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资本研究的意义及其学科定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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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资本研究的意义及其学科定位

“道德资本”研究的意义及其学科定位

　　“道德资本”这一概念是王小锡教授在其《论道德资本》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作系统论证的。

此后，王教授及其他学者围绕“道德资本”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学术专著《道德资本论》。

这期间，一些关注和议论“道德资本”的短文也时而见诸报刊。

综合起来看，这一具有拓荒性质的研究已经初见成效，但尚未形成应有的发展态势，在诸如“道德资本”研究的意义、概念的界说及学科定位等重要问题上，尚需通过总结和阐发以取得广泛的认同。

本文试就这些重要问题对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研究发表一些述评性意见，意在引发话题，促使“道德资本”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道德资本”研究的意义

　　不断发展变化的道德现象世界是伦理学研究永不枯竭的源泉和永不消退的主题，“道德资本”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顺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对道德进步提出的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起步不久就出现了经济增长与道德滑坡的悖论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生发的关于“代价论”是否合理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上个世纪末才出现偃旗息鼓之势，但与此同时却把当代中国人投进一个灰暗的“奇异的循环”之中，引发了似乎永不可解的困惑和惆怅情绪：

想要凭借“资本”发家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吗？

那就牺牲我们的道德吧！

“道德资本”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以一个耀眼的新话题不仅“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1］，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最终走出“二律背反”的困扰指出了一个有益的思维路向：

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道德本来也是一种“资本”，资本（物质财富）和“道德资本”（精神财富）本来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认识和建构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

概言之，“道德资本”研究问题的提出，对帮助当代中国人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的时代难题，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

　　“道德资本”是一个创新性的概念，体现了研究者对时代呼唤的理性自觉。

这种自觉精神，我们可以从王小锡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在《五论道德资本》中所作的感言性叙述中看得很清楚：

“‘道德资本’概念确实是创新性的概念，这种创新并不是以空想为基础的文字游戏，而是对社会实践发展的自觉的、理论的把握。

在概念创新的背后，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强烈要求。

”［２］这种感言，也透射出研究者们敢于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

我们知道，资本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认识和理解中多是贬义的，因为马克思曾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3］改革开放后，资本的概念虽然渐渐地为国人所接受，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它的“名声”总是不那么好，视资本和财富为“阿堵物”的人至今依然大有人在。

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知名的学者没有相当的理论勇气是难以响亮地提出“道德资本”这一新概念的。

在我看来，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这种勇气也是一种“资本”，张扬这种“资本”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没有这种“资本”就难以有真知灼见，承担起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这已经为人类文明发展史所反复证明。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走的是创新之路，其间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带有“翻天覆地”的性质，而我们的伦理学研究者对此反应至今仍然显得有些迟钝和滞后，这与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创新意识和勇气是很有关系的。

　　作为一种开拓和创新，“道德资本”研究发展了道德价值学说，因而也丰富了伦理学的知识体系。

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资本一般是作为增值的工具价值而存在的，本身不是目的价值而只是实现目的价值的工具价值。

在伦理学体系中，道德价值的情况恰恰相反，一般只是作为目的价值而不是作为工具价值，讲道德、做有道德的人不能有“为了什么”的目的，即不能带有任何功利意图，否则就是伪善作风――假讲道德，这是中国的传统。

实行改革开放后，这种传统思维范式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已经被广泛地当作手段使用，但是人们在感情上还是不能堂而皇之地接受和宣传。

把道德作为一种“资本”看待，打破了这一传统的价值理解范式，给人们的第一意象就是道德首先是一种工具价值。

王小锡教授注意到这样的心态，他在《五论道德资本》中，对此作了专门的分析。

他认为，道德对于人来说应当是“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统一。

“道德资本”概念是传统“道德”概念和“资本”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一方面总结了道德功能格局的历史变迁结果，即从道德的目的性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到道德的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相分离，再到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异军突起。

另一方面体现了从“实物资本”发展到“人力资本”、再到“文化资本”这一资本概念发展的时代趋势。

提出道德资本概念，研究作为资本的道德，从而强调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及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动员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元素，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建设。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道德作为“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价值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

　　其实，只要我们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理解道德价值的目的与手段的区别，就会发现手段在特定的情景下也是可以转化为目的的。

不难想见，一个注重用“道德资本”赚钱的企业，它在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的物质消费的过程中，不也同时在为企业职工和消费者提供着优良道德的精神消费吗？

在企业主那里道德主要表现为手段价值，在职工和消费者那里则主要表现为目的价值。

这种情况，正是道德的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常见的“统一”方式。

须知，绝对的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道德资本”研究在拓展道德价值学说的边界的同时，也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为后者提供了某种方法论的支持。

这种意义可以沿着这样的思维逻辑去解读：

道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道德是为了运用道德、让道德为自己服务――这种运用和服务既有目的意义上的，也有手段意义上的――目的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反映在精神活动和精神生活方面，手段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活跃在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传播活动）之中。

正如王小锡教授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和经济活动家们“不再关心经济生活的道德目的，但很关心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工具，即哪些道德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经济学家来说，一种品质或行为为什么是道德的，这不属于他们的研究范围，他们只关心一件事：

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什么样的道德才是应该提倡的”［2］。

这种变化，一般来说应视其为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与道德作为一种“资本”介入生产和经营过程的思想转变，是直接相关的。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道德资本”研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为相关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二、“道德资本”的内涵界说

　　在“道德资本”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王小锡教授就曾追问道德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资本，亦即“道德资本”何以可能的问题。

他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伦理学使命》一文中作过这样的逻辑推理：

“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他在此后发表的专论中，大体上遵循的也是这种分析路向。

　　他对“道德资本”概念的总的看法是：

“道德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

由此出发，他沿着两个思维路径阐述他对“道德资本”内涵的具体看法。

一个路向是狭义的理解，沿着经济活动获利的一般规律将“道德资本”归结为一种具体的资本形式：

“科学的道德作为理性无形资产，它能在投入生产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功能促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加强管理伦理意识和手段中增强企业活力；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产品成本；在培养和树立企业信誉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因此，道德也是资本。

”［5］在《六论道德资本》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

”［6］这表明，狭义理解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另一个路向是借用别的研究者的意见，作广义的理解，从分析一般资本概念入手推论出“道德资本”的普遍形式，认为“所谓道德资本，从内涵上，它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从外延上，它既包括一切有明文规定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制度条例，又包括一切无明文规定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民风民俗等等。

从表现形态来看，道德资本在微观个体层面，体现为一种人力资本；在中观企业层面，体现为一种无形资产；在宏观社会层面，体现为一种社会资本”［7］。

广义的理解，虽然没有一以贯之，但也坚持到最后，说明王教授试图要将“道德资本”由经济活动的个别形态推向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

广义理解和界说的方式扩充了“道德资本”的内涵，但同时也使“道德资本”的内涵在“外延”中变得模糊起来。

不过，王教授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他在《三论道德资本》和《四论道德资本》两篇专论中，就紧扣“道德资本与有形资本”的比较关系和“广义资本观”阐述“道德资本”的特性。

概念内涵的统一性是概念的生命，也是确立科学研究命题和学科建设的第一要义。

　　然而，“道德资本”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似乎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一般伦理学的视阈里，“道德资本”属于道德价值范畴，就是一种道德价值，是道德价值的一种“经济形式”，因此，关于“道德资本的价值”的命题是不合乎语言逻辑的。

由于道德价值历来可以分为事实形式和可能形式两种基本类型，因此道德资本也可以分为事实与可能两种基本类型。

这是由道德价值的实现及其发展进步的规律决定的。

所谓道德的事实价值，在社会指的是实际存在的合乎“实践理性”的伦理关系，在个人指的是合乎“实践理性”的道德品质，前者即人们常说的“风尚”（包括人际关系即所谓“人气”），后者即人们常说的“德行”（德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道德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获得最大效益，简要地说来就在于它是由“同心同德”的伦理关系和“爱岗敬业”的个人品质整合起来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资源。

科学的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活动，都是有道德价值的，但都是道德价值的可能形式，它们的价值指归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为建设“同心同德”的伦理关系和培养“爱岗敬业”的个人品质提供“质料”。

不作如是观，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活动等就可能流于形式，成为假说和说教，不仅难以产生“道德资本”之“力”，相反，甚至还会产生对“有形资本”的破坏力。

　　如此看来，所谓道德资本，简言之就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存在的合乎社会道德理性的职业风尚和职业品质。

　　三、“道德资本”研究的学科定位

　　如果对“道德资本”可以作如上所述的界说，那么关于“道德资本”的学科定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道德资本”既不是一般伦理学范畴，也不是一般经济学范畴，不应归于一般经济学或伦理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个特定范畴，“道德资本”应归于应用经济学和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体系，再具体一些，应归于企业经济学和企业伦理学的范畴体系。

　　要确立这样的学科定位，重要的是要厘清学科定位的认知路向。

　　其一，赋予“道德资本”以特定的内涵和边界及普遍适用的价值形式，防止将其作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理解。

这应是为“道德资本”研究进行学科定位的首要问题。

西班牙的西松在其《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中将“道德资本”界定为“卓越优秀的品格”和“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这种界说方法就将“道德资本”神圣化了，显然是欠妥的［6］。

优秀和成功的企业领导，就他们个人而言不一定非得或已经具备“卓越优秀的品格”，在他们的身上他一定非得聚集或已经聚集“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才算掌握了“道德资本”。

西松正确地指出，诚信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本”，同时又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