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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南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特征
【資料庫】馬列、哲學、政治、法律、社科總論2007年三季度
【文獻號】1022
【原文出處】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號】20072
【原刊頁號】62～68
【分類號】D5
【分類名】民族問題研究
【複印期號】200707
【標題】20世紀南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其特徵
【文章日期】2007-03-10
【作者】郭家宏
【作者簡介】郭家宏，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100875。
【內容提要】20世紀是南亞民族問題大發展時期。
長期以來，接連不斷的民族和教派衝突已經成為困擾南亞國家的痼疾，嚴重影響了南亞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危害國內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而且破壞南亞國家間的關係。
民族主義的大發展，既有歷史原因，又有宗教、文化和政府民族政策失誤的原因，更有殖民主義的遺患。
【摘要題】環球視窗
【關鍵詞】南亞/民族主義/發展
【正文】
20世紀，經過頑強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南亞各國先後贏得了獨立，民族自信心大為增強。
但是，獨立之後，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卻進一步發展，長期以來，接連不斷的民族問題和教派問題已經成為困擾南亞國家的痼疾，嚴重影響了南亞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危害著國內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而且破壞南亞國家間的關係。
因此，探討20世紀南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其原因，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20世紀南亞民族主義大發展及其特點
南亞地區的幾個國家，除馬爾代夫是單一民族國家外，其他國家均為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的國家。
20世紀是南亞地區民族主義大發展時期。
特別是戰後50多年來，南亞地區民族宗教衝突一直持續不斷，起重要的根源在於該地區宗教、民族矛盾錯綜複雜。
如：
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印巴衝突，斯里蘭卡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的衝突等，都是民族主義發展的產物。
以擺脫殖民統治、贏得國家獨立為分界點，20世紀南亞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前一個時期，民族主義的發展，對團結凝聚各族人民、推翻英國殖民統治，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獨立以後，南亞各國民族主義逐漸走向極端，導致國內局勢動盪，與鄰國關係緊張，甚至發生武裝衝突。
所以，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
南亞地區是最早淪為殖民地的地區之一。
正是在殖民統治時期，印度、斯里蘭卡實現了統一，英國殖民者到達南亞後，用刀和劍，使原來分散的南亞諸國，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
政治上的統一為殖民地民族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
比如印度在歷史上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從未實現過統一，莫臥兒王朝最強大的時候，也只是統治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區。
這裏土邦林立，英國殖民者在統一了印度次大陸後，印度才首次實現了統一，但這時的印度指的是南亞次大陸。
殖民主義統治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南亞各國政治上的統一，經濟聯繫的加強，客觀上為各民族聯合起來反抗殖民統治創造了有利條件。
19世紀開始，英國殖民政府開始在南亞殖民地開設工廠、鋪建鐵路、架設電話線和電報線。
這客觀上有利於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南亞諸國開始了現代化。
同時，為了更好地統治殖民地，他們需要培養自己的代理人，於是，英國殖民者在殖民地開始興辦學校，發展教育。
殖民地上層人士也將自己的子女送往英國接受西方教育。
這些受過西式教育知識份子，絕大多是成了民族主義者，由此產生了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想。
20世紀初，隨著英國對南亞民族奴役和掠奪的強化和南亞地區民族工業的發展，南亞地區民族覺醒加速，各國民族主義政黨紛紛成立，如印度的國民大會黨、穆斯林聯盟，斯里蘭卡的錫蘭國民大會、平等社會黨。
這些具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政黨在領導殖民地民族獨立鬥爭中，起了巨大作用。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們領導的一系列民族獨立運動，大大促進了廣大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成了20世紀前半葉南亞人民最流行的意識形態。
民族主義在殖民地的流行，民族獨立運動廣泛發展，極大地動搖了英國殖民統治基礎，最終瓦解了英國在南亞的殖民統治。
當然，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以世俗民族主義為主。
這種民族主義主張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種姓的印度人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英國殖民者，這種民族主義的代表就是甘地主義，表現形式就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南亞各國的獨立過程中，民族主義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但是，獨立之後，南亞的民族主義在維護國家獨立，促進國家發展方面仍然起積極作用的同時，一些消極的因素逐漸顯露，有的甚至發展到極端民族主義，造成國內衝突不斷，甚至還影響到了獨立後與鄰國的關係。
獨立後南亞民族主義表現形式各不相同，既有傳統的世俗民族主義，又有宗教民族主義、語言民族主義。
這些類的民族主義齊頭並進，相互作用，構成了南亞諸國獨立後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
獨立後，印度的民族主義主要是指尼赫魯主義。
作為印度國大黨領袖和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尼赫魯有獨到的民族主義思想。
尼赫魯民族主義思想在他留學的時候已經形成。
他回國後就投身於民族獨立事業，並自稱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1]。
1936年他曾說：
“就印度來說，就印度目前所處的地位來說，我確實喜歡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最終將不得不作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義推向前進。
”[2]尼赫魯認為，英國統治使印度蒙受了最大痛苦，印度必須經過火的洗禮才能得到新生。
[1]這是尼赫魯民族主義的核心。
他還主張印度政治運動的最後目標是獲得完全獨立，而不是僅僅自治，反對改良派宣導的自治領方案。
指出：
“我們壓倒一切的願望就是爭取獨立”[3]。
他要求把民族自由看成是被奴役地區人民最首要最基本的要求。
他認為獨立後，應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國，反對印巴分離。
這種心靈深處的大一統觀念與後來印度執行的大國擴張主義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對以後印度次大陸衝突起了一定消極作用。
在政治上，他謀求鞏固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對舊的國家機構進行根本性改革。
尼赫魯還把經濟上的獨立看成是民族獨立的重要內容。
認為“沒有高度工業化，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
”[3]基於上述考慮，印度獨立後，經過三年恢復期後，便開始執行計劃經濟，尼赫魯立志通過經濟發展，使印度起飛，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
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則是宗教民族主義的性質。
代表人物是以真納為首的穆斯林聯盟領袖。
與尼赫魯不同，真納主張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基斯坦國，他擔心英國人撤離後，印度教徒會在議會中佔據多數，進而難以保證穆斯林的平等權益。
他提出了“兩個民族理論”，不可能和平相處。
他說：
“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從嚴格意義上講都不是宗教，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那種認為印度教和穆斯林可以融為一體，並形成具有共同性質的民族的想法，不過是一種幻想。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穆斯林都是一個民族。
”[4]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巴分治是穆斯林聯盟奉行的民族主義大勝利。
儘管巴基斯坦獨立後面臨來自印度的強大壓力，但畢竟誕生了一個以共同信仰為基礎的新的民族國家。
從解決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來看，印巴分治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
正是由於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衝突，所以，印巴分治方案公佈後，立即引起了兩大教派教徒的雙向大逃亡，即住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逃往印度控制區，而在印控區的穆斯林則逃往巴控區。
在這個過程中，還引發了空前的教派大仇殺，官方把在旁遮普遭到屠殺的人數定為25萬，但是據專門為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尋找證據的溫福德·沃恩·托馬斯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被大大低估，總數應該是100萬人。
[5]印巴兩國幾十年來還因為喀什米爾問題互行敵視，甚至發生了三次大的戰爭，這都與民族主義發展有關。
20世紀南亞地區除了因為民族宗教問題引起國家間衝突外，各國本身還有許多民族問題。
民族主義的在南亞還呈現出語言民族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等形式。
再加上種姓問題，使得民族問題更為複雜，這一點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表現得都很明顯。
這也是南亞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大特點。
語言問題引發的民族矛盾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都存在，而尤其以斯里蘭卡為最。
殖民地獨立以後，清理殖民主義語言往往成為民族復興的一項主要任務。
這通常是宣佈某一種語言為官方語言。
但是語言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它不僅關係到民族的情感、地位和尊嚴，而且還涉及到入學考試、在政府機關就業等重大政治、經濟問題。
所以民族國家中，國語政策往往是導致民族衝突的一個重要根源。
在斯里蘭卡，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在斯里蘭卡大力推行英語教育，英語成了官方語言，受過英語教育的上層人士壟斷了政府機關的工作。
獨立後的最初幾年，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
1956年隨著以班德拉奈克為首的僧伽羅民族主義性質的聯合陣線上臺，斯里蘭卡通過語言法案，規定僧伽羅語為唯一官方語言。
引起了泰米爾人強烈不滿，長達半個世紀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兩大民族的衝突從此開始。
直到現在仍然看不到和解的跡象。
語言問題在印度也存在。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度，由於民族眾多，印度語言之多令人咋舌。
其中使用人數超過10萬人的就達82種。
1950年的印度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有14種。
1963年，印度通過《官方語言法》，規定印地語為全國官方語言，隨後印度推廣、普及印地語的措施紛紛出臺。
廣大非印地語地區居民對此強烈不滿，非印地語地區寧願把英語作為通用語言也不願把印地語作為國語。
為此不少邦發生抗議和騷亂，抵制“印地語帝國主義”，南部泰米爾納杜邦反應更為激烈。
1965年1月26日，南印度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此後20多天，159人被員警開槍打死，數百人受傷，5000人被捕，5人自焚。
[6]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迫延長英語的使用時限，儘管印度官方一直努力推廣印地語，但是英語仍然是全國通用語言。
南亞各國民族主義發展與宗教有很大關系。
南亞地區最嚴重的宗教問題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互相敵視和仇殺。
印度是全民信教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越來越頻繁，涉及的地區和和範圍越來越廣泛。
國大黨在印度獨立之初，就已經認識到宗教問題的嚴重性，一直推行“世俗主義”政策，試圖以此來消弭教派間的爭鬥。
印度之所以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寸步不讓，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證明印度是一個世俗國家。
實際上，許多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對於巴基斯坦的分離很長時間不能接受這一現實。
[7]但是，由於印度的傳統文化與宗教緊密相連，難以割捨，印度教不只是一個宗教或者一個社會制度，他是印度文明的中心。
[8]因此，印度世俗化政策並不明顯，在印度教派衝突成了社會動亂的一個組成部分。
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復興，帶有教派性質的印度人民黨的勢力越來越大，教派衝突越來越嚴重。
1984年，英·甘地總理由於對阿姆利則金廟事件處理不當，加劇了印度教與錫克教徒的衝突，是年10月，英迪拉·甘地本人也被兩名狂熱的錫克教士兵刺殺。
據不完全統計，1960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教派衝突只有26起，1961年增為92起，到了80年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衝突急劇增加，1980年為427起，1985年為500起。
[9]過去，教派衝突局限於城市，但後來擴展到農村地區，據印度政府統計，1988年，全國發生教派衝突或者教派關係緊張的縣有88個，到1989年，這樣的縣已經增加到110個。
[10]實際上，持續幾十年的印巴衝突，表面上是軍事衝突、領土衝突，實際根源是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
宗教問題成了南亞地區民族主義氾濫，民族衝突持續不斷的根源之一。
20世紀南亞民族主義大發展的根源
毋容置疑，南亞是一個民族、語言、宗教都十分複雜多樣的地區，20世紀南亞民族主義過度發展，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原因。
1.歷史原因：
殖民主義的遺患
英國殖民者的入侵，將原來四分五裂的南亞統一起來。
在印度次大陸，所有英屬殖民地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國家，印度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統一。
斯里蘭卡也由三足鼎立，變成了一個國家。
長期的殖民統治，引發了南亞傳統社會的巨大變遷。
英國殖民統治不僅給印度教徒，而且給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教徒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馬克思在論及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後果時說：
“英國則破壞了印度的社會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會的意思。
印度失掉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的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遭受的災難是具有一種特殊悲慘的色彩。
”[11]
在英國殖民者到達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南亞次大陸已經相處了約1000年，雖然宗教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兩大教派上層統治者利用宗教問題而發動的爭權鬥爭，各教派下層群眾還能和睦相處。
對於英國的入侵，穆斯林更為痛恨。
相比之下，印度教徒對英國殖民者採取比較合作的態度。
英國在印度統治從一開始就採取“分而治之”的做法。
表現在對印度教徒著意拉攏，而把穆斯林作為打擊對象。
他們認為，：
“只要廣大印度教徒對我們滿意，一部分伊斯蘭教徒的不滿就不足以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來反對公司政府。
”[12]1843年，殖民官員埃倫巴勒勳爵寫道：
“我毫不懷疑該民族（指穆斯林）同我們是根本敵對的，我們的政策是安撫那些印度教徒。
”[12]1857—1859年大起義後，英國人更加露骨地推行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以此來製造雙方的不睦和猜忌。
到19世紀70年代，穆斯林政治勢力遭到徹底毀滅，而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蒸蒸日上。
英國又開始支持穆斯林的復興運動。
同時，由於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國家劇變時表現出不同的心態和適應能力，到19世紀中葉，穆斯林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已遠遠落在印度教徒後邊，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滋長了相互間的緊張和疑慮。
當1885年印度國大黨成立後，他們又勸告穆斯林不要加入國大黨，最終促使1906年穆斯林聯盟成立。
進入20世紀，英國又利用各種手段，挑起兩大教派爭端。
在殖民當局的煽動下，兩大教派對立情緒日趨嚴重，進而導致大規模流血衝突。
1926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加爾各答發生衝突，138人死亡。
[13]
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共同的鬥爭中，殖民地的各個教派、宗族都能聯合起來。
1913年，穆斯林聯盟新綱領明確規定：
今後要與其他教派合作，以建立一個適合印度的自治制度。
[12]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的政黨組織也聯合起來反對殖民統治，1919年成立的錫蘭國民大會是一個全民族性質的政黨，成了民族和諧的象徵。
但是，隨著南亞各國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英國殖民者在撤退之際，又玩弄憲政改革，來挑撥宗教爭端。
在印度，英國通過所謂的“蒙巴頓方案”，在地圖上，將印巴分裂成兩個國家，引發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民族的大仇殺。
在斯里蘭卡，英國則通過憲政改革，取消原來的教族代表制，遭到泰米爾人強烈反對，使僧伽羅人在議會中佔據絕對多數，助長了大僧伽羅主義的發展，導致僧泰兩大民族長期的衝突。
2.南亞地區多種宗教並存，對於南亞民族主義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宗教問題往往與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呈現出一種極為複雜的局面。
宗教因素對民族生活的影響是很大的，特別是當宗教成為維繫、凝聚民族的力量或者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誌時，這種影響和作用就顯得更加突出。
南亞各國人民篤信宗教，而且宗教派別繁多，有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錫克教、基督教、猶太教等。
而且，民族矛盾往往表現出教派鬥爭的形式出現，兩者密切交織、互為因果。
獨立以後，南亞各國民族主義極端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宗教因素。
英國殖民者到達南亞後，南亞原來的宗教如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都受到壓制，與殖民者的宗教殖民主義針鋒相對，殖民地人民也紛紛以宗教作為他們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大旗。
但是，當宗教以民族的亞文化的形式出現時，多民族政治社會中的矛盾隔閡往往以濃厚的宗教爭端性質，或者乾脆直接表現為教派衝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宗教衝突，印度境內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衝突，斯里蘭卡僧伽羅人與泰米人的衝突，實際上都是宗教民族主義的表現。
獨立後的印度是一個世俗國家，而不是印度教國家，相反巴基斯坦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不是世俗國家，斯里蘭卡是世俗國家，但是，僧伽羅佛教主義試圖把它變成佛教國家從而危及到世俗化的根基。
[14]但是在印度和斯里蘭卡，世俗主義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響。
自古以來，印度就處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存在著200多個少數民族和錯綜複雜的宗教衝突，宗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起巨大作用。
儘管印度憲法明確規定印度是一個世俗國家，但是，在印度這樣一個宗教眾多且宗教感情影響政治生活的地方來說，世俗主義有特定的含義，宗教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國家政策。
[7]1991年，印度信仰印度教的人占全國人口80.3％，信仰穆斯林的人占11％，信仰基督教的占3.8％，信仰錫克教的占2％，信仰佛教的占0.7％。
[15]
獨立以來，印巴關係持續緊張，衝突不斷，其本源在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
1947年6月3日，英國殖民當局公佈了印巴分治方案，即所謂的“蒙巴頓方案”。
按照此方案，巴基斯坦由東西兩部分組成，東巴人絕大多數屬於孟加拉族，說孟加拉語，西巴由德新人、旁遮普、俾路支人等幾個省組成。
他們被印度隔開，相距2000公里。
東西巴基斯坦被組合在一起的基礎僅僅是它們都信仰伊斯蘭教。
由此可看出，“蒙巴頓方案”的核心是按照宗教來劃分自治領。
由此產生了無窮後患，在印巴分治期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發生了空前絕後的宗教仇殺和流血衝突。
這在兩大教派民眾的心理上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創傷。
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衝突，一直是影響印度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
聖雄甘地也因為反對教族仇殺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殺害。
以後，印巴之間因為喀什米爾問題接連爆發了1948年、1965年、1971年三次戰爭，其中宗教爭端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印度是一個印度教國家，丟掉喀什米爾意味著穆斯林對印度教的勝利。
[7]而且，印度境內的穆斯林與巴基斯坦境內的穆斯林息息相通，印度境內的教族衝突馬上會在巴基斯坦觸發從官方到民間的強烈反應，從而導致兩國關係的不時緊張。
印度境內的穆斯林有1億多人。
獨立以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持續增多。
20世紀70年代以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出現了伊斯蘭復興運動，這個現象促使印度國內印度教復興主義的興起和反穆斯林情緒的增長，印度教民族主義使得印度境內宗教衝突愈演愈烈。
特別是80年代初泰米爾納杜邦大批賤民和低種姓者放棄印度教而改信伊斯蘭教，引起了正統的印度教徒的極大不安，加重了印度教徒的危機感，因此，80年代後，印度教復興主義迅速抬頭，發展迅猛，而且在印度教徒中還滋長出了一種宗教狂熱心理和反伊斯蘭教的情緒。
1992年12月6日，10萬印度教徒湧進阿約迪亞，其中一些人不顧軍警阻攔，爬上巴布裏清真寺將它的寺頂搗毀。
這一舉動嚴重傷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教派流血衝突，在此後的一星期裏，至少有1200人喪生，4000人受傷。
這是印度獨立後影響最大的一次教派衝突。
[9]
1998年印度人民黨上臺執政，這屆政府被人們稱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府。
新政府上臺後，不顧世界輿論反對，迫不及待進行五次核子試驗。
試圖通過核子試驗及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以此實現其正當世界大國的民族主義目標。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直接原因應當歸根於兩個宗教本身的差異。
由於兩大宗教在信仰、教義、宗教和習俗上的巨大差異，使他們很難相互容忍、溝通。
比如，印度教徒信仰多神和崇拜偶像，而穆斯林信奉唯一的真主，沒有偶像，穆斯林吃牛肉，而印度教徒將牛奉為神明，因此伊斯蘭教的宰牲節往往是兩派衝突最為頻繁的日子。
正是這種宗教的差別，使得兩大宗教衝突很難杜絕。
宗教民族主義還會進一步發展。
另外，南亞地區宗教政治化也是民族主義極端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亞各國獨立後，各種教派主義組織活動頻繁，發展迅速，並積極向政壇滲透，影響本國政治的發展。
印度的教派主義組織有印度教大齋會、民族服務團以及教派政黨人民同盟。
1951年，印度全國性的教派政黨人民同盟成立，該黨大力宣傳大印度教主義，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由於印度人民黨經常採取一些行動維護印度教徒的利益，所以他們在印度教徒中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
由於這些教派的鼓動與宣傳，印度人民黨在印度大選中節節勝利。
1996年，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勝，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
從印度人民黨迅速發展和執政的事實可以看出，與宗教與政治結合的傾向日益明顯，二者相互促進，使得南亞民族主義影響不斷擴大。
這種情況在斯里蘭卡也存在。
3.南亞國家政府沒有堅持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政策，沒有一個長期、穩定和前後連貫的民族政策，也是南亞民族主義發展的原因
在長達20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屬印度的許多民族-政治實體都是以獨立或半獨立形式存在於南亞次大陸。
長期的地方割據式的印度一些較大的民族都具有較強的獨立和自治意識。
南亞國家獨立後，占人口多數的大民族掌握了國家政權，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只是處於從屬地位。
多數南亞國家的中央政府實行高度集權，地方自治權有名無實。
各國政府沒能平等對待少數民族，民族政策極不平等。
這種不平等包括語言、教育、就業、宗教信仰等方面。
例如，印度1956年按照語言劃分邦界時沒有充分考慮一些小民族的合理要求，以使他們能夠享受到與其他民族平等的政治權利。
引起其他少數民族不滿。
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這些少數民族為改善這種不平等的待遇，要求自治的呼聲日益強烈。
其中以旁遮普的錫克族最具有代表性。
當他們希望享有更大的自治或擴大旁遮普的領土，以便使錫克人在該地區佔有穩定多數，遭到拒絕後，便開始採取極端行動。
英迪拉·甘地總理被極端錫克教分子殺害。
而印度、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印度教徒和僧伽羅人，也沒能用平等的心態對待少數民族。
有的政黨為了上臺執政，甚至利用民族矛盾，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這樣，本來可以緩解的民族問題變得複雜而且難以解決。
這種局面與南亞的政治制度有關。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自獨立以來便實行多黨制議會制，國內黨派林立，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有時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故意煽動民族情緒和宗教狂熱，以達到政治目的。
如印度的人民黨利用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狂熱情緒，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寺廟之爭，從中漁利，成立僅十年，便成為印度第二大黨，1998年成為第一大黨，執掌了國家政權。
在一些印度教徒看來，只有印度教徒才是印度的真正的主人，穆斯林不過是外來的侵略者或者印度教的叛逆者。
在一些政黨的鼓動下，印度教民族主義發展迅速，一些極端的印度教教派主義勢力製造了民族—宗教危機，宣稱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脅，甚至對穆斯林宣稱：
“如果你們願意生活在印度，那麼你們就必須向我們（印度教徒）一樣生活”[10]。
印度教教派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甚至還喊出這樣的口號：
“誰與我們對抗，誰就將滅亡。
”[9]正是這種大民族沙文主義的存在，使印度民族、宗教矛盾持續不斷。
斯里蘭卡也存在這種情況。
由於斯里蘭卡獨立是和平取得的，因而獨立後的最初幾年，國家的政策和殖民地時期相比沒有太大變化。
但是，1956年後，佛教民族主義者走上了政治舞臺。
以班達拉奈克為首的自由黨，團結廣大僧伽羅佛教徒，提出將僧伽羅語定為國語，將佛教定為國家的煽動性的口號，並在1956年的大選中取得了勝利。
新政府上臺第二天，議會就通過了語言法案，規定僧伽羅語為唯一官方語言。
自由黨通過扮演僧伽羅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以犧牲泰米爾人的利益為代價，成功掌握了政權。
此後任何政黨想要執政，就必須取悅僧伽羅人，必須用民族問題做文章，其核心就是強化一元制結構。
在斯里蘭卡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度，強行建立一元文化結構，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盪。
[16]這種一元結構表現在：
①將主體民族語言僧伽羅語定為唯一官方語言；②將佛教淩駕於其他宗教之上；③將主體民族的文化淩駕於其他民族之上，在教育、就業諸方面明顯向僧伽羅人傾斜。
60年代開始，政府開始接管所有的學校。
政府採取為僧伽羅語考生和泰米語考生規定不同錄取分數線的方法，降低理工類泰米爾學生的入學率。
1973年，考生實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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