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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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王义桅：

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在争论和妥协中前进，在各执一词下演绎而难有革命？

致使“没有哪种单一方法能抓住当今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

人们不禁要问，各派国际关系理论间论战的症结何在？

国际关系理论是谁的理论？

是为什么的理论？

它是一种普适性科学还是特定的艺术形式？

种种因素，使得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必要。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首先发掘其基本纬度。

受康德哲学的启示，我曾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

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与理念。

“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籀绎的：

（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

（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

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

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统一于普遍的理性。

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

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

” 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显然缺乏广阔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

实际上，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生命力”维度，分别对应了事物发展的科学、艺术与生命意志，也是区分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的根本视角。

 其中时间维度重在揭示国际关系的状态律，空间维度则是力量律而自身（“生命力”）维度侧重意志律。

自身维度的含义是每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都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比如战争，从作为经济矛盾的延续，作为政治手段的继续到文化层面的矛盾反映（“文明冲突论”所揭示的），一直到人们认为战争在过时（“大战过时论”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在不断变化，体现出作为一种“生命力”的含义来。

又比如“克隆人”虽然受到各国法律制约（空间维度）和人类伦理道德（时间维度）的束缚，但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及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好奇心（自身维度）终究要冲破前两者的樊篱，迟早要克隆出真正的人来。

相对这种“应然”要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然”若何？

剖析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表现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悖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相互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国际关系中为什么没有“宏理论”（g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失败、人口不固定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

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

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象都存在、交互发展，但尤其值得主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体系。

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

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的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

这正是本文首先要诘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及其作为的理论与时代背景。

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十大诘难

诘难一：

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国际关系概念的确立是以区别于国内事务而开始的，偏重于国际政治内涵，其区别标志首要的是认为国际关系是在不同的逻辑下即无政府状态下演绎的。

这是国际关系的本体论。

无政府状态概念，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或霍布斯讲的战争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国家的理性、自私性暴露无遗。

因而有了以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ism）为标志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假定，即“国家人”的假定。

正如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导致了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样；国际关系的“国家人”假定，与其无政府状态先验性认识一道，共同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在温特之前，鲜有理论挑战这一前提。

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摩根索从人性本恶、权力本恶这一典型的西方政治哲学认识出发，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无不为权力、利益而斗争。

 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华尔兹进而把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的无政府状态解释为，国际社会犹如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则以国际机制来修订人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使之有序化；但是也只有入流的国际关系才被有序化，非入流国家仍导致了国际无政府状态。

 下文表明，民主和平论将这一认识发展到赤裸裸的境地。

温特振聋发聩地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其建构主义理论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为入流的国家和非入流国家规定了文化圈，即主流西方国家的主导无政府状态文化是洛克型的、非主流的非国家则仍挣扎在霍布斯型无政府状态文化之中，但是主流与非主流国家可以组合出康德文化的氛围，即成为朋友、组成集体安全体……大有将国际关系的虚假前提“虚化”之势。

这种虚假前提的理念认识是先验性的。

诘难二：

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文指出，为了虚拟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前提，国际关系学者借助康德哲学虚拟了国际关系从自然状态、公民状态到应然状态的演绎逻辑，并分别对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各流派。

民主和平论、大战过时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先验论性质。

其世界观即是“观念创造理论”——民主是好的，和平也是好的。

只有好的才能派生出好的（和平），反之，恶的必然导致恶（战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把仗打完了，这才有今天民主国家间的和平。

故民主和平论是本末倒置的言论。

大战过时论、文明冲突论也有类似的先入为主的逻辑错误。

尽管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但作为支配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民主和评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心理律动之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关系理论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典型例证——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约瑟夫·奈语）。

现实主义基于历史（主要是欧美近代史）经验的历史循环论、悲观论思想看待世界，与自由主义一样都为建构主义的发展留下逻辑空间。

米尔夏默教授在其新书《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

“‘二战’后期，苏联在满州取得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

日本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

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苏联，更不用说亚洲了。

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苏联的重任。

” 如果这种先入为主的逻辑成立，以下说法也就不会否认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势力急遽膨胀，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

德国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

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美国，更不用说亚洲了。

因此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美国的重任。

理念（视角）一变，结论完全倒过来。

这说明，现实主义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埋在水里的是建构主义所揭示的观念因素。

现实主义的公理（即现实主义者潜意识中公认的价值观）正是建构主义的命题。

国际关系理论者也是概念制造者（image-makers）。

米氏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

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

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

” 

在这一点上，强调身份与认同的建构主义也不例外。

米氏在书中还写道，“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先进法制国家。

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

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

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

可是，当美国在四十年代末期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

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Joe）。

” 这说明，所谓身份与认同仍然是服从于战略利益的需要，是需要方主观界定的。

下文将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一种先验论和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是西方式、美国式理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阶级理论。

诘难三：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中，层次分析（levelanalysis）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其理解各有不同。

一种典型的说法是将国际行为体分成世界系统（WorldSystem）、关系（Relations）、社会（Society）、政府（Government）、角色（Role）、个人（Individual）六个层面， 并笼统地区分为国际与国内或宏观与微观两大领域。

而这两大领域又常常相脱离，或更多地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根源于国内事务”了事。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单元层次（unitlevel）、系统层次（systemlevel）。

温特的建构主义以施动者（agent）－结构（structure）分析见长，其无政府状态的三段论分析，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关系中的同化与异化律， 但仍解决不了观念、身份与认同等的原生性问题——观念、非理性因素从何而来？

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注重今天的结果（状态），而忽视导致结果的历史根源。

建构主义对此有所超越。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动态、渊源，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基本上属于静态的理论范式。

决策学好些，如博弈论（gametheory）、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等强调过程、机理，但有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即所研究制度背景是美英模板。

国际机制理论强调了体系与过程，有所超越，但一样也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国际关系领域思维方式的阐释而非思维结果的总结，注重理论演绎过程而非结果、探索而非定论。

忽视非对称性因素，忽视反作用，宏观－微观、动态－静态割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国际关系理论。

故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但各派论战往往不是就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进行，而是侧重点的偏好或方法论倚重而导致的争执。

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形而上的属性，致使它没有革命，而更多的是理论循环、各派并存，各唱各的调。

诘难四：

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

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不外乎是客观与主观两种。

前者即指国际关系实践，既有历史发展趋势，如全球化，也有偶然事件，如“9·11”事件。

实践动力带给国际关系理论滞后性、阐释性色彩。

后者包括学科与人的因素，包括人类认识与观念的变迁。

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的不够严谨、不够科学，故常常循环往复，鲜有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科学革命（至今仍借助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