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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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贵州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摘要：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

但对于贵州省来说，城镇化速度相对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显得滞后，农业基础薄弱，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城乡分割特征更为明显，成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亟待突破的现实瓶颈。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既需要内生力量的迸发，也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两股力量的有效整合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通过对规划引领机制、互联互动机制这两大动力机制的探讨，对于解决贵州省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协调；动力机制；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

F12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3-291X（2018）18-0026-03

　　引言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

但对于贵州省来说，城镇化速度相对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显得滞后，农业基础薄弱，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城乡分割特征更为明显，成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亟待突破的现实瓶颈。

只有推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贵州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贵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确保贵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迎头赶上。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既需要内生力量的迸发，又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

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在空间上向农村扩展，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农村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农村经济繁荣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农业现代化需要城市提供技术与信息支持，农民增收致富和公平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愿望需要通过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和城市既得利益流向农村来实现。

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催发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内生力量，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则构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外在力量。

内生力量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外在力量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激励因素和实现条件，两股力量的有效整合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两大动力机制，即规划引领机制和互联互动机制。

　　一、规划引领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科学合理的规划犹如力量巨大的引擎，牵引着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科学合理规划的制定要求做到“三个兼顾”，即兼顾战略与战术，兼顾宏观与微观，兼顾时间与空间。

战略性规划要求从宏观的视角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战术性规划则要求从微观的视角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制订详细的实施计划。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要做好时空的周密部署，时间上要循序渐进，空间上要打好区域差异化战略。

因此，做好总体规划的思路设计与不同区域的战略重点分析成为必然要求。

　　1.总体规划思路。

构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既要立足于城镇化，又要立足于新农村建设，做到宏观布局均衡，微观安排合理，横向优势互补，纵向相互依存。

宏观布局均衡是指从全省范围来看，大、中、小城市以及县城、镇、农村的分布应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微观安排合理是指不同区域的城市、城镇、乡、村的协调发展要作好具体的安排与部署；横向优势互补是指同一层次的城市、城镇、乡、村在功能上应是有所区别的，以利于发挥优势互补，纵向相互依存是指上一层次的发展以下一层次为基础和依托，下一层次的发展有赖于上一层次的影响和带动，彼此是相互依存的。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和总体思路，对城市和农村的产业分工、人口布局、小城镇建设、村庄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科学的规划[1]。

贵州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较大，黔北和黔中地区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贵州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不能同步推进，只能打差异化战略。

就实质而言，推进贵州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需要建构一个“核心增长极―大中城市―黔中城市群―县城与中心镇―农村”呈阶梯状的分步推进的战略规划体系。

　　2.以贵阳市为极核，致力于发展大中城市，增强城市的承接力与辐射力。

贵阳市作为全省的省会城市，无论从地理区位、交通条件来看，还是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而言，都可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省的极核中心，应充分发挥其极核效应，成为全省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领头羊”。

除贵阳市以外，我们还需要在全省其他地区培育几个大中城市作为次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有效承接来自极核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可以将自身的聚集力向县域小城市扩散，使全省城市体系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规模适当，最终形成理想的城市结构体系。

目前，我们应致力于将遵义、安顺和六盘水这三个中等城市打造成大城市，积极发展都匀、凯里、铜仁、兴义四座小城市，使之成为所处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全省范围的次中心城市。

只要这些城市根据规模大小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依托特色资源选择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将产业布局与城市空间布局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就能在增强自身辐射带动力和就业吸纳力的同时，推动所处区域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3.大力打造黔中城市群，实现城市抱团发展，发挥整体规模效应。

城市群超越行政区划，其实质就是要突破城际间的利益格局，谋求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按照点―轴开发理论，黔中城市群具有一核（贵阳市）、二次核（遵义市、安顺市）、二极（都?

颉⒖?

里）、三轴（贵阳―遵义、贵阳―安顺、贵阳―都匀和凯里）组成的空间组织结构，是由一个核心城市和4个区域中心城市构成的区域城市群。

从主要城市构成来看，黔中城市群是一个环状组团式城市群。

这样的城市群结构非常有利于城市相互抱团发展，形成整体规模效应。

从战略定位看，黔中城市群是贵州城市体系核心主体部分，是贵州经济核心增长极，是贵州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基地、贵州旅游文化产业中心，也是贵州生态城市建设示范区、贵州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示范区、贵州现代农业示范区。

做强做大这个区域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所在，对实现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大战略引领和带动作用[2]。

　　4.加强县城与中心镇的建设，充分发挥“启承转接”的作用。

黔中城市群仅覆盖了全省4个县级市、24个区和县城，也就是说，黔中城市群对区域外的其他县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会随着区域的扩展而逐渐减弱，因此，加强县城的建设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县城自身对周边大中城市辐射的承接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本地城镇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与融合。

县城要扮演好“启承转接”的角色，就应对外加强与大中城市的联系，主动接受外来的智力支持与市场辐射，对内利用“溢出效应”将资金、技术、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流向小城镇与农村。

不同城镇在自然生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基础设施、人文风貌、等方面都存在客观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城镇的发展不可能同步推进，只能走非均衡发展道路。

同一县域内，可选择区位优、基础好、实力强、潜力大的城镇作为中心镇进行重点培育，使之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节点。

　　5.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平台，努力实现城乡六个融合。

城乡协调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城乡融合，所谓城乡融合就是指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都能实现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和态势。

为此，需要搭建好城乡空间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城乡人口融合、城乡制度融合、城乡文化融合等六个平台。

　　二、互联互动机制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城镇和农村本就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流、物流、信息流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合理地流动，从而使得城乡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互相?

B透，互相依赖[3]。

就我国而言，城镇化推进的历史相比新农村建设更早一些，前者以发展城镇为核心，通过人口结构、地域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来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后者则以发展农村为核心，根据二十字方针，通过改造农村生产生活的硬件、软件环境，从“五个方面”实现农村的全面提升。

虽然这两大战略的发展起点不同，发展重点相异，但就本质和最终目的而言，二者又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实现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而充分发挥城镇的“拉动力”与农村的“支撑力”，形成城与乡的互联互动机制必将加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进程。

　　1.充分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拉动作用。

从总体上看，新型城镇化增强了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加快新农村建设[4]。

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拉手”，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贵州农民贫困、农业薄弱、农村落后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镇的拉动力不强造成的。

所以说，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离不开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

具体而言，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拉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通过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贵州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

“把三农工作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扶贫开发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和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无论对于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农民，还是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城镇化的发展都是他们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其二，通过构建不同模式的城乡产业结构体系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尤其是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建构起符合地区特色的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体系和经营模式是拉动本地新农村建设的一大着力点。

随着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受产业集群和级差地租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周边城镇转移。

同时，由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散落村的中小企业也会向小城镇集中，农村城镇化使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基础创新能力较强的城镇逐渐成为区域经济要素聚集的中心和扩散枢纽。

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双向流动逐渐调整了中心城市、城镇、村的功能布局，形成一个符合各自不同资源禀赋特点的、高效的产业分工和协作体系[5]。

　　面对贵州省整体城镇化率偏低的现实，中心城市的影响与辐射力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在当前条件下，小城镇作为联系城乡的纽带和桥梁，是城―镇―乡一体化的支撑节点，肩负起统筹城乡的使命。

通过加大对小城镇的建设力度，增强小城镇对城市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吸引力，增强小城镇对乡镇企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吸引力，我们就可以增强小城镇对城镇化的推动力和对农村的带动力，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大力夯实新农村建设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6]。

城镇化的推进同样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是城镇化进程的掣肘，没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支撑，城镇化如折翼之鸟难以腾飞。

城镇化的推进需要作为其腹地的广大农村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农产品和土地等资源要素支撑、市场基础支撑、以及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支撑。

具体而言，新农村建设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支撑。

国际城市化的经验已经证明，人口的流动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普遍现象，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从贫穷落后的地区流向发达先进的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必然趋势，又是城镇化向前推进的一大动力。

从劳动力流动的过程来看，它实质上是生产要素中的主体要素与生产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过程，是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重新优化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力的过程。

同时，劳动力的流动不是孤立进行的，通常会伴随、诱导着其他要素的流动。

因此，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促进要素在城市空间的聚集、组合，推动城镇化的进程[7]。

　　其二，现代农业的推动。

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产品及相关资源要素的需求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提高，显然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农业是无法满足不断提高的需求量和需求层次的。

因此，只有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才能支撑城镇的快速发展。

城镇人口的大量聚集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农村提供高产优质的农产品。

对于贵州省而言，可选择基础较好的农业区，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合理调整农业结构，重点扶持特色农业示范村建设，建立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满足周边城镇日益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需求。

　　其三，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携同促进。

农业产业化是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再造和创新，它既是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城镇化的载体和基本依托，为我国的城镇化提供了全新的动力[8]。

农业产业结构合理与否是影响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业结构的安排与布局又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合理安排农业结构与布局就成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发展的首要任务。

　　对于贵州省而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本着“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城?

发展”的原则进行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农、林、牧、渔各业比例适当，突出地域差异，在重要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加工上推行多元化战略，大力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各产业间形成相互支持、协同发展的格局。

值得重视的是，农业结构的调整不应将眼界局限在初级生产范围，而应考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向纵深拓展，同时加强与其他经济活动的横向联系，通过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结语

　　事实充分说明，新农村建设只有与推进城镇化更加紧密地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取得互动互促、相得益彰的效果。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9]。

　　参考文献：

　　[1]吴杨，等.基于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J].管理学报，2012，（3）：

378.

　　[2]王礼全.加快推进贵州城镇化的思路和对策[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0，

（2）：

5.

　　[3]黄俐波.略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施策略[J].商业时代，2014，（35）：

52.

　　[4]陈承明.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辩证关系[J].社会科学，2014，（3）：

50.

　　[5]应炉静.宁波市农村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互动机制研究[D].宁波：

宁波大学，2010.

　　[6]陈承明.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辩证关系[J].社会科学，2014，（3）：

50.

　　[7]刘贤昌.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D].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2006.（下转152页）

　　（上接28页）

　　[8]陈学云.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路径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平台[J].经济学家，2011，（3）：

63.

　　[9]宋峰，等.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

（1）：

378.

　　TheMotiveMechanism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nd

　　NewRuralConstructioninGuizhouProvince

　　LIANGYing

　　（TheFacultyofPublicManagement，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

Currently，theurbanizationlevelofChinakeepsimproving，thetrends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reincreasinglyobvious.ButforGuizhouprovince，theurbanizationrateisrelativelylowcomparestootherprovinces，citiesandsomeregions；thefoundationofagricultureisweak，theproblemoftheabsolutepovertyandrelativepovertyisprominent，thesegmentationcharacteristicsinurbanandruralareasismoreobvious，allofthesebecomerealbottleneck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ndnewruralconstructiontobebroke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andnewruralconstructionneedsendogenousforceaswellasexternalforce，andthetwoforcescombinedarethemotivemechanism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Ithasaspecialandimportantsignificanceforsolvingthedualstructurecontradiction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implementingthe“industrialprovince，urbanizationstrategy”，speedinguptheprocessofUrbanization，helpingfarmerstogetrich，acceleratingtherealization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pace，throughdiscussiononthetwomechanism，suchasplanningguidancemechanism，interactionmechanism.

　　Keywords：

urbanization；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thecoordin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motivemechanism；the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