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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态社会和文化的反思

对病态社会和文化的反思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典范性作品，是吴敬梓毕生心血的结晶。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

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

这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

吴敬梓出身在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科举世家。

曾祖、祖父一辈功名显赫，到了父亲这一辈逐步中落。

吴敬梓在少年时代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后来父母先后去世，为他留下了一笔较为可观的遗产，但亲友豪奴争相侵夺祖遗财产，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他由愤激而变得放诞不羁。

族人对钱财看得越重，他越不把钱放在眼里。

一方面他的性格较为偏激，崇尚魏晋风度，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豪奴狎客”朋友的引诱，吴敬梓故意胡作非为，乱嫖乱赌乱花钱，将家产逐渐荡尽。

三十三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

大约41岁以后，穷困异常，甚至于无米下锅，冬天太冷，只好散步取暖。

因此，安徽全椒人多把他看作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

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

可是，他十八岁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

这是他长期的心病，他觉得对不起自己“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家族和祖先。

到36岁那年，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开始时他动了心，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

从此，他再不参加科举考试，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也就在这时，他开始反思“如何承师训，专储制举才”的问题，大约40岁左右，他开始酝酿写作《儒林外史》，50岁前，全书已基本完成。

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

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不幸言中，乾隆十九年（1754）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扬州病逝。

“涂殡匆匆谁料理？

可怜犹剩典衣钱”！

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终年54岁。

“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吴敬梓在穷愁困苦中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传世杰作。

《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等歧说。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五十六回。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收入他四十岁以前的诗文。

近年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余篇，以及《诗说》若干卷。

李汉秋辑校成《吴敬梓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可参考。

《儒林外史》以文人生存状态为题材，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

作者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制度导致文人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认为这是“一代文人之厄”。

这就是小说的主题。

小说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存。

为什么所有文人都对科举孜孜以求，耗费毕生精力呢？

因为科举考试决定了文人的“功名富贵”。

在王冕故事的楔子之后，小说紧接着写的是科举考试考到老的两个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

范进的故事大家比较熟悉，周进是范进的恩人，就是因为周进主考，见范进跟自己当年一样可怜，所以同情而给了他一个第一名。

周进考中之前的故事与范进非常相似，他六十多岁还没考中一个秀才，在一个小镇教馆谋生，刚到那教馆，就被一个新进学（考中秀才）的十来岁的小孩子梅玖相公奚落嘲笑了一通。

有个王举人，更是欺负他，大摆架子。

后来他连这个教书的活都保不住，他的姐夫让他去帮他们几个商人算账。

他到省城哪儿都不感兴趣，就想参观贡院。

刚进贡院，见到号板，不觉悲从中来，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被救醒了又哭，哭得吐血。

他的姐夫等人同情他，帮他纳了个监生，取得进场参加考试的资格，没想到他竟“巍然中了”。

这两个老童生，考了一辈子都不能博得一第，因此，大半辈子穷愁潦倒，受尽了贫穷、鄙视、欺凌，受够了世态炎凉的痛苦。

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们很偶然地“中了”，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周进是“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

连从前奚落嘲笑他的梅玖相公也在别人面前冒充是他的学生。

范进呢，趾高气扬的丈人胡屠户变得那么巴结，家里马上有人送来了银子、房屋、田产，不到两三个月，不仅有钱有米，而且奴仆丫环，细瓷碗盏，银镶金盘，应有尽有，以至范进的老母亲高兴得不敢相信，一下中风死了。

这就是科举考试与“功名富贵”的直接关系。

小说通过周进范进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弄得士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

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八股举业，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以至范进当了主考官竟然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是何许人。

同时，通过周进、范进的故事着力描写他们命运转变中环绕在他们周围各阶层人物的色相，深刻表现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造成了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

这部小说跟别的小说不太一样，基本没有中心人物，开头的王冕、周进、范进，后文中他们就基本不出场了。

所以，这部小说主要不在于塑造人物形象，当然这些形象也都是非常成功的，但作品主要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以科举制度、功名富贵为中心，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位的反思。

我们举些例子介绍：

一，在不顾品行而疯狂地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环境里，人性发生了扭曲和蜕变。

作者用五回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

匡超人出身贫寒，孝父敬兄，博得邻里的好评。

可是当他走上社会，逐步发生了变化。

先是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后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的营生。

社会给他这样三条路，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

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可是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他却拥有了荣誉和幸福，“高兴长安道”，洋洋得意了。

这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

二、科举是求取功名的桥梁，少数幸运者一旦功名成就，就要用无厌的贪求来攫取财富，压榨百姓。

他们出仕则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多是土豪劣绅。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

前者如王惠，当了南昌知府，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梦想，残酷的剥削百姓；后者如严贡生，他利用与官府的关系与特权讹诈百姓，关邻居的猪，赖船家的船钱等等，完全是无赖恶棍的行径。

三、科举对读书人的异化。

作品写了一个寄生于举业文事的八股选家马纯上。

他是个正派人物，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对匡超人、蘧公孙、乃至骗过他的洪憨仙，都热心相助。

但他痴迷于举业文事，对八股情有独钟，无怨无悔。

他热心地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他全身心地投入八股文的选评，希望能帮助年青人去夺取功名富贵。

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

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那套文思定势取消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时，面对这“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

通过马二先生的形象，作者展示了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的愚腐熏人的灵魂。

四、科举制度的派生物就是产生了一批沽名钓誉的所谓“名士”。

他们或因科场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

于是这些不甘寂寞的“聪明人”，就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

他们表面风流潇洒，骨子里忘不了功名富贵。

这群名士的丑恶行径，构成腐败社会的文化奇观。

作者通过莺脰d湖边、西子湖畔和莫愁湖上庸俗闹剧对他们作了抉肤剔骨的描绘和讽刺。

例如西子湖畔的聚会。

以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为首，还有冢宰后嗣胡三公子，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冒充秀才的盐商支剑峰等人，他们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讨些残炙冷饭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欲求。

他们羡慕赵雪斋：

“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呢？

”这就道出了他们当名士的真实目的。

但是，他们“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

”流露出这帮标榜“不讲八股”的名士们内心深处的悲哀。

《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那么，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呢？

吴敬梓以他的小说表现了他的探索。

吴敬梓描写了一批真儒名贤的生动形象，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

作者理想的人物是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境界。

杜少卿是作者殷情称颂的理想人物，这个人物形象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而加以理想化的。

杜少卿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

朝廷征辟，要他出去做官，但他对朝政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为好”。

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好了！

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

”这就背离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

杜少卿傲视权贵，却扶困济贫，乐于助人，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

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客！

”王知县要会他，他说：

“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

……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

”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

对贫贱困难的人，他平等对待，体恤帮助。

杨裁缝母亲死了，无力殡葬，他就慷慨资助。

杜少卿既是讲求传统的美德，在生活和治学中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

他尊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但是，他对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却大胆提出质疑，认为《溱洧》一篇“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对《女曰鸡鸣》的解释，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

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

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他尊重女性，笃于夫妻情爱，反对纳妾，认为这“最伤天理”，只有四十岁无子，才可娶妾，妾不生育，“便遣别嫁”。

虽然他的主张仍从孝道出发，不很彻底，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见解了。

他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充满敬意。

“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

杜少卿和六朝文人一样，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所以他对妻子说：

“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

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

杜少卿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仍然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心，嬴得他的敬重，虽然家产已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但杜少卿这样的人在当时，不为人们所理解，只能陷入苦闷和孤独。

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元）李（塨）学派的影响。

颜元曾说：

“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

以六字强天下：

人皆兵，官皆将。

以九字安天下：

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

作品里写了祭泰伯祠和萧云仙的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这两件大事，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

但吴敬梓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

曾几何时，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