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的新农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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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2014年12月，农人F4首度组团登上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四人还合唱了F4组合的成名曲《流星雨》

　　过去一年间，一场关于4位返乡创客的“梦想真人秀”，先后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4地的高规格舞台上演。

　　真人秀以演唱会的形式进行，内容以主题演讲为主线，穿插着合唱几首略带跑调的流行歌曲，比如《流星雨》。

这支自称“农业F4”（Farmer4，即“四农人”）的创客团体，一边担忧演唱会无人光顾，一边任性地把门票的最高价定在了1888元。

　　第一场演唱会如期在上海拉开帷幕，出人意料的是，场内座无虚席，最高价的门票竟然也卖出了4张。

后来才得知，买下这4张高价票的4位神秘观众是专程从北京飞过来的，只是为了近距离地听听他们如何谈论“再造故乡”的构想。

　　和当下无所不在的创客有所不同的，是这几位80后的身份：

地地道道的从农村来，回农村去。

　　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告诉《?

t望东方周刊》，城市化浪潮已向前推进了数年，如今这股返乡创业的强劲势头正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大潮的出发点，也就是广阔的数以百万计的乡村。

　　当大多数同龄人选择投身大城市时，他们已决定回到旧乡村去，共同做一把“新农人”。

　　陈统奎、刘敬文、钟文彬、赵翼，4位曾经走出乡村的懵懂少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学成归来的，拥有学识和能力、人脉和资源的“新农人”。

　　2014年，4个年轻人偶然走到了一起，此前素不相识，理念却一拍即合，“农人F4”由此诞生。

　　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告诉《?

t望东方周刊》，“农人F4”是一种自我调侃，新农人才是真实身份，“这些年来三农问题被讨论得太沉重了，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不想再把它搞得苦哈哈的，而希望它是快乐的、健康的、新鲜的”。

　　旧乡村正遭遇新情况

　　2015年7月，即便是在电话里谈论问题，钟文彬的火气也能听得出来。

最近几个月里，让他大动肝火的只有一件事：

农产品滞销。

　　这一次，钟文彬把自己想说的话，一股脑地全写进了自己运营的农业自媒体“新农堂”的微信公众号里，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农产品滞销，媒体都是帮倒忙的》。

　　文章甫一发布，阅读量直线上涨，并在行业里引发了激烈讨论。

对此，新农堂创始人钟文彬告诉《?

t望东方周刊》，新媒体屡次“出于好意”地过分报道，让农村实际上并不严重的滞销问题被无限放大，结果市场价格被打乱，滞销问题没得到解决，反而使得更多农产品卖不出去。

　　在钟文彬看来，新媒体与旧乡村的碰撞，正是后者正在遭遇的新情况。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带着“问题意识”来到措不及防的乡村，能解决问题的报道并不占多数，反而多是“帮倒忙”的，结果让乡村独自承受无穷的后患。

　　与此同时，远在新疆喀什，受困于当地诸多复杂、特殊的情况，维吉达尼合伙人麦合穆提?

吐尔逊（以下简称阿穆）告诉《?

t望东方周刊》，多数果农只得将水果拉去巴扎（维语，集市）上零售，或者以极低的批发价格由商贩全部买走。

　　在诸如维吉达尼（维语，良心的意思）等新型电商进驻新疆之前，果农的年收入少得可怜。

以果农艾尼江为例，10亩地种植并晾晒好的杏干，在传统商贩那里，收购价仅为2000元。

与维吉达尼合作之后，仅是部分质量上乘的杏干，就能卖到5000元。

　　2012年以来，毕业于北京大学、主修人文地理的汤敏，就在用脚丈量着中国12万多座古村落。

与电商公司维吉达尼合作的新疆果农，手捧着自产的枸杞

　　在他的调研中，发现了古村落所不能承受的新遭遇。

其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盲目无理的大拆大建。

作为“古村之友”项目发起人，他告诉《?

t望东方周刊》，这一问题的根源，多半来自于地方政府过分追逐短期利益，引发错误的发展思路和逻辑。

　　2014年，广东省梅州市一千多座极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围龙屋，被地方政府告知将被全部拆除。

在各级有关部门出面调停无果之后，汤敏带着“古村之友”团队成员入驻梅州围龙屋古村。

　　此后，借助“古村之友”自媒体持续而全面的深度报道，“围龙屋拆除”事件迅速被广泛传播，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拆除计划被叫停。

　　如今，汤敏所搭建起的“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志愿者网络”，在全国范围内聚集着至少2万名“古村之友”志愿者。

汤敏仅用了2年时间，就让这一庞大的志愿者网络覆盖至全国30多个省、100多个市县。

面对压力，汤敏坦言，“这是在用社会组织的特殊方式，解决古村保护的现实难题。

”

　　为何重返乡村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博学村，陈统奎是这个300余人的古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

　　这些年，做过杂志社时政记者见过世面的陈统奎，却在几年前决定返乡。

　　回到故乡的古村后，陈统奎动手搭起了民宿，修建了自行车赛道，还发起了“返乡论坛”，最后卖起了古法种植的“火山村荔枝”。

　　选择相对繁琐的古法种植，是因为陈统奎认为，农产品只有远离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对人体自身和自然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才能彻底根除弥漫于人心已久的“食物焦虑”，从而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陈统奎的努力最终收获了当地各方的支持与帮助。

他最近要做的事是，把“返乡论坛”带到博鳌亚洲论坛上去，升级成高规格的盛会，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2015年6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陈统奎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个利好消息。

他最看重的最新政策是：

“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渠道带动返乡创业”。

　　陈统奎告诉本刊记者，“各级政府的重视，在今天达到了空前的局面。

我以为这一天还要等上三五年，没想到2015年就是返乡创业的转折年。

”

　　返乡创业的同路人中，与陈统奎的“绿色农业”理念不谋而合的，还有乡土乡亲创始人赵翼，一位执著寻找全中国最优质茶叶种植者的“新农人”。

　　大学时就编写过农民科普读物的赵翼，曾因此收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笔信，称赞其行为“有情系乡土，回报乡亲的赤子情怀”。

　　这种情怀在随后3年时间里，无时无刻不支撑着他回到乡村的田间地头，为出品一款品质上等的好茶，寻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赵翼眼下正在做的事情，被他称作“8296计划”。

这一数字代表着中国境内现有的具备QS（即“质量安全”）生产资质的茶叶厂商数量。

赵翼组织团队向这8296家企业逐一打电话，建立档案，走访种植基地现场，进行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并在日后跟踪生产情况。

　　截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赵翼完成了近3000家茶商的排查与调研工作，还剩下60%的任务量亟待完成。

如同悬在登顶前的半山腰处，此刻的赵翼只得继续“享受着”被调至HARD（困难）模式的创业生活。

　　谈及未来，赵翼告诉《?

t望东方周刊》：

“当拥有了覆盖全国8296家茶叶厂商的大数据时，我们再从中择优选取100家作为供货商，便不再是难事。

”

　　赵翼说，届时，他要把这份有关中国茶农的大数据“上交给国家”，以便将自己长期致力推广的绿色茶叶种植方式，传播得更广泛。

　　讲乡亲们听得懂的大道理

　　2015年6月18日，即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第二天，来自台湾的《乡愁经济》媒体社社长林德福抵达“创客之城”深圳。

作为一场投资论坛的评审，他要直面2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返乡创客，并为其中最优秀的“再造故乡”构想和设计投出宝贵的一票。

　　在活动现场，林德福听见多位演讲者在陈述中反复提及，称解决当下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他们返乡创业的根本动力。

　　“让更多人吃上放心食物”成为这一类“返乡创客”推广品牌的普遍说辞。

林德福坦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便遭遇过类似问题。

各类食品生产、制造过程中，出现滥用化肥、农药、防腐剂、漂白剂等化学物质的案例，可谓“屡见不鲜”。

　　包括镉大米、工业废弃物污染海产品等在内，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一时间，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度近乎降至冰点。

林德福建议与会的“返乡创客”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妨参考台湾“主妇联盟”的经验。

　　1988年，一群以家庭主妇的消费者群体，自发建立起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主妇联盟”），并以“共同购买”的方式，直接向农民购买所需的农产品。

　　该组织的出现，直接跨越了传统购买渠道中各类第三方的参与，将较高的利润回报给农民，同时也换来了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买卖双方由此实现互利。

截至2015年，台湾“主妇联盟”的会员超过了32000人。

　　林德福告诉《?

t望东方周刊》，“返乡创客”们应当多做城市与乡村的联结者，整合城市领先的资源以惠乡村，反之将乡村的优势发挥至极点。

　　在城市这端，以类似维吉达尼等农业电商牵头创建的消费者社群，正在逐步遍及国内的大中小城市。

而在乡村那一头，农业电商逐渐发力，尝试用合作社的方式聚拢更多农户。

　　借鉴美国、日本等多地经验，维吉达尼运用新农业合作社来科学管理数以千计的新疆农户。

阿穆告诉《?

t望东方周刊》，目前现有新疆果农2000多户，以合作社为纽带按质保量地供应农产品、定期接受培训，年终还会与品牌商共同分享利润。

　　过去在新疆，仅靠像阿穆一样的当地年轻人，要向乡亲们讲好一个大道理是困难的。

现在，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返乡创客”来到了新疆。

阿穆说，这就像是“铺路的、搭桥的人来了，农产品一下子全都能卖出去，讲再大的道理也变得简单了”。

　　要警惕“波涛汹涌”

　　一夜之间，从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再到阡陌纵横的乡村田野，谈论创业的创客要比热议股市的股民更普遍。

第一次，城市与乡村拥有了可共享的谈资，即“创业”。

　　但创业也与股市类似，高额回报的背后，所要承担的是高昂的代价，即风险。

　　钟文彬常告诫后者，比整日怀揣梦想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份情怀早日落地，起码要解决生存问题。

然而，过去两年半里他所见到的现实是：

初步估计，仅有5%的“返乡创客”“赚到了钱，活得还算不错”，而其他的大多数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未解决。

　　即便是置身在当下“万众创业”的时代浪潮之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创客们依然要承担高风险可能随时带来的惨痛代价。

　　林德福对此建议，政策出台推动的同时，应当将大批“返乡创客”有组织地集合起来。

因为，“返乡创客”以个人之力“单打独斗”的时间越长，这股返乡创业的热情就越容易因诸多因素而快速消减。

　　作为千军万马中的暂时领先者、“农人F4”的成员们普遍坦言，近况即便暂时良好，创业依旧艰辛，风险时刻存在，而“置身浪潮之中，更要警惕‘波涛汹涌’”。

　　陈统奎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农人F4”都不成功，那其他“新农人”该怎么办？

　　迄今陈统奎仍在寻找“一起打拼的人”。

对于火山村荔枝而言，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招不到更优秀的事业合伙人。

　　刘敬文在着力解决新疆农户生产合作社的建设、管理问题，每年还需往返深圳、喀什两地多次。

　　赵翼干净利落地终止了与此前部分擅自使用农药、化肥的茶叶厂商的合作，和创业伊始时一样，奔波于寻找新茶农的路上。

　　而对于始终奔走在古村之间的汤敏来说，5年的时间稍纵即逝，保护与活化古村落的艰巨使命，更像是一场关乎抢救历史的战斗或博弈。

最近，他正在竭力促成一条“古村救援热线”的正式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