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 论.docx
《第一章 序 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一章 序 论.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一章序论
第一章序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历史、经济史等基本概念和各自包括的内容；熟悉经济史的分期及其研究对象；了解有关经济史分期的几种主要观点及其不同；熟悉经济史所应体现的内容以及他们的内在关系。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要对经济史有一个总括认识，明确本课程所要讲授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意义。
一历史与经济史
历史课程，你们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了有关历史的一些基本知识。
但你们以前想过没有，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尤其是到大学了，作为经济类、管理类的学生，我们又要学习经济史？
2007年，我曾经看到中国、日本的历史高考题中有一道题目基本一样，只是问题不一样。
即中国方面，中日曾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对此作一比较；日本方面，中日每隔一百年就发生一次大战，从此趋势看中日下次战争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其原因是什么。
相似的题目、问题的差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对待历史教育的差异。
日本的教育比较注重历史对未来的影响及其作用，而中国则重视历史知识本身。
2007年底，在中央一套一直热播着一部名叫《闯关东》的电视剧。
如果看过的人，肯定会注意到电视剧结尾时，朱开山与日本人对待煤矿一事：
朱出于爱国而不惜家财投资山河煤矿（个人的力量），而日本的森田物业，则以个人名义，行的是国家的后盾，故他们能够最终获取成功。
两者的差距就在于国家的功能在利益面前的表现。
这就是中外历史演进中的差异——中国“官道”，即惟上而不惟下；西方则为“民道”，惟上惟下。
如此趋势是影响中外经济史演化路径的分歧所在。
通过对这些事例的了解，你们觉得经济史应该是讲些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学完后又有何作用？
下面我们就从这些概念入手，谈谈我们这门课究竟要讲些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1.历史
过去，我们一谈到历史，在人们的心中大多形成“故纸堆”、“考古”等想法，而在现实中，我们更可以用“天堂与地狱”来形容历史与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
由此反映出历史在经济类院校里的尴尬地位。
其实，出现这种状况是社会对历史教育的一种误读，历史教育本身应该是在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起到沟通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作用。
这点在西方各国体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英国早在1792年，就已经把经济史普及到每一个学生，其地位具有中国对待政治学科那样。
而在现实中，历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亦显示出它的显学之像，比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员基本都跟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如希克斯、诺斯、科斯、福格尔等）。
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历史、统计、理论的选择中，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三者中最重要的是历史。
原因有三：
“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哪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
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
再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历史经验尽管听起来很抽象，但它毕竟是真实历史知识的积累。
发生一件大事，如鸦片战争、文化大革命，有经验的史学家会立即作出判断，而政治家往往很困惑。
历史如此重要，那什么是历史？
1）什么是历史？
历史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因为要全面理解研究者所指定的内容，则要把所涉及到的学科都有所了解，有的甚至还要完全掌握。
针对如此一个学科，我们在给历史下定义时，自然无法给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内涵。
只能就采用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定义，即历史的内涵应该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对过去的事的记载；人的历史认识。
如果我们把上述三点意思概括起来，那历史则是指以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2）什么是事实？
从历史的概念里，我们知道历史的重点在于对过去经历的了解和研究，由此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历史的立足点在哪里？
有一个广为传播的笑话说，典型的经济学家的一生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野心勃勃，说经济应该这样运行；到了中年时豁然发现，其实没有想象的乐观。
于是问，经济为什么没有这样运行；到了老年的时候，则眼神迷茫，经济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啊。
我们要理解经济怎样运行，就像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掌握那些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去推测出其运行的规律。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什么是事实都不理解，那就无从去了解什么是历史一样，不知道经济的运行。
一个流行很广的“两人挖煤的故事”，则反映出现实研究与历史其实是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的，即我们究竟以什么标准去探索规律或揭示事物的真相。
历史，当然就是我们依据某些标准去判断所收集的史料，去揭示事物发展的真相，并从中寻找演进规律。
由此，我们具有了史料，是不是就知道历史了呢？
山西的一个寺庙的故事，则反映出了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这点就如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说明，要了解历史真相，还要去区分史料本身的真伪，即考据。
如何考察？
一般都会受到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观点、理论等因素影响。
这点，即如克罗齐所言及的那样，“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同时，还往往受到研究者所在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左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一方面要尽量摆脱主观因素约束，做到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不断的研究、争辩等方式以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
2.经济史
1）什么是经济史？
什么是经济？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着60多种的解释。
较多使用的可能就是西方经济学上的概念：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则是指“经邦济世”；在古希腊时的经济学家色诺芬的理解是“家庭与管理”。
经济史，也像经济的概念一样，存在较大争论。
在现实中，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理论、研究方法等背景的差异，一般存在三个派别，即经济学的经济史、历史学的经济史、社会学等的社会经济史。
当然，不管哪一学派，都必须以一定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经济发展过程作出解释和判断。
受研究者研究对象、内容等的侧重差异，对经济史的内涵界定又会有所不同。
比如按照对象可以分为二种：
一是以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性为主的经济史，目前中国的经济史著作基本都属于这类；二是以第一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如按照学科则可以划分经济学的经济史和历史学的经济史；如按照内容则可以分为：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内容等。
如此按照划分的不同，经济史的理解就有差距，但就目前来说，人们还是比较认同吴承明先生的说法，即过去的、尚未认识的和认识不足。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史是指远古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把经济史的时限推到了新中国时期。
至于到当前什么时候为止，则要看研究对象所指向的事物是否已经完成。
完成了，则属于经济史的范畴；尚未完成的，则属于现实经济的。
由上来判断，经济史应该就是指以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具体而言，则是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探索这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及有关规律，再进一步总结人类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律。
2）经济史的分类
按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地域上的差距，我们一般把它划分为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中国以外的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中外经济关系史。
每一类则又可根据研究内容的差异划分出不同的名称，如按照研究内容中国经济史可以划分出中国农业史、中国工业史、中国贸易史、中国金融史、中国财政史、中国赋税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管理史等等。
自然，经济史的不同分类可以根据研究者的兴趣等展开适合自己的方向、领域。
二、经济史的发展线索
“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
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
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具体到中国历史研究，也要先研究这些自然段落。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自然段落？
各段落有哪些特点、特征？
哪些特点、特征是前后段所无而为它所特有。
是使它和前后段区别开而自成一段落的？
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
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
提出自然段的意义在于：
重事实，重材料。
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
事实没有摸清楚，不急于定社会性质。
”历史像长河一样演化，必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自有其相似性，可以划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诚如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所说：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
”只有对历史体系作出一个大致的划分，才能清晰地确定历史发展的坐标。
而作为历史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史也应如此，否则无法准确地分清漫长的经济发展规律。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大致上存在如下一些划分方法：
1.历史研究上的分期
在西方历史分期法传入中国以前，我们基本是按照朝代来区分历史的，即每个朝代结束后，新的朝代都要为过去的朝代写史，就是二十五史。
到近代以后，中国对历史的分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争论，以致导致了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分期”的大讨论。
但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意识的影响，基本停留在革命史的分化范围内。
其原因主要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就是革命史为线索的。
前期以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五个阶段”为依据划分历史时期为原始社会（夏以前，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父系）、奴隶社会（秦以前）、封建社会（1840年以前）；后期是以革命为依据划分成如下几段：
1840-1895年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发展时期、1895-1911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1911-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1945-1949年为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之后为当代史。
如此区分的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人以现代化为线索，进行划分：
1840年以前为现代化的准备时期、1840-1949年为现代化发展时期、1949年之后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时期。
上述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根据我的理解，可能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的。
古代基本都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存在较明显的自给自足，后来虽然商品经济萌芽发展起来，但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近代则是进入现代化，商品生产完全发展起来，市场经济逐步走上统治地位时期；现代从词义上与近代没有很大区别，但在时间上比较靠后，此时资本主义出现问题，开始向公有制转化的时期。
2.经济研究上的分期
经济史分期的原因大多从经济内部去寻找，如南开大学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刘佛丁教授等人采用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即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划分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线索，初步打破了革命史的框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被誉为“南开学派”。
此种分期首次采用了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的方法，从宏观上论述近代经济史的演进。
认为1887年以前为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行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只是到1870年之后，如此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随后存在两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最后受到战争影响，前期的发展出现断裂。
最近，上述分析方法被王玉茹教授进一步推广到整个中国经济史。
复旦大学的吴申元教授则从生产力的角度，划分了经济史的发展线索。
南京大学的杨德才教授最近又采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结合编年史的顺序，划分了经济史发展的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研究员则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线索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的观点，并以此为核心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4-1927》的巨著；台湾的侯家驹先生则采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照西欧经济史演化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史发展的特征，把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自西周至汉武帝初年，中国就次第出现过封建社会、重商主义、重农或农本期间，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之后，按照政治上“分”与“合”的规则，“中国经济史阶段之划分，是以秦统一天下为始，由此，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次一元体制：
郡县制度——秦汉时期。
二、第一次多元体制：
坞堡经济——始于后汉末年，迄于隋之统一。
三、第二次一元体制：
府兵制度——隋唐时期。
四、第二次多元体制：
区域经济——始于唐玄宗天宝之乱，迄于元之统一。
五、第三次一元体制：
中央集权——元、明、清代。
”等等。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对经济史研究分期的最新看法，体现了经济史研究逐步从早期革命史的框架中转向了经济内部去探索经济历史的演变规律。
3.周期的分析方法
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的主因，即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以及GDP的构成要素（ＧＤＰ＝ＹＰ）和构成经济增长因素【Y=AF（L、K、N）】的差异，我觉得中国经济史的分期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883年以前经济发展演化的过程为政治周期（其中1840-1883年为过渡时期）；1883-1952年之间经济发展演化的过程为经济（商业）周期；1952年之后经济发展演化的过程为政治经济周期。
其理由如下：
一）1883年之前为政治周期：
第一，划分的理由：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
弗里德曼曾得出，“如果贸易是主要的政治收入来源，那么其结果就会出现大国；若租金是主要政治收入来源，则导致小国；若劳动是主要政治收入来源，则形成有封闭边界或相同文化的国家。
”中国就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基本上以北方的15英寸等降水线以东、以南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单元，当中受到气候、河流等因素影响，过早出现国家，以解决河患、旱水灾、凌汛等引起的社会问题。
自然，中国的主业构成也以农业为主，但不断受到等降水线以西、以北的游牧民族的干扰，从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相应地，国家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以农业为核心的地租收入。
由此，中国在很早以来就对农业格外看重，在国家层次上重视水利的兴修、农业技术和经验的传播、农作物的引入，战国以后更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自然，使整个社会要素的演化逐步集中到两个相对对立的阶层：
劳力者与劳心者，并按此规则逐步形成一个农耕为核心的相同文化并具有一定封闭型的社会。
在此基础上构造的社会，以宗法制为核心，血缘、地缘为纽带，强调稳定、缺乏竞争，具有明显的内卷化趋势，由此构成的社会，完全呈现出一个马鞍的形状，马鞍的两边分别由以皇权为核心的各级行政官僚体系组成的超级家庭（包括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和下层——农民为核心的家庭组成（家庭与国家是共通的），上下沟通的基础是武举、科举制度，意识形态辅助政权以维系人心和稳定秩序。
如下图：
上下层家庭的沟通方式：
科举制度，辅以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社会国家与农民的二重结构图
上下两个家庭之间的维持沟通主要通过科举制度，以道德的标准选择下层人士进入上层家庭，并以隐含的方式给予获取者优厚的报酬和享受各种特权，这正如宋朝时宋真宗的（赵恒）《励学篇》所言及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
社会财富分配向上层家庭的集中，必然激发下层家庭人员苦读“圣贤书”以获得进入上层家庭的阶梯，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为正统的社会价值得到维护和推广。
这样，从表面上解决了上下之间的流通，使上下层之间在君权神授下，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把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圣人”，以“入世”的原则上下其动，遵从“尊卑，男女，长幼”的规则，达到外伏蛮夷之地，内不设防而至永世。
当然，国家-农民二重结构的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上圣明”，即“以一人高拱于上，内则有六部九卿，外则有封疆大吏与府县亲民之官；此一人而贤明也，则一国治，一人而昏愚也，则一国乱。
”由此皇上为了抚育下层之心，就有了均田（限田）、救荒、兴修水利、平准物价等措施。
同时，为了实现上述措施之财力和维护社会秩序，就有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城市兴起，来治理广大农村，并征收赋税，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上层更加注重上层机构的演进发展，他们也把政府看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这样，形成的朝代必然“以一种权利的假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得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就自然延伸出一个以文化为凝聚力，以静而不好动的社会阶层构架。
由此必然忽视了下层力量的培养，并应用王权之力约束了社会要素的发展，致使在“河患、边防、旱涝”等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国家的过早出现，进一步使原先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到汉代以后已经不断被削弱，以至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游侠传、儒林传等等社会阶层，到汉代以后只剩下儒林传了，随后在“重本抑末”、“士农工商”等左右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下沟通必然无法一个以经济为核心的阶层缓冲带，以达上策而下通民意。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内经济增长是存在明显的内在不稳定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的变化都是明显的影响不稳定性的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统治者终有一死。
”这些因素在中国各代以国家-农民为核心的二重结构中基本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周期性波动的决定因素。
而波动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统治者的英明政策，即执行的修养生息政策的程度宽松。
即如黄仁宇所说的“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
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
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
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
”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周期波动，基本体现在前后统治者政策的连续性上。
为了推动社会的连续发展，中国很早就自然分化出了一个以“嫡长子继承制”的上层社会的稳定器，而下层就逐步形成了财产的“诸子分封制”，以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避免出现贫富的两极分化，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社会的哲人很早就推行了均贫富的观念，如孔子所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点也可以从中国历次朝代变迁的农民起义或革命口号中得到佐证。
由此可见，上述上下两层依靠人为力量维护稳定的规则，促使中国社会不断出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而等到大规模的变动时则导致朝代的更替。
二重结构的上述演进，实则是上层社会延伸、扩大，以至为了维护阶层利益而促成危害下层阶层的利益引致的，由此在朝代之初的“休养生息”向后期的土地兼并和增税扩展，从而形成了“九州之田，皆系于官”；“（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的大社会结构。
该结构中，社会的发展不取决于一地的资源多寡，而是要依靠政治的清明。
以17世纪《富春谣》为例：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
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
茶胡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摧？
富阳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
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资源的丰富并没有给一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大促进，反而促进了“权力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国与民俱穷，而官独富”的图景。
在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结构下，上层家庭结构的富有，必然是建立在对下层民众剥夺基础上的。
因此，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外族干扰等非常规性事件，必然会引发国家财政上的困惑，由此有可能引致国家被迫由正常时期的节流措施向增税、变相货币政策等手段以筹集资金填补财政赤字转化。
此时，如果逼迫过激，可能成为农民反抗的政府导火线，此点在秦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或革命中得到佐证。
（2）以土地为基础、道德压制欲望的财富观，约束了个人理想的发展（即个性被禁锢），由此强化了国家-农民二重结构的稳定性。
人自出生以来，基本上就是如下两种需求：
一是衣食住行等的基本物质需求；二是心理或精神需求。
因此，一个社会要让人们感到幸福，我们可以借助幸福指数来衡量日常生活是否满足上述两种需求。
这里，如果我们用财富除以欲望等于幸福的话，那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财富越大，幸福就越大。
你也可以继续变形，在财富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小，幸福感也越大。
这样，在以土地作为社会财富主要表现形式的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剩余基本是国定的，故统治者以道德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约束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必然会使人们在财富有限的条件下达到最大化的幸福满足程度。
此时，人们对未来物质、精神需求的预期可以借助于当前剩余的节流和对家庭、家族的互助来实现。
然而，在一个以货币为财富表现形式的国度里，财富波动较大，就促使人们去追逐更多的货币以维持更大的基数，从而在现实上往往表现为重商等发展形式；而一个以土地为财富形态存在的国家里，“即使土地在市场上的价值微不足道，土地还可以由其所有者加以利用。
”“这种财富的实物特性，使得它对于其所有者来说，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可能市场价值的主观价值。
”在中国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土地的买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受到产权等因素的约束，土地价值波动不大。
这样，在封建社会里，为了幸福的最大化，统治者只要对人们的欲望加以约束就能达到稳定的目的，大多以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欲望，即如大学里所言及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把德排在财的前面，以此压制人们的欲望无限性的想法，从而在现实中出现了荀子说的“圣人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的目标，要求人们满足现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得以实现“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理念，最终压制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
从而就有了“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以人生为主、经济为副的经济观。
因此，中国一开始就逐步形成了官员、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社会进阶的潜规则，即以商致富，以地守富或捐而为官的社会演进模式。
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子分封”的约束，一个社会财富的集聚处于不断变动和呈现分散化的趋势，这就使上下之间的稳定受到了很大制肘，不能达到一个全盘考虑的框架。
下层要想跻身上层，在皇帝“圣明”时期，可以通过科举之路，而在非“圣明”时期，则捐官或以革命之非常手段下而为之，此即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法则作用的结果。
以土地为财富的经济观念，明显发展的趋势就是追求稳定的社会结构，为此，中国从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结构与之相得益彰，加固了稳定的特性。
而此时受到各地产品的差异及农户无法提供所有消费品的特征，促使中国的市场有着某种程度的发育，但至近代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市场。
因为此时的市场仅仅起到余缺调剂的功能，商品的流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受到社会结构及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观念（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去奢崇俭）的约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社会商品经济观：
受制强权政治的干预而无法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生产与流通环节脱节，投入市场的产品基本不具有交换价值生产性质、产品在流通中，买者的简单生产和消费的目的性大于再生产的目的性，卖者交纳赋税或偿还拖欠的目的性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性。
这样，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形态，自然跟特有的市场功能、发育不全的商品经济等相互结合，起到弥补家庭经济无法解决部分，最终达到构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目的。
以土地为财富的法则，就使社会各阶层都以此为中心展开活动，商人有钱了就转化为土地，来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