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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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绪论：
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
中国2０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尤其是“五四”新文学
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
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
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
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
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
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
实践。
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集体性的精神运动过程，即使在2０世纪
行将结束的今天，文学的历程仍将一如既往地跨过世纪之门，向新的
未来深入推进下去。
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短暂的瞬间，
不可能积累太丰富的精神成果，所以，人为的断代史并不能说明什么
问题。
从1949年算起的当代文学史，仅仅是2０世纪文学的某一阶段，
这个概念也会随着“2０世纪文学”或者广义的“现代文学”的普遍
应用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
但目前仅就这一阶段性的文学过程为研究
和教学对象，其源流也只能在整个2０世纪文学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
早在4０年代，新文学运动中的左翼人士就已经在理论上探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正在进行中的抗战所提出的文化要求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著名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是这种理论要求
的集中反映，虽然这场讨论表面上是由毛泽东的一段有关“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的论述1和向林冰的一篇探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
泉”的理论文章2所引起的，但它深层次地反映出“五四”以来的新
文学传统在战争的现实要求下日益显得不相适应的困境。
以启蒙主义
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
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断抗争来自国家权力所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
方面又对长期蒙受了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采取了启蒙教育和精神
批判的态度，这种“双刃剑”的功能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
学运动的实践中发挥了辉煌的战斗力，并在常识上被认同为新文学传
统的主流。
但是，1937年爆发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这个
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受到考验，由于在战争中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
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在几千年被压抑的人性中爆发
出自我牺牲的“美的极致”（孙犁语），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的
启蒙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
来。
所以，历史地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的民间文化形态
不能不进入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视野。
另外一个相关的文化现象是：
由
于抗战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使原来相互对峙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
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
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和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名义上都是在国
民党政府管辖的文艺界组织，同时又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暗中控制
和领导，这里当然是有内在的冲突和斗争，但国家和党派权力正面渗
透到文学领域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这就使战争以来的新文学价值结
构有了复杂的改变，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
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
三分天下的格局。
这种格局不仅存在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同样
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甚至还存在于日本侵略军占领
下的沦陷区。
因此，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抗战以后的文化格局出现
了新的结构和规范。
企图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抗战以来新的文化规范之间的关系
作出理论整合的，是胡风。
这位“五四”新文学传统最热烈最自觉的
捍卫者，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中敏感到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
与抗战以来大众文化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新文学可能受到的威胁。
于是他这样解释了新文学的传统：
“文艺大众化或大众文艺底内容底
这一个发展，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
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
活动所累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这三方面底内的关联就形
成了‘五四’新文艺底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
”3如果把这三个方
面的内涵的顺序倒过来说，那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从苏联
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及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
运动，且不讨论胡风对新文学传统的整合是否全面，他在理论上作出
的努力，正是想把抗战以来文学实践的新的经验归纳到“五四”新文
学传统中去，来充实和丰富新文学的传统。
胡风强调了以大众化运动
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是进展而不是否定了“五四”的传统，所谓不
是“否定”，即迄今为止的大众化运动依然是仍然没有从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主义任务中突变出去；所谓的“进展”，是指“五四”新文学
由“市民阶级”把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它的继承者。
4很显然，胡风虽
然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但他对“五四”运动是资
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这个认识，则是沿袭了自瞿秋白以来所有的共
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一般看法。
就在同一年的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却对“五四”
新文学运动作了完全不同于以前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
他称“五四”
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
的文化。
”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这样一来，抗战以来共产党直接参与并建构的新的文化现象，成为
“五四”以来的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还用热烈的口吻高度赞
扬了鲁迅，把鲁迅为象征的3０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概括为“围剿”与
“反围剿”的斗争，5鲁迅当年确实用过“围剿”两字，那是用来戏
拟2０年代末“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等对他的批判攻击的，现在
毛泽东把这个词与当时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将鲁迅
为旗帜的左翼文学运动纳入了整个革命斗争事业的范围中，很自然地
引申出了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的两支军队的说法。
6毛泽东虽然站在
比胡风高得多的政治起点和理论起点上总结了“五四”新文学传统，
并且也把它与抗战以来的新的文化规范统一起来，但他的结论与胡风
的结论是不同的。
面对战争，胡风强调了文学运动必须带了“新文艺
底传统”走进“战争所显示的生活密林”，如果没有了这个传统，
“文艺运动对战争的服务就弄到手无寸铁”。
7而毛泽东则是站在战争
所要求的立场上，更强调的是如何把文学运动改造成文化军队的现实
需要。
在几年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一
系列文艺思想及其论述的出发点，起于其《引言》部分，即关于两条
战线和两支军队的论述。
8为了达到这个需要，毛泽东对新文化的主
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样式，逐一地
进行了批判。
9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
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
他
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
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
他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两条途
径：
一、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
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二、无条件投入战争，一切为
战争的胜利服务，也就是一切都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路
线方针政策服务。
可以看得出，这两个要求都鲜明地烙上了战时文化
的特殊印记。
很显然，由于战争的规模与深刻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化逐渐
改变了前一阶段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规范，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新的
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规范。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矛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
从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新的文化规范做了深刻而完整
的论述，并且从这一现实出发提出了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从文学史的
发展来看，战争文化规范的建立虽然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有着某些
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它毕竟不是启蒙文化必然的逻辑结果，而是战
争外力的粗暴侵袭的产物，所以，它不能不与前一文化规范发生价值
观念上的冲突。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所作的严厉批评，不能不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反映。
因此，
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
“五四”
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毛泽东的文艺思
想及其影响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正是来自
于战争的伟大实践。
我们在讨论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源流时，不
能不注意到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
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
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
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发展概况
中国2０世纪文学史有各种分期方法和观念。
以我个人的研究心
得，抗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分期。
除了文化价值结构上由单一的知识
分子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
神传统以及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外，在地域的分布上也相应
于政治格局而分为三大区域：
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
的文学、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以及沦陷区的殖民地文学，1949年以后，
文学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只是地域的面积变化了，共产党控制的地
域扩大到整个大陆，国民党控制的地域缩小到台湾列岛，而回归前的
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仍然带有某种殖民地文化的特征。
正如对抗战
以后的文学史应该分头研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一
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也不能无视与大陆文学同时存在的台湾文学和
香港、澳门的文学，这一空间区分是不容回避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
教材只以1949年以后的大陆地区的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本身是不完整
的，与此相关的分期观念，也只有相对的意义。
所以本教材的文学史
分期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只是划分出一个大致的文学创作背景：
第一阶段：
1949--1978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
文代会”）召开。
这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
（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
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
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
束，尽管在台湾海峡两岸还对峙着两个政治敌对的政权，尽管中国大
陆的共产党政权长期处在冷战的威胁之下，一度还卷入了邻国的军事
冲突（抗美援朝战争），但中国土地上大规模的军事武装冲突是结束
了，中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已经指出：
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
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但是，文化规范
的形成总是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缓慢得多，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
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毛泽东的这一有
益告诫，实际上要到三十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真正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
而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
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
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
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
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
斥，等等。
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
性的改变。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
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在
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
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实现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
军”的设想11；在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
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12。
这些文艺思想和政
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规范上得到解释。
在后来的文学史
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一时期有些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归咎
于当时中共党内一度占主流地位的“极左路线”，但是，政治路线并
不是主观凭空设想出来的，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心理与
路线制定者思想感情的投合。
当时战争文化心理普遍存在的特征之一，
如果从那一时期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观察，充斥了战争心态的词汇几乎
俯首可拾：
诸如“会师”、“胜利”、“战役”、“插红旗”、“拔
白旗”、“文艺大军”、“重大题材”、“锋芒直指”、“猖狂进攻”、
“引蛇出洞”等等，文学创作获得成功被称为“打响了”，作品有所
创新被称为“有突破”，更无须统计像“战斗”、“斗争”、“武器”
一类军事词汇的使用频率。
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观念，自然
给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
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讴时代精神，这一时
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
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
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
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
但与此同时，
我们仍要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
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
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
有研究者比较了中国文学与前苏联文学
以后指出了这一重要的现象：
“对于苏联文学来说，是叶赛宁、布宁、
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
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
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
’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
价值的立场。
”13这一传统有力地支持了作家们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
达对社会的批判性看法，以及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特别值得提出的
是，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竟是产生在作家被
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力以后，仍然抱着对文学的炽爱，在秘密状态
下创作出来的。
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创作现象是，这时期有许多作家，
特别是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
会生活状况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
态的表现相当娴熟，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
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曲
折地传达出真实的社会信息，体现了富于生命力的艺术特色。
可以说，
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个传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还应该指出，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规范及其文化心理与和平
时期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性，在五六十年代不是没有引起有关国家决
策者的注意。
1956年举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大规
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任务主要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
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很明显，这一方针是为适应和调整和平时期文化建设而提出的，与战
争文化规范完全不同。
以后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高级官员对知识分子
问题和文艺工作还发表过一系列的讲话，企图纠正当时越来越严重的
文化规范与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性，以及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的紧张
关系。
但在当时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太大的
积极效果，最终导致了把军事体制极端理想化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劫难，以往
的文学史都将“文革”单独列为一个阶段。
如果以当时公开发表的文
学创作为依据，这样的分期是可以的。
但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进了
“潜在创作”的概念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和“文革”
当中，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创作，包括历次政治运
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用笔表达内心的理想之歌
和感情世界，如五六十年代绿原、曾卓、牛汉、穆旦、唐湜等的诗歌、
张中晓的随笔、丰子恺的散文、沈从文和傅雷等人的家书等等，尽管
他们的个人遭遇、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仍然保持了一种
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
这些创作文本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发表的，
但仍然保留了一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声音，至于它们是在“文革”
之前还是在“文革”期间创作，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果从这
样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的话，那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文学
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大的文学史阶段。
第二阶段：
1978年--1989年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从1978年算起而不是“文革”结
束的1976年，因为就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
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
当时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制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着
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
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
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文学史发展上
比较有意义的是1979年1０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
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
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
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
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4紧
接着，198０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
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毛
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15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
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词，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
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
16尽管这一
次作代会的路线后来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但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
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
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
当然，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从战争文化规范
遗留下来的心理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强调“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
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惯性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
的影响，譬如，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
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西方文化
思想依然采取怪惧和拒绝的态度，依然希望起用已经被历史教训证明
是错误的所谓“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文艺思想的问题，等等。
这就
决定了8０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
新的以和平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
斗争。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起，每一次
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
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
来，8０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正如前面所引用过的
一位研究者对“五四”传统的概括，是“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
’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
这一理论概括包含了对“五四”传统的多重理解，比起抗战时期胡风
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整合，似更接
近客观的真实。
在我的理解中，这“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在
“五四”精神里并不是有机合一的整体，而是体现了知识分子从古代
士大夫阶级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种价值取向。
“启蒙责任”反映了
知识分子在脱离了传统庙堂的价值取向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仍
然沿着救国救民的思路在发展，他们把目标转向民众，企图通过启蒙
的道路来唤起民众和教育民众，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
步。
鲁迅可以说是启蒙文化的最伟大的代表，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直鼓
舞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地为捍卫这一光荣传统而斗争。
“文革”
结束后，历尽灌难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反思几十年来
国家、民族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们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
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
“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
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
“文人意识”一词意义
比较模糊，我的理解是指新文学历史上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中
国社会的现状也充满了批判精神，但对启蒙的意义和结果却持怀疑甚
至悲观的态度，进而放弃了启蒙的追求，转而在民间确定自己的工作
岗位和专业价值标准，在文学创作的“专业”上则表现出对文学艺术
本体规律特征的重视和探求。
我们以往文学史著作很少承认并研究这
一传统的意义价值，但在“文革”后的8０年代文学创作中，仍然有
不少作家在这一领域开拓出新的成果，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
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
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这一“五四”传统的复活。
从历史的发
展来说，“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意义并非只是历史精神的重现，
“五四”传统是不断发展的，它应该包容当下的时代精神特征和现实
意义。
但在8０年代，由于人们刚刚从“文革”的灾难记忆里醒悟过
来，需要有强大的精神传统来支持他们反思历史和参与现实的拨乱反
正，“五四”精神传统成了他们最好的武器。
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在“文革”后重新焕发出写作热情以外，
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０年代成长起
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
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
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
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
文坛，成为8０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
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
主题在当代的再现。
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
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
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
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
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
趋向。
复苏的“五四”传统中还有一条“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
立场”，在“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
文
学理论上有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
等问题的讨论，虽然不成熟，却推动了理论界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
相比之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许多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
起先对西方
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
渐渐地圆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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