真实、良善与公义之爱的传承。
第二次观影，在熟悉了情节的基础上，我关注到了很多细节，其中一个细节是：
影片结尾，张果果这个现代小青年，拿起电话，打给希望他提供黑材料整走对手的Robort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
“我决定了，我没有办法帮你，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
”这句话抓住了我。
是的，在世界上行走，每个时代都有表面不同、实质相同的强大世俗，”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
那么，我们面对每一次抉择，其实，是对抗世俗还是随波逐流？
张果果对Robort的回答，就是影片中每一个主人公面对抉择时的共同回答：
我决定，不向世俗妥协；我选择，和世人不一样！
所以，第二次观影之后，我写的影评题目是：
无问西东，就问问自己--信不信对抗世俗还有爱之光，敢不敢选择“和他们不一样”？
非常高兴的是，今晚，我们特别邀请了香柏特邀嘉宾石衡潭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再次谈论这个电影。
石博士分享的题目是：
青春的选择与信仰的传承--谈李芳芳电影《无问西东》。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石衡潭博士。
石博士是我们香柏的老朋友了，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第三十届汤清文艺奖得主，超星数字图书馆“名师讲坛”讲员，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研究，担任副研究员。
曾经在《世界宗教研究》、《哲学门》、《文化中国》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译文和在出版社出版专著共计四百余万字。
主要著作有：
《电影之于人生》、《电影之于人生二集》、《光影中的信望爱》、《自由与创造：
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导论》、《论语遇上圣经》等；译著有《基督教神学导论》、《自由精神哲学》、《城邦：
从古希腊到当代》等。
石衡潭博士所作的“透过电影看人生”、“影视之于人生”与“《论语》、《圣经》对读”系列讲座已经在海内外进行六百多场，进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中原大学、中国油画院、南方航空公司等著名学府与单位，并受到中国教育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山东电视台、《环球时报》英文版、《天风》杂志、香港良友电台、美国《侨报》、马来西亚《亚洲时报》等海内外媒体的大力报道。
今天，石博士将为我们带来“电影《无问西东》讲述的这四代清华年轻人的故事剖析”，那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对今天的我们有何启发呢？
石博士将与我们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石博士。
香柏特邀嘉宾石衡潭博士香柏群的各位亲友，月池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到香柏群，做关于电影《无问西东》的分享，也特别感谢主持人对这部影片的点评和自己心得体会的分享。
这部电影很多亲友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是感动我们内心的一部电影，在这个时代，能够出现这样的电影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我们要很好地品味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场精神盛宴。
我今天主要围绕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关键词就是：
青春、真实、信仰。
这部电影的确跟《芳华》有些相像，因为都讲到了“青春”。
《芳华》是讲到一代人，特别是文革一代人的青春；那么这部电影是讲到了四代人的青春，又是以四代清华人作为代表，它的片名也是取自于清华大学的校歌。
清华校歌中有这样一句：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片名就是取这一句的最后四个字，影片的英文名是“Foreveryoung（青春永驻）”。
尽管时代不同，环境和形式各异，但在这些年轻人对青春事业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青春的光彩、思想的轨迹以及信仰的传承，他们就像一面面的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的人生，也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
青春的真实首先我们看“真实”，特别是青春的真实，“真实”是什么呢？
我们如何看待与感受自己的真实，从而作出真实的选择？
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每一代年轻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
影片的叙述是从近到远，从21世纪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活开始，影片里面的张果果是一个事业人，是一个职场上的人士，应该也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去救助那个来自农村无力付费的四胞胎孕妇，以及要不要违心的指控他上司的问题。
本来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我们为了竞争可能就要摆脱很多拖累，也包括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把对手打倒或者击败，然后才能取得自己的成功。
但是张果果最后的选择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并不一样，他从他的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当他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父母的朋友李想的墓前，他的父母就告诉了张果果李想叔叔是怎么去世的，为什么会有他们今天的生活。
这段感人的故事：
当年，张果果的父母和李想是同事，在西北做勘探工作，他们有一次去野外勘探的时候迷路了，所带的粮食和水非常有限，李想把仅有的粮食和水留给了他的父母，自己去寻找救援，最后是他的父母活下来了，而李想却牺牲了，他死在那个荒原上。
正是由于李想的牺牲，才有他父母的存活以及张果果后来的人生，这事件深深的打动了张果果，所以最后张果果才勇敢的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没有违背良心地去告发他的上司，他对Robort说：
我不会配合你，因为，我与他们不一样。
那就是他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种勇气，得到了一种人生选择的答案。
其实张果果和他所做出的选择，在我们今天可以算是一个异类，大部分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去年5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发了一篇题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演讲，就是针对现代的大学教育，做了一个批评。
演讲中说：
“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
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他讲的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
我们周围所看到的是不是这种人居多？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也在《中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坐待天明》一文，对自己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作了这样的评价：
“我们的学生有志向，可理想贫乏。
就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多数时候其实不外权钱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价物置换的浮世物件。
但是，个人志向无涉公共关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
”还说，“我们的学生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
自私，极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独尊、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虚矫，竟会成为他们显著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
会动手，善执行；从来不曾、永远不会热血沸腾。
”这就是两位教授对现在的青年，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的一些概括吧，我们的确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周边朋友的生活，再去对照影片里面这些人的生活，他们所做出的选择。
我们从影片中最早的年代20年代才开始讲起，影片里面的吴岭澜，在学理还是学文之间举棋不定，其实就他个人的长处特点来说，他的长处是在文科方面，但是他想选择理科。
在这里我们看到，学文学理的选择也是由来已久，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很多的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犹豫不决，主要是不知道我选择哪科以后更能赚钱，或者对自己更有实际的用处。
但是处身在20年代，他们更多想到的是学文还是学理哪一个更能够报效国家，他们的出发点跟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我们看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后来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开导吴岭澜说：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忙得一塌糊涂、疲于奔命，但是我们究竟忙什么呢？
究竟为什么忙呢？
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生活的真实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很少去思考，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以为物质才是真实的，我们丧失了想象与激情，也没有了公义和怜悯，我们活得像一只辛勤的工蜂忘记了自己是有灵的活人，这就是我们当代很多人的真实的状况。
在那个年代有一些大师，有一些思想家，有一些杰出的人士，他们会直接面对年轻人，给他们以忠告，用他们全部的人生经验，用他们的思考来告诫年轻人。
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士的确不多，或者说我们很多人自己就不明白怎么去活，自己也随波逐流，很少有当年那种大师和人生的楷模。
吴岭澜在他彷徨之际，听到了泰戈尔的演讲（泰戈尔应梁启超等的邀请到清大演讲），他恳切地告诉这些学生们：
“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诞妄巨体的叫唤，拥挤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营利的诱惑。
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惟一的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
”这样的话语真是振聋发聩，当时的许多年轻人有幸，他们能够听到这些伟大思想家们的说法。
我们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在某些方面更糟糕，我们是一个完全势利的时代，真如泰戈尔先生所形容的那样，我们非常看重物质的利益，看重现实的利益，好多人真的是忘记了灵魂，忘记了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20年代，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对它的称谓就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这不是客观的称谓，这是对以前政府的一个污名，没有经过谨慎的思考，现在的学者对这种命名也有了很多的反思。
比如说，广东中山大学的桑兵兵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北洋军阀或者是北洋时代来称那个时代，应该称为民国的北京政府时期，或者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
他说：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
”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我们看到，对中国历史非常有影响的两大运动，政治上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文化上的新文化运动，都发生在民国的北京政府时期，后来有一些人也认为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时代。
比如说原来社科院唐逸教授说：
“在本世纪的中国城市里，出现一种历史上空前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讨论的气氛。
结社自由、办刊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这些自由并不是民主制度和健全法制的产物，而仅仅是权力软弱、政出多门所形成的短暂的‘真空地带’”。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是有自由的。
”
他还说：
“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一种缺乏经济制度基础，不受法制程序保护的自由，特具自发、无政府主义性质，但却致使两三代知识分子精神奋发、思维活跃。
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的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知道那个时候的自由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例如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当时曹汝霖虽然并不在他们家，但是在家里还有卫队，卫兵们手上是有枪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开枪，这些学生把曹宅烧了，在现在包括当时来看，简直是无法无天的事，但是这些放火的学生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可见当时是相当自由的。
而且当时言论相当自由，有各种自由的报刊，各大学校还请各种国际知名人士来演讲，例如泰戈尔，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罗素等，经常到中国来演讲，罗素也担任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是非常活跃的。
可惜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时的口号最响就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崇尚科学与民主，排斥宗教。
例如，1920年9月，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评议部，就不允许信仰宗教者入会，认为信仰宗教是一种落后愚昧的表现，因为宗教跟科学好像是背道而驰。
1922年要在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大会由中国基督徒青年会邀请的，因此一些人就成立一个非基督教同盟，并且公开发电呼吁人反对在清华大学开这场会议；到1922年3月21号，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并且发表了宣言，而且在通电里就有这样的字样：
宗教不灭，中国将亡！
排斥宗教成为那个时代主旋律。
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青年人，他们滥用了自由，错认了真实，让刚刚摆脱帝制的中国失去了宝贵的新生机会，只有真心追求真实的人，才能得到真实的引领，并找到它。
《撒母耳记下》7：
28说：
“主耶和华啊，惟有你是 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神是真善美的源头，祂的话是真实的。
《诗篇》119：
160也说：
“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
在当时只有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真实的信仰，他们也坚持这个信仰，包括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清华是用庚子赔款的钱建设的，原名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唐国安，后来的校长梅贻琦，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找到了真实的信仰，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
01顺平提问故事最后定格在张果果对四胞胎这样的深情告白中：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请问石老师，如何理解“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石衡潭博士回应“听从你心，无问西东”，这句话说得很好，它实际上也是这部影片的中心；“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就是不要去问环境，不要去问什么地方，只要你循着心灵的指引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这句语来源于《圣经·箴言》4：
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这些词语有它最终的源头，不是表面上说的那样仅仅是我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更大的“心”指引，就会变成“随心所欲”，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源头才能够理解。
“听从你心”实际上是听从“良心”，“良心”就是上帝给没有律法之人的律法，这是神普遍的恩典。
有良心胜过没有良心，但是有良心并不等于就得到了真理。
因为良心是人自己对真理的一种揣摩，揣摩得到的就一定会有偏差，所以只靠良心是靠不住的。
《箴言》里面“你要保守你心”这个“心”是要有上帝赐予的亮光指引在里面，我们的良心要在亮光的指引下矫正偏差，这样才是真正的“听从我的心”，所以这个“心”一定要有背景，要有最后的指引的。
02高总提问
青春的真，“真实”是什么？
如何看待与感受自己的真实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民国北京政府时代和今天的年轻人如何看待真实？
为什么时任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的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会这样写道：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石衡潭博士回应这个问题我在上面的讲课中间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有很多的相似，年轻人都是不知所从，不知道怎么样选择；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是透过表面看到真实的本质，看到什么才是真实，看到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什么是这个民族真正需要的，也包括什么是你自己真正需要的，你仅仅是需要钱吗？
仅仅是需要获得一个很好的职位吗？
等等，你要多多想这些问题。
青春的迷误
由于年轻，看问题容易停留于表面，看不到真相；由于年轻，也会冲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像影片中60年代的三个年轻人：
王敏佳、李想、陈鹏，他们是三个好朋友，有一次结伴去看自己的中学老师许伯常，当他们扒着围墙看到老师在家被师母打骂的情景，就很生气，回去就写了一封匿名信（李想和王敏佳一起写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不要把我们的老师当作反革命反动派，不要把家里变成渣滓洞白公馆。
当然他们是出于一种义愤，但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的真实。
师母打了老师确实不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温文尔雅的老师受师母的供养才上了大学，许伯尝跟她结婚是被逼的。
作为一个女人，不管有没有文化，都向往幸福追求幸福，这也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如果许伯尝跟刘淑芬结婚的话，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结婚的，婚后他们是一体，他应该对自己的妻子好；但是许伯常在婚后却一直对他的妻子非常冷漠、非常地忽略。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每时每刻都在打我，都在骂我。
”
许伯常回答：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什么时候骂过你！
”
刘淑芬说：
“你不是用你的手打我，你是用你的心在打我，时时刻刻在打我。
”
包括许伯常不愿意跟她同用一个饭碗，所以刘淑芬说出一个很愤怒的话：
“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
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他们家庭矛盾的症结在哪里？
就是在许伯常身上，他是矛盾的制造者，只要他自己松手，自己放开这个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
当他的妻子把饭碗递到他跟前跪着求他的时候，他还是不为所动，不愿意跟她共用一个饭碗，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行为！
所以说外在的打闹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是不是向对方开放，是不是向对方坦诚，是不是愿意接纳对方。
如果连与你朝夕共处同床共枕的这样一个人，你都不愿意用心灵接待她，那无异于把她投在一个更严酷的监牢里面。
肉体的煎熬是有限的，更让人难受的是心灵的煎熬。
事实上许伯常在精神上是强者，而他的妻子刘淑芬在精神上面是一个弱者。
作为男性、作为丈夫，许伯常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也有心计的人，这个局面始终是由他掌控。
但是作为女性，许淑芬的容纳能力比较小，身心距离比较短，也就是她的心理波动马上会表现为身体上的行动，所以她的愤怒马上就表现为打人；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弱者，一个强者对力量也许会有一种节制，但是一个弱者，当她觉得她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她的报复就可能更加的极端，更加的残酷。
所以在刘淑芬身上所爆发出来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毁灭的力量，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夫妻之间或者是在别的人际关系中间，当对方通过某种行动刺激你的时候，矛盾的解决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就是说刘淑芬打他，是希望通过打的方式刺激或者唤醒许伯常的灵魂，或者说唤起许伯常对她的怜悯；但是她一次次地去唤醒，却一次一次地失望，最后是绝望。
当她不再想继续呼吁的时候，就是她绝望的时候，所以最后她就选择了向许伯常的学生“开火”，找到发泄愤怒的出路，最后王敏佳就成了替罪羊。
所以王敏佳他们好像是去帮忙，结果是帮了倒忙，不仅没有帮上老师，而且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王敏佳因为这件事情差点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还是很幸运没有死，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让她大难不死。
那个时代（文革时期）如果他们不那么麻木，也许回旋余地会更大一些。
王佳敏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当王敏佳被全体师生批斗的时候，看到站在最后的刘淑芬，她还向刘淑芬露出轻蔑的一笑，这一笑就彻底地激怒了刘淑芬，然后她把全部的恶念都调动起来，发出最后致命的一击：
“打她！
”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体现了王敏佳年轻孟浪、不合时宜、不知进退。
其实在关键的时刻需要有坚守的勇气；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她要忍住一点，也许就没有杀身之祸。
许伯常在刘淑芬毅然投井的那一刻，才猛然感到了愧疚与悔恨，毕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
当他妻子投井的那一刻，他的脑中回想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片段，就是和妻子刘淑芬一起拉风琴的场景，所以他们生活中也还是有幸福的事，不是每天都吵架的。
如果许伯常努力朝这方面想，努力把日子过好，还是可以过好的。
我曾经说过：
“没有继续不下去的婚姻，只有不愿再相守的男女。
”如果两个人都一致朝好的方面想，往好里过，这个婚姻就有救，这个家庭就有希望；但是中间哪怕只有一个人不愿意付出，想拆散这个家庭，那么这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许伯常婚姻的失败，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许伯常。
《以弗所书》5：
28-31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圣经》对做丈夫的一个教导。
也有对妻子的教导《以弗所书》5：
22说：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所有婚姻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圣经》的这两个原则：
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王佳敏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有虚荣心，因虚荣心而撒谎了。
撒了什么谎？
就是她小学的时候，毛主席到他们学校来，本来她们的老师安排她去给毛主席献花，因为当时她是班长，但是不巧的是正好她生病了，所以老师就叫了另外一个同学代替了她，她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但是她心中老觉得应该是她给毛主席献花的，所以她就做了一些手脚，就把自己的照片贴到毛主席的那个照片上面了，冒充自己和毛主席合影，而且以后每年到天安门广场，跟广场上的毛主席像合张影，并且到处去处炫耀，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后来刘淑芬告发她，结果把真相查了出来。
这是虚荣心导致她撒谎，撒了一个谎后，就需要无数的谎言去圆第一个谎，结果撒的谎越来越多，最后不能自拔了。
所以我们应该顶住，不要撒谎，一旦撒谎了，就要及早地承认，不要一意走到底，一条道走到黑。
李想也有他的软弱（其实王敏佳对李想还是很喜欢的，应该这是他们这三个同学之间的那种朦胧的恋情），首先是他没有公开地承认是他和王敏佳一起写了那封匿名信，因为他也是患得患失。
当时学校有两个支边的名额，非常难得，他想去支边，所以他不敢承认。
当王敏佳被批斗的时候，他正在支边表彰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
后来他赶到王敏佳的坟前（事实上是空坟，王敏佳又活过来了，被陈鹏救走的）问：
“为什么她不及时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
陈鹏就反问他：
“他怪她不真实，可是你给过她真实的力量吗？
”
“真实”的确是有力量的，但是承认和坚持“真实”同样需要力量。
最后陈鹏就对他说：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善待后来的人吧。
”的确如此，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就是没有悔改的机会，错过就错过了，做错了就做错了，我们可能就无法挽回了，就像王敏佳，如果没有陈鹏把她救下来，她可能真的就死了，即使没有死，李想也失去向王敏佳忏悔的机会了。
因此，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弥补的机会留给下一个人，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人了，不要再对不起另外一个人。
生活就是这样，生活的潮流滚滚向前，没有喘息的机会，不容许迟疑，你必须做好准备，每次都要准备好肯定的选择，一旦犹豫，就有可能选择错误。
01魏建提问
非常感谢石老师的分享，针对青春的迷误这个主题，电影讲的老师和学生对待他们的师母，让我联想到社会上常见的所谓“高知分子”对普通老百姓的“训导”，又联想到教会里所谓对《圣经》熟悉的“老信徒”对“初信者”甚至“不信者”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亲朋或者其他人以“自以为义”、“自高自大”的态度对待，联想到不同认知层次的人们之间的矛盾……
《哥林多前书》8：
1说：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
在《哥林多林前》8：
11中又说：
“因此，基督为祂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
那么结合电影所要体现的内容，怎样理解“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这两句话呢？
青春迷误，是因何而“迷”，又因何而“误”？
石衡潭博士回应谢谢你的问题，这里主要不是讲“高知分子”和平民的“训导”上面的问题，许伯常谈不上是“高知分子”，当然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这部电影里面讲的并不是说他的知识上面出了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对妻子有什么知识上的教导，只是讲他在夫妻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怜悯来。
当然你提的这个知识的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不愿意按照人们常说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来说。
对于《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段话“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理解，其实知识本身并不能使人“自高自大”或“谦逊”，是不是“自高自大”是人自身的问题，在《圣经》里还有要人有知识的经文，《箴言》里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比如，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箴言》2:
2）；
“智慧人积存知识”（《箴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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