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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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的启蒙——黄远庸的《忏悔录》

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并非现代意义上具有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依附于专制君主以“入仕”为人生追求的阶层。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士人“入仕”的链条被斩断，从消极的方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黄远庸就是最早从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

黄远庸（1885-1915），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自远庸，笔名远生。

1905年，20岁的黄远庸进京参加清廷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试，中进士。

但是，他并没有援例接受清廷的官职，而是到日本留学。

留学回国后，先在邮传部工作，后又从事律师等职业。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黄远庸才脱离官场，从事新闻业，并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著名的政论家。

后又办报，成为“报界之奇才”。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要黄远庸写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

对此，黄远庸感到非常为难。

拖了七八天，后实在被逼无奈，决定远避他乡。

1915年9月3日，黄远庸离开北京。

后辗转到了美国，寓居旧金山。

到了美国，黄远庸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作了深刻的反省，《忏悔录》就是黄远庸反省的记录，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一

“瞑目委化而后名为死者，非也。

此特形死而已。

近世颇有学者深信灵魂不灭之说”，在篇首，黄远庸即提出了灵魂不灭之说。

然而，既然有灵魂不灭之说，必然也会有魂死之说了。

接着，黄远庸从反面描画了“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的形象:

“肢体动作、饮食起居，犹是常人，而块然其精神不复寓焉者是也。

……其人之身，有形而无神。

有如有人白昼见鬼，见有形而不见有身。

又如镜中看花，水中看月。

有花有月，实乃无花无月。

奄然一息，固无真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绝非超然象外者也。

”这里，黄远庸并没有引出社会不朽论与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已经为之埋下了伏笔。

那么，一个人怎么才能灵魂不灭呢？

黄远庸认为，首先要不为“形役”，要自由。

黄远庸承认自己是为“形役”之人，他说:

“余乃以身为形役之人也。

饮则吾有时不知为饮，食则吾有时不知为食。

起居坐卧，常若异人；动静操作，身动而心不属。

块然一身，早同异物。

日出日入，一切动静，常若冥然，无有感觉，似一身分为二截:

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

作呕既久，不可复住，则亦听之。

”同时，“为形役”有多种，“此傀儡之名片之衔号，实乃多种:

曰学生、曰官吏、曰新闻记者、曰政客、曰律师，皆其经历中之最大者也。

而此傀儡之余之于官吏、之于学生、之于政客、之于新闻记者、之于律师，亦犹其于饮食起居然，冥然罔觉。

其为自身之饮食起居，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实为学生、实为官吏、实为政客、实为新闻记者、实为律师也者”。

而这样的人，即是灵魂已死之人。

所以黄远庸说:

“盖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

”

同时，黄远庸认为，其实人的灵魂是不可能死的，只是为“牢笼”所囚系而已。

黄远庸仍然以自己的感受为例，说明灵魂之不死。

他说:

“即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

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

吾之灵魂，实有二象:

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拦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

耗矣哀哉！

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

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

”所以，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自由。

但是，由于“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

百端冲突，皆属于无效”，所以才被“梏置”，失去了自由。

同时，黄远庸也指出:

“此所谓安，非真能安。

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

惨哉天乎！

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

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

综之，恨不能即死！

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

”

“良心之苛责”、良知，即忏悔是通向灵魂不灭的更加重要的条件。

自由首先是良知的觉醒，没有良知觉醒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不为形役”只是灵魂不灭的必要条件，良知的觉醒才是真正的灵魂不灭。

所以，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具有忏悔意识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也是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真正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和节操的标准，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忏悔不是专门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

黄远庸指出:

“常人一生，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

其先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

”所以，每人都应当忏悔。

黄远庸认为:

“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

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

以次牢狱乃人生必经之阶段，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

”黄远庸自己承认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余历数余之平生，虽泛泛一寻常之人，但少年为学生时，尚有一二事刻入于脑影之中，不能磨灭；渐渐则不能有不能磨灭之事实，而仅有不能磨灭之思想；渐渐则并此思想消归无有。

综其所有，惟罪恶与过失。

余于清醒时平旦时，常欲用大力驱除其出于脑影，而消灭其苦痛者也。

”

黄远庸列举了三种入此牢狱之人的最终归宿:

其一，则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

自此以后，永永堕落。

凡今之种种人头畜鸣者，皆是也；其二，则其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

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爱。

磊落而英多，聪明而智慧。

然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乃自杀，或已早亡。

若是者谓之灵魂与躯壳之战死。

其三，则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

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

即其不然，亦得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

黄远庸自认非盗非贼，不会瘐死；非神非圣，不会战死，也不得破狱而出——“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

所以，只有“奔突叫号”、“窥狱隙而略见天日”，不堪良心苛责，只有忏悔了。

同时，黄远庸也指出，他并不承认良心绝对自由与绝对不自由论，“盖余以为余及世间人所犯一切之罪恶与过失，其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

”所以他的忏悔“含有自责与自恕二义”。

同时，黄远庸认为，良知也是一个人的天性，即便在最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

黄远庸回忆自己在南浔公学做学生时，一次大病且死，不禁浮想联翩，认识到“人类为物，初无价值。

其稍有价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即其人平日之丰功伟烈、嘉言懿行”。

所以，“顷刻之间，恨无机缘得为一善事以殁……冥想中忽触见看护余并之校役在榻旁隐卧，余思此乃余实行善事之机会。

余素未奉何教，此时忽发一种神圣卓越之宗教思想，将尽吾贫薄之脑筋所有，以改善此仆人”，云云。

以致于在此“良心焕发之时”，“心中畅快无似”，“真有神游天国之乐，可以消除病苦”。

良知使他感到如此的自由！

二

独立自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独立自尊不是良知与自由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深化。

黄远庸忏悔的第二个内容便是独立自尊的问题。

黄远庸渴望独立自尊，但是，真正做到独立自尊是不容易的。

儒家文化缺乏造成独立人格的元素。

原始儒家的创立之初，即是依附于专制君主的，尽管它也有过改造君主的愿望，但结果都成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

因此，对于中国来讲，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

”》一文中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起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Sapereaude！

（要敢于认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是啊！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样，我们对于下面黄远庸正讨论着关于独立的问题，怎么忽然转到对革命派的批判上了，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黄远庸是反对革命的。

我们这里不探讨革命的是非曲直，只是探讨黄远庸反对革命的出发点。

毋庸讳言，革命需要盲从，需要愚忠。

所以，革命与独立人格的养成是相悖的。

黄远庸反对革命，因为革命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

并且，黄远庸自己也现身说法，说明自己如何曾经迷信革命，为得自由而参加罢学却落得“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的结果的。

所以，黄远庸发现了革命的局限性，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说自己“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

接着，黄远庸批判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动其实与自己当年罢学没有什么两样。

他说:

“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罢学风潮之放大影片而已。

综自革命后种种政界现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无一不与取缔风潮相似。

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

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

然于余悔其罢学之后，过恶丛集，盖以余太无学力，只有感情而无理性，故非极端走入激狂，即极端走入腐败。

稳健和平，以谋建设作人之基础，乃非吾所能也。

吾国民无此建设性，则国家已矣！

吾个人无此建设性，则吾个人已矣！

”

同时，革命的结果也历历在目，令人无法恭维。

黄远庸指出:

“革命之后，党会纷立。

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时期中买卖人口之风盛行。

全国之高等流氓，乃等于插标入市之猪牛，小者卖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

女闾三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黄脸婆子、鸠面盘荼，亦复价值万钱，利市三倍。

譬犹肉市腾涌，虽瘟猪病牛，亦复不胫而走。

盖数年以来，人格扫地以尽矣。

凡兹种种，将以入他日民国秽史，非吾作所能详也。

”黄远庸看到的是人格的丧尽，而不是独立人格的养成。

政治革命的结果如此！

并且，革命之后，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民权，不仅没有真正一一兑现，且与晚清相差远甚。

黄远庸指出:

“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

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

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

黄远庸反对革命，并不是说他主张维护清廷的统治，更不代表他赞成袁世凯复辟帝制。

黄远庸记述了辛亥革命后他与庆那见面“说宪法事”的情形:

“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

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

那桐者至局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

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

吁嗟！

满洲亡其家国于此等人之手，岂不可哀！

”

当然，黄远庸反对帝制，也与中国的官场戕贼人的个性有关。

他说:

“毒药之毒、封豕长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之官界。

盖戕贼人才，此为第一利剂。

无耻下流、愚闇腐败种种，莫不由此酝酿增多，盖万恶之养成所也。

”是奴性的渊薮:

“此曹岂特无廉耻之心，乃并无心肝！

岂特无心肝，乃实无皮骨！

故余于六七年以前，即知吾中国人为奴之不冤！

”

因此，在左右开弓，对革命派和君主专制主义者进行了批判以后，黄远庸总结说:

“凡所谓党人政客，其程度不能远过于罢学之学生。

凡今所深恶痛恨于官僚之毒焰者，不外于余在某抚台官厅中及安东河上之所见。

而中国今日，只此两种人占有发言之权，且以后者为胜。

其他若农若商若无辜之良民，皆为此二流之人所愚弄荼毒。

呜呼，岂有幸哉！

”

黄远庸反对帝制，为袁世凯所不容而远避他乡。

同样，黄远庸反对革命，亦为革命派所嫉恨。

1915年12月25日，黄远庸在旧金山寓所被刺杀。

据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即为孙中山所下，由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林森执行。

1980年，当年刺杀黄远庸的“凶手”终于把这个“秘密”公开，引起舆论哗然。

所以，黄远庸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需要盲从。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理论实际上是实践论上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翻版，是一种愚民的思想，后来受到胡适等人的批评。

黄远庸察微知著，对革命派提出尖锐的批评，正说明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

当然，黄远庸并没有把自己描绘成圣人。

虽然他在科举时代，即无做官的思想，但是，“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者，交迫于中。

自此以往，乃纯然理欲交战之时期。

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

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痛苦。

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

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