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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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
对于“人”与“文”的关系，中国自古的说法是“文如其人”。
如何认知人，则说是“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孟子曾经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鲁迅说得更明白晓畅：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们现在来阅读、欣赏鲁迅的小说作品，想真正读懂，理解透彻，获得充沛的激情感染和深切的精神熏陶，就应该遵照鲁迅所教示的那样来做。
关于鲁迅的生平事迹，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方面的资料容易找到，人们也比较熟悉；这里，为了讲述的简便直捷，我们先来介绍鲁迅《自题小像》这首七言绝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末附记：
“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
”鲁迅在学生时代，日本留学之时，写了这首诗；到晚年记起这诗，特意制成条幅，挂在上海居室的墙壁上；可见他对此诗极为重视，把这首诗的结句作为一生的矢志。
在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时代的鲁迅就深切地思考并明确地认定了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两个重大的问题：
一、我是生活在怎样的国度？
——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
二、我应该做一个怎样有为的人？
——我要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挽救祖国的危亡。
真的，鲁迅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
在日本，他先是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原来的打算是学医“卒业回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后来由于受到一些事象的刺激，认识上有所改变，“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
（《呐喊·自序》）于是，鲁迅中止了医学学业，邀约了几位朋友，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创作。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头的青年鲁迅，他心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宁愿中止学业而投身于文学工作的。
在他心目中，“文艺”是用来“改变国民精神”的手段，强民救国的手段；而且把文学工作作为全身心投入的职业。
要知道，鲁迅关于“改变国民精神”的主张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在国外观察、探究了欧美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深知片面发展物质生产，放松精神文明建设，会造成国家社会物欲横流的种种弊端。
针对这一严重的“偏至”现象，他在一九0八年所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即认为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要注重抑制社会上物欲的膨胀，发扬、激励精神道德的高尚、优美：
这样才是奔向理想的美好社会的正确途径。
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赞许了《新潮》社一群青年作者（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叶绍钧等人），那样“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
”无疑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以改革社会为目的，给青年们作着示范的。
——关于这一意向，当今某些趋时的，沉迷而执板的人，也许会大不以为然的。
但是，我们既是阅读、探究鲁迅小说，就得认知并重视这一事实，何况鲁迅和许多青年作者那样做，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自古以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的。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再次明确宣告：
他的创作“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并且说明在创作中如何贯彻实现这一宗旨：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南腔北调集》）——从以往的讲析、评论、研究来看，人们多是注意到了“揭出病苦”这一方面，而对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有所疏忽了。
譬如，关于向人们“灌输诚和爱”的创作意图，就历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早在一九0二年于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之时，课余时间鲁迅常与挚友许寿裳共同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许寿裳《我所知道的鲁迅》18、19页）一九一八年一月与许寿裳通信，又谈论到中国改革问题，鲁迅在回信中说：
“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
”一九一九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又说：
“中国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
”（《坟》）早在一九0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要求中国诗人要“抱诚守真”，“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
（《坟》）鲁迅最早结集的杂文为什么取名《热风》？
他说：
“我却觉得周围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热风·题记》）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一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再看鲁迅小说中所描写刻画的人物，许多就是具有鲜明、强烈的“诚爱“之心的。
譬如，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身上最突出、最感人的，就是那超乎一般人的爱国爱民之心，忧国忧民之心；他之所以发狂，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热切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危难，这也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至诚至爱。
他—眼看着关闭在“万难破毁的铁屋”中的人们，在“昏睡”中走向“死灭”，却无法去挽救，于是他锥心苦痛，乃至发狂。
《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人（被撞到的老妇人）是一片诚爱之心。
在车夫好心的行为高尚的品德启发、感召下，知识分子的“我”也萌发了对人的“诚爱”。
在此之前，他对“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包括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疾苦）是抱着冷漠态度,“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的。
因为他自小耽读“子曰诗云”，深受“邦无道则愚”，“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处世观的误导，身处“乱世”，便抱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明哲保身、落落寡欢、愤世嫉俗、甚至牢骚满腹、“恨恨而死”（《热风》）的处世态度。
车夫对人的“诚爱”之心触动了他，使他“熬了苦痛”，展开思想斗争，终于将自己从“看不起人”的“坏脾气里拖开”。
《药》既写了革命者的英勇无畏，也写了华夏两家老人在极度麻木愚昧中的亲子之爱。
在小说结尾处出现的凄惨悲哀、阴冷的场面中，鲁迅特意写了华夏两家的母亲在坟头相遇。
华大妈在丧子的极度悲伤哀痛中，见到夏四奶奶哀恸至“手脚有些发抖”，“瞪着眼只发怔”，“生怕她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她说：
“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自己在深重的哀伤之中，还能想到关怀同情他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诚爱“之情啊！
《风波》中描写刻画的所有人物，可以说都是讽刺的对象，但小说同时又写了七斤和七斤嫂之间耐人寻味的情爱。
其中特别写了一位农妇：
八一嫂。
她是“抱着遗腹子”的寡妇；自身的处境够可怜、凄苦了，但在一定的急难情势下，却有对他人的一片“诚爱”之心。
小说特别明确写道：
“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
”《社戏》写农村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个个能干、热情又仗义；还有六一公公、母亲和儿时的“我”，人人相亲相爱，友善相处。
通过少年们夜晚驾船远途去观社戏，来回的集体行动中，更突出描写人间的温馨的“诚爱”之情，其乐融融，真令人神往！
《故乡》更是突出地描写“诚爱”之情的，鲁迅特意为这篇感人至深的小说，构想了“一气”这个词；这一独特、新鲜又深邃的词语，可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善的“诚爱”之情的升华和结晶。
这“一气”，就是小说《故乡》中最关键、最核心的词语。
——总之，应该清楚地看到，鲁迅作品在“揭出病苦”的同时，也注重了贯输“诚和爱”。
我们谨遵鲁迅的教示，用“顾及全人、全篇”的方法来读书，自然也会联想到苏轼所提倡的读书方法。
苏轼是后人所公认的古代（宋朝）书读得多，读得认真，读书效益高的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有他在文艺多方面（诗词、散文、书、画）以及政论等大量作品和许多良好的政绩可以作证。
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中曾写道：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在《又答王庠书》中更提倡一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即“每一书作数次读之”，“每一次作一意求之”。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读书要像身临强敌的包围那样，注意力非常集中和警觉，而且要眼光四射，应对自如。
一部书、一篇作品要反复多次地读，每次选取一个侧重面、着重点。
苏轼《题庐山西林壁》一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面是写的观景，其实首先是关于认识论的一首哲理诗，其用意是启示人们：
观察认识事物（包括读书）要有总揽全局、整体的视野。
这与鲁迅“顾及全篇”的观点是相通的。
有了鲁迅、苏轼的读书方法，我们还想到，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一句话，对我们读书，阅读欣赏文艺作品也是大有助益的：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参照鲁迅的“顾及全篇”、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方法，以及毛泽东“感觉——理解——感觉”的认知方法，我们似是可以拟订一个阅读、欣赏作品的三步骤：
一、走进书中去；二、再从“多处”（多侧面）看；三、再回到书中去。
因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是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具象多彩的情境，使人兴感怡悦，以情感人。
第一遍读它，就应该把作者当成最可信赖的向导，跟随他进入作品情境，一切生活境界、情状，都感同己受，全身心地经历、感触；然后，又多次各有侧重地细读、剖析、探索；最后，又全神贯注地进入书中，“更深刻地感觉”它。
这样认真过细地读书，我们就可以说是没有愧对名著，没有愧对作者的深心了。
顾及全篇，多次细读，反复揣摩之后，我们再全身心地进入作品首先会注意到，《故乡》这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人物系列安排配备上，有一明显的特点：
作品着重写了两个家庭，两代、三代人之间平等诚爱地交处，和善亲切地见面。
作为小说总是要描述人物所参与的情节、事件，这是小说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点。
《故乡》的中心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闰土所说的“实在喜欢的了不得”，拿人物“我”的话说是“这好极”的阔别二十年两个好友的会面。
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
作为“我”和闰土的诚挚友情的继承、接续者的，下一辈的宏儿和水生，也是通过平等、亲热、友善的见面交谈、接触结为好友，且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的相聚。
可以说，这就是作品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主要事件。
若作简要的表述，《故乡》情节进展的贯穿线索该是：
“一气”——“隔绝”——“一气”。
读《故乡》，还应该注意到，作者是根据自己实际生活的真切经历和体验，选取素材的。
参阅鲁迅日记及鲁迅亲友、同代人所写的回忆材料可以知道，鲁迅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回到绍兴。
“雨。
上午渡钱江，乘越江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二十四日记载：
“晴。
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
”鲁迅这次回乡卖掉自己的老屋，全家搬迁到北平定居；这二十天之内，告别了亲戚本家及友朋，处理了一些事务。
两年之后，便以这次回乡的经历为生活素材，写成《故乡》这篇小说；精心构想的两个家庭，就以他自己一家人和闰土一家人为原型。
其中人物除了八岁的侄儿宏儿是虚构的，其余人物都是有生活的原型。
第一人称的“我”很切合鲁迅自己的境况和心态；母亲的原型就是母亲鲁瑞。
闰土的原型就是章运水，水生的原型为章启生，闰水的父亲为章福贵，都是实有其人的。
小说中的人物，作为艺术形象，为突现主题思想，无疑做了许多的虚构和加工，不能完全与原型等同。
但是，联系生活中的原型，却大大有助于对。
人物性格、精神面貌的理解。
许多人把《故乡》、《社戏》看成近乎“自传”的小说，这是符合实际的。
先看这两个家庭：
一个在农村乡下，在海边的沙地种瓜为主业，有时进城来做“忙月”（过年过节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
“我”家住在城里，是仕宦人家；“我”是在外地求学，学成之后在外任事。
民国初年，由于外强侵略，国内连年军阀混战，这两个家庭生活境况都不佳：
闰土一家生活“非常难”；“我”这一家也由于要搬到“谋食的异地去”，不得不将“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卖给别姓”。
特别值得人们关注、重视的是这两个家庭几代人，彼此之间有很深的交情。
他们两家没有什么亲戚血缘关系，只是一家为城里的雇主，一家为进城帮工的“忙月”，存在着雇佣关系，如此而已。
闰土一家是勤劳的、朴实、厚道的劳动者；“我”这一家长幼，忠实纯厚的是以诚恳、温厚、善良之心待人，特别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寒的劳动者，能平等相处，长久地尊重、善待。
这两家的老老少少都是重感情、重友情，很念旧情的。
两个家庭的成员几代人，多年来结成友善的“诚爱”之情，这在封建等级观念浓重的旧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于是，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乡》整篇小说，便以“一气”（“诚和爱”之情）为核心，来结构故事情节，安排人物系列的。
母亲这一人物是以作者自己母亲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塑造的，母亲在整个故事情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鲁迅的母亲是旧社会一个破落（从小康坠入困顿）的仕宦之家的家庭妇女；但她是一个不寻常的中国女性。
她虽然也是生活在禁锢重重的封建社会里，却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懦弱和蒙昧。
她性格坚强，有毅力。
她通过自学能达到阅读中国文言小说的水平。
她思想开通，明白事理，待人和善，对贫苦劳动者从不另眼相看。
——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经回忆说：
“母亲是从农村里来的，丝毫不沾有瞧不起农民等劳动者的思想习惯，当然也给鲁迅很大的影响。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自己也说过：
“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
”（《英文译本<短篇小说集>序》）他还说：
“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的多一点。
”（冯雪峰《回忆鲁迅》）的确，鲁迅那样了解农民，同情农民的苦难，这与从小受母亲的教育熏陶是分不开的。
鲁迅非常敬爱自己的母亲，对她坚毅的性格，良好的品德是很了解的。
他还说过：
“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英雄呢！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也就是说，我的母亲要是生活在男女社会地位稍能平等的时代，凭着她的品德和毅力，定能担当重任，为社会人群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大事的。
他笔名的“鲁”字，就取用母亲的姓氏，即此，可见他对母亲的敬重。
鲁迅在一些小说散文中，多次写到第一人称“我”的母亲，大都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
描写刻画得较为充分的，就是《社戏》和《故乡》这两篇小说。
《故乡》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是写第一人称的“我”与农民闰土之间的真挚友情，“我”，作为忧国忧民，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在思想感情上与贫苦农民保持“一气”，而且相信世上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光明、至善之“路”。
在小说中，母亲便是作为与贫苦农民保持着深挚友情的，这样一个儿子（“我”）的思想性格，起着有力的照应和烘托作用的。
当然，在一个短篇小说中，作者没有，也不必单独安排什么重要情节、场面来描写母亲，只是在描述“我”回乡卖屋迁家，与好友闰土见面的故事进展中，自然熨贴地穿插了对母亲的描写刻画，着笔细腻，手法简练，显示了深厚的功力。
细心的读者定会体察到，鲁迅始终是以十分虔敬的感情来刻画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
在家庭里，母亲是操劳能干、慈祥和善的长者。
作品这样开始写母亲：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这里，表面看是平淡无奇的平平叙述，细心体味，却是对出现在具体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作了准确、生动、传神的刻画。
因为母亲先已从书信中得知“我”“到家的大约日期”，到时便留心注意。
当远离膝下的儿子一出现在她的视野，立即急匆匆出门去迎接。
而“我”则是心事重重地迈向故居，望眼的是整个屋舍的全景，是母亲“早已”发现了“我”，“我”是稍后才看到母亲。
“早已迎着出来了”，这一句显示了母亲盼子之心的急切。
八岁的侄儿紧跟着“飞出来了”，这一动作，一方面表现了宏儿的活泼机灵，也增加了画面的动的气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母亲的细心、专注，以及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敏捷。
还有一层也是不应忽视的：
这里也暗示了母亲对儿孙的教育有方、抚爱得法。
鲁迅曾在《忽然想到（五）》一文中揭露过封建的家庭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和束缚：
“长辈的教诲”，“读书人家的家教”，使得儿童“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
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
”（《华盖集》）旧社会许多封建仕宦之家，就是这样管教儿童，使他们毫无活气的。
对比之下，“我”这一家不是这样，母亲抚育下的宏儿，多么天真、机敏、活泼、快乐啊！
这一个“飞出”是表现了宏儿，更是烘托了母亲；暗示着这个家庭是有着浓浓的温情，人人和乐相处，无比亲热的。
宏儿突然“飞出来”，说明平日里他与奶奶是形影不离的。
接着出现的是表面平淡，实则是很有力度的叙述：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
二十年不见的，远离膝下的儿子回来了，做母亲的怎能不高兴呢！
但儿子回来是为处理卖屋搬家的事的。
按中国传统旧俗，有出息的子孙是不会轻易出卖祖屋的。
家境不如意，作为家庭长辈的母亲此时的心境自然是凄凉的。
母亲又是很重感情的人，素来和睦温爱相交的众多亲友邻里，还有熟悉的乡土屋舍、田园，永远告别了，岂不凄然伤怀呢！
但为了不引起儿子的伤感，母亲注意到要将不好的心绪藏起来。
然而，最能理解母亲心绪的儿子，还是察觉到了。
母亲“教我坐下，歇息，喝茶”，这里所教示的接连三个呆板的，平淡无奇的动作，从写作的角度看，用在哪里，都可能是平淡的，索然无味的文字，甚至可以说是败笔。
作者用在这里，真是恰到好处，非常传神！
母亲既将“凄凉”藏在心里，“不谈搬家的事”，那么谈什么好呢？
急不择言中，母亲只好拿一般朋友见面时寒暄的套话来应付了。
这样一则简短的，朴素的叙述，就让读者们清楚地看到，母亲对儿子多么爱护，多么关怀体贴，考虑得多么细心周到，对自己又是多么善于克制啊！
后来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母亲这么说：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
这就说明，卖屋搬家该有多少烦难的事情，母亲都一手料理妥善周全了，一点儿不用儿子操心，留给他的只是看望亲友，礼节性的告别。
这里，除了表现母亲的操劳、能干、有魄力之外，也表现了母亲爱子的深心。
——《故乡》就是在一些情节的细微之处，也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人世间的母爱，真是那样伟大、纯洁、厚重和无所不至的啊！
以上所写，是“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破落的仕宦之家，家庭内部相濡以沫的母子深情，以此做好了铺垫，紧接着便描写母亲对他人的温爱和关怀。
交谈中，母亲具体提到的要见面的唯一的人，就是贫苦农民闰土。
（“亲戚本家”，只是笼统地道及）：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
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
许就要来了。
可见这贫苦农民在母亲心里所占的分量。
提及的事，唯一就是两人“见一回面”；这里用了三个加强语气的词：
“每到”、“总问起”、“很想”。
对于闰土的这一深情的渴想、盼望，母亲非常重视，牢记在心里，见到儿子，尽快告知，认为儿子这次回来必定要见见闰土。
“我”离别家乡整整二十年，与儿时的好友闰土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为什么两人感情还那么深呢？
可以想见，长期以来，是母亲照样与闰土一家，保持亲密友善的交往。
“我”与闰土之间的友谊之花，是母亲亲手浇灌的。
交往中，闰土心里也深深知道，这一家老少真是难得的好人：
好“老太太”、好“老爷”。
其实，早在我的童年时代，第一次急切地盼望见到闰土，“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他是能装琼捉小鸟雀的”。
“于是我日日盼望新年到，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
”这种心情，母亲也细心关注到了。
“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
”这里特别写道：
是“母亲告诉我”；可见母亲不仅自己与贫穷的劳动者平等相待，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从小乐意与农民的孩子友好相交。
小孩子玩耍的事，母亲竟是那样的分心关注，可见她爱子之心，教子之意，表现得如此体贴细微，如此纯洁高尚！
在交谈中，母亲是很不愿意听到闰土说出“老爷”这称号，而赶忙作纠正的：
“阿，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还是照旧：
迅哥儿”。
闰土带着第五个孩子水生来到，母亲得知他们“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去炒饭吃去“。
闰土父子在“我”家竟是那样随意，那样熟道，真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谈起闰土家境，“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境况：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对闰土一家的生活境况和处境看得如此深刻精确，可见母亲的见识、眼光非同一般。
谈到旧家具的处理，“母亲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关爱闰土，竟设想、考虑得如此细致、周到；多么善良的心啊！
在尔虞我诈之风盛行，等级森严的旧社会，人们往往是拿阶级地位和拥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看待人的。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在旧社会广为流传的，收录在“昔时贤文”《集韵增广》中的这一联句，的确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心理。
但这位母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她明明知道，闰土一家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农民，却始终真心诚意地关怀同情，平等交往，何况自己家境正处于“困顿”中呢！
在旧社会，像母亲这样的家庭主妇是很难得的，极可贵的。
母亲对人的温爱之心，还表现在对待贫穷而有缺点，不顾情面，贪图小利的杨二嫂的宽容、和善的态度上。
小说后半部分，写闰土的孩子水生，写宏儿与水生的亲密相伴，同时也顺笔刻画了母亲的仁厚、博爱。
小说从头至尾是写“我”一次回乡的观感，思虑、想望种种，在这贯串始终的情节进展中，处处都使人领会到：
有这样的好母亲，便会有这样的好家风；有这样的好家风，便会有这样的好儿孙，也会有这样的好乡友。
据此，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评述：
《故乡》整篇小说，是以虔诚崇仰之情，着力塑造了一个仁厚、博爱的中国慈母的典型形象。
《故乡》实是写母亲教子的美德的。
自古道：
“慈母心似三春晖”；《故乡》就是献给可爱的中国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慈母的一首美妙的颂歌！
闰土是作品中着力描写刻画的，感人至深的农民形象。
人物尚未出场，便先由母亲深情地道及，凡是细心的，倾情地阅读欣赏作品的读者，读到这含有三个加重语气词语的复合句，任谁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必然会想一想，一个道地的贫苦农民，怎么会对出身于仕宦之家的，多年出门在外，自己称他为“老爷”，彼此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的读书人，怀有如此渴望思念之情呢？
当母亲对“我”说出闰土的“见面”之想，“我”立刻作了热切的反应：
“这好极”紧接着，“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读者朋友们应该会注意到，这“脑里”深藏着的“神异的图画”，可不是平常习见的事物、景象啊！
这是“我”对故乡美好的人物，美好的情感非常看重、珍惜，长久地眷恋着，怀想着，用多色的彩笔，在心版上描绘成的。
果然这一人物的第一次出现，就在绚丽灿烂，令人神往的“图画”中，给人留下难忘的美妙无比的印象：
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
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要知道。
这幅“图画”不是现实的描绘。
事实上，“我”未曾身历过，见到过这样惊骇、神奇的场面;只是由于二十多年前，少小之时，闰土所讲的故事实在太迷人，这一少年英雄形象在“我”心里烙印得太深太深了，是感情的凝结、升华、幻化出来的这一神异图景。
这一图景，也真让读者刮目相看，心存奇想。
紧接着，作品顺理成章地，作为表明这幅“图画”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根基，便叙写了小时候“我”与闰土认识，结为好友的经过。
少年闰土，虽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农村，但生活的重担暂时由父母长辈承担着，尚未落到他肩上；也许那时家境还没有后来那么艰难。
农村劳动者的孩子比起城市里封建教育管束下的读书人家的孩子，活动的天地要广阔得多。
因此，他们的个性能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他们体格健美，知识丰富，（就农村所接触的多方面的事物来说）生活充实而且很有乐趣。
——从鲁迅另一篇写农村少年的生活乐趣，情意浓浓的小说《社戏》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我”之结识闰土，打心里喜爱佩服闰土，就是从闰土对“我”讲述农村劳动生活的、乐趣开始的。
“我”要他捕鸟，他作了回答和说明；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没完。
闰土介绍了冬天怎么在雪地里捕鸟；夏天，白天怎样到海边捡贝壳，晚上怎样看守瓜田。
——不是防人，而是防猹。
海边涨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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