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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循环问题
阅读的循环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陈维振
阅读的循环问题早就被一些阅读专家所认识。
例如，古德曼就注意到，意义存在于作者脑中，也存在于读者脑中。
而且正是读者，在与书面语言的相互作用中重构了文章的迅息。
他指出，篇章的意义并非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而是一点一点展示出来的，而且极具意义的是只有当我们创造出整体意义时，他们才能了解部分。
换句话说，整体的把握是获得有关部分知识的先决条件，但整体的意义上只能由读者从篇章部分中建构起来。
古德曼注意到的这一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关系就是阅读中的循环问题。
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细分成两个小问题来考虑：
一、为什么在阅读中会出现循环？
这一问题涉及到篇章的性质。
二、人为什么能解决而且是如何解决阅读过程中出来的这一看似客性的循环？
第一个问题就应该从系统的性质方面考虑。
简单地说，因为语言是系统，作为语言实在化、具体化的篇章是系统，因此它们具有系统所共有的内在部分——整体这一矛盾关系：
即循环性质。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它的部分总和”，这一系统的整体性质则已经成为现代化系统中的一条著名定理，它所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性所构成系统要素的性质，是不可简单地归纳和不可直接地比较。
在一个真实系统内，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总是非线性的，因此一般不能运用纯粹的数学方法从部分性质推导出整体的性质。
换言之，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定，原则上不能用逻辑方式予以描述。
由于存在着内部相互作用的非线性机制，系统总是以整体方式呈现出其性质，而这一特质是构成系统的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新质。
它与系统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具有的性质难以直接的比较。
系统呈现出各种性质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要素性质的简单线性相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的全部建构，因此它从根本上超越了各个要素的规定性。
不仅如此，这种系统整体性即系统性质的综合结构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
一方面，系统在要素的种种难以描述的联系中建构自己的性质，另一方面，要素也在系统性质的建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意义。
因此，要素的性质已不是自己在孤立状态下的性质。
它有赖于自己所处的系统，为系统的性质所规定，而正是这种规定，使要素获得了上述的“全部意义”。
在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规定的过程中，系统及构成系统的要素都产生和改变着自己的性质。
在系统中，要素的性质从一方面甚至几个方面反映了系统的性质，它是系统的全息元，即被整体包括，又包括着整体。
这就是任何系统的性质。
语言及其实在化了的言语或篇章，既然作为系统，就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系统的性质。
把语言看成由语言要素按照一定语法规则组成系统的想法已经不再新鲜了。
任何语言中的任何句子都具有语言学家所说的层次结构，而不是线性结构，而任何说本族语的人都天生地具有识别这种层次结构的直感能力。
例如，我们可以凭直觉知道“那个姑娘喜欢漂亮的衣服”具有以下层次结构：
【[那个][姑娘][喜欢][漂亮的][衣服]】
DetNVDetN
NPVP
S
这里S代表句子，NP代表名词短语，VP代表动词短语，N代表名词，Det代表规定词等等。
篇章也具有类似的非线性的层次结构，假定某一篇章有两个段落，每个段落有两个句子，那么它具有以下的结构：
【[[ss]]】【[ss]】
PP
T
这里S代表句子，P代表段落，T代表篇章。
根据生成理论，语言的要素假设是有限的，语法规则的数目也是有限的，但正是这些有限数目的要素，根据有限数目的限制，组成了数目无限的句子。
因此，语言模式并不是所有句子的模式的总和。
它总是以具体的语言基本要素和一些抽象的语法复制到贮藏于人脑之中，只有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条件下，这些要素才会以一定规则联系在一起，形成语句，从而产生意义。
因此可以说，识别意义的第一步，就是识别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所谓说话造句，就是创造这种关系。
但是，人是如何创造这种关系，又是如何识别这种关系？
这一点的提出，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上述的第二个问题：
人如何在阅读中摆脱部分——整体关系的循环？
按照乔姆斯基和利科尔的观点，语言应该而且可以从两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研究：
一是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二是作为语义系统的语言。
可以说，阅读过程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循环，即符号系统内的循环和语义系统中的循环。
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封闭的，是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系统的关系发生在符号与符号、符号与系统之间，它是抽象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唯一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具体言语行为才使得系统实在化，在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关系之前，篇章是一个只具有内部关系的系统。
换言之，语言、篇章的符号学难度支配了其语义学难度，因此利科尔说：
为了理解，读者必须悬置篇章对世界的指向关系而把自己置于篇章之中。
这意味着，读者必须把自己依附于篇章内在的构词法、句法、叙述法等结构。
作为符号系统的重言的循环是能体现在句子层次上。
如上所说，句子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由不同语言范畴在一定规则组成的具有层次结构的系统。
作为读者，在他理解每一个句子的字面意义之前，他除了必须理解构成句子的各个要素和音素、单词的意义外，还必须理解句子内各要素之间的语法关系。
上文说过，说本族语者无需经过任何思考就能指出这种关系的，而这一点又是如何可能的？
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脑中首先有了语言模式，人知道哪些是语句，哪些不是。
我们知道，虽然说本族语者是凭真觉判断句子语法关系的，但这种判断同样涉及到部分——整体这一循环关系，即对句子的总体模式的把握，则是理解句子的先决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首先考虑下列各句：
1．（a）上高山他站在。
（b）在高山上，他站。
（c）他站在高山上。
我们不假思索地知道：
1（a）和1（b）是不符合语法的，而1（c）是符合语法的。
道理很简单，我们已经具备了有关句子模式的无意识知识，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知识，我们就无从知道，为什么1（a）和1（b）是不符合语法的。
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乔姆斯基认为，存在着各种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规则，这些规则制约着人类语言的模式，它们支配和解释了人所具有的有关语言的直感能力。
在乔姆斯基的“管约”论中，他提出了他认为是普通语法的一条规则：
代词在管辖它的范畴内必须是自由的。
这一般用的意思是，代词不能指代管辖它的范畴内的任何其它部分，请考虑以下两句：
2．（a）那些人喜欢他们。
（b）他们喜欢他们。
根据乔姆斯基有关“管辖”概念的定义，管辖2（a）和2（b）中划线的“他们”和范畴是S，所以根据他的原则，2（a）中的“他们”，不能指代句中的“那些人”；2（b）中划线的代词，不能指代作为句子主语的“他们”。
没有什么理由说明，情况为什么必须只能如此，也许我们会认为，因为“他们”一词太不明确，例如在2（a）中，“他们”一词可以指“哪些人”以外的其他人，所以如果为了明确地说明“他们”指的是“那些人”，那么就必须强行把“他们”反身代词化，即必须把“他们”改成“他们自己”。
但这一理由不能说明，为什么语言中又允许类似以下句子的存在，虽然“他们”一词的指称关系仍然是不明确的：
3．[S1那些人说[S2他们很聪明]]
句子中的“他们”既可以指“那些人”，又可以指“那些人”以外的其他人，根据乔的规则，“他们”可以指“那些人”，因此按乔的定义，管辖“他们”的范畴是S2而不是S1。
所以它可指S1以外的“那些人”。
如果我们说，由于语言情景或上下文关系会使句子中的指称关系明确化，因而它的使用是允许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在情景或上下文关系同样可以使句子2（a）中的“他们”的指称关系明确化的情况下，为使“他们”能够指“那些人”，我们却必须把“他们”强行反身代词化？
类似的，下句中“他”不可指“小明”的，但“他2”却不但可以指“小明”，而且还可指“他/”。
4．[小明要他/去卖[NP他2的书]]
S
根据乔的论证，句4大抵具有以上分析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管辖“他/”的范畴为S，所以“他/”不能指“小明”，而管辖“他2”的范畴为NP，不是S，所以“他2”可以指NP以外的“小明”或“他/”
确实，明确或不明确，交际上的方便不方便并不能解释代词的指称关系问题，也许再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试比较以下两句：
5．（a）小明认为他很聪明。
（b）小明认为小明很聪明。
在5（a）中，“他”可指“小明”，也可指他人。
就是说，其指称关系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并不明确。
有趣的是，在正常的交际中，如果5（b）中的两个“小明”同指一个人，那么该句就使人难以接受了，虽然它们的关系是再明确不过了，为了使5（b）中的两个“小明”同指一个人，我们必须把第二个“小明”改成“他”。
而此时，我们知道，“他”的指称关系变得不明确了。
事实是，为了使某些句子符合语法，我们必须宁可牺牲明确性而让位于模糊性。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把“小明”改成“他”仍然会使得句子中的代词指称关系在上下文或语言情景中得以明确，那么5（b）中的第二个“小明”就是多余的，因此是难以接受的，然而，颇有意义的是，语言训的其他许多“多余”现象却是允许的，请看句6：
6．小明认为他不对，但小明同时认为我也不对。
我们完全可以把句6中第二个“小明”改成“他”而不改变句子的意义，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多余”的，但这一“多余”却是语言规则所允许的。
多余不多余的理由不能说明为什么句5（b）中的多余是不允许的，而句6中的多余却是允许的。
的确，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语言学家也难以解释看来十分复杂的代词指称现象。
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任何儿童却能在根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掌握了代词指代原则。
儿童，甚至成年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用词或语法上的错误，但是他们在代词指称关系上，决不会出差错，这是为什么？
如何乔姆斯基是对的，如果“管约”规则确实是人类内在的普通语法的一部分，因此无须从后天经验中学来，那么儿童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代词指称关系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解释。
因此，在乔姆斯基看来，作为抽象的符号系统的语言，其普通语法规则乃是由人脑结构决定的。
他甚至说，语言是一种生理器官，就如手与脚是人的生理器官一样。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提出，人为什么能解决（逻辑地解决）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循环问题时，我们实实在在地提出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问题，人天生地被赋予语言模式，因此有能力识别句子内部的诸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构成了人的生理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它部分地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就象动物的生理机制决定了动物的生存方式一样。
乔姆斯基所进行的细致的技术性研究使他得出语言乃是人的生理机制一部分的结论，极具存在论上的意义。
它有力地说明了人为什么能“摆脱”看来是恶性的抽象语言系统特别是语句中的循环。
事实上，人不是“跳出”或“进入”这一循环，因为作为人的生理结构的一部分的语言机制构造了或包含了这一循环。
循环构成了理解语言特别是理解语句层次上语法关系的内在部分。
比起那些泛泛的如“人是有语言的存在物”的哲学命题，乔姆斯基的理论在说明语言系统的循环问题时就显得深刻得多。
现在让我们讨论语义层交上的循环，这一循环集中体现在篇章层次上，篇章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篇文章、一本书或一个标点符号，它是具体情景中语言系统的实在化。
也只有篇章，才具有实在意义。
严格地说，具体的语言符号或符号的集合，甚至是一个句子并不具有人们常说的意义，虽然它们可以有字面上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假定某甲对某乙说：
“今天糟遇了”。
这个句子的字面意义谁都清楚，但是对于熟悉某甲的某乙来说，它却是有更具体、更深的涵义。
假定某乙知道某甲失业多年，多次求职不成，今天为寻求工作又到一家公司去面试。
那么他就知道，某甲又失去一次机会，他因而了解这个句子中所包含的失望情绪，他本人也可能产生深深的同情，但如果假定，某乙知道，某甲今天参加一场网球赛，又知道他是一个技艺不精却又爱出风头的家伙，那么他知道某甲今天又丢掉一场比赛，他心里所产生的很可能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们完全可想象，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个句子可以有悲伤的含义，悲剧的味道，甚至警告、威胁等意味，虽然它只有一种字面意义。
不错，篇章亦是一种系统，篇章系统与上述的我们称为抽象的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无经验可言，无逻辑可循，而篇章的意义，虽然亦是由构成篇章的各要素的意义的重新建构而成，但是它的获得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常识与逻辑。
这是由于篇章意义受到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的规定和制约，篇章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帮助创造着语篇的语境，而每一个句子的意义又同时在与其他句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逻辑关系中得到规定。
另一方面，非语言语境的因素，包括篇章内容所涉及到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及人生哲学等，也会对读者的理解起一定的影响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阅读循环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了生活、经验、逻辑、认知等词语。
古德曼（1979）说：
“读者寻求着意义”，“他把他全部的经历，语言和思想发展都放到阅读中来”，他还说，阅读是一个选择过程，在阅读中，部分使用了根据读者的期待而从“感性输入”中所选取的“最少的语言线索”。
随着这一部分住处的加工读者做出了试探性的决定，这些决定在阅读过程中或被证实，或被拒斥，或被修改，更简单地说，阅读是一个心理语言学的猜测游戏。
在这里，古德曼所使用的“期待”、“选择”、“猜测”三个词语都说明了阅读过程的每一步骤都是“试探性”这一特点。
对古德曼来说：
“预料尚未出现的事情的能力对阅读是至关紧要的，就像在听力过程中，预料尚未听到的内容的能力是至关紧要的那样。
”
显然，古德曼注意到，作为读者，其本身的经历、知识、思想等因素在把握篇章的整体意义上起重要作用。
有趣的是，他和其他的几乎全部的阅读专家一样，实际上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关心主——客体这一认识论问题或只从认识论上来看阅读的循环问题和阅读的其他问题。
“图式理论”基本上是有关知识的理论，图式不过是“资料结构”，它包含着“我们关心世界的习惯知识”一句话，图式正是我们的知识。
对史密斯来说：
“领会是使认识问题得到答复的条件”，对许多其他“自上而下”的阅读理论家来说，“前知识”在阅读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梅尔来说，“有关逻辑学的知识”则是最基本的。
类似的观点还可列举很多，但关键是，按照某些哲学家的看法，他们都只具有认识论性质，而不具有存在论的性质，因而仍然无法摆脱阅读中的循环。
存在论的解释并不否定或贬低阅读专家们所从事的认识论解释。
恰恰相反，存在论只是以自己的更大的框架包含了这些认识的解释。
存在论对阅读作如何解释？
为说明此问题，让我们先看看存在论对“理解”的解释，因为在存在论看来，阅读问题实际上就是理解的问题，它不过是理解的特例。
帕默尔（1969）说：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作的贡献就在于他揭示理解的存在论本质。
它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体框架内的那些有关理解的旧式概念，根据海德格尔，理解并非人所具有的各种机制中的一种，理解是人在世界中的根本存在方式。
帕默尔说得对，海德尔的这种有关理解的全部概念打破了构成阅读理论哲学基础的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观念，在海德尔看来，人首先并不是具有认识对象或客体（例如篇章）的主体。
因此理解问题必须与交往问题分开，即必须把阅读理论中常常假定的“情景”问题分开。
利科尔说，理解，从基本意义上说，是与“我个人”的情景缠绕在一起的，是与我对自己在存在中的位置的基本理解缠绕在一起的。
事实上，利科尔说，理解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结构”。
正如帕默尔所说的那样，理解乃是世界来临并立于人前的一种中介，理解是存在论的话语的一种中介，它并非为了某种东西而被使用了工具，相反，它是一种中介、人是通过这一种中介并在这一中介中生活的。
阅读理论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
但是，正如迈克科米克所说的那样，这些理论家有关理解中所需的前知识概念和有关读者与篇章之间相互作用的种种议论不过是人的存在的根本结构在认识论领域中的反映。
这些理论，由于受到方法论上的限制，因此漠视了“情景”中更为深刻的程度。
利科尔认为，由于“居住在世界内”，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根本条件，因此，“在建立理解理论之前，必须把整个语言系统包括课本、篇章固定在某种根本上并非话语中发音现象的基点上”。
这意味着，理解的最主要根基是前语言或超语言的，而正如我们从上述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阅读理论家们的理解理论基本上立足于语言之中，立足于理解密切相关的语言情景之中。
这段文字的意义，在我们阅读循环问题的继续讨论中，会逐步明确起来。
上文说过，古德曼充分认识到，阅读乃是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作用，只有在我们为整体创造出意义时，我们才能认识到，阅读乃是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作用，只有在我们为整体创造出意义时，我们才能认识部分，然而整体意义却是从部分的意义中展示出来的。
实际上，古德曼的这些话乃是对整个解释学循环的一种说明。
关于这一循环，利科尔也有以下言论：
“对某一整体的预设，使我们能看清部分的确定形式的安排和组织，而正是通过对细节的建构，我们得到了整体。
”
与古德曼等阅读专家一样，利科尔与另一现象哲学家伊瑟同样认识到，由于这一循环，阅读过程是试探性的，是猜测与证实的辩证。
同样，利科尔也同意，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伊瑟说过，“作为理解的结构《即一致性的结构》，它依赖于读者，而不依赖于作品。
如此，它与主观因素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它与读者的习惯性取向是分不开的。
”但他又说：
“篇章意义又必须是篇章信号与读者理解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
尽管现象学的阅读理论与普遍阅读理论有着这些共同点，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这些分歧，究其实质，乃是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分歧。
古德曼所看到的循环乃是认识论上的循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那么这一循环就是恶性的。
这一点，利科尔说得十分清楚：
存在论的作用是在方法论的平面上揭示看来是循环的结构。
海德格尔把这一结构称为“前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用知识理论即主、客体范畴来描述这一“前理解”，则是完全错误的。
阅读专家一再意识到，主客体是相互缠绕的，主体本身进入客体的知识，然而前者，即便就其最主观的性质而言，也是由后者牵制和决定的。
但是这样，由于阅读理解仍然用主、客体的述语来描述，解释学上的循环只能是恶性的。
关键的问题是（利科尔）：
“在所有的客体化知识之前就存在着某种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思索的归属关系……我们属于某种历史、某种阶级、某种民族、某种文化，一种或几种传统。
这种归属，先于我们并支撑着我们”。
在利科尔看来，归属正是人的结构，主体永远无法从这一结构的限制范围中摆脱出来。
正因为如此，读者总是已经以先行预料的初步方式占有了整体意义。
这一先行预料的结构，即总是已经给定的前理解具有存在论性质，它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结构。
归属概念的提出，似乎克服了认识论中主客体范畴的限制，使得理解的循环看来不再是恶性的。
海德格尔说，关键不是循环问题，关键是以正确方式进入循环。
从字面上，海德格尔是错了，因此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以我们的归属关系而处于所有理解的循环之中，因此，不存在着如何进入循环问题。
海德格尔的意思似乎是，在理解的循环中，人应该拼弃各种错误的偏见、观点，以期获得正确的理解。
但是，我们尚未完全而透彻地说明循环问题，如何利科尔意义上的前理解和归属起着把握整体意义的作用甚至是统摄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说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能够相互理解或基本相互理解各自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被称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作品？
不错，人归属于不同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而且这些不同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可能呈现出巨大的、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但是应该说注意的是，在这些差异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些共同点：
文化共性、历史共性和传统共性，这些共性犹如主旋律，而差异不过是主旋律的变奏曲，而决定这些共性的则是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由于这一特性，人才具有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先结构”，即那种能够先行看见，先行把握他所要理解、领会事物的，包括作品的整体意义的能力结构，海德格尔是这样定义意义的：
“如果当世内的存在者随着此在之在被揭示，也就是随着此在之在得到领悟，我们就说它具有意义”。
也就是说，当篇章随着读者的存在被揭示，被理解时，它的意义才显现出来，因此，理解首先是对读者自己存在的理解或领会。
构成了策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何所向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顿悟。
“意义……必须被理解为属于领会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状态……意义是此在的一种生存论性质，而不是一种什么属性，依附于存在着，躲在存在者‘后面’或者作为中间领域飘游在什么地方”。
这些话，表达海德格尔有关意义和理解的存在论解释，人，作为人，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及先行把握了诸如爱情、死亡、喜剧、悲剧的结构，并了解这些结构的种种发展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在理解篇章意义时，读者的“心理学猜测游戏”应该是这样的游戏：
他先是对作品题目表达的爱情、死亡、仇恨等意义有着整体的把握，随着文字部分的展开，他猜测或选择了这些主题的一种发展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随着篇章部分的展开而被拒斥，于是他又选择了另一种可能性，等等；不管怎样，这些种种可能性，即这些篇章所具有的种种的可能意义都落在读者先行具有、先行看见。
先行把握的框架之内，这是理解的确定性所在。
但是理解又具有其不确定性，因为所谓理解，就是挖掘未知领域和探索真理，就篇章的理解而言，所谓理解，就是探索作者对人生可能性的一种具体筹划，这是读者不曾预见的，只有在具体的文字中，在具体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情景中，这种筹划才呈现出来，而读者在探索这种筹划中也同时展示了自己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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