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穗 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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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穗记》

拾穗记（之一）

孙正荃

前言：

平时阅读书报，喜将所思所得随手涂抹，现陆续整理如次.恰如在地里弓腰拾穗，难免零碎也难免杂有稗草，敬请指正。

历史还没有说话

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她带着我回望历史，走进历史，心灵一次次受到沉静的感动和热辣的震颤。

是的，当权力者在重编历史，对胜利津津乐道而对自己的罪错失忆，许多真实的历史被遗忘和扭曲了的时候，她为我们展示的一页页鲜活的生命记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形象便显得尤其珍贵。

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多少被掩盖着的伤痕，被忘却了的兄弟姐妹，相信历史终究会显露出自己的真相，这就叫历史无情，也叫历史有情。

对于那场战争，以及那场战争之前的战争，尽管已经有了汗牛充栋的研究论文和书稿，但是，或许，历史还没有说话。

学学齐王如何

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戴晴女士在回答德国之声专访时，有两句话非常精彩，她在责问国内官员一次次不让她提问之后这样说：

“在国内，你不让我问，到了这儿了，我们俩面对面了，你还是不让我问，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过于心虚了？

”

他怎么会“心虚”呢，当然是“强大”啦！

至少也是强大与心虚并存。

他在那种场合不理你不睬你（“心虚”），可他在另一种场合就可以收拾你（“强大”），不是吗？

现在中国官员对西方的态度非常微妙，典型的话语是这样的：

“我们的事你们不要管，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们的人权标准。

”如果你还要说三道四，那么回敬你的大抵是这样的话：

“你们那里还不如我呢，管管自己去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美年年要打的那场“官司”：

一个说，你搞专制，太野蛮。

一个说，你搞的那个民主,问题更多。

一个说，你们百姓没有人权没有什么什么自由。

一个说，我们经济腾飞，百姓安居乐业。

看起来活象小孩子过家家。

要叫我说呢，你拒绝走出专制，你在国际社会便显出了你的异类特质。

民主自然也有很多麻烦，但是民主至少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而专制则往往把好事也办成坏事。

民主也会有错误，但发生了错误比较容易改正，而专制只会掩盖错误甚至转嫁错误。

不过也并非统统不许西方管“我们的事”，这要看对不对我胃口，凡投我所好者，吹的捧的，甚至为了看中腰包里的美金而阿谀逢迎的，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让我“不高兴”了，那必定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还常常让人家这样表态而不要那样表态，比如不断要人家“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便是一例，凡“承认”一个，我们就报道一个，至于究竟“完全”到了什么地步，那是“中国国情”，“你们不要管”——多么富有中国特色的逻辑！

我怎么觉得有些号称是代表这个那个“先进”的人，连《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那个齐王都不如呢？

好久没有关心文坛上的事了，近日翻阅报刊，发现又有新的一番热闹，那是由一位有点名气的什么“家”的两篇文章引发的，这两篇文章却用了同一个题目：

《我们为什么对同时代人如此苛刻？

》一篇发在2009年9月，一篇则在10月，单从时间上即可感觉到作者的急迫焦虑甚至愤怒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什么事呢？

说穿了，还是那个老掉呀的主题：

中国当代文学究竟伟大不伟大？

作者认为，我们已经产生了多少大师多少经典，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如果真是没有经典、没有大师，我们的文学大繁荣大发展不就是虚假的繁荣，不就是一句空话？

这60年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不就是一个可怕的空白？

”他说得很坦率：

关键不在历史真实不真实而在你的标准“苛刻”不“苛刻”。

真是妙哉！

前些年，也有人为我们如此辉煌的文学却竟然没给个诺奖而愤愤不平，报刊上也着实热闹了一番，热闹到最后，一致认为辉煌是辉煌的，可因为外国人都不识中文，那个评委会里，只有一位姓马的看得懂咱的文学作品。

结论就是，必须多多翻译多多宣传……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是面向国内的，是批评自己不把自己当人。

可一想，也不对呀，不是年年有什么五个一奖、鲁迅奖、茅盾奖，还有许多名字好听的奖，从中央到地方，哪年不热闹几回，似乎并不“苛刻”呀，原来，他所说的“苛刻”是指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这个奖那个奖不买账的读者。

这里且不说“经典”是需要大浪淘沙般的经历时间的检验，不是你说它是它就是的，就说所谓“大发展大繁荣”也是你在自我欣赏，当然，“大师”是有的，上海不是牌子都挂出来了么？

可惜呀，诺贝尔没有生在咱中国，不然的话，咱中国人怎么会到今天还是“空白”？

不过，我倒真是希望咱们设的那么多个奖，包括金鸡百花华表飞天还有白玉兰等等，成为老外追逐的舞台，咱们也六十年不给他一个，让他好好去反思反思。

虽然没有诺贝尔，咱们不是有阿Q吗？

不要被鸿篇巨著吓住

一度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徐老三”徐景贤坐了十多年大牢之后，一次对沙叶新说，漫漫长夜，思前想后，“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

”他称自己的《十年一梦》（2003年香港出版）是“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但是真正想做到这一点，恐怕也不易，因为你在讲述“事实”时，往往难以同自己的“观点”彻底分家，不仅是“分开”，有时甚至需要背离和叛离自己，你做得到吗？

——比如对于司徒雷登，我们如果只是读过那篇《别了……》或许就可能与历史的真实“失之千里”。

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匆忙地对历史上事件、人物的是与非作出结论，以免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匡正，如果过于匆忙，加之为了服务和服从庙堂或市场的某种原则，我们不仅可能遗漏什么，更可能为了某种需要而遮蔽什么扭曲什么颠倒什么编造什么，而这些被遮蔽和扭曲的，或许正是可以揭示历史真面目的关键细节和情节。

且看五十年前一次次“决策”的真相不是到今天才被一点点披露出来的吗？

而对于那些还被各种各样黑幕遮蔽的历史，我们还是耐心地等待更为实际。

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以为最好是先多了解些历史真相，多看看那些比较可靠的东西，而别被大人先生的鸿篇巨著，比如他改变了历史之类吓住。

历史的扳子不能这样打

近年来，揭批半个世纪前在历次运动中挨批挨斗戴帽子甚至发配充军的人表现不佳的文章多了起来，比如，头号右派章伯钧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检讨”中，说自己是“为右派分子利用”，接着在《光明日报》上以社长身份发表《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论中，公开批判刚被毛泽东点了名的，两个多月前才被自己任命的得力干将储安平。

——可是我想告诉读者，你们可知道，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叱咤政坛，身兼两个“民主党派”的头儿，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多少功劳，而转眼间，在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阳谋”中，他又承受了多大的冤屈和压力，他的身上他的心里有多少伤痕？

看了他女儿写的几篇长文，当不会在他死后再对受尽暴君践踏污辱虐杀的人追究他没有殉道者的勇气，指责他缺少在高压下决不背叛自己团队的精神品格，而放过了制造那场让五十多万无辜者沦为贱民，成百上千万人遭到株连的罪魁元凶。

什么叫生不如死？

没有亲历暴君统治的后来人，不是在夹边沟、兴凯湖的饥饿和寒冷中经年累月煎熬的“劳改”“劳教”的“分子们”,恐怕是难以体会的。

道德的高度需要提倡，罪魁祸首则需要批判,这是不是比较公平。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鼓吹反叛，鼓吹自由和独立，反对专制和独裁——古今中外近代史上这样的事例多多，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又往往是这样：

革命发展到后来就否定这种反叛，甚至扼杀自由和独立，革命前后迥然不同的表现竟然都叫做“革命的需要”，这是最神圣的无庸置疑的定律——“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实行剥夺和镇压，连续不断地在种种阳谋和阴谋中把原先的朋友甚至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同志扔进大牢，而且，所有一切都被书写成伟大的辉煌的天经地义——龙种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跳蚤！

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或者说就必须不择手段？

为了某个伟大的理想是不是就可以——或者说就必须让党性取代人性？

让所有跟随者在无穷无尽的“斗私批修”中泯灭自己的个性并最终失去自己？

还有，“为了解放全人类”，是不是就一定要以牺牲肉体和精神的自由为代价，如果每个生命个体都没有了自由和独立，那我们凭什么还要追随它歌颂它？

病榻上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留给了后来人许许多多的问号，如今，我们找到答案了吗？

把皇帝和太监平均一下

报载，官方2008年公布的全国职工月收入差距如下：

万元以上1%；5001—100005%；3001—500012%；1501—300037%；1500以下45%。

同年官方公布的平安保险公司头儿每天的收入为18。

12万。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但是我由此对所谓全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数有了新的认识。

据2008年4月报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号公告”称，2007年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24932元，日均工资为99。

31元。

数据甫出便遭来一片质疑。

我以为这个“平均数”也可能不假，问题在于它毫无实际意义。

试想，有日均180000垫底，日均99元不是不可能的。

打个比方就清楚了：

如果有人对你说，皇帝身边的人平均有三个或者五个或者十个老婆，你信吗？

应该信，虽然那些太监连半个女人也没有，可皇帝有几百几千呀，一“平均”，那个“99”岂不就出来了？

我们的有关部门真是涂脂抹粉的行家里手呀！

可又一想，不对了，他们在公布我国的煤电钢铁等产量时，在公布“国民经济总量”时，只说已经“跃居”世界第几，怎么就忘了“平均”一下呢？

这或者就叫“各取所需”，恰如有时（比如要提价时）强调“与国际接轨”，有时（比如讲国民收入时）则需突出“中国特色”也——真把咱当阿斗了？

从小看到老

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妻子邵华主动要求去农村。

岸青夫妇的生活历来由罗瑞卿负责照应。

罗听说此事后，力劝邵华为了照顾岸青留在京城。

邵坚持。

罗只好将她安排在北京近郊，以便随时返回。

毛知道了，非常不满，却不明言，只是“因故”取消了罗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过了一段时间，毛身边的护士长对毛说，邵华是自己要下乡，不是罗派她去的。

心里疙瘩既解，又让罗“列席”了。

文化大革命，在林的强烈要求下，罗又被抛出，但是毛一直没有太难为“罗长子”，罗自杀未遂，毛说他“将军一跳身名裂”，好象还责怪他此举是自作自受。

后来，罗与彭德怀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可到1974年罗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彭却因患肠癌在狱中疼得向警卫求救：

“我疼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实在忍受不了啦，你帮我打一枪吧！

”不久，11月间便惨死狱中。

要说抗美援朝，老彭可是为毛立了大功的呀，但是谁让他没看好毛的爱子呢？

又是谁让他吃了豹子胆直闯内室的呢（尽管有资料披露，那是有十万火急的军情要报告）？

有研究者认为，毛有阴暗心理，还有报复心理，对他身边的战友如何，我不敢枉说，对知识人士，从长沙到延安到北京，倒是听说过这方面的不少故事（比如早年在杨老先生家追求杨家小姐时，曾给来访的梁漱明开门倒茶，据说梁竟然连看都没看这个中学生一眼；毛在北大图书馆当差时，那些教授去借书竟也视若无人一样，如此等等），至少不能说毛的心理光明磊落宽容博大，反给人有点锱铢必较挟嫌报复的味道。

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在年轻时对一些小事的处置态度至关重要，它甚至会对人格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家乡有句民谚：

从小看到大。

就是这么个意思。

关于“稳定压倒一切”

一直对现实社会的许多现象不解，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和同情那些曾经的受害者，这些人如果提出一点诸如赔偿之类的请求或要求，也往往无人理睬；又比如，一些民众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走投无路，只好到上级直至中央“上访”，往往也无功而返，如果碰上报复性强的基层领导那就算你霉头倒足。

因为上级把有无“上访”，作为考察下级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要把上访消灭在未访之前”。

这么一来，那些上访的岂不是自找苦头？

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稳定”。

近年来，“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第一要务”，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新名词：

“维稳”，甚至为此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

哈维尔似乎知道了我的不解，他对我说：

有这样一种社会，它最高的原则就是稳定，而维系它的则是恐惧和谎言。

他又说，在谎言弥漫的同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能享受到较多的物质商品，但是他们不能参与经济决策，更谈不上政治自由和民主参与。