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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华简琴舞九絉及启乱

论清华简“琴舞九絉”及“启、乱”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目前已陆续结集出版。

在清华简第三辑中,收录《周公之琴舞》一篇,部分内容类似于传世《诗经》的《周颂》,是研究西周乐舞的重要历史文献。

《周公之琴舞》系第一支简背面原题篇名,简文开首云:

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

其后附诗一首:

元内(入)启曰:

无悔享君,罔坠其孝,享惟慆帀,孝惟型帀。

继之又说:

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

接下来附诗九首,每首诗均分为“启曰”和“乱曰”两部分内容。

本文主要对其中的“琴舞九絉”及“启”、“乱”等词语试做讨论,向学术界请教。

《周公之琴舞》同时出现“周公作”和“成王作”,因此有学者主张此“琴舞”乃周公与成王合作。

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成王作”之下的九首诗,分别有君、臣的口吻,其中应包括周公的作品。

我推测篇题文字的写作,应该晚于简文的抄写,可能是抄写者在完成全篇简文并相隔一定时间之后,以检出第一支简正文有“周公作”等语句为据,将《周公之琴舞》的篇题写于第一支简的背面。

不过,周公所作的乐舞文献并未抄写完整,仅有一首诗而不是九首,并且有“启”无“乱”,而成王所作乐舞的结构则完整无缺。

因此,从简文所述周公和成王都作有“琴舞九絉”来看,西周历史上确有周公和成王各自所作的两部琴舞,而成王所作琴舞的篇名,若以《周公之琴舞》例之,似可称之为“《成王之琴舞》”。

清华简误题篇名的情况,还见于第三辑收录的《芮良夫毖》。

本篇第一支简的背面题名为“《周公之颂诗》”,但简文内容却是芮良夫所作毖诗。

原题篇名字形不甚清晰,有刮削痕迹,且与简文内容不符,应为误写。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确有《周公之颂诗》的作品存世。

“儆毖”之“毖”,与《芮良夫毖》“作毖再终”的“毖”相同,都属于劝诫性质的诗,在乐舞中用作歌唱的文本。

《周公之琴舞》多一“儆”字,兼具儆诫之义。

清华简《耆夜》有“作歌”和“作祝诵”,与这里的“作毖”和“作儆毖”一样,都是就诗文的内容有所侧重而言。

“多士”见于周初《诗》、《书》,其义为朝臣官吏。

周公所作儆毖,当是劝诫“多士”,而成王所作乃自儆或儆诫臣下。

“琴舞”的“琴”和“舞”,分别归属器乐和舞蹈,说明周公和成王作品的性质属于乐舞。

通篇来看,《周公之琴舞》是歌(儆毖诗)、乐(琴)、舞三位一体的乐舞表演形态。

《周礼·春官·宗伯》云: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言之的奏、歌、舞,对应的便是器乐、声乐和舞蹈,可见周代乐舞的综合性特征。

“琴舞”的名称,于传世先秦文献未见。

不过,以一种乐器的名称,加上“舞”字为乐舞命名,见于今本《诗经》。

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其中“籥舞”即与“琴舞”相类。

关于“籥舞”,毛《传》说是“秉籥而舞,与笙鼓相应。

”“籥”乃吹奏乐器,在表演时作为道具持之以舞,甚至边舞边奏,想来都是可以做到的。

《诗经·邶风·简兮》在描述《万舞》的表演时,便是“左手执籥,右手秉翟”。

由此可见,“籥”可以兼作舞蹈时的道具和乐器。

此外,舜帝时的乐舞《韶》,以及夏代的乐舞《大夏》,分别又名《箫韶》和《夏籥》,或许即因“箫”或“籥”这两种管乐器在乐舞中的突出应用而得名。

后世有类似于“琴舞”的乐舞名称,如汉代的“铎舞”和“鼙舞”即是。

这两种乐舞分别有摇奏乐器铜铎和击奏乐器鼙鼓,在舞蹈时都是兼作道具和乐器,可以边舞边奏。

当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乐舞,如藏族的“扎尼琴舞”、瑶族的“长鼓舞”和苗族的“芦笙舞”等,都是在表演时边舞边演奏乐器。

需要说明的是,藏族的“扎尼琴舞”,所奏之琴为三弦弹拨乐器,演奏时斜挂于腰前,左手虎口握琴,以手指按弦,右手以拨片弹奏。

《周公之琴舞》的“琴”乃板箱体弹弦乐器,演奏时琴体需平稳放置,左手按弦,右手拨弦。

在乐舞表演时,若作为道具持之,并边舞边奏,恐怕很难行得通,但作为伴奏乐器则没有问题。

由此看来,《周公之琴舞》可能是以突出琴的伴奏而歌舞的作品。

《周礼·春官·宗伯》云:

“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

”这里即包含了器乐、歌唱和舞蹈,属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乐舞表演形态。

不过,传世《诗经》“三颂”中未见琴、瑟的记载,但《周颂·有瞽》明确说是“在周之庭”,指的是堂下,而堂上登歌所用伴奏乐器当有琴。

如《礼记·祭统》云: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

又《荀子·礼论》云:

《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悬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可见在演唱《清庙》时是有弦乐器伴奏的。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琴属于战国时期,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所出战国早期(公元前433年)十弦琴即是。

然而,据文献记载,琴、瑟类弹弦乐器在春秋时期已经流行,如《诗经》的《周南》、《墉风》、《郑风》、《唐风》、《秦风》和《小雅》等均记载有琴、瑟。

李纯一先生由此推断,琴的出现当不会晚于西周时期。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表明,西周早期成王时期即已用琴来为乐舞伴奏,这使我们对琴的产生时间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

“九絉”的“絉”字,《玉篇》释“绳也。

”李学勤先生读为“遂”或“卒”。

清华简整理者从之,并引《尔雅·释诂》“卒,终也。

”《逸周书·世俘》“籥人九终”,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九终,九成也。

”认为“九絉”即“九成”。

姚小鸥等先生认为,“终”是“成”中较小音乐单位,“成”指某一完整的乐的组合的演出完成,将该组乐演出一遍,称为一成,数遍即称数成。

我认为,将“九絉”理解为“九成”是正确的,但将“成”等同为“终”,似有可商余地。

实际上,“终”与“成”是有区别的,“终”是音乐作品的一个独立单位,“一终”可以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也可以是一部音乐作品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音乐上都是一个完整的单乐段结构。

而“成”则是一部乐舞的一个独立单位,“一成”即一部乐舞的一个乐章,由“启”和“乱”两个乐段组成,在音乐上属于两段体结构。

“九成”是一部乐舞的九个乐章,但并不是将其表演九遍。

另外,“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乐舞表演形态,而“终”则一般为歌唱或奏乐。

从文献记载看,乐舞“九成”的结构或编制出现较早,如《尚书·益稷》:

“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又《吕氏春秋·古乐》:

“夏籥九成。

”《韶》、《夏》分别为舜、禹二帝的乐舞,箫、籥则是乐舞表演时的标志性乐器,已见前述。

周初的著名乐舞《大武》,《礼记·乐记》记载有六成: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周公之琴舞》的结构与之相仿,但多出三成。

《周公之琴舞》在“成王作”之下的九首诗,每首都有“启”和“乱”两部分诗文,每“启”均编有序号,从“元入启”即首启,直到第九启,实即一至九成。

九成的结构是:

一成:

元入启曰乱曰

二成:

再启曰乱曰

三成:

三启曰乱曰

四成:

四启曰乱曰

五成:

五启曰乱曰

六成:

六启曰乱曰

七成:

七启曰乱曰

八成:

八启曰乱曰

九成:

九启曰乱曰

其中第一成的诗,类似于传世《诗经》列于《周颂》中的《敬之》,但二者文辞有一定差异,简文说:

元入启曰:

敬之敬之,天惟显帀,文非易帀。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监在兹。

乱曰:

遹我夙夜,不逸儆之,日就月将,教其光明。

弼持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足见“启”和“乱”在内容上互有联系,但形式上彼此独立。

它们的音乐曲调也应不同,当属两段体的曲式结构。

传世《诗经》的《敬之》,未见“启”和“乱”,今有《周公之琴舞》简文,益证《敬之》原本是有“启”和“乱”的。

在《周公之琴舞》的九成中,每成的“启”和“乱”均为以四言为主,附以长短句的诗歌,但诗句字数皆不相等,说明成与成之间音乐曲调不同,每成都是相对独立的乐章。

这从下列各成中“启”和“乱”的诗句字数,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首启:

四四四六四四乱:

四四四四五七

再启:

五四五五四乱:

一三三四四五二

三启:

四四四四四二四乱:

四五四五四四

四启:

五五四五五四乱:

四四五五六三

五启:

二四四四四四乱:

五六五四四

六启:

四四四四五乱:

五四四二五四四五

七启:

三四五四四乱:

五五四四四四五

八启:

五五四四四五乱:

五四?

四四

九启:

二四四四四四乱:

四四四四四。

上列各启,一字句仅第二启乱诗一见,为语气词“已”。

二字句五见,其中在第五启、第九启之后,以及第六启乱诗之第四句,均为叹词“呜呼”。

其余均为三至八字句。

第八启乱诗之第二句后,“约缺去十四至十五字”,不详其字句数。

依全文字句情况估计,每句所缺可能在四至六字之间,如此,则第八启的乱诗总共可能有六至七句。

《吕氏春秋·古乐》高诱《注》:

“九成,九变。

”或可理解为每成在曲调上的差异和变化,与上述各启诗句字数的不等是相符的。

“启”在商代即作为音乐用语,如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商晚期编磬三件,分别刻铭“永启”、“永余”和“夭余”,其中的“永(咏)启”,意即歌唱的开始。

《周公之琴舞》的“启曰”,表示每一成演唱的开始,“启”前加上数字,用于各启之间的分隔,“乱”则不必再加数字标识。

关于“乱”的涵义,向来解释不一。

从《周公之琴舞》简文看,“乱”位于歌曲的结尾,“乱”诗多为长短句,在演唱方式上可能为合唱,在音乐上应该有较强的气氛烘托,从而在结尾处形成一曲的高潮。

西周乐舞《大武》也有“乱”,如《礼记·乐记》云:

“《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但所述不如《周公之琴舞》具体。

清华简《耆夜》的“作歌一终”和“作祝诵一终”,都没有“启”和“乱”,而《芮良夫毖》的“作毖再终”(二终),则以“曰”和“二启曰”将通篇诗文分隔为两个部分。

“再终”的毖诗各自成章,形成两个彼此独立的乐段,但未见有“乱”。

“一终”因是单乐段诗歌,故无需以“启”加以分隔。

不过,称作“终”的作品是否都没有“乱”,目前尚不能肯定。

今本《诗经》未见“启”和“乱”,但从清华简推断,《诗经》的有些篇章原本应有“乱”,前述《敬之》便为其例。

《论语·泰伯》云:

“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说明《诗经》中《国风》的《关睢》有“乱”,其乱诗可从《关睢》原诗中找寻:

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2.(乱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可知《关睢》有两个乐段,“乱”由四字句的齐言诗构成。

据《国语·鲁语》记载,鲁国大夫闵马父提到《商颂》中有“乱”,他说: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核之以今本《诗经·商颂·那》,“乱”在诗尾,也是四字句的齐言诗。

在“执事有恪”后,尚有“顾予烝尝,汤孙之将”作为结束句。

《礼记·乐记》屡见相当于“启”和“乱”的文字,如: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

”“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

”其中的“始”和“乱”,当与《周公之琴舞》的“启”和“乱”同义。

《周公之琴舞》仅有类似于《诗经》小序的文字以作题解,以及与“启”和“乱”相对应的诗歌,但缺少音乐和舞蹈方面的具体描述。

因此,九成乐舞的“启”与“乱”之间是否有间奏,以及“启”前是否有器乐演奏的“过门”或引子,尚需今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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