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 孔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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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孔子
至圣先师孔子
（前551—前479）
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
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
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
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
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
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
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
司马迁说：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消声匿迹，形同粪土。
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死后却十分尊荣。
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
其后代享其余泽，至今世世不绝。
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
其原因何在呢？
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
孔子删定了六经，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样。
他是先师，他是圣人！
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后世，宜其子子孙孙传行无穷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
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启，即其远祖。
西周初年，微子受封于宋，都于商丘。
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其弟宋厉公，自为宋国大夫（《孔子家语》），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
从此，厉公一系世掌宋国君权，维系着并不出色的世袭统治；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公族，保持着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
再三传为正考父。
正考父知书识礼，以谦谦君子知名后世。
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
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楼背，三命而筹折，鞠躬如也。
他连走路也靠墙循边，不争于人。
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则大为恶化。
嘉作来较公大司马，穷兵领武，“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
可巧政敌太宰看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
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
太宰督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不满情绪，捍然发动政变，杀孔父嘉。
鼓公出面干涉，被就。
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结束世为大夫的贵族生涯，一落千丈，沦为平民。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贩邑。
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
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一连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纽，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艳是个武士。
叔梁乃字，约是其名，称“叔梁给”是尊称。
长于吸邑，又称贩人给，或瞰叔绍。
叔梁给腰圆体壮，雷力过人。
尝为大夫孟献子武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
《左传》襄公十年载：
公元前563年，叔梁约随诸侯军讨伐伯阳。
倡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
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倡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
诸侯军不知其诈，狠然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
叔梁给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
七年后，叔梁纪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
一天夜里，叔梁给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
将臧孙给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
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
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
后升为吸邑大夫。
孔氏子孙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纽先娶施氏，连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脚。
叔梁给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业。
于是，在60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还向颜氏求婚。
颜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愿意嫁给这位尽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却慨然允婚，并很快有了身孕。
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
孔子生时头顶内凹（圩顶），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祷于尼山，因字仲尼。
关于孔子出生，还有一个公案。
《史记》说：
“绝与徽在野合而生孔子。
”野合，《史记》三家注，说是给年长，徽在少，不合“壮室初等”之礼，非礼曰野，故曰“野合”。
或曰，野合为野外结合，则孔子为私生子。
今存异焉。
叔梁艳喜添贵子，却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把孔丘培养成人，便在爱子三岁时溘然长逝了（《孔子家语·本姓》）。
对小仲尼的哺育教养任务一齐落在年轻妈妈徽在的肩头。
为了避免叔梁艳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微在毅然离开孔家，带着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内，后称阈里。
孔子少时，生活异常艰苦，他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后来回忆说：
“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论语·子罕）即指此情。
有见识的孔母却没因生活的艰难而忽视孔子的教育和培养。
曲阜，是鲁国首府，是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周公受封于此，其子伯禽赴国，带来了许多西周礼乐文献，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名。
晋国大夫韩宣子曾观礼于鲁，深有感触地说：
“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
”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许还在于利用其文化气氛以便教育孔子。
孔子儿时，从不作无聊的游戏，常常模仿大人演礼习仪，学习古法。
《史记》说：
“孔子为儿嬉戏，设俎豆，陈礼容。
”即指其事。
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15岁时，他留连礼乐，乐以忘返，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
到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
孔子的身体也很棒，体长九尺（合今2.16米），号为“长人”。
力大可举城门，一如乃父。
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
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
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和悲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3岁丧父，17丧母，过早地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遗体的问题。
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孔子应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关系的机会。
可惜的是。
孔母徵在从未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
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
《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
”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
孔子将亡母灵柩殡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
结果一个赶车人的母亲（“挽父之母”）熟悉当年旧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于是得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
真乃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徵在夫妻关系，尽了一点孝子仁人之心，也确认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也许是他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
二、学道不厌诲人不倦
在安葬亡母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孔子的聪明之处，一时也许不无自得。
当时季氏家举行“飨礼”，孔子顾不得母孝在身，便“腰经”而往，不料吃了闭门羹。
飨礼，是招待士人的饮宴制度。
士子欢聚一堂，借酒欢歌，演习礼仪，以文会友，切磋技艺。
”贵族大夫则借此“优贤礼士“之机联络感情，笼络士心。
年轻的孔子也许是出于前一目的，怀着对礼乐的好尚心情，急忙赶去赴会，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又称阳货）拒之门外，还酸溜溜地说：
“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却不敢请先生您呀！
”孔子本来通过葬母于防，肯定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根据“士之子孙恒为士”的惯例，他应当已取得了士的资格了，不意并未得到社会的承认。
面对这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孔子并没有不满，更不会表示反抗。
他生性不会怪罪别人，认为：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
”（《论语·宪问》，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里仁》）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也是自责从严，待人从宽。
他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对阳虎的闭门羹，他不怨天，不尤人，平静地退了下来。
此后他努力学习，加强修养，以适应等级社会的种种要求，争取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希望通过“庶人在官”的途径进入贵族集团。
他曾自述其为学历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即是说，他15岁立下系统学习礼乐文化之志；30岁学成，已可立身上流社会；40岁则信心坚定，认识准确，无所困惑；50岁，参验大道，认识天命，或曰规律、真理；60岁，能对一切耳闻目睹之事作出迅速又准确的反映；70岁，他纵心而行，行无不与天合；纵口而言，言必与事验。
所言所行无不与客观规律和行为准则高度统一。
这就是孔子从一个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孤儿成长为万世景仰的圣人，在知识和修养上的渐进过程。
根据孔子的自述和他的一生行事，其30岁以前是勤奋学习，初具立身处世的各种知识和才能的时期，30岁以后则是他在知识和修养上进一步纯化和提高的时期。
当时，贵族阶级推重的知识和技能有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此即“六艺”。
“六艺”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
《周礼》说：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国子，即贵族子弟。
国子所学为六艺，所师为保氏。
据载还有库序、辟雍、伴宫等专门场所为国子之学校。
但是只可借这都是出自故者遗贤对西周旧制的追忆。
孔子所生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既无学校，也无教材，当然也没有老师。
国家没有具体措施教化人才，故贵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锦衣玉食——无所长。
他们不再是先掌握了“六艺”然后从政，多半是胸无点墨，已为世官。
其优秀者乃能于从政之余，为工作所迫学点礼仪，以应付为政之需，同时也博得“敦诗书、说礼乐”的美名。
可是作为平民子弟，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就必须首先学会六艺，才可望获得进身之阶。
子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子张》）即指此也。
对白衣出生的孔子来说，当然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
他说：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若用之，吾则从先进。
”（《先进》）亦是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这在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设施的当时，平民子弟要实现“先进于礼乐”又何其难哉！
但是孔子却成功了，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学问渊博的智者，道德高尚的圣人。
他以社会为学堂，以生活为教材，以众人为师友。
克眼了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教师的重重困难，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
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开始，一生坚持学习，直到老年，犹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
关于孔子刻苦事学的事迹，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他自己也有很多自述。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树立追求大道的远大理想，克服生活上的物质欲望。
常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自勉，“食无求他，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
他批评那种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矣！
”（《里仁》）他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
他曾自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
”（《公冶长》）
其次是谦逊好学，人人为师。
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同上）。
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
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他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取法的老师，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从反面受到警醒。
他成才后，有人向弟子子贡打听孔子的老师，子贡说：
“仲尼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
”（《子张》）却实不是虚美之辞。
他知识渊博，技能全面，正是他无所不学，学无常师的结果。
他曾学琴于师襄，学少吴氏职官于郯子，学乐于弘苌，相传孔子还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项橐请过教，流为千古佳话。
他还注意从生活中学习，“入太庙，每事问”，有人不理解说：
“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
进太庙，每事问。
”孔子问答说：
“这就是知礼呀。
”（《八佾》）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固然可学，而且草野之民、蛮夷之人也同样值得学习。
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又说“天子失官，守在四夷”。
因此有必要向民间和夷狄学习。
他曾向“鄙夫”叩问过，向东夷之君学过礼。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子张》）。
不捐细流成大海，转益多师是我师。
每个人只要善于学习，随处都可获得知识，滴水成河，积腋成裘。
其三是学思结合，明辨审问。
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他不仅好学，而且好思，学思结合。
《中庸》又载孔子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过程的重要环节。
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
孔子本人就是学与思与行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能从极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
孔子学琴于师襄，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师襄说：
“可以学新曲子了。
”孔子说：
“我虽学会了曲子的韵律，还未得其技巧。
”又过了十日，师襄说：
“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可以学新的了。
”孔子还是说：
“我还未知其主题。
”等主题表现出来了，他还不肯学新的，说：
“我未能想见作者之为人。
”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深思，幽然远眺，意味深长地说：
“我得其为人矣！
其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王者！
这不是周文王还是谁呢！
”师襄一听，离席再拜，连忙称是说：
“对呀对呀！
我老师说这就是《文王操》。
”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
孔子说：
“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实验，果然如此。
然后感慨万端地说：
“那有满而不覆的呢！
”于是他从这个满则覆的启示中得出正确的处世态度，说。
“聪明圣智之人，要保持礼让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荀子·有坐》）
其四是注重实地考察。
走出鲁国，到诸侯国和周王室观礼，增加知识，放大视野。
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杞和宋。
《论语·八佾》记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激之矣。
《礼记·礼运》也载孔子说：
“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颁历布政的历书；《坤乾》，论者以为是殷易《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
可惜反映夏殷的历史不多，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
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
史载孔子好学深思，在知识和修养上很快便成熟起来，蜚声贵族社会，甚至国君也有所耳闻。
孔子19岁取妻，20岁得子，昭公特赐双鲤。
孔子荣之，名其子曰孔鲤，字之伯鱼。
大夫孟僖子称赞孔子是圣人之后，其后必达。
临死，又将两个儿了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
僖子之子向鲁昭公进言，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昭公欣然许之，与车一辆、马两匹、僮仆一双。
洛阳，营建于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于是，至此建都已达200余年，衣寇文物，甲于天下。
孔子来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其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当年西周盛世仿佛就在眼前，由衷赞叹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复兴周礼的信念。
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时见到过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
老子，名聃，楚人，当时正作周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主张无为无欲、绝圣弃智。
老子长于孔子，在孔子告别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
“富贵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
我不能富贵，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
你好古敏求，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
世上有的人，虽然聪明深察；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只因好议人之是非；虽然博辩宏大，却不能保全首领，只因好发人之隐恶也。
身为人子不可自私，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
”这番话对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为学风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君子风采，以及奋身救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形成，无疑是有帮助的。
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
“世界万物中，鸟飞于天，可以张罗以捕；鱼入于渊，可以结网以渔。
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东西。
只有龙，乘风云而上天，千变万化不可捉摸。
吾今日见老子，晃洋渊深，其犹龙耶！
”（《史记·孔子列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孔子精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全面，德行高尚。
射，即射箭，他技高艺深，曾“射于瞿相之圃”，赢得“观得如堵墙”（《礼记·射仪》）。
御，即驾车，孔子非常娴熟，常常自矜为看家本领。
曾有人赞曰：
“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孔子谦逊地说：
“吾何执？
执御乎？
执射乎？
吾执御矣！
”（《子罕》）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
数，即计算。
孔子长于斯道，后来他作季氏史，能做到帐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与这一修养自然分不开。
书，即书法，更是读书人的基本功。
致于礼乐，则是孔子兢兢以求，乐此不倦的专业特长。
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又称数），并出现了只重形式（“仪”、“数”）不重内容（“礼”或“义”）的倾向。
任何一种制度设施、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礼乐也如此。
如果抽掉了礼乐制度的内容，礼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强调礼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一方面，他对礼乐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频频赢得“知礼”。
“博学”之赞，令一些不知礼的贵族钦羡不已。
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常常为乡亲或贵族们主办典礼，冠婚丧祭，无所不能。
孔子还作为一位艺术家对礼乐进行了演习。
他的礼乐素养极高，言谈举止，既合乎身份，又合乎场合，举止翩翩，文质彬彬，那简直就是文明礼貌的化身！
他对音乐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赏能力，曾描述音乐的演习过程说：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翕然热烈，放开后纯纯然和谐，皎皎然清晰，绎绎然不绝。
至此便大成了。
”（《八佾》）他曾问《韶》于齐，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醉如痴，竟“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这使他声名雀起，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围，追随他学习礼乐。
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礼乐内容的探讨。
他发现无论礼也好，乐也好，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实质精神，即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和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即“仁”“义”。
认为仁义是礼乐的内容，礼乐是仁义的形式，仁义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
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卫灵公》）强调了礼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提出礼乐与仁义相结合，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礼乐修养上高出伦辈和前人的地方，他认为，人间缺少爱，故需要仁；社会没有秩序，故需要义；各个等级都没有合理的行为准则，故需要礼。
只要将仁义礼乐切实地推行于天下，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谐的正常轨道。
这就是他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就是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完成“六艺”学习，大约在孔子30岁左右。
他曾自称“三十而立”（《为政》）。
又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秦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所立也。
”（《尧日》）可见，“立”的内容是“礼”，既然是“30而立”，那么他30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
因此，鲁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
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
孔子曾感慨：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季氏》）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支裔，世称“三桓”。
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三分公室”。
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是鲁国的首席执政，进退人物，上下其手，权倾一时。
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
《孟子·万章下）说：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
会计当而已矣。
尝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史记》说：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仓氏、司庚氏，掌保管、出纳；司职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
孔子多才多艺，才能全面，将两件事做得很出色：
管财务则账目清楚（“会计当”），收以平衡（“料量平”）。
管田蓄则六畜兴旺，一把好干才！
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没来得及通过季氏的举荐进入仕途，却赶上了鲁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即“斗鸡之变”。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35岁，季平子与后阝昭伯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效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陪缚利钩。
事情败露后，两个搞阴谋的人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后阝氏家业。
后阝氏向昭公求援。
本来就对股扈世卿季氏不满的鲁昭公愤然出师讨逆。
结果却由于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使这位怒气冲冲的国君大吃败仗，丢盔弃甲，逃亡齐国、面对三桓的非和无法行径，孔子大失所望，不屑与过臣为伍，慨然离鲁奔齐，追随昭公去了。
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
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
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
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
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
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
各尽本份，注重等级。
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
“善哉！
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
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
“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
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
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
“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
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
何谓“不惑”？
“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
孔子曾论“惑”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颜渊》）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
孔子又说：
“智者不惑。
”（《子罕》）又说：
“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
”（《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
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
定公即位。
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
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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