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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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探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探究

[摘要]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

“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

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关键词]美英解读者；“十七年文学”；身份；族裔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4）01―0108―06

文学研究并非纯粹是学理层面上的话语系统，它与研究者的身份息息相关，是研究者在身份制约下的外在言说体现。

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其族裔、教育经历、从事职业等密不可分。

本文即探讨1950-1960年代美英两国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的身份问题，以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例，考察哪些人在研究“十七年文学”，其身份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言说。

一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主要如下：

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者，主要由西方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两部分组成。

他们间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因素的一致，对“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存在着相似，却也因族裔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显示出了复杂性特征。

就出生时间看，这些解读者都出生于20世纪初。

对西方本土研究者而言，20世纪上半期正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兴盛之时。

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的相继出现，使西方世界愈加关注个体存在价值，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

大学阶段是价值观确立与成熟的另一重要时期，这些解读者接受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集中于1940-1960年代中期，正值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冷战、双方处于严重对峙时期。

新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引起了普遍恐慌。

其采取的土地改革、剥夺地主财产、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等活动，都被西方视为暴力极权做法。

双方的互相封锁增加了彼此的隔阂。

华裔研究者则基本都于国内完成学士学位教育，其后赴美深造取得硕、博学位，再留美任教。

他们可谓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五四摧枯拉朽式的反传统、要求西化、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号召，在他们内心留下了深刻印记；出国后进一步接触到西方民主与自由思想，加深了对这种思想的认同。

而其时西方强烈的反共氛围、他们自身脱离中国大陆带来的思想隔阂，都使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基本倾向于西方学者，不认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

西方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这种政治身份认同，影响到这一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解读中包含了大量抨击新中国之语。

富有意味的是，本时期，很多解读者并不来自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来自政治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以政治、历史研究者身份介入“十七年文学”研究。

这些人主要并不关注“十七年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批判运动。

在上述政治立场制约下，研究目的多为表现作家与新中国政权间的矛盾，证明共产主义统治的残暴。

如其主要代表人物谷梅。

该学者毕业于哈佛大学远东历史与语言专业，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这一时期，谷梅尤其关注新中国文学批判运动，笔下《共产主义中国文学异端》一书，几乎谈到了新中国文学领域所有重要批判事件。

她毫不掩饰对这些运动的兴趣，言：

“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作家的生平经历比其作品更重要。

”[1]（P273）谷梅高度同情并赞扬那些与新中国正统文学规范不符的个人，但潜在的价值取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似乎胡风、丁玲、冯雪峰未能抵挡住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一个悲剧”，而这正是“具有‘冷战’偏见的学者所共有的”[2]。

谷梅由此被视为西方“反共派”学者代表。

另一位言说者包华德亦擅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曾任职于美国在中国的外事机构。

他将中国文学视为“特定政治、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以历史视角研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3]。

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则促使他对中国文学管理机构产生了兴趣，《毛泽东统治下的文学世界》一文就主要研究新中国的文学管理。

当然，也有学者言说了“十七年文学”作品，如施拉姆。

他将毛泽东主要写于建国后的十首诗译为英文，并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

不过其探讨的并非为作品艺术性，而是思想性，译介原因主要是因为毛诗包含的时事政治信息，“可以从中看出的近几年来毛的态度中某些更为引人注目的见解”[4]（P215）。

分析这些诗歌时，施拉姆的视角主要是政治、军事的，如《登庐山》被其视为是毛对苏联撕毁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协议的回应，毛以陶渊明自喻，不为苏联“五斗米”折腰。

经考察，这些人的言说是这一时期美英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

其关注的新中国文学批判运动，正是该阶段两国的研究热点，较之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多、更系统的言说。

因此这一群体是本时期美英解读者的主要人物，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解读的整体趋势。

其余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解读者，视角确实能更多置于作品，着重对文本的言说。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夏志清、许芥昱少数人外，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研究领域，而非当代中国文学，由此，对新中国文学的言说多为偶发式的，非持续、系统的，并多停留于一般的印象式研究。

专业队伍的缺乏使这一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并不深入。

且研究者们整体上还倾向于以西方艺术标准评价中国“十七年文学”。

西方学者长期浸润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中，这种倾向自不待言。

白之在《艺术的质点》一文中，曾谈到如何研究共产主义中国文学，说：

“在思考‘他们的’观点前，必须先要找到能满足我们观点的‘质点’。

”[5]这里，“我们”是包括美英解读者在内的西方学界，而“他们”则是中国大陆学者。

白之设置了二者间的对立，并明确指出要从自身观点出发进行研究。

华裔研究者在国内即已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接触到受西方影响深刻、崇尚个性与自由精神的新文学作品，出国后又在美国大学里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因此价值标准大多也倾向于西方，要求文学脱离意识形态控制独立存在，崇尚人物描写的心理深度等。

由此出发，他们对新中国文学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政治性远高于艺术性。

时钟雯就认为新中国描写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的小说高度“公式化”，艺术价值“非常有限”[6]。

三

就华裔研究者而言，从表1可知，他们除夏志清、许芥昱二人主要精力置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外，其余都主治中国传统文学、文化。

这既与他们整体上较二人出国时间早，国内新文学影响还未如后来重大相关，也因为其时西方学界主流更注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处于边缘位置。

因此，几人中除陈世骧对新中国文学言说较多、较为深入外，其余并未深入探讨。

然而，华裔研究者在深层文化立场上与西方本土研究者并不同，最明显的是双方对中国传统的态度。

与白之、夏默等孜孜以求寻找新中国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并很大程度上以此作为评价新中国文学的标准不同，华裔研究者更乐于寻求新中国文学的现代质素，对传统态度也更冷静。

究其原因，正在于这些人在接受西方观念前的“前视景”作用。

华裔研究者从小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相对于白之等“外部”观察者，本身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对西方学者视为新奇的东西，他们可能习焉不察。

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他们也更倾心于文学中的现代质素。

西方、五四、传统三种层面影响的交汇，在陈世骧、夏志清、许芥昱对“十七年文学”言说较多、也更为深入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复杂与明显。

此三人出国前，在国内所修专业均为英语，对西方文学已有一定了解，其后赴美留学，接受了西式学术训练，对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及西方文学观念更为倾心，也能够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

如陈世骧《统一中的多样性：

诗歌与大跃进》一文探讨了“无意识”对诗人创作的功用，这明显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

夏志清以细读方式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方法来自美英新批评派。

许芥昱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序言中谈及李金发、戴望舒所受西方象征派诗人影响，显示出了西方理论视野。

而强调个性解放、反对专制主义的新文学传统对三人也有深刻影响。

陈世骧就读北京大学时，与“汉园三诗人”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同为诗友，既创作新诗，也撰文品评新诗，是“北京大学诗人群里的批评家”，只是出国后逐渐从新诗的创作、评论转向古典文学探索，“但怀旧的情绪不时产生，常对学生说北大时代饮酒赋诗的掌故”，并且似乎是美国大学里“唯一再三强调新诗在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的大学文科教授”[13]（P23-31）。

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新中国诗歌投入了较多精力，并能够肯定其中某些体现了现代诗歌节奏、感情的诗作。

夏志清本身即以现代中国小说研究闻名学界。

许芥昱中学时已阅读鲁迅、冰心、沈从文的作品，较之中国传统文学，他更喜欢“1919年文学革命以来的文学”，因其提供给了他渴望的“所有东西”。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许曾受到冯至、卞之琳、沈从文等人的教导，并树立了文学应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念：

“文学，不考虑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应有自己之价值。

”[14]（P12-17）但与另两人不同，西南联大师生对国民党的猛烈抨击，影响到了许芥昱对国共两党的看法，使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相对持一种客观态度，也更能理解新中国文学的政治色彩。

总之，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三人影响深刻，使其出国前即认同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也使他们能够继续关注继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出现的新中国文学。

但这三人并非以空白身份接受西方影响，他们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反之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夏志清曾评价陈世骧：

“五六十岁的中国人中间，不论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有世骧兄这样的旧学根底、古诗文修养的人实在已经不多了。

”[15]（P101）夏志清自己则在小学时即已熟读《三国演义》[15]（P4-12）。

许芥昱“能诗、工书、善画，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解颇深”[7]（P272）。

中国传统的影响也时时体现在他们的研究中。

陈世骧谈“无意识”，也谈“意象”，这正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概念与古诗的重要特征。

夏志清并未完全否定新中国文学的价值，肯定了周立波《山乡巨变》继承了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精神，而“感时忧国”与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一脉相承，夏本人也曾谈到他对儒家的赞赏：

“……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我自己也越来越向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

”[16]许芥昱在《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序言中介绍了中国古诗传统，贴切中肯，却未如白之等人以中国传统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尺。

族裔身份带来的言说差异，在夏志清、白之对赵树理《三里湾》的评价中，得到了清晰反映。

如上文言，白之认为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婚姻风俗传统，因此有趣。

夏志清却完全否定了《三里湾》的爱情描写，认为其中男女双方由于对方工作积极、思想上进而结合，缺乏真正的爱情质素：

“……作者也插入一段牵涉六个年轻人的恋爱关系。

赵树理极力想把这些浪漫插曲描写得生动有趣，可是他失败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个人对自己爱人的评价，完全是以政治意识及工作能力为标准，主观的浪漫情感是绝对不许可的。

”[17]（P421）因此，华裔研究者的中西双重文化身份认同，使他们在言说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时，在表层的价值倾向上，显示出了与西方本土研究者相似的特征，但又由于族裔身份的差异而产生了深层次文化立场上的不同。

他们的研究共同丰富了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

[参考文献]

[1]MerleGoldman.LiteraryDissentinCommunistChina[M].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

[2][美]迈克尔・戈茨.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

（1）：

209-224.

[3]HowardL.Boorman.TheLiteraryWorldofMaoTsetung[J].TheChinaQuarterly，1963，（13）：

15-38.

[4]燕青山，易飞先.施拉姆集[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