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docx

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docx

《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从政治家到学者，如今都同意公共传播系统是“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

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组织与其他工业既相似又不同。

一方面，它们显然与其他生产领域有一部分共通之处，并且越来越被整合到一般的工业机构中；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它们生产的物品—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故事影片—在组织关于世界的影像和话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影像和话语认识世界的。

许多学者口头上承认这种两重性，但在进一步检验时只重视一个方面，要么聚焦于媒介意义的建构和消费<费斯克>，要么聚焦于媒介工业的经济组织<柯林斯等>。

这里要概括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与他们的区别恰恰在于，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作用。

它显示的是，文化生产的不同的财政方式和组织方式对公共传播的话语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有效范围及受众对它们的接近所产生的有迹可循的后果。

S1批判的PEC—假想敌人和刻板印象

有的术语实际上很不严格，丧失了分析的精确性，而变成了口号或陈词滥调。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批判的”分析就是这么一个术语，常常（令人厌倦地）和“行政的”研究对照起来。

经验性的（往往意味着简单的）工作与更为理论化的思考—这样的两分法相当松散地被等同于行政的工作（大体上由媒介公司所委托）和批判的工作（广义上倾向于M主义）之间的区别。

这种两分法往往是不真实的，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

我们在这里所概括的理论取向显然也是批判的，但必须有经验的研究介入其中，而且，我们不会因所提问题有实用的或政策的考虑而感到不安，它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批判：

其分析建立于对社会秩序提供一种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解之上，而传播和文化现象就是在这种社会秩序中被研究的。

这就是它和另一个主要的研究传统—文化研究所共享的一个特征。

两者在广义上都在新M主义的社会观内工作，中心问题都是权力的构成和权力的行使都和自由多元主义的分析传统保持距离，后者在总体上接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柯兰>。

但是，这一共有的立场掩盖了长期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理论取向的分野，这种分野产生于不同研究传统所具有的不同的知识的历史，在当代的学术图谱中，仍然维持着它们不同的定位。

批判的PEC在社会科学的系统内得到制度化—从受到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训练的人中吸纳它的主要的从事者。

而文化研究的机构和项目大部分仍然设置在人文科学院系中，追随者主要是从事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学者。

结果，虽然两者都有打破学科边界的强烈愿望，但这两个集团是以相当不同的兴趣和参照点研究传播现象的。

文化研究视角的传播研究“主要关心意义的建构—意义是如何在特殊的表达形式中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被持续地协商和解构的<默多克>。

这样的企图，产生了两个不同而有联系的工作领域。

第一，也是大部分人所从事的，是文化文本的分析，包括那些产自媒介工业的文本。

与那些把媒介看作是传播模型（比如把恐怖电影、肥皂剧或纪录片视为向消费者传送“讯息”的载体）相反，文化研究把它们当作用特殊方法整理和排列意义的途径。

例如，传播模型的内容分析把电视剧中一个暴力行为的意义视为事先可定义的，可从它所处的文本的位置或与其他节目的文本关系中分离出来。

文化研究则坚持认为，意义是可变的，主要取决于全部叙述所提供的语境、节目类型、演员和节目播出前被认知的状况。

这一意义的取向及随之而来的对意义可变性的强调，为文化研究的第二种主要流派所追求，他们更关注受众解释媒介作品、把它们和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样式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这一人种论的指向，宣布了消费者的创造性<威利斯>，并且视受众为积极的主体—他们持续地努力去了解他们的处境，而不是一种主导的生产系统的被动的诉求对象。

这一指向是文化研究试图恢复流行文化的实践和信念的复杂性的一部分。

作为对简单的“效果”概念和轻蔑地视流行文化为浅薄的和操纵性的评论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对，它显然是一种可观的收获。

可是，正如我们以下将看到的，它很容易同那种主张消费者享有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的保守派的颂扬合流共谋。

与“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的辩护士一样，文化分析当中一些有影响的趋势已经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意义交换的那一刻——文本所携带的意义和读者赋予它们的意义的相遇。

在这两种分析方式中，意义的遭遇被从更宽泛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呈现出一种消费者掌握全权的实例。

对于像约翰·费斯克这样的论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用流行文化进行抵制的信号，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击或者逃避；从上至下的权力遭到了从下至上的权力的反抗，社会风纪面临无序”<费斯克>。

这一对颠覆性消费的浪漫颂扬，显然有悖于文化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媒介为了维护和支持现行的统治关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作用。

不过，即使这一宽泛的视角得以重建，文化研究提供的关于文化工业作为产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其经济组织又是如何影响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

而且没有检视，人们的消费选择与他们在更宽泛的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的结构性关系。

考察这些原动力，正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在这种考察中，我们将追随雷蒙·威廉姆斯的律令：

“我们不关注产品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关注实践的所有条件”<威廉斯>。

批判的视角对它的研究现象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概念，简单地说，它使用的理论构成物存在于实际世界之中——而不仅仅是现象。

出于这个原因，批判的分析主要关注行动和结构的问题，试图辨明影响实际世界中的实际行为者的生活和机会的实际制约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也是唯物主义的，它聚焦于人们和他们的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占有物质资源的不平等的支配力量，以及作为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之人们在符号环境中的不平等性质。

其次，批判分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