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制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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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制度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出现多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路，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即为其中代表。

“活”的制度史聚焦政治社会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提出应从过程、关系、行为视角关注制度运作的路径和流程；制度史观立足法定成文制度，致力于挖掘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日常统治研究瞩目作为国家统治基调的日常活动，强调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入观察，揭示以往或被忽视的制度现象。

三种制度研究理路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其差异核心源自对何为制度的认识，由此在观察视角、研究取向上各有侧重。

　　关键词：

制度/研究理路/“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研究

　　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

《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尧典》《舜典》），《左传》亦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昭公十七年），稍晚成书的《周礼》，①更是以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展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巨大热情。

自秦汉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之“二十五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即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形成后，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篇幅。

注重史实考订的史料学派自不待言，即便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也对制度倾注巨大心力。

②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称之汗牛充栋，殆非虚言。

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纸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其中明确通过标举概念揭橥研究理路的，以中文世界而论，即有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刘后滨推动的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所持“结构过程”理论，等等。

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研究者之间还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百余年来的制度研究，无论是围绕某个制度专题，还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抑或某个研究阶段的制度考察，学界都已有为数甚多的学术史回顾。

不过，这些旨在介绍研究进展的文字多为罗列已有成果，对于何为制度以及如何研究制度，则罕有论及。

对后者的探求，显然更有赖于对制度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因此，本文聚焦于前文所及制度研究理路，梳理它们的理论核心、酝酿过程及后续进展，进而以此为基础，尝试探讨各种研究理路的差异核心、优劣短长，以及未来制度研究当予留意的地方。

考虑到政务运行机制侧重研究对象，而“结构过程”理论论及的乃是整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不限于制度，③故本文将目光瞄准“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及日常统治研究三者，希望本文的讨论，不仅可以为业已丰富的制度研究回顾呈现另一视角的观察，同时在理论方法上亦能对如何认识、探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些许启示。

　　一、“活”的制度史：

从文本制度到现实制度

　　“活”的制度史首次提出是在2001年举办的“宋代制度史百年”研讨会议上，后以《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为题，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正式刊出。

④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新形势下宋代制度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创新，学者基于各自领域提出不同取径，邓小南以“活”的制度史为号召，提倡研究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

　　所谓“活”的制度史，按照邓小南的定义，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⑤这种研究理路，“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

⑥由此可见，与基于史志及各种典章文献、着意于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方面的传统制度史研究不同，“活”的制度史致力于探讨现实政治中实际运作的制度，这种制度并非静止的见于某一文本，也未必结构整齐、等级有序，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

制定者的设计和运作者的实施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尤其是后者基于现实效用和运作过程的考虑，不时会改变原初设计，使得制度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调适之中。

　　邓小南将目光越出文本记载而聚焦“活”的制度，与她对制度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关于什么是制度，邓小南在不少场合都有表述，其中以她为《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为重心》一书所作“前言”论述最为详细，兹引如下：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把制度与现实的关系作习焉不查的颠倒理解。

我们以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则是个别出现、一时干扰且系偶发的。

尽管全无实施成效，制度的存在却毋庸质疑。

实际上，制度本身即是“规范”与“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试图规约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

而特定的官方行为模式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

在我们面对的——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面对，或者是由于生活于其中而无从逃逸的——社会中，人群间的各类关系都可能被利用为、演化为、简约为类似于“交换”的关系。

制度，不过是对于这类过程的引导、干预与约束；同时也是“人事”作用的结果。

⑦

　　可见在邓小南看来，制度的存在与否，端赖“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在实施中产生效用，也就无所谓“制度”。

因此，制度并非在现实政治之外客观独立地存在，而是依附于现实政治。

只有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才是真实存在的制度，亦即“活”的制度。

　　见于纸面的制度规定乃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是静止的、有形的；“活”的制度则依附于现实政治而生，变动不居。

相比而言，后者的捕捉更为不易。

关于此，邓小南提示了两个视角。

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

她认为，“官僚政治制度不等于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

⑧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

前者立足“长时段”，强调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关联，注重从制度沿革脉络探讨制度的形成，将制度形成视为历时I生演变的结果；后者基于现实政治，关注诸如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体制的传承及内外压力、乃至“话语”体系等对制度的影响，亦即重视实际运作中的制度面貌。

显然，无论哪重含义的“过程”中的制度，都是动态发展的，都属于“活”的制度。

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

“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它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

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

⑨不难看出，基于“关系”视角的观察，乃是重视制度与其他制度、制度全体乃至政治场域、社会氛围、文化环境、思想活动等他者的联系，亦即注重从整体、全局的立场认识制度，强调在此观照下的制度，才是实际运行的制度。

要之，“过程”、“关系”视角下的制度史，旨在说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乃是历史基础、现实需求及各种关系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因此，认识制度也应从这三个维度予以把握。

　　在“活”的制度史提出之前，对于文本制度之外的现实制度，学者并非没有关注，⑩不过“活”的制度史提出后，使得学者关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的意识更为明确、自觉，或者说起到凝聚议题、指引方向的作用，却也毋庸置疑。

那么，邓小南为何在21世纪伊始提出“活”的制度史呢？

其他研究的“刺激”固是原因，如寺地遵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提倡的“政治过程论”，宋代法制研究对司法实践的重视，其他断代学者对制度运作过程的探讨等，大约都曾对她有所启示。

（11）不过笔者更想说明的是，邓小南此前对制度的研究中，事实上已经蕴含了“活”的制度史的萌芽，她在1986-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已有多处触及“活”的制度史的相关内容。

在《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12）一文中，她已注意在春秋战国以降官吏考课制度的脉络中进行论述。

在《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13）《宋代铨选中“阙”的分类》（14）《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15）三篇文章中，她也将北宋考课、铨选制度中的相关内容溯源至唐朝乃至汉代，梳理其超越王朝的历时性演变。

这些基于长时段、对相关制度形成脉络的考察，都表明邓小南对作为“过程”的制度的关注。

此外，在《北宋文官考课制度考述》（16）一文中，她尝试依据现存考词观察北宋对州县官的考课，显示出对制度运作现实的关注。

《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17）一文中，她已隐约触及后来成为“活”的制度史研究重点的信息沟通、信息渠道问题。

不过，这些早期的研究虽然在内容、史料或视角上与“活”的制度史多有契合，但从具体呈现看，毋宁说尚待完善。

如在对长时段的探讨中，对于制度演变环节的分疏略有欠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从“静态”到“动态”的问题，而对于呈现制度运作现实的史料，虽然已有利用，但仍不充分。

　　1996年和1997年是萌生“活”的制度史的关键时期。

邓小南在此期间发表的《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18）《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19）二文中，均明确指出唐宋考课监察的法规条文与实际运作存在差异，提示应贴近历史现实、更为确切深入地把握彼时考课的实际状况，后者还首次正式论及地方官考察的信息渠道。

关于信息渠道，邓小南在2007年回忆道：

　　十年前的1997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合作研究，校报上的一则边角消息偶然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法学院一场辩论会的布告，预定的主题是法庭辩论是否应该以“truthseeking”（寻求真实）作为目标。

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当时正在申请的研究项目：

唐宋时期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历史上帝王与朝廷经营信息渠道的根本目的。

（20）

　　可以看到，在1997年，邓小南已确立以信息渠道为研究计划的重点。

由此不难推知，大约在1997年前后，她已充分注意到制度条文与制度现实的差异，并开始致力于以信息渠道为中心展开“活”的制度史研究。

　　在“活”的制度史提出之后，邓小南继续在不同场合推进和深化此一研究理路。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以信息渠道、信息沟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令文书为研究重点。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一文中，邓小南说道：

　　作为激励与约束的手段，制度本身是“规范”与“关系”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实际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实施。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探讨，不再满足于制度的起讫两端，也就是说，不仅注意政令规定及其实施结果，也注意到连结两端的路径，即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

对于文书制度——包括各类官方文书（敕旨制诰、内降御批、奏札章疏、表状符牒、簿历帐籍等等）负载的信息、形成的过程、传递的途径、处理的环节——之集中关注，正反映出这一趋势。

（21）

　　在《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中，她也指出：

　　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刚性”有形的制度、事件、人物；而最近的制度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

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路径、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海峡两岸相继出现了聚焦于文书传布与信息渠道的研究项目。

（22）

　　可以看到，邓小南强调制度研究不应满足于探讨制度的起讫两端，即政令规定和实施结果，而应注重究明连结两端的“路径”、“流程”，在她看来，后者才是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据此也才可以观察到制度“活动”的过程。

与“路径”、“流程”最直接相关者，即信息渠道、信息沟通，以及承载信息的政令文书。

以此而言，信息渠道、政令文书乃是探讨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线索，二者成为“活”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