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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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谢扬
一、决策背景：
（一）重农政策的形成：
199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第一次提出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本的标识就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200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指出，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必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200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提出，在新阶段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要千方百计地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要采取综合性措施，提出“多予、少取、放活”新思路。
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宏伟目标。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五统筹”，第一个就是城乡统筹。
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到会讲话，第一次明确地讲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温家宝总理在会上讲，每年财政新增的教育、文化、卫生支出的主要部分要用于农村。
2004年，四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胡总书记又进一步阐发“两个普遍趋向”的论断；
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国际国内经验的启示
1、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韩国新村建设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人均GDP比我们还要少，我们当时人均GDP是70多美元，韩国只有60多美元，一直到60年代末，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83美元。
当时他们的农村状况跟我们中国的农村状况相比，更为落后，80%的农民住的都是茅草房，60%的村庄点的是油灯，许多农民一天只吃两顿饭，因为粮食问题没有解决。
新村建设内容:
70年代初第一批开始实施的时候，由政府给每一个村提供350袋水泥，平均一户10袋，25公斤一袋。
政府圈定了20个项目，然后由村民自己决策，自己选择项目、制定规划，经过郡政府批准后实施，政府给予实物支持。
这20个项目包括屋顶的改造、乡村道路硬化、修建桥梁和排水沟、饮水井加盖、农户的自来水以及卫生间改造、村会所的建造等等.
新村运动从农村基础建设入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推向城市，成为一种国家精神。
韩国政府对各村进行评比，评比结果分成4类，牌子钉在村口，对各村形成压力。
为了推动新村运动专门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院，对所有村、乡两级指导者进行培训，同时要求基层干部和公务员一起参加培训，两周一期，后来每周一期。
2、浙江经验：
省委、省政府抓一个工程，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提出用五年时间把三分之一的村整治好，一千个村建成小康示范村。
把城市社区管理的理念用于指导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现代化社区的要求，规划新农村社区的建设。
有的县搞规划，提出来政府拿钱，老百姓自愿地干，不搞摊派，也不搞行政命令，搞奖励政策。
提出要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卫生洁化、四旁绿化、住宅美化、服务简化，“三改”是改水、改厕、改厨，排水系统、污水系统要改革，污水横流改为沟流。
改了以后，大家说这个农村有点欧洲的味道了。
还有一个政策，如果村庄布局推倒重建也可以，三个村并起来，原来300亩地多出100亩地，可以商业性出租，每亩地100万元的出租金，政府一分钱也不拿，统统给你搞新农村建设。
政府修乡道、修村道。
浙江投资达60个亿。
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很高，现在有十个千万工程了，系列化了。
交通厅搞了康庄工程；经贸委搞的叫千镇连锁万村放心店；文化厅搞了万村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宣传部叫万个村镇文明单位一对一挂钩一万个文明村；水利厅搞了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千里河道清理工程。
二、决策导向：
（一）理论和实践依据
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象理论上那样会和工业形成一致的水平。
这个过程如果持续时间相当长，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会危及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长期过低，要素总是外流的话，农业基础就要出问题；二是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滞后于土地和资金的要素，就会出现收入上城乡的巨大差距，而收入的差距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了，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从实践上看，比如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初就制定了谷物法，限制谷物进口，对本国农业进行保护，1947年又颁布了第一部农业法，开始大规模地支持农业。
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爆发严重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实行罗斯福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对国内的农产品予以补贴，开创了对农业补贴的先河。
欧盟战后农产品短缺，欧共体于1957年缔结了罗马宣言，制定了目标价格、干预价格、门槛价格，不许国外农产品进入国内。
在国内通过这几个价格的差额，对各成员国农民实行大量补贴，其后不到十年，欧共体国家农产品短缺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补贴额越来越高，愈发不可收拾，财政负担非常重，到2001年又对补贴实行改革，但不是减少补贴量，而是改革补贴办法，不再与农产品直接挂钩。
日本战后经济恢复非常快，1950年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就业人口里的比重是48%，我国去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是49.1%，与日本1950年的比重差不多，到1965年日本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到25%以下，用了15年的时间，从48%下降到25%，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1.5个，这个速度相当快。
1961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农业促进法，明确提出把农业现代化和平衡城乡居民收入作为两大目标，财政对农业给予大量的补贴，可以说是不惜血本。
日本现在农户的收入比城市人高，而且农户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和转移。
韩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新村运动，建设新农村。
这也表现为一个反哺过程，到80年代又进一步完善了新村运动。
中国台湾是1974年制定粮食保护价格，然后从80年代开始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资。
第二、在战略机遇期的20年里，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相当剧烈的时期，很多劳动力会从农业领域里面进入到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现在收入差距呈现一个扩大的趋势。
去年城乡收入差是3.21：
1，以目前这个速度测算，到2010年“十一五”末期，搞不好是4：
1，不是弥合缩小的趋势，而是可能仍然扩大的趋势;
现在农业进入新阶段了，国民经济在进入急剧转型时期，矛盾凸显了，再加上我国工业化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财政收入的90%都是非农业部门提供，为什么还要挖农民呢？
不能再挖了，确实到了调整这个关系的时期了。
第三．扩大内需的要求
经济外向化与内需疲软矛盾开始国际化；国内经济增长周期；部分地区进入3000美元以上的高风险区；
（二）战略思路
十一五规划建议（分十个部分50个段落，序号排列实际分为46点）
第二部分总纲中提出：
（4）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
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第三部分第一段：
（6）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还有（7）——（10）点
1、目前已有的建议：
首先，在“十一五”期间，一定要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过去是垃圾围城，现在垃圾对农村的污染相当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村镇建设管理薄弱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引导，要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重点应当放在三个方面：
一是县乡范围内农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设施的建设，包括县域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和布局规划、人畜安全饮水、不适合人类居住区的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的治理、水源的保护、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教育医疗设施的完善、农村污染的治理、局部地区的垃圾处理、农民住房建设的统一设计和提高质量安全管理等等；
二是村庄公益类的建设项目，主要是村庄的整治工程。
浙江搞了一个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搞得热火朝天，效果很好。
整治以后，农村面貌大变。
还有村庄到中心村的公路，做到路面硬化，村内道路的硬化。
村里的集中供水设施、排水沟的建设，公共厕所的建设，村容村貌的整治，垃圾集中堆放，村民活动室的建设，等等；
三是农民直接参与、利益直接到农户的建设项目，包括小水电、小沼气、小学校，还有安全民居的建设，人畜分居的建设，新型建材的应用，地方特色民居的保护，农村庭院资源的保护，农村信息化建设等等。
重点分这三类进行实施，在实施中要总结现在已经成功的经验。
2、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新村建设：
包含繁重的农村改革和发展任务；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设；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综合改革的相关内容，如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
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等。
包括了钱从哪来，钱去哪里的问题。
3、有关问题的思考：
（1）农民组织问题：
我们通常习惯于提小生产和大市场，以此来概括小农家庭经营的局限性。
实际上，国外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早就有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办法。
那就是通过合作经济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西方表现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道路（如欧洲）和东方为农业综合合作组织发展的道路（如日本）。
其中的核心差异有两点：
一个是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一个是合作金融的特殊地位。
前者更多地强调其特殊的类似企业法人的地位，即其合作赢利的性质；而且合作金融也是独立的专业合作组织之一。
后者由于是包含合作金融在内的综合合作，因此，其特殊的法人地位强调的是类似社团的合作非赢利性。
总之，合作社形式解决了小农的组织规模化问题，而组织规模化是建立在各自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专门或全面的合作与联合。
在战后国际贸易的竞争格局中，随着各国支持和保护农业体系的逐步完善，合作组织的发展客观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具有了市场竞争反垄断的特征，所谓的WTO农业贸易政策的“绿箱”、“黄箱”等，均离不开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政府的农业支持基本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发挥作用。
各国新农村建设或者以工哺农的过程经验表明，都是一个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目前，国家正在起草“农民合作（专业）经济组织法”。
之所以只涉及专业合作而不是全面的合作，主要是针对现存的两类组织，一是社区合作，即我们现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我们已有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在起草过程中，目前意见明确不包括社区合作，也不包括金融保险等合作。
而对供销社采取了十分模糊的态度。
因此，为避免回到老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旧体制，确立新体制。
不管现行的既得利益有多大，一旦农民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明确了，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归属任何机构，但接受法律赋予的各种义务、责任和服务。
（2）城乡统筹与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城乡差距的现状与变动趋势
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日渐扩大。
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
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重新扩大；
③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差距悬殊；
④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高低倍数（10％或20％最高收入户与10％或2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之比）为5.02倍，而1988年只有3.09倍；农村居民收入同期高低倍数分别是6.5倍和4.8倍，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⑤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一是在教育方面；
二是在医疗方面；
三是在社会保障方面；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
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
日本经济学家土屋圭造提供的上世纪60年代的资料表明，以工业就业者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在美国为56，西德为44，法国为36，丹麦为77，新西兰为88。
而一般认为，上述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日本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1：
1.3－1：
3.1之间。
直到60年代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5：
1，农民收入赶上并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
美国农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远远优于日本，生产的平均规模也远远大于日本。
但从农民收入看，仍然长期低于非农业人口。
上世纪30年代农民收入大约为非农业人口的40%，50年代为50%，60年代为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
美国差不多经历了70年的努力，工农收入才由1：
2.5缩小到1：
1左右。
三、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总纲与具体工作的关系：
发展和改革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关系；
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农民需求和投融资体制
国家投入与农民积极性的关系：
财产关系
试点、规划和实施及长效机制的关系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
积极发展农村电影放映
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
推动服务“三农”的出版物出版发行
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
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
新农村建设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关系；
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都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但唯一不能动摇的是推进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
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
“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国农村发展依然还要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做贡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依靠国家公共财政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可以不断缓解多年付出的各种成本压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最终改变农村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
但是，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依然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
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革。
唯有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可能积累起发展资金，国家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才有财力支撑，公共财政的阳光才有条件普照广大农村。
试点、规划和实施及长效机制的关系
一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二是要因地制宜、搞好规划；
三是要抓住重点、积极推进；
四是要完善机制、形成合力；
五是要总结经验、分类指导。
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
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
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
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党国英研究员
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按中央的工作安排来讲是重中之重，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是有很多困难的。
正因为有困难才把它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意识包袱，这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包含城市农村的发展趋势、中央的基本政策等一些复杂的问题。
我从四个方面针对时代背景谈谈中国的长期发展。
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三个关系需要调节：
一、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要重视调节劳资关系；二、需要重视调节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三、要重视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好像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而其实关系很密切。
大家知道，涉及到解决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主要在于解决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转变的含义是经济体制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转变。
这两种转变并驾齐驱，齐头并进。
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北京学术界对此有几方面的看法：
一是经济体制改变没有预料；二是这个改革相当紧迫，这个改革不做，其它改革做不了，或者说是做不好；三是在宪法体制没有改革之前还有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做一些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对其他方面非常有好处。
十年、二十年很快就会过去，如果把时机耽搁了以后做起来会很困难，或者说以后解决问题要采取很激烈的形式，有些工作早做了比晚做了要好，最终很多事情都要解决，关键是看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有些形式我们中华民族承受不起。
所以在基本宪法体制做较大改革之前，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劳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要重视，但不见得一开始就重视我们最基本的国家政治，我们把握形势不能让鸡毛蒜皮的事情把眼光变浅，要抓住基本的问题。
伟大的《资本论》是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问题上把握形势的工具，要抓住基本问题，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来判断。
从经济方面看，今年来农业情况变化比较大。
眼下我们密切关注的是粮食价格上升问题。
粮食价格有些地方上升了30%，有些地方上升了40%，最近涨价的势头还没有停下来，这次涨价其实的确是恢复到了历史上的某一水平，即96、97年前后。
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粮食连年减产。
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达到了5亿吨，1964年亿吨的产量使我们市场大体上能够平衡，这样积累下来反映了市场上粮价的上升，而最近农业状况，决定了供应形势的不均衡，价格很容易暴涨。
本来可能只差一点，到了市场上就可能差很多。
我们的粮商，本来粮库里面有粮，但是他还要涨价，这样粮食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就有可能被扭曲，不能反映它的实际价值。
今年的粮食上升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但是连续几年的粮食歉收是一个基本原因。
粮食歉收的原因固然有自然灾害方面的，尤其是75年北方地区的干旱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土地没有耕种，或者被耕种之后农民没有认真地投入。
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就导致了粮食的歉收。
那么农民为什么没有认真投入呢？
原因既是他们对政策的反应，也是对过去几年粮食价格的不满。
价格太低，农民种粮不划算。
今年粮食价格提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据调查，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
一是中央政策的变化，由于部分地方开始取消农业税，更多地方农业税被调剂，减掉一定的百分比；二是中央政策对农民进行一些补助，原来补给企业的粮食风险拿出来直接补给农民，还有给农民购买器械和粮种的补贴，如果中间不打折扣，农民将因此增加3%的收入，根据在河北的调查，农民的收入可增加10%。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有些地方的农民收入可以增加10%以上，甚至可以增加20%。
比如说河北每年可收获两季，像邯郸，就可以增加20%左右。
这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导致了一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的困难。
以前的情况是，连续几年缺乏的是技工，现在突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缺乏苦工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地都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老板到地方政府去，希望政府号召农民到工厂去做工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农民比较了一下在工厂里做工和在家里种地的情况，到工厂做工可能条件不好，劳动条件、劳动时间、收入水平等如果算起来，还不如回家种地。
粮价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就发现，投入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从利益上讲是很合算的，所以今年有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变化。
对于这个变化，高层的反映是有喜有忧。
喜的是农民收入增加了。
中央新的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农民收入每年增加5%，过去几年实现这个目标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事实上农民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到5%以上，今年农民收入增加一举超过5%，这是一个可喜的成绩。
中国农村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起的问题，今年的这个变化没有可持续性，比如说下一年收入增加就不可能超过10%。
例如中国的某个省用电增加了18%到19%，结果GDP增加却不足9%。
大家知道，在耗能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用电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基本持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政府是有规则的，超过了10%的消耗或者8%的消耗，我们就有政策约束，或者说七上八下，八上九下也是妥当的。
整体上讲，过去两年的工业的确有点压力，能源消耗也是一方面。
要观察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看一下陕西省和河北省交界的马路上的汽车，马路上的汽车非常繁忙，如果马路上没有汽车就算说经济增长非常快也不现实，由此可以判断农民的增收很可能超过了10%。
那么农村的社会状况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些困难，因为有一些案例调查很难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
总体上分析原因有两条：
东部地区社会形势紧张一些，西部稳定程度大一些，中间介于两者之间。
这个原因和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一个是两极分化，另一个是历史上某种因素的影响。
历史上的因素就不用说了，两极分化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根据案例调查，一些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是很严重，穷的家徒四壁，缺医少药,富的腰缠万贯。
这是一个引起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尤其可能引起农民的不满，有些地方农民就高喊反腐败，把怨气撒在一些地方官员的身上，事实上地方官员肯定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个更具体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不安定因素，那就是土地。
建国以来，我们牺牲农民搞工业化，在粮食价格上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或者说是实行价格控制。
农民对工业化有一定的贡献，这是一方面。
后来农民对经济发展的更为巨大的贡献就是出卖廉价劳动力。
责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张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使我们赚到了大量的外汇，积攒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这支持了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农民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
调节劳资关系就是要使农民的付出少一些，拿回家的东西多一些。
这几十年逐渐加剧了农民的“贡献”，这个贡献要加引号，主要是关于土地问题。
实际上就是圈地，大规模的圈地。
有些地方一些农民的房子正在被拆除或拆除了一半，现在的很多政府的圈地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的基础计划放在桌面上，确保削弱农民利益的圈地大部分是不违法的。
同时又说，违法肯定也难免存在，但是要给农民一些补偿。
但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经济补偿。
而国家法律给农民的补偿很不可观，数量不大，很容易做到，如果真正把这块地卖了，所得到的利益是毛毛雨。
圈地这个事情引起社会关注程度非常高。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两极分化，情况就不一样了。
人的心理是这样的：
不患穷而患不均。
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几年我们的社会安定是个主题。
据统计，因为土地问题可能使农民的损失超过三万亿。
廉价劳动力使资本能得到更多的利润。
关于拖欠工资的数据显示，全国拖欠农民工资达到几个亿。
比如，在山西省东北部有一个奴役工厂——奴役工厂就是用武装人员把农民给监控起来，强制劳动。
这几方面的变化，使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牺牲。
如果这个牺牲能够带动整个经济，这还有一定的意义，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个牺牲没有带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些人有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宁愿不要这个增长，也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从旁观的立场上看，农民的牺牲对国家有贡献，现在我们不要这个贡献了，以人为本嘛——党中央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国家为本，凭什么要牺牲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利益，我们要的是双赢。
这是社会局势紧张的一方面。
政府经常统计一个数据，叫做群体性突发事件，比如几个人聚集起来与国家对抗就叫突发性群体事件。
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叫恶性死亡事件，其中包括涉农事件每年发生多少件，简单来说就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事情。
这是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真实的情况，政府部门不公开，只是一些政策研究部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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