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出现的汉语新词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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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出现的汉语新词汇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出现的汉语新词汇
2008年12月20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语文生活以及语文本身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特别是汉语词汇更是显出异乎寻常的大变动。
这也许正可以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词汇大变动一起构成20世纪汉语词汇发展的三个高峰。
比较而言,当今人们的开放心态、改革精神和现代化意识表现在对于语言的运用上更富有追求新色彩、寻觅新格调、敢于新创造的热情和能力。
外来词语“进口”的新浪潮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作为异域信息载体的外来词语同时涌入。
外来词语大量“进口”,形成汉语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的新浪潮。
而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在语言使用上常有一种追新求异乃至趋洋的心理,于是,外来词语的使用就成为当时语言生活中的一种流行色。
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大体有这样几种:
1.直用原文(包括简称、缩写),如:
PHILIPS、CITIZEN、IBM、MTV、XO,这多为商品、公司等专名和科技名词;
2.音译,如:
“拜拜”(bye-bye)、“巴士”(bus)、“的士”(taxi)、“香波”(shampoo)、“托福”(TOEFL);
3.意译,如:
健美(bodybuilding)、代沟(generationgap)、热点(hotpoint)、信用卡(creditcard)、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跳蚤市场(fleamarket);
4.音译与意译的加合,如:
迷你裙(miniskirt)、T恤衫(T-shirt)、耐克鞋(Nike)、霹雳舞(breakdance);
5.汉字与外文字母的组合,如:
卡拉OK、T恤(半原文半音译),BP机、CT扫描、VCD影视机(半原文半意译)。
外来词语的引进和吸收,是国际交流的必然和需要,也是丰富民族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恐洋”和“崇洋”都不对,都要不得。
既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接纳外来词语,又要对民族语文自尊自爱,不可一味迷外崇洋,滥用外来语。
至于店铺、宾馆、商品、牌号以至孩子的命名往往好用甚至杜撰洋词语,那是不足取的。
港台词语、粤语和北京话
港台是运用汉语的两个重要社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反映在语言上主要是词汇上有了某些差异,是“熟字生词”,即构成词语的“字”(语素)是熟悉的,但词语却有些陌生。
如:
运作、资深、共识、架构、饮品、展销、发廊、减肥、牛仔裤、美食城、度假村等等。
这些词语在普通话里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表达,但又不完全等同,它们透露出不同的意味、色彩和格调,给人们一种新异感。
据估计,近十年来接纳港台词语进入普通话不下六七百词。
而且港台在吸收外来语方面历来都很开放,所容纳的外来词语面广量大,内地引进外来词语许多就是经过港台再“登陆”的。
与此相关,广州一带,由于与港澳的特殊关系,使粤语具有了令人关注的市场价值,粤语作为一种“赚钱的方言”(moneydialect)而成了强势方言向全国流行。
学习广东话成为一种“热”,而“炒鱿鱼”、“发烧友”、“电饭煲”、“煽油”、“鸿运扇”、“收银台”等粤语词汇也随处可见。
甚至“的士”这样的粤语音译词也已北上进京,北京人把坐出租汽车称为“打的”,甚至把出租用的平板车叫做“板儿的”,更是南北联姻,东西合璧。
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浦东的开放开发,作为吴语重心的沪语,也显示出某种强势,“大兴货”、“解套”、“割肉”、“捣糨糊”等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至于北京话,是一种最具声望的方言,北京处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新闻传媒发布的基地,其词汇最容易为全国广大地区所接受,“盖”、“帅”、“火”、“倒爷”、“侃大山”、“大腕儿”、“傍大款”等等京味词语扩展流行很快,并已经或正在进入普通话。
某些旧词语的“复活”
某些旧词语“复活”而以新词语的姿态出现,也成为汉语词汇变动中的一种景观。
原来有些反映市场经济及其文化意识的词语,在计划经济时期,成为旧词而濒于消亡。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隐退了的词语,重又登上社会的交际舞台。
如:
股份、股东、典当、股票、证券交易、炒买炒卖、通货膨胀等等纷纷启用,老板、经理、董事长、经纪人、太太、小姐、保镖等等也一一复出。
对于这些词语,老一辈人不免有些感慨系之,甚至有人表示反感,投书报刊呼吁“慎用”有关的词语。
其实,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既然有些社会现象重新出现,那么表现它们的词语“复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旧词的重新启用,并不是完全照搬旧义,而是赋予当代意识的。
新造词语“洪波涌起”
改革开放的中国,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词汇也就直接作出反应,及时构造新词语以供表达。
新词语大量涌现,其产生之多之快和流传之广之速实为前所未有。
据于根元、刘一玲主编的《汉语新词语》编年本(从1991年起始编),新词语以每年数百条乃至上千条的速度递增。
如:
特区、创收、空嫂、军嫂、离休、待业、下岗、打假、大款、爆炒、炒家、官倒、博导、个体户、洋插队、哥们儿、姐们儿、国库券、立交桥、希望工程、反腐倡廉、一国两制等,一经创造便在公众传播媒介中广泛流通。
就“股市”一项,产生的“股”词“股”语就极其众多:
股民、股盲、股经、股东工人、公股、私股、原始股、二手股、上市股、职工内部股、认股、炒股、配股……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引起的汉语词汇变动,表现在造词法、构词法和用词法上,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现象和特点:
句法组合为新词语的主要构成方式:
汉语新造词语,大多用句法组合方式构成,其中尤以偏正关系的组合方式占优势。
如:
弱智、港商、群蛀、个体户、宏观调控(均为偏正式)。
其他如:
调价、翻番、扶贫、待业(为动宾式);团伙、展销、影视、评估(为联合式)等等也都是用句法组合方式构成的。
新的词缀或类词缀的滋生:
在新词语的构成上产生了一些新的词缀或类词缀,并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的新派生词或类派生词。
如:
“热”(出国热、文化热、股票热)、“角”(英语角、恋爱角、集邮角)、“度”(透明度、知名度、新鲜度)、“风”(送礼风、摊派风、吃喝风)、“族”(上班族、追星族、名牌族)、“门”(拉链门、艳照门、老虎门;用“门”表某种不良事件)等。
缩略:
近30年来,缩略与简称成为构造新词的重要来源。
如:
博导(博士生导师)、建材(建筑材料)、公关(公共关系,原为意译外来词,但一成简称,则为地道的汉语词)、公交(公共交通)、特困户(特别困难户)、两个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专门用语的通用化:
把专门领域的术语转化或泛化成为普通词语,这是现代汉语新词语发展的又一种走势。
如把物理、化学上的“效应”泛化成为表示引起某种反响或产生某种效果的用语,于是有“深圳效应”、“明星效应”的流传。
又如“滑坡”(地学名词)、“反思”(哲学名词)、“黄牌警告”(足球比赛用语)进入通用词语也是由语义泛化而来的。
活跃的修辞造词:
由修辞而造成新词语,也极为常见。
如以“菜篮子”借指副食品供应,就衍生出“抓菜篮子”、“菜篮子工程”等一批用语。
外来词语的“汉化”:
在大量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的时候,力图使它融入汉语的造词和构词的模式,加以“汉化”。
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音译外来词语的时候着意使所运用的汉字做到音意兼备,使人在语感上觉得它是一个汉语词。
除前面举过的“香波”之类例子外,还有:
保龄球(bowling),给人以保持青春不老的意味;乐口福(Lacavo)、可口可乐(Cocacola)、雪碧(Sprite)等饮料品名。
二是赋予音译外来词中本来只表音不表义的成分以一定的意义,而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
前面我们举过由“的士”(taxi)而产生出了“面的”、“打的”,这实际就是把“的”语素化,而且居然还有所繁衍,出现了“轿的”(出租用的轿车)、“摩的”(做载客生意的摩托车,这两个语素都是由音译字语素化后再合起来成了道地的汉语词)、“的哥”(称开出租汽车的男性司机)等词语,这也就是赋予“的”以“出租载客车辆”的含义。
这样,时间一长,只有追溯语源才能知道它们是外来词的音译成分。
至于有些日语词以汉字书写形式借用进来,往往不觉得其为外来词,如“营业中”、“新登场”之类。
同时,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把外文字母(主要是英文字母)融于词内或短语内,如说“甲A联赛”、“T恤衫”、“B超”、“做CT”、“看MTV”等等,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广泛和深入,这种现象将会有所增加,应该说这对于汉语造词法是一种突破和创新。
新词语的规范是一个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语汇处在本族语与外来语、普通话与方言、书面语与口头语、文雅语与市俗语、专业语与通用语等等多元的语汇成素和语汇材料的不断碰撞和融会结合的发展之中。
这样,汉语的词汇系统既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无疑也就会使语汇系统激起变异,对语言既有的词汇规范造成一定冲击。
对此,有人表示担心和反对,希望和要求筑牢“规范化”的堤岸来防范语词变异的新潮流。
其实,有变异才能发展,要发展又需有规范。
抑制变异,株守成规,发展就会停止,语言也就失去活力;不要规范,唯重变异,发展就要乱套,语言也将遭到毁坏。
这两种情况都会给语言带来不幸。
所以,既要容纳种种变异,又要审慎加以规范。
大潮澎湃,泥沙俱下,某些语词所产生的变异对普通话语汇发展难免带来负面影响。
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看,作用是积极的,会使汉语语汇更加丰富精美,更加富有表现力。
对于当前汉语语汇更新变异所激起的滚滚波涛,我们应当用哲理的眼光加以观照,那就是:
变则常新,有容乃大。
摘自《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陈光磊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