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docx

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docx

《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

浅析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显现了经济学家研究人类不确定性选择行为的深入和拓宽。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深入和拓宽同样存在着可以观察的演变脉络。

这一演变脉络主要涉及假设前提、要素分析谱系和方法论等内容。

具体地说，它主要反映在如何处理信息约束，如何界定理性选择属性，如何联系动机和偏好来理解认知过程，如何通过认知来解说效用函数，以及如何理解和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等方面。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对经济理论发展和变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在重塑着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基点和分析视角。

　　　　一、假设前提演变之概析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对信息、理性、偏好和最大化等的不同学术处理上。

从经济理论基础及其体系的建构来考察，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的差异，不仅会影响经济学基本范式和研究对象，也会影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

古典、新古典、新古典综合等传统主流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差异，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现代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分歧，都与它们的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有关。

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假设前提的演变，尽管这种演变以潜在形式蕴含于各大经济理论之中，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经济理论的学理建构来探寻这种演变。

这里所说的学理建构，主要是指经济学分析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框架结构，显然，这种分析基础和框架结构影响着经济学家的推论、演绎、理论建构和思想创新。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经历了从“经济人假设”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a。

“经济人假设”的系统理论描述，发端于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的名著《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b。

在这部著作中，斯密背离其前期著作《道德情操论》涉及伦理选择的理念，接受了边沁的“自利选择具有普适性而将自我偏好原则‘定义’为个人趋利避害之理性特征”的功利主义c。

“经济人假设”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为分析前提，将个体选择动机融合于自利的自我偏好，在将趋利避害作为理性特征的同时，强调个体选择的目的是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没有对个体选择怎样才符合理性以及怎样才能实现最大化等进行说明，也没有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等展开解说。

因此，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确定性的选择行为，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

不过，古典经济学利用“经济人假设”成功创建了成本价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以竞争和垄断为核心内容的市场组织及其结构进行了论证，从而为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分析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个体不确定性的选择行为，这种关注有两个基本层次的内容：

一是在一系列给定限制条件下运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论出局部显现选择不确定的“偏好的内在一致性”d;另一是试图通过大量的数学模型，解释为实现最大化个体应该怎样符合理性的选择e。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以完全信息和信息对称为分析背景的，它通过“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认知过程放置于分析框架之外，暗含着个体能够知晓选择结果的理性判断。

这里的“理性”，既包括个体在自利动机下对最大化的追求，也包括个体知晓未来且能实现最大化的推论。

当理性选择理论按上述内容展开讨论时，“经济人假设”便演变成“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自利导引的“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这一核心以自利等价于理性并且将“偏好”描述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二元关系，是对个体实际选择的极端抽象，因而该假设下的理性选择理论边界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的明显偏离，新古典综合学派曾通过数学逻辑对“偏好”作出修正以证明这一假设的公理性。

例如，针对选择与自利或选择与偏好的一致性，萨缪尔森曾用“显示偏好弱公理”来修补这种一致性与现实的偏离f;再例如，针对自利命题与一致性命题在选择或偏好的不完全等价，豪撒克尔用“显示偏好强公理”来弥补“显示偏好弱公理”在传递性之于偏好或选择上的不到位g，阿罗和森则力图用“选择行为的所有有限子集满足弱公理一致性”来进行补缺h。

但现实表明，只要新古典综合学派不彻底跳出完全信息和信息对称的分析背景，或者说只要该学派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其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边界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

　　　　“理性经济人”是一个简单可用的假设，传统主流经济学以之为基础建构了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大厦i。

这个大厦的分析框架是比较严谨和相对完美的，如，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价格理论、均衡理论以及各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严谨和完美。

但由于现实选择是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下进行的，人们不具备算计选择结果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受到质疑和批评。

最早从基础理论对“经济人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是赫伯特·西蒙创建的有限理性学说a。

该学说以信息不对称为分析背景，基本立论依据和分析结论是：

信息不对称导致有限理性，有限理性致使选择者不可能具有精确算计能力和知晓选择结果，选择者在受到主客观条件制约时会从追求“最优解（最大化）”退至“次优解”。

有限理性学说对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前提的质疑和批评是釜底抽薪的，但稍感缺憾的是，它并没有在理性选择理论上明确提出自己的假设前提。

　　　　不过，没有明确提出假设前提是一回事，理论学说中蕴涵着某种假设前提则是另一回事。

在笔者看来，肇于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学说而蕴涵在现代主流经济学b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可理解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这个假设强调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有限理性对选择行为的约束。

较之于“经济人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它否定个体具有知晓选择结果的精确算计能力，只承认个体选择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人性质），对“个体选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传统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假设有几点需要说明：

它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经济学的“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并且始终隐含着“以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判定理性选择标准的理论倾向;它深化了对选择行为不确定性的研究，开始关注选择中的认知问题;它开始重视个体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为经济学重新理解和认识效用函数奠定了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理性经济人假设”尽管还有着许多潜在联系，但它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我们从很多纯理论研究或实证分析等方面发现，现代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现代货币理论、现代理性预期理论、现代福利经济理论等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接受了这一假设。

　　　　现代非主流经济学对理性选择分析所暗含的假设前提是错综复杂的：

它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完全放弃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给定条件约束”;它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等的分析，是通过行为和心理实验及其结果来解说的;它的假设前提蕴含在分析结论中。

例如，行为经济学c和实验经济学d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结论是：

个体选择偏好是多元的，认知是不确定的，效用期望会不断发生调整。

然而，较之于其他经济理论，虽然现代非主流经济学仍然遵循个体追求自利（理性）的原则，但它所暗含的假设前提是由其分析结论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假设前提是蕴含在分析结论中的。

或许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假设前提，因而被视为非主流。

如果我们对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进行挖掘，可不可以将其解说为“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设”呢?

显然，这里的“行为人”是指彻底放弃传统主流经济学一系列“给定条件约束”的实际选择者。

　　　　总之，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其理性选择理论之假设前提的演化过程，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与其假设前提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通过对假设前提演变的认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和方法论，以正确和全面解读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二、要素分析谱系变动与理性选择理论结构演变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可称之为“要素分析谱系变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其假设前提演变息息相关的。

所谓要素分析谱系变动，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动机、偏好、认知、效用等要素，在不同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分析地位或侧重点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决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

我们对要素分析谱系变动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构演变及其主要发展。

另一方面，不同理性选择理论之假设前提所决定的要素分析谱系的变动，在显现各种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内容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反映出西方理性选择理论逐步从抽象走向现实的理论发展动态。

　　　　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有关动机、偏好、目的（效用）的分析，完全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规定的。

对于这样一种立论抽象简单和分析层级单一的理论建构，我们有几点结论：

该理论是以完全信息为背景，是对确定性条件下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在这一理论建构中，理性等价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非此则不属于理性选择;个体选择动机、偏好、效用等的性质规定，全然可以由“经济人假设”来解释;选择动机函数、偏好函数、效用函数合而为一，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在这一理论建构中，没有给“认知”留下任何席位。

有必要着重强调指出的是，古典经济学“要素分析谱系”的以上格局，明显反映了其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分析底蕴的结构，这种理论结构既没有半点“利他动机和偏好”的元素，也不存在半点对“认知和效用不确定”的分析分子;古典经济学开辟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先河，尽管其理性选择理论的立论抽象简单和分析层级单一，并且其“要素分析谱系”偏离现实甚远，但在经济学说史上它仍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如上所述，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中，新古典经济学之于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的变化，集中反映在对“理性”的进一步界定上。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不仅仅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需要对偏好作出说明，需要对选择结果作出判断。

很明显，这一界定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

它在数理逻辑模型的导引下开始关注个体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尽管这种关注仍然受到相关“给定条件约束”a;它对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选择偏好作出了以二元关系为分析基础的“内在一致性”描述b;它在假定个体能够对影响选择的信息作出最大化的正确加工和处理的前提上，运用数理模型对个体能够知晓选择结果进行了论证。

因此，较之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其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构。

由于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的落脚点在肯定性的最大化期望上，故被称为期望效用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在仅仅扣住“最大化”时将“动机和效用”作为内生变量，但却始终将“偏好和认知”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的一种分析结构。

新古典经济学扩大“要素分析谱系”后，至少“偏好”在部分程度和范围内成为内生变量;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关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的选择行为，特别是有关选择结果之判断的分析，至少在部分程度和范围内涉及到认知问题。

这种理论情形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结构，明显有着摆脱古典理论高度抽象性而逐步走向实际（扩大内生变量）的迹象。

诚然，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理论分析结构，但较之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理论分析结构，它或多或少增加了理论分析维度，开启了不确定条件下研究个体选择的窗口，使经济学世界的理性选择理论越来越重视理论吻合实际的研究。

　　　　一种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的扩大过程，既是外生变量逐步减少和内生变量逐步增加的过程，也是该理论结构的变动过程。

就理性选择理论而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由于始终将“认知”视为外生变量，并且坚持“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原则，因而其有关个体选择的理性属性界定、概率法则、最大化法则等并不符合实际a。

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因“要素分析谱系”有所改变，就将个人、厂商和政府看成是有性质差别的“理性经济人”。

正因如此，作为新古典理论微观分析基础的厂商理论被解释为“黑箱”，或者说其厂商理论被看成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生产函数。

现代经济学认识到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这一“给定约束”的不足，正视到了放弃“认知”的缺陷，开始重视利他偏好，关注对认知的分析，于是，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素分析谱系”进一步扩大。

　　　　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承认“利己偏好”主导个体选择的基础上，认为“利他偏好”也会对个体选择产生影响。

这一特征通常是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出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理性预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的理论见解中b;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将长期被传统主流经济学打入“冷宫”的心理学重新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以突出个体认知对选择的作用。

　　　　从“要素分析谱系”考察，这两大特征实际上是把“偏好”和“认知”作为内生变量看待和处理的。

较之于传统主流学派，现代经济学有关“偏好”的理解和分析，完全突破了“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束缚藩篱，即认为偏好是在利己、利他和认知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它具有明显的多重性。

较之于传统主流学派，现代经济学有关“认知”的理解和分析，则是一场对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拓宽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结构，更重要的，是开启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天地。

　　　　很明显，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构变动及其现代发展，主要是沿着“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设”两条路径展开的。

在这方面，有限理性学说创始人赫伯特·西蒙，行为经济分析主要贡献者丹尼尔·卡利曼等人是功不可没的。

比较这两条路径，如果说前者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彻底摈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对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束缚，从而开辟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天地，那么，后者则是在有限理性假设下通过并轨经济学与心理学，让这块新天地尽可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对接。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从前一分析路径发展到后一分析路径，伴随着其“要素分析谱系”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要素”分析的外延上，而且体现在“要素”分析的内涵上。

在笔者看来，这种内涵变化具有递进性，它引致了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由此可见，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变化和发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对理性选择主体之理论假设的差别，其演变路径是“经济人→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行为人”，它是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的基本线索;对选择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要素的不同学术处理，这种体现在“要素分析谱系”上的变化，可以看成是西方理性选择理论发生结构变动的参照系;对选择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要素之内涵的解说具有不同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可以理解为是西方理性选择理论发生结构变动的重要内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结构变动，经常反映在对这些要素内涵的不同理解和解说上。

　　　　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现代非主流经济学都承认个体选择动机是追求自利最大化，但关于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要素的解说存在着区别。

现代主流经济学没能像现代非主流经济学那样，将这些要素统统作为内生变量看待。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只是在局部范围内重视对“认知”的研究，并且信奉效用最大化，这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吻合的。

现代非主流经济学通过实验观察、实证分析和历史分析，揭示了理性选择中偏好和认知的内生性，把“期望效用函数”修正为“效用期望调整函数”，这与“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设”相吻合a。

西方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还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与其一贯坚持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有关联，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不同理性选择理论有关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基本分析单元”的不同学术处理，来说明它的演变脉络及其主要发展。

　　　　三、个体主义方法论分析单元选择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发展

　　　　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在受到假设前提制约和要素分析谱系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分析方法的制约和影响。

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把“个体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即主张以个体行为作为分析基础来演绎、推论和分析群体及社会行为，以完成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然则，不同经济学流派在具体选择和处理这一基本分析单元时，显现了它们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区别。

就这种区别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体现而论，它可以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基本单元的分析对象界定、涉及的分析要素及其关联等方面揭示。

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基本分析单元选择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发展，存在着一种前者对后者发生影响的作用过程，即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基本分析单元来贯彻个体主义方法论，会对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等作出不同的分析设定，从而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统主流经济学（古典和新古典）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这个基本分析单元是无本质差异、单纯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不涉及个体间互动、且能知晓选择结果的行为个体。

选择这样的行为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贯彻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以放弃对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的分析为前提的，它试图说明个体应该怎样理性选择，而不是说明实际上是怎样理性选择b。

传统主流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基本分析单元的如此选择，配套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它们在对“偏好”作出给定条件约束和不考虑“认知”的情况下，“要素分析谱系”定格于单纯追求最大化的分析理念。

我们可以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限于对“偏好”的不同学术处理;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对“偏好内在一致性”的证明，把古典经济学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理论发展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理论。

　　　　现实中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是一种普遍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把对偏好锁定在非此即彼之二元关系的内在一致性状态，这种只重视利己偏好、忽视利他偏好并且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分析方法，必然会导致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时放弃对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的思考。

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有缺陷的。

个体实际选择中利己偏好、利他偏好和存在思考认知的客观事实c，驱动着经济学家在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时不断扩大“个体行为”的分析边界。

个体行为之分析边界的扩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基本分析单元的重新选择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的新解释上。

　　　　演化经济学原则上也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提倡者，但它主张将基本分析单元从单纯的“个体行为”扩大到“个体行为间的互动”，认为个体理性选择是生物和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认为“自然人”是社会系统演化中的认知主体a，在解释个体行为互动为特征的群体或社会现象时，可考虑以“群体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b。

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基本分析单元从“个体行为”到“个体行为间的互动”的扩张，曾引起个体主义方法论与群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争论。

当我们不考虑这种争论所引出的各种理论分歧从而不评论不同观点的孰是孰非，仅从基本分析单元扩张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来看，演化经济学无疑是有贡献的。

我们可不可以考虑把“个体行为间的互动”作为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呢?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现代演化主义经济学有关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解和运用，主要是从研究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方面展开的，该理论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存在着认知主体c，同时强调经济系统演化不完全等同于生物演化;针对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事实，该理论认为自利偏好和利他偏好共同影响人类选择行为d。

但是，现代演化经济学贯彻个体主义方法论所涉及的偏好分析，既有着生物学理论的分子，也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理论的成分。

因此，当它强调文化和历史演化对人类偏好和认知过程具有决定作用时，实际上是把反映群体行为的“个体行为间的互动”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从而把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看成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决定因素;当它关注生物进化对人类理性选择的影响时，实际上是重视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对人类认知和选择过程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着将“基因”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理论倾向，现代演化主义经济学与神经元经济学在基本分析单元的选择上有着交叉或暗合的地方。

　　　　如果说演化经济学扩大了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分析单元，拓宽和加深了对偏好、认知和效用等的分析视阈，那么，以“基因”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神经元经济学则缩小了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分析单元。

神经元经济学通过神经元编码和映射的实验，开辟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最微观的分析区域，它强调认知过程与个体生理情感有关，认为人类理性选择行为是个体基本情感上升为社会情感的生理调节或自然选择的的产物e，认为人的神经系统具有通过信息编码从而具有计算各种行为可能满足度的功能。

神经元经济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它以脑神经的生理基因来描述认知过程的形成机理，为经济学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理性选择提供了新视角。

这种以神经元编码和映射为实验途径的新视角，有以下分析结论：

人类大脑的模块结构经由脑循环使个体产生不同动机和不同选择偏好。

相对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虽然神经元经济学没有结合动机把偏好和效用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予以揭示，但它说明了人类选择行为在生理上存在的理性机制，从而使人类理性选择在生理学意义上获得了“本体论”的解释。

　　　　行为经济学不折不扣地以“个体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它并轨了经济学和心理学，建立了以心理与经济之二元动机的分析模式;它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个体理性选择的最大成功，在于通过实验揭示了个体实际选择与传统主流理论经典教义之间的系统性偏差f。

行为经济学这种以心理与经济为基础的二元分析模式，重视对利己偏好、利他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调整等的分析，把心理活动对个体实际选择的交织作用放在贯彻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进行。

较之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以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为假设前提来展开心理活动分析是相当彻底的a，这可以从它对价值函数的分析得到说明b。

行为经济学完全以“个体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贯彻个体主义方法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但一直被划归非主流学派，这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学术动态表明，无论是行为经济学还是同样划归为非主流学派的实验经济学，它们之所以划归非主流学派，其共同特征是不明显存在有别于传统主流学说的假设前提，或者说，它们都潜在地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加之，这些学说太注重心理活动对个体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和支配作用，大部分分析结论是实验而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并且理论分析体系的建构背离了主流经济学派将经济学与心理学截然分开的理论模式。

其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进而分析个体选择时有属于自己的假设前提。

这个假设前提的行为主体是具有多重偏好、认知不确定、效用期望不断发生调整，其外延大于“经济人”的“行为人”;这个假设前提的约束条件是“有限理性”，因而在不背离“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之理性原则的情况下，其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有限理性约束的理性行为人”。

　　　　我们可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在自己理论研究中潜在的假设前提，是它们运用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研究个体选择时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发展。

诚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曾对传统主流理论有关偏好、认知和效用的经典论述展开过质疑和批评，但它们在假设前提上始终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因而这些质疑和批评是有局限的。

但遗憾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都没有对潜在于自己理论中的假设前提作出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损害了它们的学术层级。

倘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能明确概括出潜在于自己理论中的假设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坚定不移地选择“行为个体”作为贯彻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们对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贡献或许会更大，主流经济学对其评价或许会更高。

2001年美国Clark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托宾，2002年诺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