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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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
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
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
作者：
特劳特·梅
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
特劳特·梅耶
吴晓真 译
【摘要】论文旨在研究社会变革和养老金体系之间的关系。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有偿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养老金水平。
因此，在女性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欧洲国家，老年女性得到的保护程度较高。
而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中，性别对就业参与的影响较大。
因此，防止贫穷的公平养老金政策不应将劳动力市场作为切入点，它必须为所有阶层的女性和男性改善就业机会。
在社会性别关系现代化实现较早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符合“贝弗里奇模式”：
一个由强制性职业养老金补充的全民基本养老金能够更有效地防止老年贫困、促进妇女独立。
在社会性别关系现代化实现较晚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取决于收入和缴款。
这些“俾斯麦国家”在防止贫困方面的效力较低，女性对男性的传统依赖得以存续。
虽然贝弗里奇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但它们还是为女性提供了较好的防贫保护。
贝弗里奇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对抗贫困，必须既有法定最低养老金，又有强制职业养老金。
【关键词】贝弗里奇模式 俾斯麦模式 养老金 德国 性别平等
【中图分类号】Ｄ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２８－２７
概 述
每个人都希望退休之后还能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份收入还能够维持他们退休之前的生活水准。
从１９５０年代后期起，许多欧洲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即以此为目标。
最初的养老保险机制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
男女双方作为配偶白头偕老，并与子女共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对退休夫妇的收入主要来自“养家糊口”的一方，问题也不会太大。
因为一方的养老金将足以支持两人的生活，有时妻子还另有数目较小的额外养老金。
丈夫去世后，妻子还有遗属养老金可领。
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上，要实现老年收入的保障也从来不是易事，而且往往只是有限的保障。
１９７０年代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让公众认识到：
女性照料子女、丈夫，并且操持家务，这些无偿劳动使她们面临的社会风险比原先料想的更大；而且，女性的就业收入偏低，往往导致她们独立的养老金不足。
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变革导致了“新的社会风险”（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５），它对女性的冲击尤其显著。
与此同时，市场的日渐国际化迫使福利国家和企业削减成本。
如果福利国家和雇主们没有做好保护女性免遭冲击的充分准备，那至少应当改变传统养家糊口模式的假设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社会变革和养老金体系之间的关系，讨论欧洲现有的各类养老金体系及其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老年男女收入的影响。
论文第一部分将解释为什么要关注未来养老金领取人的预期收入。
第二部分陈述影响未来国民养老金改革的各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欧洲法定和职业老年保险领域的各种制度形式。
学术界将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分为两大类：
一为俾斯麦模式，德国是其主要代表；二为贝弗里奇模式。
不同类别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养老金挑战，但这两大类别国家的未来养老金改革均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我们关注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是因为老年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就业史。
这一点在养老金“缴费与权益对等原则”日益重要而“维持与供养原则”日渐退出的时代尤为重要。
第三部分将分析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从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养老金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当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对男女之间差异的考察必须与社会不平等相联系，而社会不平等则建立在两性收入和教育差异的基础上。
艾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在《未完成的革命》（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中指出，对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士来说，男女之间养老金差异带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第四和第五部分将待考察国家分为两组，并对它们各自在过去１５年间进行的养老金改革进行回顾，重点评估现代化和全民养老金的重大削减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会如何影响男女两性的未来养老金领取。
最后是全文的总结，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既能防止贫困，又不会危及中产阶级的地位？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德国的状况，并将其同其他国家的进展相对比。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德国过去十年间进行的改革将未来养老金领取者，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毕生收入低的男女暴露在风险之下。
本文还质疑了长期以来为了保障较高收入人群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措施的合理性。
贝弗里奇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引进强制职业养老金；而且，法定养老金必须设定在与就业收入高低无关的最低防贫线上，以取代社会救济。
一、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未来的养老金：
本文研究的对象
欧洲现有哪些养老金体系？
它们怎样随着改革而演变，又怎样影响着男女两性的老年收入？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实证答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确定考察哪些人的养老金。
例如，我们可以对比当前养老金领取人的收入。
此类收入取决于他们前４５年左右活跃工作期间的保险制度规定。
为此，分析须至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然而，因为更年长的养老金领取者还在世，所以分析至少可以上溯到１９４８年。
第二，当代养老金取决于养老金领取人在１９４８年到２０１０年间的就业历史和家庭状况。
再者，已婚人士的状况有别于单身人士。
已有文献对养老金是否充足的研究颇为详尽。
从社会性别角度入手的研究往往指出妇女所处的劣势。
例如，长期以来，女性的养老金普遍低于男性，因为女性的成年生活往往不同于男性，而且养老金制度通常偏好充分就业的群体（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１９８４；Ｋｕｌａｗｉｋ，１９８９；Ｌａｎｇａｎ＆Ｏｓｔｎｅｒ，１９９１；Ｌｅｗｉｓ，１９９２）。
数十年来，德国俾斯麦式的养老金体系相当慷慨，现今退休人员的贫困还不算是严重的社会问题（Ｍｅｙ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ＯＥＣＤ，２００１）。
因而，本文将不讨论现有养老金领取人的收入状况，而是从已知情况推断未来养老金领取人的养老金水平，并比较未来男性和女性养老金领取人的收入差别。
这要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制度上，并且评估目前活跃在劳动市场上的成年男女在今天享有哪些机会。
虽然所有国家都承认生育、护理、培训教育等活动应同养老金领取权挂钩，但就业历史较长者进入老年后的收入全都高于那些在工作的阶段经历较长经济不活跃期的人群。
为此，我们不但需要考察当前的养老金体系，还要探讨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哪些男女均可考虑的选项。
二、改革的范围
（一）为什么俾斯麦国家和贝弗里奇国家的改革家们面临不同问题
卡尔·金里奇（ＫａｒｌＨｉｎｒｉｃｈｓ）曾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改革比作“行进中的大象”（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２００１：
７７），因为老年保险体系制度臃肿，腾挪不便。
制度研究表明，国家性的老年养老金体系抵制改革，因为它们对公民做出了长期的不可食言的承诺。
紧缩和承诺的改变不受欢迎，当权者肯定会在下一轮选举时受到惩罚，于是他们回避养老金改革这一话题（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４）。
任何对养老金改革可能性的评估都必须涉及现有制度对养老金体系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西欧在二战以后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养老金体系（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３；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２０１２）。
它们对男女两性的老年收入和老年社会不平等有着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欧洲有一些所谓的“俾斯麦国家”：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它们的社保体系有着如下特点：
国家养老金水平取决于收入和缴费水平，终其就业生涯一直缴纳养老金的人可领取到相当于自己就业时期最后一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作为养老金（ＯＥＣＤ，２００１）。
此外，这一体系为夫妻中存活时间较长的一方提供相对丰厚的失偶养老金。
就业历史有中断的个人领取的养老金较低。
因此，这些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就是基于上文提及的“养家糊口”模式。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从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就承认，养老金也应同无偿工作挂钩，但从事过无偿工作的群体领取的养老金还是普遍低于一般就业者。
另一方面，欧洲也有一些所谓的“贝弗里奇国家”，包括北欧国家、荷兰、瑞士和英国。
这些国家提供两个层次的养老金：
一方面是人人享有相同的、一般足以脱贫的国家养老金。
此类养老金创立于１９４０年代末至１９６０年代之间。
此外，在享有国家养老金的公民中，低收入者的养老金获益与其就业收入之比高于高就业收入者。
因此，相比俾斯麦国家，贝弗里奇国家的法定养老金与其说同收入挂钩，不如说是一种再分配形式。
然而，对收入较高并因此期待相应的老年生活水准的人来说，国家养老金并不充分。
因此，职业养老金就在这些国家里起到了保证收入的作用。
尽管英国因其发达的职业养老金和较低的法定养老金而被归入贝弗里奇模式，然而它却游离在该模式之外，尽管该模式的称谓源自英国①（Ｍｅｙ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
１５９；Ｓｃｈｕｌｚｅ＆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７：
７７０）。
首先，英国法定养老金低于其他贝弗里奇国家。
在北欧国家、瑞士及荷兰，至少自１９６０年代起，法定养老金均持平于或高于根据需求调查所确定的社会救济金①。
而在英国，如果养老金领取人没有职业养老金，他们只能依赖社会救济。
第二，在贝弗里奇国家中，只有英国听任企业决定是否提供职业养老金。
其结果是，只有一半左右的领薪人口享有职业养老金。
截至１９９０年代末，英国的职业养老金主要由所谓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构成。
这种与收入挂钩的给付，金额由雇主担保，财务风险从员工转给了雇主。
低额的法定养老金意味着男女两性均依赖职业养老金；否则他们只能陷于贫困或申请社会救济。
由雇主提供的养老保障在公共部门的普及程度高于私营企业，而提供雇主养老保障的私企主要是大企业。
因此，截至１９９０年代末，享有雇主养老金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随着社会服务的拓展以及私营企业竞争的全球化，这一趋势得到了扭转。
（二）经济增长越强劲，老年保险就越优越？
对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关文献已经相当丰富。
在１９７０年代，哈罗德·威伦斯基（ＨａｒｏｌｄＷｉｌｅｎｓｋｙ）率先放眼全球，指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出台了全面社会福利制度。
他的推断是，经济决定福利国家的增长（Ｗｉｌｅｎｓｋｙ，１９７５）。
根据他的理论，福利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出现关联，是因为随着市场的扩张，人们越来越依靠金钱而非年轻一代，来提供老年保障。
养老金体系的扩张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如果把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威伦斯基的理论迄今依然正确，不过，它的说服力变弱了。
表１给出了本文研究的１３个国家２０１０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
这些数据反映了购买力的实际差异。
挪威（４４０００欧元）和瑞士（３８０００欧元）遥遥领先；西班牙（２４０００欧元）和意大利（２５０００欧元）最不发达；其余国家的年人均值在２７０００－３２０００欧元之间。
这些经济差异反映在整体就业参与上。
２０１０年，除比利时外，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也有最高的整体就业率。
由于受薪工作传统上一直是男性的核心活动，所以各国的男性就业率相似，并都高于女性就业率。
正因为如此，整体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主要由更强劲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来拉动。
事实上，如表１所示，在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中，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妇女参加经济活动最积极的国家，还是兼职工作在全部工作中占比最高的国家。
从理论上来说，更多的经济财富也能为更高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
然而，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并未如哈罗德·威伦斯基的预期。
无论兼职工作的范围如何定义，就业参与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存在，但经济最发达国家成年人口中６４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是最高（表２）。
此外，也没有清晰的证据来证实国家养老金支出随着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例如，如果比较一下意大利和奥地利（上述国家中养老支出占比最高的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意大利６４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远远高于奥地利。
相比之下，挪威与荷兰的人口中老龄比例都比较低，但挪威的养老金支出远远低于荷兰。
这些差异说明，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没有威伦斯基想象的那么重大。
对他的现代化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Ｍａｂｂｅｔｔ＆Ｂｏｌ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也同意，经济发展对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制度化至关重要，但他们同时认为，国家养老金的特点由政治决策、制度影响和私营部门的性质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更高的经济增长要求劳动力市场政策能为女性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负担起公共儿童保育服务、两性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和育婴假。
这样的政策要求更多的社会支出，而政府也可能因此退避三舍，至少在短期内会如此；然而，国家对比研究表明，此类投资具有长期成效，成本可以收回。
在欧洲就业导向型养老金体系中，相关的改革有望改善老年两性不平等，因为它们为老年两性获得独立的养老金创造了条件（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Ｓｃｈｍａｌｒｅｃｋ，２０１１）。
三、现代化、社会不平等、歧视：
１９６０年以来女性经济状况的改变
（一）就业参与
以上分析表明就业对经济实力而言的重要意义，而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高参与水平不但推动就业率的提升，还能增加她们独立领取的养老金的机会。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妇女就业从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演变。
图１显示了１９６０年以来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中妇女就业参与的发展情况。
在所有国家中，妇女就业率从１９６０年以来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不过各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
有意思的是，直到１９９０年代，贝弗里奇阵营中的国家差异比俾斯麦阵营显著。
在此期间，北欧国家政府采取了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妇女融入劳动力市场，使儿童保育成为人人可享用的公共品（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７）。
于是，自１９７０年起，七个贝弗里奇国家中有五个女性就业率过半。
在芬兰、瑞典和丹麦，女性就业率早已达到６０％左右。
到了１９９０年，瑞典的女性就业率高达８１％，英国的女性就业率为６６％；只有荷兰落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才奋起直追。
英国的女性就业率稳定提高、增速放缓。
在１９９０年代，其他国家的增速均放缓，荷兰终于追赶成功。
于是，到了２０１１年，贝弗里奇国家的平均值为７６％，标准差极低（４个百分点）。
在俾斯麦国家，上述进程开始得比较晚，起点比较低，范围同贝弗里奇国家亦不可比。
１９７０年，七个俾斯麦国家中不到一半的女性被融入劳动力市场；１９９０年代之前的女性就业率增长较为缓慢；各国之间的差异比贝弗里奇国家更稳定。
１９９０年，这些国家的妇女就业率从西班牙的４２％到法国的６０％不等。
２０１１年，所有贝弗里奇国家中有超过７０％的女性从事带薪工作；而俾斯麦国家中只有德国的妇女就业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３％，第一次同贝弗里奇国家媲美。
西班牙从１９９０年起发展迅猛，但意大利依旧是俾斯麦国家中的掉队者。
至２０１１年，俾斯麦国家的标准差（７.４个百分点）高于贝弗里奇国家。
（二）教育培训差异和社会不平等
图２显示２０００年以来两个国家群体受过低、中、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平均就业率。
如前文所述，贝弗里奇国家参与就业的女性远超俾斯麦国家。
不过，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俾斯麦国家的就业参与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具备中等资质的女性群体。
与此同时，贝弗里奇群体国家的数字停滞不前，甚至有所跌落。
教育程度差异巨大。
在２０１２年，俾斯麦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有７８％参加就业（贝弗里奇国家为８２％），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只有６２％参加工作（贝弗里奇国家为７３％），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只有３８％就业（贝弗里奇国家为４９％），远远落后的意大利低至３０％。
①两大国家群体的对比表明，贝弗里奇国家具有领先优势，而这种领先优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者中体现最不明显。
在其他两个受教育程度类别的女性就业者中，两大国家群体的差异都为１１个百分点，几乎是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三倍。
受过高、中等教育的德国女性的就业率远远高过俾斯麦国家的平均值，接近奥地利的水平。
这种差异极为显著，同男性就业率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图３显示同一时期中不同教育程度男性就业参与率的变化。
总的来说，在每一个受教育程度类别中，参加工作的男性均多于女性。
不过，在女性就业参与率大大提高的同时，男性的就业水平都有所下降，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尤为如此（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俾斯麦国家的降幅为８个百分点，贝弗里奇国家为５个百分点）。
无论属于哪种教育程度，贝弗里奇国家的男性就业率均高于俾斯麦国家。
然而，德国的情况不太符合上述分类。
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男性的就业率大大高过两大国家群体的平均值，但受过中、低等教育的德国男性就业率却低于平均值。
总的来说，德国男性２０１１年的就业参与率为９１％，在本文研究的国家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瑞士。
我想对比一下两性就业参与的趋势。
图４显示了两性就业率之间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发生的变化。
数据表明，男性劳动力市场的融入在多大程度上领先女性，但同时也显示了这一领先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收窄。
不过，我们也应当记住，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标，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涉及不平等问题的工资水平，也没有考虑到兼职工作。
第一个重大发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大国家群体中两性之间的不对称大幅减少。
其依据是，所有国家２０００年的两性就业差异均大于２０１２年。
这是因为女性就业参与增加，而男性就业参与减少。
其次，如果我们以２０１２年为样本关注一下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贝弗里奇国家的性别差异较不明显。
在贝弗里奇国家中，受过高、中等教育男性仅高于对应女性５个百分点，而俾斯麦国家中，受过高、中等教育的男性分别高于相对女性７个和１２个百分点。
受教育程度低的两性就业差距最大，但贝弗里奇国家为男性高于女性１２个百分点，低于俾斯麦国家的１７个百分点。
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的差距略大于其他俾斯麦国家，但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两性差异远远低于平均值。
总体看来，最大的性别对称出现在所有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以及贝弗里奇国家受过中等教育的两性之间；至于其他国家，性别差异至少有７个百分点。
最后，来看一下两性的收入。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两性之间的对称不断增加；其间的各种关系看似更为复杂。
从２００２年起，欧盟统计局每隔四年就对欧盟的工资水平进行一次调查。
图５根据２０１０年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两性的平均月工资绘制而成，对比了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
兼职和全职工作均包括在内，这能部分解释工资差异。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工作收入等同于男性工作收入。
有意思的是，在所有国家中（西班牙除外）最大的相对工资差异存在于受正规教育水平最高的两性之间。
平均来看，最大的性别对称出现在受正规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
受教育水平最高者和最低者之间的差异在奥地利（１７.５个百分点）、法国（１５.５个百分点）和德国（１４.５个百分点）最大。
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在文献中被描述为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效应（Ａｒｕｌａｍｐａｌ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经济学家们将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生产性的”要素，也即无关性别的要素。
这些要素影响了人力资本，如工作经验年限、受雇公司的规模、受雇于公共或私营部门、工作时间、就业类型（Ｔｈａｒｅｎｏｕ，２０１３）。
因此，受过高水平正规教育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比起同等资历的女性更能够获取薪酬最高的职位。
低教育水平员工的工资差别较小。
不过，无关性别的因素只能解释两性之间工资差异的５０％左右（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常见的针对不同性别的歧视，如招聘时或在劳动法庭审理中忽视女性（Ｂｌａｕ＆Ｋａｈｎ，２０００），以及余音犹在的、将性别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定型（Ｔｈａｒｅｎｏｕ，２０１３）。
（三）未完成的革命
艾斯平－安德森将教育不对称作为其著作《未完成的革命》（２００９）的基础。
他认为，女性在就业秩序中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更为平等，他们的利得更多集中体现在双收入配偶身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仍存在较严重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他们沦于贫困的风险依然较高。
他呼吁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更多措施，将“未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为后代创造更大的繁荣、减少不平等。
他的上述观察对本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教育是否对称将会影响到欧洲目前参加工作的男女两性的养老金历史。
然而，艾斯平－安德森过于注重近几十年来教育现代化的利得，忽视了受正规教育水平高的两性之间的不对称和上文述及的、存在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持久不去的歧视。
然而，他的“未完成的革命”论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如果养老金政策主要关注女性面临的特殊风险而忽视社会不平等对两性的影响，就会功亏一篑。
但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对于阶级差异的敏感性还不够。
受过高等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并不一定代表贫困问题，但持续的工资不平等和歧视是不公平的。
它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延续了下来，即便在社会民主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也不例外。
四、社会变革对未来养老金的影响
（一）贝弗里奇国家
我们先看贝弗里奇国家。
如前文所述，最晚从１９６０年代起，北欧国家、荷兰及瑞士的基本养老金按公民资格发放或采用某种形式的全民社保，对公民的财务状况不加审核。
此类社保使终身所得低的人也能在不依靠社会救济的情况下享有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这种政策方法让贝弗里奇国家有更多的妇女获得了独立于男性的老年收入；避免了有就业史者和无就业史者之间的显著社会不平等。
不过，这些国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妇女就业参与率不断提高，因为贝弗里奇国家的女性被融入劳动力市场，所以她们不但获得了基本养老金，还比俾斯麦国家的女性更早享有职业养老金。
因此，贝弗里奇国家的较高就业参与率不但代表着防止老年贫困的额外保护，还有助于妇女在全民养老金之余，享有类同于男性并接近自身最后就业收入的退休收入。
对贝弗里奇国家的许多妇女来说，养老金收入起到了防止贫困和保障社会地位的作用，因而为性别平等做出了贡献。
虽然如前文所述，较低的教育水平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之间更为显著的差异，但在贝弗里奇国家，即便是那些因为受教育水平低而面临更大、更多社会风险的群体也有老年保障。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工资平等尚未实现，性别不平等持续到老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影响尤甚。
不过，英国却游离于贝弗里奇国家之外。
英国的养老金体系在减缓养老金领取人面临的因阶级和性别因素而造成的贫困风险方面效力不够。
英国的法定养老金只提供给有就业史的公民，就业史有中断的公民也可以领取。
此外，法定养老金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
为此，英国女性养老金领取人比贝弗里奇其他国家的女性养老金领取人更难获得全额法定养老金（Ｇｉｎｎ，２００３）。
值得指出的是，无人获得高于平均工资５０％的法定养老金，而平均工资的５０％如今被视为积极社会参与的门限。
更有甚者，国家养老金远远低于本就很低的社会救济水平。
然而，因为任由雇主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提供职业养老金，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制度（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仅存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大企业。
这样一来，是否享有职业养老金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部门。
对许多妇女来说，较早融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进入公共部门工作。
此外，从１９７０年代起，公共部门的兼职员工也开始享有职业养老金，素质因而大大提高。
其结果是，在１９９０年代，职业养老金计划中的女性比重持续增加，而私营部门投保职业养老金的男性比例下降。
对受过较高教育的两性来说，养老金不平等缩小；对具备中级资质的公共部门两性员工来说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还假设，具备较高正规资质的夫妻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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